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位掌故大家

20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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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位掌故大家

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高伯雨卻可當之而無愧。

高伯雨(1906—1992)原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有林熙、文如、竹坡、西鳳、夢湘、大年、高適、秦仲龢、溫大雅等超過二十五個之多。他是廣東澄海人,祖父高滿華在清道光年間南渡暹羅(泰國)經商辦企業,在新、馬、泰和廣州、汕頭都有商鋪分號,富甲一方。父親高學能(舜琴)是清末戊子(1888年)舉人,和丘逢甲同科,後無意仕途,隻身前往日本經商,幾經奮鬥,遂成日本關東地區舉足輕重的華僑巨賈。高家屬下的商業機構有「元發行」、「元發盛」、「文發行」、「元發棧」、「綿發油廠」等等,業務範圍廣及米糧、煙葉、橡膠、電燈、電話、航運等。高伯雨是高學能的第六子,出生於香港文咸西街高家經營的元發行,他四歲喪父,長兄高繩之(秉貞)只顧着發展自己的自來水公司和電話等業務,無暇打理父親的生意,到了一九一三年高繩之又病逝,高家事業從此後繼無人便日漸走下坡。一九一三年高伯雨在廣州公益中學的附小讀書,後來又轉到德才女子學校,再轉覺覺小學。(高伯雨於一九七四年曾寫《聽雨樓回想錄》在《波文月刊》連載五期,後因雜誌停刊,文章亦告歇筆。三萬餘字才寫到小學尚未畢業,若能完成,其內容豐富當可期也。)一九二三年高伯雨入澄海中學,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學畢業,到日本東京打算投考早稻田大學,九月遭逢母喪,即返廣州奔喪。一九二八年冬,他赴英國讀書,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三二年未修完學業而回國。先任職於上海中國銀行總管理處調查部專員,同事中有唐雲旌(1908—1980),也就是後來號稱「江南第一筆」的唐大郎,二0年代後期唐大郎開始給小報投稿,所作詩詞取材靈活,隨手拈來,涉筆成趣,頗受讀者歡迎。一九三六年高伯雨在南京外交部任僉事。抗戰爆發後他抵香港定居,直至一九九二年逝世。

在港期間,高伯雨編過晚報副刊,為報紙寫過稿,也開過畫展(因他曾隨溥心畬習畫,從楊千里習篆刻),更辦過文史刊物《大華》雜誌。但終其一生,可說寫稿為生,一寫就是五十多年,他曾自嘲為「稿匠」。據保守估計他一生所寫文字當有千萬字之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如此龐大的著作,最後結集出版的只有以「聽雨樓」命名的文集五種(一九九八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聽雨樓隨筆》,還在高氏去世之後),及以秦仲龢為名翻譯的《紫禁城的黃昏》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其他還有幾種雜著,如《乾隆慈禧陵墓被盜記》、《中國歷史文物趣談》、《春風廬聯話》、《歐美文壇逸話》等,但都是戔戔小冊。高伯雨自己曾說,他曾先後三次編選隨筆,都因為出版社解散或稿件遺失而未能出版,「三次受厄,可謂奇遇」。一九九一年,在香港作家小思、編輯家林道群的幫助下,他的子女自費幫他出版了新版的《聽雨樓隨筆》,這也是他生前的最後一部文集。次年一月二十四日,他遽歸道山了。

晚清至民國,掌故隨筆一類的筆記雜著為數極多,但多為耳食之談,謬悠之說,其中能以淵博翔實及議論精闢見稱於時者,當推黃濬(秋岳)所撰的《花隨人聖盦摭憶》一書為翹楚。該書對晚清以迄民國,近百年間的諸多大事,如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洋務運動、洪憲稱帝、張勳復辟均有涉及。內容不僅廣徵博引,雜採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因作者身分的特殊且多自身經歷,耳聞目睹,議論識見不凡,加之文筆優美,讀之有味,被認為民國筆記的前茅。瞿兌之推崇該書謂比之於洪邁的《容齋隨筆》,絕不遜色。而該書也頗受史家陳寅恪的青睞,後來旅美學人楊聯陞、房兆楹亦極力推薦,咸認其不但史料價值極高,而且是近五十年來以文言文所寫筆記的第一流著作。論者認為黃氏能做到這一點,一半是本人博聞強識、深明故實之學識使然,另一半則是與其平生遭遇相關。黃氏早年入京師學堂時,變故尚未發生,猶能親睹舊清之貌;鼎革之後,又以少年雋才見賞於梁任公、樊樊山、易實甫、俞恪士、陳石遺等老輩。瞿兌之嘗謂掌故學者,既必須學識過人,又得深受老輩薰陶,並能夠眼見許多舊時代的產物。

高伯雨從小就席豐履厚,高家富商多喜歡和文人往還,而當時往來寄食於高家的社會名流非常之多,有晚清翰林,當朝政要,閒居軍閥,一代學者等等,在這些人的耳濡目染之下,高伯雨對於晚清乃至民國之事,當有他獨得之秘。加上他熟讀古代和近代的筆記,尤其收藏明清罕見的筆記有上百種之多。還藏有大量的年譜、日記等資料,我們從他發表在《大成》雜誌的文章如:〈「隨軺筆記四種」中的珍貴史料〉、〈別開生面的年譜(麟慶與「鴻雪因緣圖記」)〉、〈從《張元濟日記》談商務印書館〉、〈程克甲子日記及其有關人物〉,甚至〈從我的日記中看四十年前的香港文化人〉、〈從舊日記談到民國二十一年的上海〉等文章,均可知道他對史料重視之一斑。

好友黃岳年兄說,高伯雨由於他特殊的經歷,他寫的許多事,都是自己親耳聽聞,或親身感受的,再加上他獨特的文筆思路,雖舊人舊事卻寫得意興飛揚,靈動異常。而他腹笥極廣,檔案筆記無所不讀,可說是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根據。過人的才情和過人的史識,構成了高伯雨文字氣度嫻雅的底色,信而有徵,讀來有味。難怪瞿兌之說高伯雨的書「必定是讀者所熱烈歡迎的」,「讀之唯恐其易盡,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問世,才能滿足我們的貪欲。」同為寫掌故和隨筆,高伯雨與徐珂、黃秋岳、鄭逸梅、劉成禺、汪東、徐一士、瞿兌之、高拜石和後來的高陽等人相比,無疑是最好的之一。而時代的劇變,也使得他成為「最後一位掌故大家」,而後無來者了。

記得高伯雨在辦《大華》雜誌時,曾催生作家包天笑寫《釧影樓回憶錄》,逐期在《大華》連載,最後並為他出單行本。這為包天笑耄耋多病的晚年,贏得不少慰安;而《釧影樓回憶錄》正續兩大冊,也為文壇留下珍貴的史料。高伯雨的高情厚誼,誠屬不可多得。如今在斯人逝世二十週年之際,面對他珍貴的文稿,香港牛津出版社整理出版高氏著作10巨冊,其中多冊是首次結集出版。有的是在《大華》雜誌的、有的是在《信報》的專欄,都屬於較短小精幹的文章。尤其在報紙上的文章若無結集,翻檢是不容易的。編輯家林道群先生的用心,無疑地功不可沒。

當然這還僅是高氏所有著作的一小部分,高氏的重要文章在《大人》、《大成》、《春秋》等雜誌上,在沈葦窗的《大人》、《大成》的兩份雜誌上,估計有二、三百篇之譜,有時一期中同時有署名「高伯雨」及「林熙」的文章;而在《春秋》雜誌的某一兩年間,他寫得甚勤,幾乎用了七、八個筆名,在同一期上,當然都是短文。高氏的長文極具份量,集考證與學術,趣味與史實於一爐。筆者近來涉獵晚清及民國史料,看了數百篇高氏的文章,或長篇大論,或雋永隨筆,筆底波瀾,令人嘆服!難怪香港老報人羅孚(柳蘇)稱讚高氏說:「對晚清及民國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而林道群也讚曰:「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的傳統,溶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這是高伯雨的高妙處,也是他獨步前人之處。《聽雨樓隨筆》可稱得上是白話文筆記的一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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