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我不是八卦,是在追究歷史的細節

2015/9/27  
  
本站分類:創作

蔡登山:我不是八卦,是在追究歷史的細節

蔡登山:我不是八卦,是在追究歷史的細節

 晶報記者 魏鼎

 最早領略臺灣著名作家蔡登山的風度,還是在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的紀錄片《書生意氣——五四人物志之胡適》裡,蔡登山作為評點專家之一和多位大陸學人,伴隨傳主人生故事的進展穿插講解傳主人生的晦暗隱幽。在眾多評點者中,蔡登山講述胡適不為人知的私生活細節,其言之有據、娓娓道來的語氣,讓人感覺他好似一直居住在傳主的心底。

 這也難怪,蔡登山除了是一位飲譽臺灣的隨筆作家,還是長於考證的文史學者。在蔡登山發掘民國名人「舊八卦」的獨特趣味之下,還有一種嚴謹治學的態度,這讓歷史變得更親近,也更有人情味兒……前段時間,蔡登山攜新書《重看民國人物——從張愛玲到杜月笙》亮相大陸,記者借機對他進行了專訪。

 楊憲益的重要性遠勝過林語堂

 晶報:大陸近些年刮起一陣「國學熱」,我知道您曾通過紀錄片、歷史寫作等方式呈現民國大家的生平,民國那段歷史為什麼能夠保持這樣一種長久不衰的魅力?

 蔡登山:可能民國歷史在大陸比較熱,在臺灣我倒沒有這種感覺。在大陸熱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那段歷史之前被忽略了,現在才覺得重要和醒目,因為它是客觀存在的。民國史資料比較分散,有些在臺灣,有些在香港,現在大家開始努力搜集這些資料,雖然有點晚,但還是來得及。比較可惜的是老先生一個一個走了,他們的遺憾都已無法挽回。

 我在1993年開始注意到這個現象,出於剛剛說的原因,興起拍攝紀錄片的念頭。那時候我拍的是《作家身影》,不只是拍作家,更希望去再現那個年代更廣泛的文化面貌。當時我也跟大陸的一些朋友談了自己的想法,比如我想拍楊憲益,但卻沒有能力拍,因為他不在我們設定的現代作家範圍之內,他是翻譯大家。楊先生把中國文化傳播到海外,把《紅樓夢》以及許多現代作品譯成英文,他的文化貢獻很大,但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不太重視他。他本來可以通過口述留下更多東西,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深挖,可惜很少。我認為楊憲益的重要性遠勝過林語堂,他架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有待深挖的文化名人還有王世襄、啟功等等,他們的生活和內心世界不是單單一本書可以呈現的。一些比較有實力的媒體本來可以去做楊憲益的紀錄片、王世襄的紀錄片,保留更多有聲音有場景的資料。可惜也很少。

 晶報:現在口述史算是保存歷史的一種流行辦法,可是口述史採訪及整理畢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媒體採訪及寫作。那麼在您看來,應如何建立口述史的專業性和嚴謹性?

 蔡登山:我覺得口述史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參考,因為口述只是口述者的一面之詞,口述者很可能對個人經歷進行有意或無意地矯飾和掩蓋。所以這對採訪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需要提前做足功課還要具備去偽存真的能力,才可能辨別受訪者是不是在隱惡揚善,就像唐德剛當年做胡適的口述自傳。年紀尚輕的受訪者記憶比較清楚,年紀大一點的受訪者很可能會搞錯事件的時間、地點和其它細節。如果採訪者沒有做這方面的準備,任由口述者講而自己照單全收,就很可能出錯。比如唐德剛事先查過檔案,胡適一講錯他馬上就能更正,所以他做的口述史還是比較有價值的。

 但一般口述史並不那麼嚴謹,多存在失真的地方,這就需要以更多檔案資料、日記書信進行比照勘誤。所以我們常常把檔案資料排在日記前面,之後是書信,最後才是口述史。

 晶報:您本人是臺灣研究張愛玲第一人,我本人也很喜歡她的作品,可是我還是感覺張愛玲這些年讓人們捧得太厲害了,張愛玲為什麼會成為眾多文化精英膜拜的對象?

 蔡登山:張愛玲這個作家有她奇特的地方,她一生的幾個轉捩點都帶有傳奇性,當然也由於她晚年深居簡出的作風而更添神秘,因為沒有多少人見過晚年的張愛玲,不像現在很多名人經常在電視網路上曝光。所以到現在我都覺得沒有一本張愛玲傳寫得足夠詳細。她的神秘性是她吸引人的一個重要條件,當然還有媒體炒作的推波助瀾。一個作家逝世後,每年還有著作繼續出版,我覺得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沈從文用意識流講述自己的婚外情

 晶報:民國史已成為史學領域中的熱門學科,但一些問題也由於為人們所津津樂道,而逐漸失去了新鮮感。

 蔡登山:沒錯。民國時代的人到現在大多都不在了,這段歷史看似離我們很近,實際上卻沒有辦法去觸摸。背後當然有戰爭和政治的原因,許多東西被破壞了、被隱藏了,一些問題甚至可能比晚清更難以瞭解。比如北洋軍閥那段時期的歷史,我直到現在都沒有釐清,關係實在是太錯綜複雜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民國史專家寥寥無幾,真正弄懂那段歷史的更是少之又少。倒是能看到不少晚清研究學者,我覺得民國這段歷史還有很大的空間有待探究。

 晶報:您並非歷史專業科班出身,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如何取捨和甄別?

 蔡登山:現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一些談民國的書,很多都是相近的,因為書中用的材料都很類同。我覺得這離歷史事實還很遙遠,因為我在整理史料的時候,發現大陸、臺灣有一些資料很少為大家用到。1949年後,一大批人從大陸移居到香港,並沒有到臺灣。他們是民國各種大事件的親歷者,他們來自政治界、文化界甚或商業界,其中有很多人在香港寫回憶錄,寫他們知道的事情,但是這些材料至今沒有被學者注意到。我挖掘的史料都是比較新穎的材料,新的材料可以對舊的材料形成補充。

 我舉一個例子,我目前正在整理黃旭初回憶錄,他是桂系首領之一,當時有「李白黃」的說法,李是李宗仁,白是白崇禧,黃最初是黃紹竑,後來黃旭初取代黃紹竑的地位,便形成所謂「新桂系三傑」。李宗仁寫過回憶錄,有很多吹噓的內容,這本回憶錄也是由唐德剛整理的。當時李宗仁在美國,黃旭初知道他要寫口述史,就勸李宗仁千萬不能有太多主觀情緒,否則寫出來的東西不可信。但李偏偏這麼做,唐德剛沒有辦法去考訂這些內容的真實性,只能儘量確定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但打仗過程中的細節除了親歷者誰又能知曉?後來我整理黃旭初回憶錄,才知道他的回憶錄真的可以補正李宗仁口述史。白崇禧的口述史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他在臺灣蔣介石的掌控下,有很多東西不能說,之前很多人採訪過他,把整理稿給他,他看過後刪去很多,所以我覺得白崇禧的回憶錄也不是很可信的。黃旭初的回憶錄寫於香港,沒有那麼多政治上的顧慮和拘束,自然會比較客觀。很多人寫回憶錄都是在老年,許多事情都記不清,張冠李戴,但他卻是例外。黃旭初這一生寫了四十幾年的日記,中間丟失了幾年,但仍然比較完整。他的後人把日記捐給廣西博物館。我手中有其中三年的影印稿,當我拿這三年的日記去比照他的回憶錄,發現很多事情都對上了。比如他寫昆侖關戰役,他把日記中和昆侖關無關的的材料統統拿掉,重新以文章的形式寫出來,甚至參考了日本的資料,可以說他本人有著很強的歷史意識。所以我認為黃旭初的回憶錄在可信性上堪比顧維鈞回憶錄。

 晶報:您擅於從眾多研究者忽略的歷史細節入手,以至於有人為您貼上「八卦」的標籤。如何在彌縫歷史罅隙的同時,避免歷史研究流於「零碎化」?

 蔡登山:我呈現民國名人不為人知的「八卦事」,其實有我的目的,主要是因為我在解讀一些文本。譬如沈從文的《看虹錄》,一方面沒有人好好解釋過,另一方面有人從形而上角度作出解釋,又太艱深,我覺得都不妥當。我覺得沈從文實際上是在講他的婚外情,只是用了意識流的手法。但為什麼前面沒人講過,因為大家沒有找到當事人。當時一位北大老師跟我講,他看資料瞭解到女詩人高青子這件事,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也知道這件事情。最終我訪問到徐芳,讓這件事得到進一步證實。據徐芳講述,她1938年到昆明,住在昆明市玉龍堆四號,和張敬小姐共住一間房,而高青子和熊瑜(熊希齡的侄女)共住一間房,四人共用一間客廳。她們幾個人經常碰面,她當然知道沈從文和高青子的事情,高青子這個人是確實存在的。大多數人並沒有看過高青子的照片,但徐芳老太太說她和高青子長得很像,以至於那會兒大家都叫高青子「小徐芳」。沈從文在北平結婚後沒有多久就發生了這件事,沈從文向林徽因多少透露過,林徽因還規勸他。林先讚美了沈,說他有這個勇氣,自己當年卻沒有這個勇氣……當你知道這個故事後再去讀《看虹錄》,你就不會像郭沫若那樣解讀這本書,但郭還是蠻聰明的,他讀出沈從文正在經歷婚外戀,但他不知道緋聞女友是誰。其他人卻認為沈從文在進行一種文學實驗。雖然有人說我「八卦」,但我卻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歷史研究往往要追究更細的細節,譬如到底「戊戌政變」發生在前,還是袁世凱告密發生在前,這個細節當然要澄清,不然後面的述說都站不住腳。

 我們那代臺灣人對文化非常「饑渴」

 晶報:您早年喜歡電影,後來轉作製片人,之後又轉向出版、歷史寫作,讓人感覺這是一個由台前回到幕後的過程,其間心態發生了何種轉變?

 蔡登山:我做電影主要是因為父親在戲院當經理,上大學之後又看了很多外國電影。後來當兵回來,整天的生活是上午教書、下午做電影宣傳。此後我進入臺灣一家相當大的電影公司,叫春暉電影公司。其實我在春暉的後期就開始拍攝紀錄片,而且我在電影界學到了很多,譬如怎樣處理場景,怎樣寫劇本,最終升格為製片人。我找導演,親自參與編劇,拍出這樣一系列以作家為主題的紀錄片。拍紀錄片是很耗體力的,我之前在大陸拍紀錄片,一天不是只拍一個人,而是拍十二個人,把十二個人拍成一個大電影,在北京拍完馬上又去上海拍,東奔西跑,連湘西都去過。

 我還是這些紀錄片的編劇之一,同時也是製片人。我們組成一個非常精簡的小組,大概五六個人。當然我們也要向廣電總局申請,協助我們聯絡相關部門。比如我們要拍胡適,就要由安徽省的相關部門接待,新聞工作也是蠻繁瑣的。我們的紀錄片是分幾個梯次拍的,拍完一個梯次,我們返回臺灣休息一個月,不然會累趴下。而且我們也要做一些準備工作,比如拍攝曹禺,我們編導組所有人都要把他的作品通讀一遍。

 晶報:拍攝紀錄片的事業又為什麼戛然而止?

 蔡登山:因為我那個時候都快五十歲了,體力實在跟不上,就只能放棄了。那時候拍的場景都非常大,不只是在大陸拍。拍徐志摩要去英國,拍張愛玲要去美國,拍魯迅又要去日本仙台。我們光是剪輯、配音就花了一年多時間,實地拍攝大概用了兩年,籌備差不多花掉一年,總共花了四年時間。後來反響居然很大,投資的春暉公司總算沒有虧錢。

 我為什麼那麼渴望去做這件事,跟我個人的經歷有關。我們那個年紀是不能讀沈從文、魯迅的,當時臺灣當局把這些作家叫作「附匪作家」,我們覺得這很荒謬,等於硬生生把現代文學切斷。所以後來很多臺灣作家,因為沒有傳統可以繼承,就從西方那裡吸取養分。臺灣的「現代派」就是從西方移植來的。可以說,我們那代人對文化、對書籍非常「饑渴」。我們那會兒上課只講三位作家:徐志摩、朱自清、郁達夫,因為他們在1949年前就死了,沒有左右之分。我當時就想:難道只有這三個嗎?我不相信,就去找我的國文老師,我問他還有沒有比徐志摩更好的詩人,他偷偷地在黑板上寫了三個字:卞之琳,隨後馬上擦掉了……我記得我們常常偷偷外出找禁書,在臺灣大學附近的一個書攤能買到禁書,多是由香港流入的。我當時讀《中國小說史略》,作者不署名魯迅,而是周樹人,就是為了躲避警總的查對名單,還有一本茅盾的書叫《中國神話研究ABC》,作者名為玄珠,實則是茅盾極少用的一個筆名,同樣是為了避開警總的審查。

 因拍紀錄片結識了一百多位教授

 晶報:《作家身影》斬獲臺灣電視最高獎「金鐘獎」,這是莫大的榮譽,為何您急流勇退轉而擔任出版社總編?

 蔡登山:我後來拍攝七位思想家的紀錄片過程中,遇到一個難得的契機。我當時拍胡適,發現胡適跟他的女學生徐芳之間還有一段情,更欣喜地發現徐芳還在臺灣生活,就開始去尋找。那時候已經有隱私權這一說了,你去派出所也不會有人告訴你,所以我打聽了半年也沒有頭緒。後來碰到一位老記者,他還保存著徐芳以前住處的電話號碼,我要來之後居然打通了。我們見了面,她還保留著所有和胡適有關的東西,我後來還出版了她的《中國新詩史》,這本書的指導老師就是胡適。她還把書的原件給我看了,上面有胡適的手記,也有滕固的手記。我找了許多出版社,他們都認為沒什麼價值,之後我找到秀威出版社,說服他們老闆出版。這本書出完後不久,他們就來找我幫忙,秀威出版社當時還剛剛起步,需要大量書稿。我在秀威做出版,很大一部分資源都是從紀錄片那裡拿過來的。我因為拍紀錄片結識了一百多位教授。所以當我進入秀威,它的稿件是源源不斷的,而且多是年輕學者。

 晶報:很多傳統出版社正在向數位出版轉型,這也是近些年一個非常熱的話題。您如何看待這種轉型?

 蔡登山:這種事情全世界都要面對,傳統出版不再像過去五十年那麼輝煌,市場被其它出版方式分割了,但是不會消失。傳統出版社在做選題時要有比較長遠的想法,需要考慮更多因素,可以減少出版數量,但絕不能降低出版品質。

 我自己現在也在編史料、掌故、筆記,我的編法和他們之前的編法是不一樣的。通常是我先看一遍,然後把材料打散,再根據一個主題重新編排,完全是以讀者的想法去做。因為以後是大數據庫時代,索引就顯得更加重要,輸入一個關鍵字就能找到某本書。所以我現在其實是用電子書的方法整理文稿,為了讓讀者更加方便。降低書稿品質以迎合讀者倒也不必,但是如何吸引讀者去買你的書倒是要有新的思維。

 晶報:您如何理解影像和文字這兩種表達方式,又是如何將這兩種思維融入創作中的?

 蔡登山:我一直都保持這兩種興趣,做電影的同時從未放棄現代文學的研究。我看了很多藝術電影,得到很多啟發,我後來的寫作跟電影有難分難解的關係。我常常用電影的結構處理我文章,所以我的文章是環環相扣的,可讀性是很強的。拍紀錄片對我影響很大,之所以從文學批評轉向歷史考證,是因為我在拍紀錄片時已經學會怎麼處理這些史料,如何做田野調查、比勘材料,同時賦予故事畫面感。

 我拍沈從文,他的《邊城》那麼長,如何用三五個鏡頭去處理會很難。幸運的是,我在湘西真得找到一個「翠翠」,找到渡河的場景,我們把那個女孩子打扮成「翠翠」,不需要她開口講話,只要拍幾個鏡頭,就能再現渡河的場景。還引用了《邊城》最後一句話:「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整個感覺就出來了。有的紀錄片僅僅靠字幕表現詩詞,一點都不能感動人。我看外國電影,知道人家是怎樣處理悲傷劇情的,不是抱頭痛哭,而是用一個特寫去捕捉女主角的眼睛,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卻沒有掉下來……這樣的紀錄片才能打動人,這個技巧同樣適用於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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