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夢雨 王成軍（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000）
摘要：美國華文作家融融在其作品《茉莉花酒吧》中採用了「雙重聚焦」的敘事策略，主人公湯姆扮演著人物聚焦者與敘述聚焦者的雙重角色。本文運用詹姆斯·費倫的「雙重聚焦」理論，分析這一敘事技巧在小說《茉莉花酒吧》中所產生的效果，以期探求作者的敘事意圖。
關鍵字：雙重聚焦；詹姆斯·費倫；《茉莉花酒吧》
旅美作家融融的長篇小說《茉莉花酒吧》講述了一個關乎海外華人生存境遇、命運選擇的故事。主人公亞裔記者湯姆既是故事的敘述者，又作為人物深陷於故事的漩渦之中。費倫認為：「確定敘事聚焦的問題實質就是回答『誰感知』的問題。」這也就是說，當一段敘述的感知者是人物時，人物便是聚焦者；而當感知者是敘述者時，敘述者就成為了聚焦者。而在同一敘述中，作為人物的聚焦者與作為敘述者的聚焦者同時出現時，就形成了雙重聚焦。這一敘事技巧在作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物聚焦使讀者與正在經歷的人物同情共感，而敘述者聚焦則在經歷之後給予反思與追問。在費倫看來，雙重聚焦使得「人物與人物之間關係，以及敘述者與被敘述物件、讀者之間得關係發生了重大改變。」同樣在這部作品中，「雙重聚焦」使人物與敘述者拉開了距離，進而產生了倫理鬥爭，作者的敘事意圖由此顯現。
一、敘述者成為聚焦者之可能：人物湯姆與敘述者湯姆
申丹在論述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時，提及在這一類型敘述中，「通常有兩種眼光在交替作用：一為敘述者『我』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這是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特有的雙重聚焦。
然而，對於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特有的雙重聚焦現象，敘述學界並不缺乏其他的聲音。以西蒙·查特曼為代表的一派否認敘述者視角的存在，認為「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敘述者『我』僅起敘述聲音的作用，敘事視角完全來自於過去正在經歷事件時的『我』。」即否認了敘述者作為聚焦者的可能。這是由於「敘述者可以充當聚焦者的觀點違背了經典敘事學『故事』與『話語』的二分法邏輯。根據二分法邏輯，人物只能存在於故事之中，而敘述者只能存在於話語之中，兩者斷然沒有重合的可能。」詹姆斯·費倫則「掙脫了故事與話語之分的教條式羈絆」，對查特曼等人的「敘述者不能作為聚焦者」的觀點提出了挑戰。費倫以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為例，提出「當人物聚焦開始時，敘述者聚焦並沒有消失。與之相反，敘述者聚焦包含了人物聚焦。」受到巴赫金的複調雙聲概念啟發的費倫將這種敘述者聚焦包含人物聚焦的現象稱為雙重聚焦。
《茉莉花酒吧》是由主人公湯姆以回憶的口吻寫成，他既是這部作品的敘述者，又深深地介入到故事中去。亞裔記者湯姆被安排到美國偏遠小鎮的一家報社，卻因此捲入採訪對象（即亞裔女性余丹卉）的復仇陰謀之中。人物湯姆深陷於余丹卉的情網，而敘述者湯姆卻了然自己不過是別人手裡的一枚棋子，周圍的所有人「前後左右包圍我，把我套在其中」。人物湯姆以有限的眼光看待他所正在遭遇的人與經歷，但是敘述者湯姆卻總在一旁提醒讀者這只是「重大計畫中的一個小插曲」。人物湯姆總認為老闆坦誠直率，對自己傾情相訴，敘述者湯姆卻明白老闆擅於偽裝，對自己永遠有所保留。人物湯姆對余丹卉姐妹遭遇的同情，遮蔽了她們復仇計畫的冷漠與殘忍，敘述者湯姆則對復仇計畫提出質疑與追問。人物湯姆在痛苦之中急於尋求一根拯救自己的救命稻草，而敘述者湯姆則透視了人們內心的孤獨與靈魂的漂泊。隨著故事的深入展開，人物湯姆的眼光與敘述者湯姆的眼光便猶如這部作品中兩束聚焦燈光，將作品中的人物與事件照地通透而徹底。
二、雙重聚焦的敘述效果與作品主題探究
費倫的研究模式「注重作者、文本和讀者在敘事進程中的相互作用或協同作用，尤其關注敘事策略與讀者闡釋活動之間的關係。」由此，雙重聚焦在《茉莉花酒吧》中的運用與讀者闡釋、作者意圖息息相關。通過分析這一敘述策略，我們得以感知動態的敘事進程與文本深意。
（一）人物與敘述者的間離
格非在論及敘述中所使用的人稱時，也指出「真正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人稱的設定與文本意圖、立場以及讀者認同和判斷之間，構成何種關係。」在《茉莉花酒吧》中，敘述者湯姆通過回憶與講述自身的經歷，再次感知故事中的人物與事件，改變了敘述者湯姆與人物湯姆、採訪物件余丹卉等之間的關係，對讀者的認同與判斷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故事中，湯姆的採訪物件余丹卉利用他的記者名氣使自己經營的一家茉莉花酒吧聲名遠揚，招攬了大批唐人街的商賈生意。暗地裡，余丹卉的作為則是為了尋找並接近陷害妹妹的兇手進行復仇。人物湯姆一方面深陷余丹卉的情網難以自拔，對她們姐妹的遭遇同情不已，而另一方面又為自己被利用感到憤懣與掙扎的痛苦。申丹指出，第一人稱回憶性敘事中的兩種眼光「可體現出‘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它們之間的對比常常是成熟與幼稚、瞭解事情的真相與被蒙在鼓裡之間的對比。」雙重聚焦改變了敘述者湯姆與人物湯姆的關係，使兩者拉開距離，產生間離效果：敘述者湯姆在故事的末尾坦白道：「（人物湯姆）那麼軟弱、那麼有限、那麼折磨、無依無靠。」
在另一方面，對於丹卉的復仇計畫，人物湯姆與敘述者湯姆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物湯姆對丹卉姐妹的遭遇給予了無限的同情，因而也就對她們的報復表現出相當的寬容。丹卉的妹妹小卉無辜染病，而兇手卻暗中得利逍遙法外。湯姆在得知攜帶致命的傳染病毒的小卉「拖著病體把自己交給憎恨的男人去報仇」時，只能忍著心疼感歎命運的不公。而敘述者湯姆則對丹卉姐妹不擇手段的復仇方式提出了質疑，對她們在報復時誤殺了一個無辜的生命報以否定，甚至稱她們的計畫是「一個謀殺騙局」。人物湯姆與敘述者湯姆的間離同樣使讀者一方面對受害者抱以深切同情，而另一方面又隨著敘述者的眼光重新思索隱含作者提出的一個倫理問題的矛盾與困惑：面對法律的消極與無奈，受害者的復仇究竟如何裁決。
（二）敘述者湯姆的倫理選擇
費倫以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為例，「闡釋了雙重聚焦對隱含作者的倫理情境的影響：納博科夫通過運用雙重聚焦為整個敘事增添了一層厚重的倫理色彩：敘述者亨伯特的倫理鬥爭。」同樣在《茉莉花酒吧》中，雙重聚焦的敘事效果集中體現在敘述者湯姆的倫理選擇上。故事圍繞著最重要的一條道德禁令—「不可殺人」而展開。這條禁令看似毫無疑問，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一個人或者一個集體出於某些理由，常常是不失為高尚和優越的理由，是否可以犯規，可以越界？」 故事中遭遇傷害的丹卉與小卉，面對消極的法律，決定開啟以生命為代價的復仇。敘述者湯姆一方面以人物湯姆的視角與她們的悲慘遭遇同情共感，另一方面從這種無力、軟弱的情感中跳脫出來，對她們的復仇方式提出質疑與追問。敘述者湯姆不僅看到了她們的「罪」，也認識到「罰」的反對力量。在丹卉將妹妹小卉列入復仇計畫中的一個環節時，讓小卉以身體為代價接近兇手，丹卉痛苦地不能自已。這種可怕的心罰「透露出反對一切罪行的理由，甚至我們不便把它們稱為『理由』，因為它們不僅使邏輯的、理性的，而是以整個身心的力量、以全部的心靈、感情和理性去拒斥罪惡，去試圖掙脫出罪行的泥淖。」敘述者湯姆在倫理情境中做出反對「以罪制罪」的選擇。
為何要以罪制罪呢？作者在作品中反復提及「世界上其他生命包括花草樹木，生老病死都是有規律有秩序，只有人的命運深不可測，無能為力」。故事中的湯姆也好，復仇的丹卉姐妹也好，都是被命運所裹挾的、孤獨又無奈的生命。消極的世態、叵測的命運把人們逼仄到角落。財富、情愛、回憶甚至是仇恨都可以成為人類匆忙抓住並填滿空蕩的靈魂的快速消費品。然而，它們滿足了一時的歡愉，排遣了片刻的痛苦，卻終究不是靈魂的歸宿。敘述者湯姆選擇了信仰，選擇了寬恕與救贖，這是因為「法律的消極與無奈，並不能洗刷和杜絕罪惡」，罪不能消除罪。
三、總結
《茉莉花酒吧》以雙重聚焦的敘事技巧為我們展現出海外華人的生存境遇，同時也體現出作者對於倫理問題的關切、生命孤獨的獨特體味與靈魂歸宿的深刻思考。這部作品超越了個人的情感，更多地表達了對生命意義與精神價值的追問。作者採用了雙重聚焦的敘述策略，使人物湯姆與敘述者湯姆的關係產生間離效果，進而從兩個不同的視角觀察，表達了對「以暴抗暴，以罪制罪」這一倫理問題的深刻思考。人物湯姆經受了巨大的痛苦與無力，他的軟弱、折磨與靈魂的漂泊最終死在了敘述者湯姆的筆下，也從側面體現出敘述者湯姆對於人物湯姆的勝利。同時，作者也以湯姆的立場提出了罪惡的解救之道，即「安寧和幸福要靠信仰才能得到」。詹姆斯·費倫的「雙重聚焦」理論為這部作品的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通過分析照亮文本中的兩種眼光，我們也能夠體察到文本意圖與讀者認同之間的關係，感知生之顛沛，心之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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