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街舊事》心岱:一個學徒出身的臺灣人, 突破「上海幫」占據書街的鐵律!

2017/7/11  
  
本站分類:藝文

書街舊事》心岱:一個學徒出身的臺灣人, 突破「上海幫」占據書街的鐵律!

「正文書局」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說《母親的畫像》,兩年後接著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萱草集》,可以說日後能成為作家,處女作的出版是最直接的支撐。當年我是文壇「新人」,以投稿報刊雜誌的作品發表,被讀者所認識,有了書的出版,就像一張履歷表,讓我信心加倍的往前邁進。 

於是我面見了出版社的發行人黃開禮,從此與他結了友誼之緣。後來「正文書局」多次轉型,出版類型龐雜而多廣,從文史哲到教科書、工具書、電腦、字詞典等。那個年代的出版事業除了印書生產外,大都志在「門市經營」,黃先生也不例外,他是第一代學徒出身的臺灣人,師從大陸淪陷來臺的上海商人。 

由於當時省籍觀念對立,臺灣人要在外省幫裡討生活,備受宰制與艱辛,雖說是「學徒」,其實並無老師教導,一切都要自己察言觀色,身兼打雜小弟與東家粗工的身分,漫漫等待「出脫」的一天。 

黃開禮在這種環境下苦熬成婆,從苦力少年成長為入行夥計,為東家奉獻二十年的風華歲月,才請辭自覓新領地,「正文書局」就是他創業的第一塊招牌。往後的二十年,隨著臺灣政局的穩定、經濟起飛、他的事業也在一片榮景的社會中風起雲湧。 

日治時代臺北商業心臟的街道是現今稱為「衡陽路」的「榮町通」,而直通總督府的「本町通」也就是光復後打造成書街的「重慶南路」。一九一五年,在這兩條街道的十字交叉口,有一棟規模宏偉的「新高堂書店」。這家由日本商人所經營的三層樓書店,除了獨家進口日本內地的書籍、雜誌外,更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販售。 

戰後,這個地標迅速被接收,改成「東方出版社」,以出版兒童讀物與字典為重點,協助政府推行去日本化的「國語」政策;除此之外,二戰前後,臺灣的出版業可以說是一片沙漠。接著,大陸淪陷,上海人以地利之便,看準了這塊處女地,來臺大量進口或翻印大陸的出版品。這期間,最早在重慶南路下樁布局的「國華書店」,後來擴大營業,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是一九五○、六○年代學子心中書店的第一名。然而,沒有人知道百廢待興的當時,這條已然成形的「書街」,正是上海幫發跡的天下,所謂「幫」,就是一種封閉生態,當時上海幫絕對不雇用「外省人」,尤其歧視臺灣本地人。可是就這麼「天意」,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黃開禮來到「國華書店」,從此以苦力為生、與書為伴,突破了「上海幫」占據書街的鐵律,在歷史洪流中締造了血淚傳奇。 

大環境牽引著個人命運的起落,回顧黃開禮的人生或事業,都是單憑己力對抗強勢、孤軍作戰的「孤狼」型。他個性孤傲不群,行事特立獨斷,這種「強人」特質來自童年「一無所有」的人格養成。他自嘲從小追求「活下去」的目標,為了試鍊自我能耐,奮鬥不懈、日以繼夜,追求著「不敗」。但經歷了這一切後,才發覺凡事再怎麼成功,若漠視「一朵小花」的價值也是枉然。 

這使他選擇在事業顛峰期了然隱退,學習放下一切的幸福。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黃開禮的故事橫跨一九三○年代至二十一世紀,超過了八十年歲月,其中除了強烈的勵志性外,更多的是讓我們重溫戰後的臺灣景況。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時代,人是怎樣存活的,從小學徒到老闆,他的奮鬥人生記錄了臺灣社會文化史的抽樣與縮影。 

從「文壇新人」到「資深作家」的我,無論作品有多少,都永遠感念「正文書局」出版的兩本處女作,有此機會因撰文的緣故,讓我走進舊時代的叢林,摸索背景與發端,把「小個人」融入「大社會」鳥瞰,格外能在歷史長河中感受「人生故事」的價值。「有故事可說」在「求同」的科技時代最難能可貴,願與大家分享這老靈魂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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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一書,時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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