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選者前言
《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是我為趙清閣阿姨編選的一個集子，也是在完成自己多年的一個心願。
此書書名《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我在「趙清閣」姓名前面，特別冠以「女作家」突出性別。是希望讀者閱讀時，能夠注意到這位女作家作品那種女性細膩、秀靜和素雅的特點；以及作者本人經歷、感情和性格，在她作品中必然的展現。這樣，可以在閱讀趙清閣作品時，有助於對作品更深些的解讀。
以專業而論，我編這本書，不對口。然而，我，不論是出自父親洪深和趙清閣阿姨之間深厚的忘年交友情；還是出自趙清閣阿姨和我之間亦不淺的忘年交友情；現在自己來做這件事情，也勉強說得過去。當然，為對讀者負責，做此事前，自己確實認認真真地掂量過自己，實實在在地自問「可否做」?!終於，我下了決心，以必要的底氣和自信，開始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這本書。
我為什麼堅持要做這件事，這要提到趙清閣阿姨和我，在二十年間的連續和密切的交談、溝通。我們這種交談，讓我們之間一點點地建立起了相互間的信任；必然，我們之間也一點地點產生了感情。更是，我在這種不斷積累起來的、越來越多地理解與同情之時，我對趙阿姨，出自內心地迸發發出了一種由衷的尊敬和感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在上海華東醫院獨自一人送別趙清閣阿姨最後一段路──從病房到醫院太平間──後，即刻間，我要為趙阿姨做點什麼的想法，開始清晰起來。
我自問，我對趙清閣阿姨，對她，從瞭解到理解，從不僅有感情而且還有對她人格和文格的尊敬。那麼，我應該將她的作品，彙編成一本書來出版，以讓更多的讀者知道這位女作家，瞭解這位女作家，甚至可能會喜愛這位女作家的作品。而且，我準備，要努力爭取，讓這本書在趙阿姨一生都未曾獲得出版的北京去出版。（我努力過，而且看起來也十分接近做到，但終未成功。）
現在，我會用自己最大努力，完成這本《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的編選，在臺灣出版。
趙清閣一生──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沒有大紅大紫過。但是，對於喜愛文學的讀者，他們對趙清閣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對於趙清閣八十五年的一生而言，她的那些在文學意義上的重要的創作，則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撰寫出來的。
自一九四九年到她離世的一九九九年，這半個世紀的五十年，是她生命長度的五分之三。然而，實際上，中國大陸廣泛的讀者們，對趙清閣的文學創作活動是並不熟知，亦並不真正瞭解的。（這幾年，中國大陸現實環境中，趙清閣是因為被議論成什麼「同居」，什麼「情人」，因而在中國大陸傳媒上得到公開傳播──無阻礙的傳播。）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趙清閣在五四後的第二代女作家中，是不應該、亦不可以被忽視的一位女作家。她不僅是位多產作品的女作家，而且是位文學創作的多面手，趙清閣對於各種文體的文學創作，幾乎都有所涉足嘗試：戲劇、小說、詩歌──舊詩和新詩、歌曲填詞，以及古典文學──小說和戲曲──改編（現代文學），等等。這裡，且不說趙清閣初期在繪畫和音樂方面的習作。
一九九○年十月，趙清閣阿姨在我要求下，回顧總結了她的文學創作活動，並且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活動，實事求是地給出了「評語」：
國內女作家，涉足戲劇、小說、散文、電影各類創作的，並且有收穫的，我是唯一的一個。
我早期（三十年代）寫短篇小說；抗戰時期，為抗日宣傳，寫戲劇；抗戰後，寫了中、長篇；新中國成立後，其他不能寫，要受批判，轉向古典文學。建國後，我寫了四個小說「梁山泊與祝英台」、「白蛇傳」、「遊園驚夢」（杜麗娘）、「桃花扇」，以使古典文學普及，而「桃花扇」文革時底稿燒掉了。六十年代，我進行電影創作。八十年代，我寫過一篇小說，內容講「文革」中子女為劃清界限對親人長輩的惡劣，和「文革」後子女為分得財產對親人長輩的虛偽。這篇小說刊登在《浙江文藝》上。我沒有什麼大成就，一生做的工作，是別人不願意做的，也是沒有實際利益的。
趙清閣一生的生命實踐，完全是在硯田筆耕中度過的、完成的。她從十四歲那年拿起筆寫稿在報紙刊登，直到一九九九年十月為止（她十一月住進醫院），在她八十五歲的生命路程中，足足有七十一年，是在辛勤筆耕中，迎來日出送走日落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非常時期是「心寫」）。
趙清閣阿姨一生未婚。（她自己說：「我一直是獨身，而不是什麼所說的「單身」？」──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她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家庭親人。趙清閣把自己的生命無悔地「嫁」給了文學。這是趙清閣阿姨終生無悔的選擇。
文學創作，是趙清閣的真愛。她用真誠，來對待她的這份真愛的。
趙清閣堅持做一個「純粹」的作家，她自己也很為此感到自豪。不止一次，趙阿姨在談話中，談到她作為作家的做人和寫作原則。
趙阿姨是注重人品的，她以為，作為作家也是要講人品的：
作品有高低，這是由作家才力大小而定。因此，不同作家，有作品高低之分，是正常的。這與個人如何，關係不大。但在做人上，一個人卻不可無氣節無人格，這就是個「人品」問題了。──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我以為）地球上最盛行「派性」的地域──中國大陸，在這個地域的這個「派性」最活躍的圈裡了，趙阿姨鄙視「派性」，不參加「派性」，當然也必然不搞「派性」。這亦正是她能夠讓我肅然起敬的原因之一。趙阿姨言行一致的，怎麼說的，就怎麼去做。她這麼對我說：
作為作家，我寫作。我只做一個作家，不入流，不加幫，也不介入派性。
我這樣，就要被人罵，說我是「政治上騎牆」的人物。左派和右派，都在罵我。但我不為所動，文壇上的各派，都不能把我擄去，都不能利用我。因此，我被各派都不「看好」，都不被所「容」。儘管，這使我處境困難，我仍然堅持不改變態度。所以，當文學界向姚雪垠發難的時期，我沒有「回應」。他不僅是我的河南同鄉、同學，也是我的朋友，我不幹「落井下石」的事。老作家臧克家、端木（蕻良），我們雖然是朋友，但一牽到「派性」的事，就是朋友，我也不會被他們拉過去。──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
趙清閣做人，講人品、人格。趙清閣的文學創作，同樣也是有「品」、有「格」的。我為趙清閣阿姨編的這本選集，選入了她在話劇、小說、散文和古典文學名著改編（現代文學）等諸方面的文學創作作品。努力在一本書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地全面展現趙清閣的文學創作收穫。
趙清閣進行文學創作，顯然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她創作描寫，是要努力反映出社會真實生活狀態，是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趙清閣寫貧苦人們的生活，她是從揭露社會中眾多勞動者的貧窮和困苦，也揭露社會現實中那些竊取並佔有著社會主要財富、過著錦衣玉食的不勞而獲者。她用作品控訴、鞭撻現實社會這種不合理、不公正的黑暗。她是用筆，在發出她憤怒不平的聲音。
趙清閣也寫青年男女愛情題材作品，她是從讚美對自由愛情的追求和堅持，是從痛斥封建制度摧殘人間美好愛情這些方面來寫。趙清閣寫愛情值得追求的光明和美麗之處，她不寫變態的、暴力的所謂的愛情。趙清閣在描寫男女異性的感情時，她用筆乾淨，描寫清潔正面，文風極其正派。
散文試閱：流水沉渣
行雲漫捲風塵，落落漠漠，就像長江和嘉陵江的誰水，流呀，流呀，流到後來漸漸連自己都忘了歲月！但是沉渣還在蠕動著。我還記得，四十三年前，嘉陵江傍的石頭上，曾有過我小憩時的影子；由北碚通往北溫泉的羊腸山徑，也有過我的足跡。雖然影子隱沒了，足跡也無蹤了；可腦海裡的往事，散記猶新，宛如一幅圖畫，水墨丹青，色澤清晰。
一九三八年夏天，我從武漢和難民群眾一起，被疏散流亡到長江上游的重慶。但是喘息剛定，翌年春天趕上日軍的狂轟濫炸，始而炸塌我的住處，繼而炸傷我的頭皮，不得已又被迫顛沛到重慶二百里外的郊區北碚鎮。
北碚是重慶的一個風景勝地，可以買舟溯嘉陵江而上，也有公路可以乘車沿上清寺、歌樂山、賴家橋、青木關直達。抗戰期間，這裡文風頗盛，文人名流薈萃；許多文化、教育單位也都雲集於此，如復旦大學、育才學校、中山文化館、教科書編委會等。我當時應聘為編委會編輯，於是決定前往北碚。只是北碚房子緊張，各方來人太多，連旅館都患客滿，一時無處棲身。偏我有肺病復發，經先我而至的朋友指點，北溫泉是個好地方；既能租到北平式的公寓，又適宜於療養；於是我便約了患難好友郁文姐，同往北溫泉僑居。
北溫泉距北碚不遠，順著嘉陵江徒步羊腸山徑，不到半小時就可走到；劃小船蕩去，只需二十分鐘。北溫泉地勢高於北碚，實際上是一座小山公園，背後有連綿的山巒，通縉雪山。山水溫暖，長年川流不息，於是人們利用這天然水源修成了一個游泳池。據說水質含鈣，不少人去游泳時都喝幾口石灰水，防治肺病。我後來就在這裡學游泳，也順便喝幾口石灰水。
這裡風景充滿大自然的優美，沒有什麼亭台雕琢；疏疏落落幾處供遊客旅居的房屋，都建築得各具特色，取名也很雅致。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數帆樓，琴廬；數帆樓面江，可以在樓上憑欄眺望嘉陵江。琴廬是用竹子建成的一排平房，漆了碧綠的顏色。門前一條小溪，石塊墊起的橋路，通向卵石曲徑。我和郁文姐不約而同都看上了這裡，我們便在這裡租了一間房。租金不貴，伙食可以自理，也有講究的中西餐飯館。總之很方便，的確有種「北平公寓」的味道。
我住的琴廬房間，門外有走廊，有扶手欄杆；前面是濕漉漉苔藤滿佈的嵐坡山岩；下面是澗；竹廬實際是架在澗上的水榭，臨窗倚欄，觀山色，聽水聲；宛如置身仙境。這裡清靜幽雅，尤其夜闌人寂時，伏案弄文，思維連綿；彷彿那嵐岩的瀑布，欲罷不能；流出了不少烽火篇章，儘管很粗糙，但她是生活烙印，今天來看，還是歷史的見證。這期間，我寫了一個五幕話劇《女傑》，（重慶華中圖書公司出版）還寫了些獨幕劇和散文。
巧得很，住在我緊隔壁的芳鄰，是女作家沉櫻和詩人梁宗岱，可見琴廬對文人的吸引力。我與沉櫻不期而遇，一見如故，朝夕相處，解除不少寂寞。我常常秉燭執筆達旦，早晨我該睡覺了，正是文姐上班，沉櫻起床的時候。她們曾問我：「在這荒涼的僻野，深夜獨坐，不害怕嗎？」我笑答：？「只顧揮筆，忘了害怕。」真的，那年月只想的是抗日救亡的事，很少想到自己；不僅我，凡愛國的人都如此。記得同客北溫泉的名劇作家陽翰笙，住在琴廬前面的一幢樓房裡；他原來是來療養肺病的，病中卻勤奮地進行話劇本《草莽英雄》的醞釀和創作。他忘了自己是病人，而忘不了作家的責任―用筆向敵人戰鬥的責任。由於我們都是寫的江湖義士抗敵救國的題材，所以每逢翰老黃昏散步到琴廬，我總要請他講些四川哥老會情況，講得生動有趣，使我增加了這方面的知識。大約一九四○年春初，我和沉櫻在北碚租了汽車站旁新建的樓房兩層，她住三樓，我和文姐住二樓。我們都捨不得離開北溫泉，可是對工作不大方便，文姐天天上班要跑許多路。我因為不常上班，受到編委會頭頭的批評，後來乾脆辭職了。
● 趙清閣（中）和陽翰笙唐棣華夫婦一九八八年五月北京
搬到北碚以後，我依然不時獨自或陪同友人重游北溫泉。這年六月，我陪同郭沫若、田漢、應雲衛、左明等偕游北溫泉，訪問育才學校，由校長陶行知先生招待參觀。走出育才學校我們有登縉雲寺，拾級而上，不過千尺，我都是一口氣攀登，從未間歇。那時我才二十五六歲。
縉雲寺的廟宇相當大，名僧太虛和尚在這裡辦有佛學院；學生都是小和尚，除了講授佛經外，還教些一般課程，充實學生的文化知識。教師都是老和尚，具有一定文化水準；思想相當文明開通，有點出家在家的精神風貌。他們常請遊客中的名流給佛學院的學生講演，他們風趣地把這說成是「化緣」，他們不要求佈施金銀錢財，只要求佈施些文化知識。這天郭老就「佈施」了幾十分鐘的講演，好像是宣傳抗敵救國的道理，還很巧妙地結合了佛法大悲的真諦。聽眾莫不為之動容！我暗暗欽佩郭老的口才，心裡想：這何嘗不是郭老在為國家向和尚「化緣」呢！首先郭老就為我們「化緣」了一頓素齋，和尚招待我們吃了飯，又送了些山上的土產「甜茶」。我們品茗吟詩，盡興下山，郭老和田老後來把這次記述縉雲寺之遊的詩作，各寫一幀條幅給我。（「文革」時倖免於難，至今珍藏身邊。）
不久，我又被王瑩、謝和賡偕遊北溫泉，在我的舊居琴廬住了幾天，還去過縉雲寺，這裡的一位主持僧法舫很喜愛文藝，所以特別歡迎文人；無拘無束，還和我們合影留念。
一九四二年仲夏，老作家林語堂住在縉雲寺避暑，寫小說。有一天他請我和幾個文藝界朋友，記得有老舍、方令孺、梁實秋等上山素餐，還邀了法舫作陪。法舫和我們一起談笑風生，林語堂帶點譏笑地稱他為現代新僧人，如果脫去袈裟，你不會相信他是和尚，因為他沒有一般僧人的習氣，開口「彌陀」，舉手「合十」。法舫曾經和我說過：心即是佛，他在心裡為國家民族的災難祈禱。雖然他不可能從軍抗戰，他絕不會當漢奸。他也不會逃到外國去，他似乎比林語堂愛國。有人告訴我太虛是「政治和尚」，我不瞭解；我知道法師確是關心國家大事，有正義感。但這樣的和尚，在那個封建迷信勢力還很嚴重的舊社會，是不被理解的。因此他默默地悄然離開了縉雲寺，據說是到海南島修行去了。
我和沉櫻在北碚鄰居了近兩年。當時她的大女兒思薇只有六七歲，活潑調皮；她在三樓跳繩跳得天花板上的石灰屑剝落到我的頭髮上，稿紙上；但只要我到窗口朝上喊她一聲，她就會乖乖地躡手躡腳跑下樓去，而她媽媽喝叱她沒用。於是沉櫻認為她怕我，每逢她調皮便拿我嚇唬她，說：「趙姑姑來了！」我不同意這辦法，我覺得這會傷害我和孩子的感情。沉櫻笑了。（去年我與遠客美洲的沉櫻通信，提起這一件事，她寫道：「四十年來思薇對於國內我的老朋友，只記得名字，人什麼樣子，沒有印象了，但獨對於趙姑姑記憶特深。」可見當年的思薇並未因為「怕」我而淡忘了我。她說這個如今已是小中年的女科學工作者，還將於今年回國時專誠來上海看望我。這是多麼快慰的資訊呵，我熱切地翹首以待！）
住在我附近的朋友還有方令孺、梁實秋、趙太侔、俞珊、朱雙雲、田禽等，他們都在編譯館工作。我專業寫作，這時期我寫了幾個多幕話劇本，《生死戀》（商務印書館出版）、《活》（婦女出版社出版）、《瀟湘淑女》（商務出版）、《此恨綿綿》（正言出版社出版）……等，還寫了些獨幕劇和散文、理論。勞動量相當大，因此肺病又復發，還鬧了一次盲腸炎。加之日軍三天兩次空襲，有時一天幾次；忙於奔跑防空洞，身心緊張，疲憊不堪。朋友們也是一樣，平常很少過從，只有在防空洞裡聚首；所以若干年後九姑（即方令孺）曾向我說：「我們也算患難之交了！」
是的，患難中的友情才最珍貴。那時大家的日子都不大好過，卻都能相互幫助相互安慰。我在病中，九姑十分關心愛護我；工作上也大力支持我，她利用工餘之暇為我主編的《中西文藝叢書》翻譯了高爾基的小說《鐘》。與我同時臥病的老戲劇家朱雙雲，因患肺結核得不到好的治療而死去；彌留時他向我托孤他的小女兒，要我幫助她完成學業，我照辦了。死後家裡無錢殯葬，我又替他向重慶文藝界募化了一具棺木，慘狀不忍目睹。那時我靠版稅稿費生活，稿費版稅少得可憐，不夠維持就賣東西。有一次為了買肺病退燒的進口藥，我把心愛的一隻小提琴送到寄售店拍賣雖然我不是音樂家，可我醉心音樂，苦悶時我喜歡吹吹口琴，拉拉提琴；音樂也有助於文思，因此我需要它；我後悔賣它。考慮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到寄售店，預備取回提琴，誰知一眼看見商店的櫃檯裡提琴不在了，我的心弦一下子斷了！我問老闆，老闆說已經賣掉了，立刻把錢付給了我。我懇求老闆代我追還，我懇求打聽買主的姓名地點都沒有結果。我流著眼淚寫過一篇散文《賣琴》在重慶《新民報》上發表了，我控訴生活的殘酷，也責怨自己的無能。這篇小文反響不小，很快有人寫信給我，願意贈我一隻提琴，我謝絕了，表示已無興致，最堪告慰的是提琴的買主自動找到了我，他是北碚復旦大學的學生，年輕人為我的小文感動，願意原物「歸趙」。我也為他的好心感動，知道他是一個提琴愛好者；我見他手裡提著我的小提琴，就請他隨便拉了一個曲子，發現他的基礎比我好，感到琴得其所，欣然打消收回的念頭。年輕人倒顯得惴惴不安的樣子。應雲衛程夢蓮夫婦看了我的小文在重慶買了些藥寄給我，勸我保重身體。由此可見，患難中人們多麼富於同情呵！當然，也會有些幸災樂禍的君子，在一旁像貓頭鷹似的獰笑著。
我在北碚住了達四年之久，一九四三年秋天遷居重慶。沉櫻這時已遷居北碚對岸黃桷椏復旦大學了，文姐結婚後也調到重慶工作，好友遂告星散。
四十三年後的今天更是故雨凋零；有的已經相繼作古，有的遠隔重洋！回憶往事如夢，感概萬端！詩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徒喚奈何！但喜聞北碚別來無恙，解放後建設一新，面貌煥然，一定景色益添風韻；若得重蒞舊地，也恐怕逢不相識了！
一九八二年元月二十二日
本文節錄自《中國現代文學 女作家趙清閣選集》，原作者趙清閣
編輯／整理：盧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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