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1920年~1945年的思想

2015/5/11  
  
本站分類:藝文

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1920年~1945年的思想

「各位島民如果希望把臺灣島造成各位在世界中唯一的居所的話、應要自動圖謀文化的增進…要自覺臺灣不是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摘自泉哲〈告臺灣島民〉,《臺灣青年》第一卷第一號。

 

1920年至1945年為東亞歷史最動盪的時期,也是臺灣青年至當時殖民宗主國日本接受新式教育返臺,在抗爭與接收之間擺盪,不斷尋求臺灣與自身定位的時期。《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從文學作品分析,擴展至社會史及政治文化史範圍,企以研究臺灣知識份子的思想轉變,重新審視在臺日重疊歷史的五十年間,歷史的事實與經驗給臺灣帶來的深刻影響。

作者身為一位臺日文學研究學者,廣閱中日文獻與史料,從中梳理臺日雙方歷史的脈絡,探討當時知識份子所指「臺灣文化論」本質,並討論「臺灣文化協會」舉辦的諸多文化活動,所帶動的社會轉變及引發效應。而《臺灣青年》、《臺灣》、《臺灣大眾時報》、《臺灣民報》、《民俗臺灣》等報刊文章亦反映了臺灣知識份子自我認同的困難處境,以及積極參與及表達自己思想的反應與改革的企盼。書中並從農民運動的發生,窺探社會主義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從多部大東亞共榮圈時期的文學作品,剖析其思想本質及鄉土意義。這些知識份子所接觸與創造的各種文化及社會面向,即為臺灣「近代化」的指標。

 

作者簡介

 

張修愼

 

.苗栗通霄人

 

.臺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

 

.京都教育大學東洋史學學士

 

.大阪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學碩士、博士

 

 

 

現任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曾任

 

.文藻外語大學助理教授

 

.日本關西大學客座研究員

 

.京都產業大學客座研究員

 

 

 

專攻

 

.臺日近現代史

 

.臺日思想文化

 

.臺日政治思想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著作

 

.《近代台湾知識人の軌跡-1920年前後の思想-1920-1945》(第一版)/臺北市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大正時期以降の台湾知識人における「祖国」「近代化」と「回帰」という思想》(第一版)/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日本における「近代の超克論』のアジア的反射-台湾の場合-〉《台灣史學雜誌》第15集/台灣歷史學會發行

 

.(戦時下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意識」と柳宗悦の「民芸思想」 -雑誌『民俗台 湾』と『月刊民芸˙民芸』との比較-〉,刊於《桃山歷史˙地理》第47號/日本國京都教育大學發行

 

.〈東亜同文書院と台湾の知識青年〉,刊於《桃山歴史.地理》第50号/日本國京都教育大學發行

.其他學術論文數十篇

 

內容試閱

1931年滿州事變發生後,隨著臺灣文化界生態的改變,基於「同化」政策的根本考量,書籍文化所擔任政治性的角色也逐漸加重。隨著殖民政策的推展,1930 年代中期,臺灣文學中的「臺灣日本語文學」也正式登場,「皇民化文學」也是其中的重要的部分。

一般論及所謂的「皇民文學」時,吾人馬上浮現腦中的就是周金波(1920 -1996)的〈志願兵〉、王昶雄(1916-2000)的〈奔流〉以及陳火泉(190- 1999)的〈道〉等三部作品。三篇著作各有其時代背景,而且作者本人歷經戰後國民黨的政權統治,對於當時的寫作態度有所說明,然而現在檢視當年在臺灣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對於臺灣知識份子的影響到底達到何種程度也是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本節藉著「皇民化作品」的爬梳,同時配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解析臺灣知識份子在面對「皇民化運動」時思想轉變的歷程。

從〈志願兵〉及〈奔流〉兩部作品的內容看來,兩篇作品內主人翁的心理徬徨,同時也都包含了類似「旅愁」似的傷感情懷,這也是他們到目前為止,被稱為「皇民化作家」而備受批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仔細查尋作家的背景資歷,除了陳火泉之外,其他兩人同時都具備了日本留學的經驗;同樣都是接受「近代化」思想洗禮的臺灣青年。換言之,在作品中描繪出同樣人物像的周金波和王昶雄,現實中也具備與作品主人翁類似的經驗與心情。

1940 年代的日本,與殘留著封建習慣的臺灣比較,臺灣不只是被強制實施「皇民化」的殖民地;對臺灣知識青年而言,在宗主國學習的「近代化」思想,可以說就是知識份子心中憧憬的桃花源。小說故事中,主人翁在日本讀書期間,極力隱瞞身份、使用假名,不能公開自己是臺灣人的事實;隨著故事的進行,作家以極為冷靜的筆調,描繪主人翁在面對「皇民化運動」時顯現出的心理徬徨。

小說裡的兩位主人翁,在進入1940年代的戰爭時期,藉著留學宗主國吸收「近代化」知識的同時,即便警覺到自己文化的後進性,個人對母國傳統社會中文化滯留的狀況,心中也深深抱持著強烈的無力感。另外,從原本日本社會的結構看來,在殖民地普遍存在臺日民族間「差別意識」的問題,無非也是日本傳統社會結構中所含「差別意識」的問題。

「差別化」的根本性問題,本來就屬於日本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那是根源於日本民族性的基本結構。當今我們在討論日本國內的「部落問題」甚至明治時期之後,甚至對於北海道愛奴問題的處置,無一不都是根源於「差別性」的結構。以此事實所得到的結論,戰前的日本帝國對殖民地人民所謂「一視同仁」的口號,只不過是一種標語罷了。

乍看之下,被歸類為「皇民化文學」的小說〈奔流〉,其內容實際上包含著不少問題。其中,筆者認為特別重要的是,作者透過主人翁的「自己」,提起對於兩個文化的疑問。對於當時的臺灣知識青年來說,為了要走上「皇民化」的道路,為什麼就非得一定要放棄自己的出身?這是隱藏在臺灣人內心的疑問,對多數的臺灣人而言,那是日本文化與漢民族文化差異的本質性問題,許多政策教條式的規範,終究抵不過現實生活上被要求「差異性」的殘酷事實。

而且,筆者想到〈奔流〉的內容時,常常聯想到的就是日本作家松本清張(1909-992)的小說《砂之器》。當然由於故事內容的相異,也許難以完全類比,然而兩個故事的共通點,就是提出了人為了出世是否非放棄自己的過去不可的疑問。作家在小說〈奔流〉裡提到的文化衝突,不僅僅是戰爭下存在的民族差異的問題而已,也與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差別意識」也是息息相關的。而且此「差別意識」的存在,與單純的時代性無關,應該是日本民族及文化的特性,完全存在於日本民族內部的本質。

同樣對於追求「皇民化」之路的描寫,也見於小說〈志願兵〉中。主人翁張銘貴回臺灣的目的主要是確認經由「皇民練成」、「生活改善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政策的實施,主人翁經常思考的是「臺灣會如何改變」的問題。小說內的張銘貴每周去一趟圖書館,主要是去看有關臺灣的新聞,也因為「皇民練成」或「生活改善」等議題常見於版面;小說中言及「要成為日本人」的信念,是兩位作家心中一致的目標,只是兩篇小說對於「方法論」顯現出不同的看法。

(摘錄本書第四章〈1930 年代之後的「近代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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