外遇都是「假的」？！──從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看女性意識與婚姻

首頁圖來源：Masakazu Matsumoto

發現丈夫外遇，你會怎麼做？

近日，網路上瘋傳海濤法師在法會開示信眾的一段影片。他提到：「妳回家，門打開，老公在跟別的女人睡覺」，「你要馬上關起來」，因為這一切都是「假的！」而這位法師的「哪個男人沒有外遇」論點，也同樣引起網友熱議。

外遇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如何面對婚姻中的頭號殺手──外遇？在試圖釐清這些問題之前，不如，先看場電影吧！

由Mike Newell執導，Lawrence Konner及Mark Rosenthal編劇的《蒙娜麗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以下簡稱《蒙》片）是以1950年代美國為背景對女性幸福進行探討的電影。50年代的美國雖然女性的地位漸漸受到重視，但在上層社會封建思想仍舊非常嚴重，衛斯理這所著名的女子大學，學生們大都有著良好的家庭背景，從小接受優秀的教育；學校是以「畢業學生應抱持日後必定走向相夫教子之路，並成為一個優秀的家庭主婦」為辦校理念；所有的栽培與學生的努力都是為了裝備迷人且優秀的女孩特質，讓她們成為上流菁英領袖或權貴家族的女主人，經營一個美滿的家庭，好為顯赫成功的男性增加成功人生的光環，她們學習的目的無非是嫁一個好丈夫，成就自己能組織一個高尚的家庭。

從Gary Becker（1960）交換理論與投注（side-bets）的觀點來說明，承諾是個體投注時間、金錢與資本，希冀從承諾的對象中獲得酬賞交換行為，行動與否乃決定「付出」與「報酬」的平衡關係，也就是個體投入某項活動，兩者成正比時，投注才能持續，交換才能公平。學生貝蒂正是積極投入Becker的婚姻經濟學，用理性角度出發的典型代表人物；她完全接受母親的價值觀，在愛情婚姻的選擇上刻意與門當戶對、家世相當的男性交往結婚。

但婚後不久，夫婿史賓即外遇，對貝蒂不聞不問；在一次宴會行進中遍尋不著丈夫的身影後，她終於崩潰的回到娘家，才踏進門說出今晚要住家裡不回去時，她的母親就站在樓梯冷漠的拒絕： 

「史賓的家才是妳的家，甚麼都不要想，轉身回到妳自己的家，這是代價，我們都要付出，要裝做一切都沒事，我是為妳好。」 

母親要她回家，要她假裝甚麼事都沒發生般的等待，要她包容丈夫外遇偷吃的心情，要她繼續經營只有承諾沒有愛的婚姻。在過去，女性的社會地位及經濟來源需要透過婚姻依附男性，因此結婚成為一種獲取生活保障的手段，而跟誰與何時結婚相對顯得重要，在父權社會的運作法則之下，女性真正的「價值」來自於在婚姻中被交換（從父親交遞到丈夫手中）與在家庭中生產孩子。換言之，在結婚這件事情上的效益，決定於性別角色分化與相互依賴的程度；過去男性的專長在於從勞動市場中賺取比女性更高的薪資；而女性的專長則在於家務工作與養育子女，由於彼此在另一方面均相對不擅長，因此共組家庭可以互補所需、互蒙其利。

前述學者Gary Becker用經濟學從理性選擇的角度出發，說明個人如何衡量結婚與不結婚的成本與收益，來決定是否結婚。在婚姻選擇作用的研究上，Gary Becker（1973; 1974）認為婚姻市場存在理性選擇，每個人都想要找尋比自己更好的人，婚姻最重要的是要找尋較有吸引力、報酬較高的另一半。因此，金錢財物、社會地位、家庭背景、聰明才智、性格特質以及相貌身材等經濟性的與非經濟性的資源都是吸引人們結婚的重要條件。套入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的說法，個人現在的行為是受這個行為以前得到之報酬的影響。

交換理論確實啟發了我們去思考人們對待別人的方式是怎麼來的，但隨著全球化所建構出的無疆世界，社會、文化、性別、價值、態度都受到史無前例的變動，新舊價值更是矛盾衝突，呈現多元的狀態；許多個人內在的價值與家庭所傳承的觀念，也都發生強烈的動態變化。最近幾年來，許多研究也逐漸把分析焦點由個人或配對因素，轉向夫妻互動關係特質（例如：夫妻權力分配是否均衡或夫妻互動中是否公平對待等），並指出關係變項在個人條件與婚姻認知兩者間具有中介的作用（Crawford et al., 2002; Myers and Booth, 1999; Wilkie et al.,1998; Yoav and Ruth, 2002）。尤其在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個人意識抬頭、經濟自主、婚嫁觀念改變後。趙淑珠（1997）就指出，「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而言，性別意識的形成是經由學習和社會化的結果，透過性別的自覺與社會地位，以及隨著社會的變遷，男女的分工模式也會逐漸改變，性別平權的觀念正日益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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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則認為，個人的人格與身分認同，其實與我們慣常在他人面前所呈現的面貌是分不開的，人格（personality）這個字的字源就是面具（persona），我們就是透過面具來對外發聲（per-sona），面具不只是表皮，還是內在的。正如同電影利用大銀幕與特寫，快速地縮短了觀眾與電影世界的距離，而這個充滿現實性的形式，很快就讓觀眾忘記「自己在看電影」這件事。相反的，劇場的形式像巫師與畫家一般，他們利用虛構化的距離，並透過這一距離來引起觀看者想像的投入。

高夫曼強調人們日常行為大部分是做作的，是依照社會對角色的刻板印象與為了達到預期目標而表演出來的，希望別人能依照自己所呈現出來的形象來認定自己的角色。例如：《蒙》片中身為董事會成員貝蒂的母親，深信女人的天職是相夫教子，然而真相與表象之間卻往往有著極大的差距。婚前，貝蒂的母親極力要自己女兒說服老公，在大眾前面讀詩以示情愛；婚後當史賓外遇不歸，感情出現裂痕時，母親仍要貝蒂忍耐，外表要裝出美滿的形象：「妳不可以離婚、夫妻總是有段調整期的、妳要主動打電話慰問史賓，妳不可以告訴任何人這件事，家醜不可外揚……」就某一層面而言，可以說，那是母親耳提面命女兒的無私教誨，但如果不是以心為出發點，而是隱藏著個人的虛榮、私心、權力與欲望，那麼女兒的痛與恨，只會無止盡的綿延，特別是像貝蒂這般的女孩。

婚前，母親極力要自己女兒說服老公在眾人面前唸詩以示愛；婚後，當婚姻出現裂痕，母親要她包容丈夫外遇偷吃；要她繼續經營只有承諾沒有愛的婚姻；要貝蒂忍耐外表還要裝出美滿的形象。面對母親命令式的教條，綑綁於毫無親密關係的婚姻，她以遷怒的方式來傷害別人和發洩自己。對康妮戀情的順利，她產生忌妒的謊言，對吉塞經常周旋於一群男人間，她引爆內心愛恨的歇斯底里咒罵。就像是華森教授所言，衛斯理女子學院事實上是一所「婚姻大學」，所有的女學生都不是為了深造自己的學問而來的：「她們只等著嫁掉自己後在婚姻中取暖」，問題是，幾乎事與願違；畢業當日貝蒂決定不再迎合母親對她婚姻的期望，勇敢地對母親說： 

「蒙娜麗莎的笑只是表面的，我不會以虛假的微笑維持這段婚姻，我要離婚。」 

她挑戰了早已受父權社會思想洗腦的母親：「蒙娜麗莎微笑著，但她真的快樂嗎？」她暗示所有看似「快樂」的家庭主婦，都為了婚姻而放棄了更大的快樂：追求自我理想與發展；而她最終決定與不忠的丈夫離婚，並到紐約尋求深造。直到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受到華森小姐多少思想上的啟發（施舜翔，2011）；電影藉由影像呈現婚外情中人心靈的幽微。著名的家族治療師，威斯康辛大學精神科Whitaker教授在處理無數的婚姻個案後曾說：「不幸福的婚姻會讓溫柔善良的人，成為罪惡的魔鬼。」（游婉娟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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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麗莎的微笑》是一部以女性為核心題材的作品，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53年，當時的美國社會中，婦女解放運動正在激烈開展著，但是女性的地位還是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但影片透過闡述女性當時在法律、經濟、文化、教育、性行為等方面的壓抑、歧視以及被不平等對待的處境中，都呼籲著女性生存的目的是必須將自我實現、自我潛能發展為優先；女性自我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是要優先於母親或妻子的角色存在的意義。

《蒙》片中的女性，表面雖獲得「平等」的受教權，思想上卻仍舊被父權社會法則箝制，在接受各式教育或進入大學，心裡想的卻仍是如何嫁個好丈夫，任憑婚姻壓抑所有能力與才華；都在隱喻「功利性婚姻」中的社會交換；其中尤以對「女性意識」、「女性主義」的詮釋最為熾烈。女性的「價值」真的是只能來自婚姻中交換（從父親交遞到丈夫手中）與家庭中身為母親的角色嗎？

在當代社會趨勢與時代變遷下，兩性的價值觀是否已有所改變？

事實上，性別不只存在於社會化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性別化的結構；性別織構出我們當代的社會規範；但女性的「價值」絕不可在父權社會的運作法則之下所決定與掌控；要不斷檢視挑戰現有社會文化中的規範與行為。女性會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角色與地位，通常是其個人經驗（包括原生家庭、雙親對於不同性別的對待、個人教育水準、以及刻意或是無意地接觸到女性意識相關議題與資訊），女性意識發展過程中也看到了生活經驗、個人本身的因應方式、得到的支持力量或阻撓、以及自我覺察與反思的交互影響；覺察也肯定自己是女性，可以讓自己更自主、與人更為親密，同時也朝向自己希冀的方向做改變（朱嘉琦、鄔佩麗，1998）。但是，女性以自己女性角色來看自己，仍然受限於許多社會期許與刻板印象，要經過與這些衝突矛盾相折衝的結果，體會女性的地位與處境後，才有可能慢慢走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與自己。

如何由電影社會互動的角度去理解社會現象，例如：觀察媒體上男性與女性的形象，提供我們關於社會生活的意義，認識電影意義與所傳達的意識形態，也正是作者撰寫本書最深刻的意涵。

比對影片中被網友戲稱為「最狂法師」的開示內容，面對婚姻中的外遇情境，除了糾結在那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或許，更重要的是能從別人的故事中，看見自己的覺醒！ 

本文整理自《世界是無法窮盡的文本：社會學想像與電影的對話》，胡正文著。
編輯、整理／徐佑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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