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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作協作家池元蓮：書寫是為了不要離精神故鄉太遠
2016/4/14 上午 09:30 資料來源：麥勝梅
圖片來源／麥勝梅
文／池元蓮
我與歐洲華人作家協會結緣是源自一個電話。
1993年的一天，一位女士從瑞士打電話來找我。女士自我介紹，她是趙淑俠，邀請我加入她在巴黎創立的歐洲華人作家協會，並出席該會將在瑞士首都伯爾尼（Bern）舉行的第二屆年會。
那時，我居住在丹麥已有二十多年，但從英文寫作回歸華文寫作則僅有兩年的時間，對華文寫作世界的一切尚是陌生得很。電話裡的聲音是那麼的清脆美麗，誠懇大方，使我立刻想像到，聲音的女主人是一位性格高尚的女子，她所創辦的會也必定會是個高尚的社團。於是，我這個素來不喜歡參加社團黨派的人竟然毫不遲疑的答應：我樂意入會。
是年五月，我如期到達瑞士的首都伯爾尼(Bern)。在那裡第一次見到高貴美麗，舉止文雅，又富有領導能力的趙淑俠大姐。她跟我說，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常在華文報紙上常看到池元蓮的名字和文章，是個居住在丹麥的華人，於是打長途電話到丹麥的華人機構去找池元蓮。但，得到的答覆是：當地無此人。（因我當年極少參加華人社團的活動。）可是，不久之後，趙淑俠大姐到美國哈佛大學去演講，聽眾中有一位女士前來跟她談天，女士說她名字叫池元真。趙淑俠大姐立刻問：「那池元蓮是妳的誰？」女士答：「池元蓮是我的妹妹。她住在丹麥。」那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人與人之間的緣份是多麼的奇妙！
在伯爾尼的年會中，我認識了創會的多位文友，如麥勝梅、朱文輝、郭鳳西、余力工…等。我雖然是第一次見她（他）們，心裡卻有他鄉遇故知的溫馨感。會中又遇到一位豪爽幽默的廣東老鄉──世界華人作家協會的祕書長符兆祥。會議結束後，我們一夥人在旅館的餐廳裡吃頓告別午餐，符兆祥妙語連珠地講出另人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趣事。這妙趣橫生的一頓午餐，至今記憶猶新。
●歐洲華文作家合照。右起1：池元蓮、歐華作協永久名譽會長趙淑俠(左5)、麥勝梅(左2)、朱文輝(左4)、郭鳳西(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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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歐華作協已經滿了二十五歲，成長得健壯結實，精力充沛。那麼，我與歐華作協結緣也有二十三年之久了！回顧那些過去的歲月，我跟協會的許多文友結成好朋友，自己的寫作也有了滿意的成績。可是，歐華作協對我到底有什麼根深柢固的意義呢？
為了尋找答案，我靜下心來分析。
一開始，便想到多年前在美國《世界周刊》讀到的一篇令我心靈震憾的文章。該文的題目是：『最後一代的NDR』。作者信懷南在文裡這樣寫：「最後一代的NDR， 指的是我們這批1937到1950年在中國大陸或香港出生，台灣長大，長住美國的「內地人」（Nei-Di-Ren）。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 50 年後，當後世的中國人回頭研究這一段歷史，他們會發現我們這些「內地人」是卡在東西文化的夾縫裡…，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對中華文化抱殘守缺，對西方文明汲汲營營，非常特別的一代。…我們的一生，不管住在那裡，始終是過客，而非歸人。」
多年前讀該文，心靈震撼，因我是那「非常特別的一代」的典型一員，只不過，我是從美國再飄移到歐洲的極少數者。多年後的今天，重新想起該文的內容，心裡又有一番感觸。今天的我徹底領悟到：我實在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
生長於中國歷史中一個荒亂與戰禍交迸的時代，我一生四海為家，城過城、江過江、洋跨洋；在香港、廣州、台北、歐洲和美洲好幾個城市都住過。無論住在那裡，日子都過得開心，從來沒有受到鄉愁的打擾。現今才明白，我沒有鄉愁，因我心裡根本沒有故鄉。
生於香港，但香港不是我的故鄉，它是我人生逃難途中的避風塘。中日抗戰，廣州淪陷，我的父母親逃難到香港，因此香港成為我的出生地。抗戰勝利，我們一家人返回廣州。不過幾年，內戰之火蔓延，我們再次從廣州逃難到香港，待了三年多年，又舉家遷居台灣。數年後父母親又遷回香港。從此之後，我一個人在外地過自立生活，回香港僅是探親。時至今日，以前在香港的眾多親戚均已移民美國和加拿大，探親要到美國去了。
祖籍廣東，但在我心目中，那是個遺失了的故鄉。我對童年時在廣州居住過的三、四年，只有一片模糊的記憶。模糊背景中比較深刻的印象都是驚、慌、亂的事情，如強盜拿著刀槍到我家打劫、饑餓的男童在街上搶我手中的香蕉…。我對廣州沒有懷鄉感。
長在台灣，但台灣不是我的故鄉，因我是個「外省人」。我十一歲跟隨著父母到台灣，住在台北的廈門街，就讀於台北第二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後經過大專聯考進入國立台灣大學。在中學、大學念書的十年裡，本地人把我稱作外省人（或內地人），我亦自稱外省人。二十一歲大學畢業，便與台灣告別。我永遠感謝美麗的寶島，她給了我非常優良、異常嚴格的教育，替我打下了深厚的華文根基，對我日後在海外生活、工作、寫作都有很大的幫助。
曾在德國留學三年；然後又在美國加洲待了四年，先修碩士學位，然後留校做研究專員。我對那些在歐美做留學生的歲月有非常美好的回憶，但談不上有任何鄉愁。
那麼，丹麥呢？
丹麥是我人生道上待得最長時間的一個地方。我跟丹麥人結婚，做丹麥公民已有四十四年之久，在語言、工作、生活習俗、社交人情等各方面都融入得非常理想。但，就是因為融入得又深又廣，才真正體會到，我還是丹麥國家的客人。陌生的丹麥人第一次見我，還是要問：「妳是從那裡來的？」
一方面，我感謝我的客鄉。她給了我一個安穩舒適的家，讓我在她美麗的土地上度過了數十載的幸福歲月。另一方面，我的潛意識卻無時無刻記得，我血管裡流著的是中華民族的血液，我身上的細胞飽含著華文文化，無論吸收多少西洋文化，不能改變我是華人的堅實核心。
我從1970年代開始英文寫作。今日回顧，我當時採用英文為寫作工具，向西方世界描述東方文化，其實是一種潛意識的尋根作為，只是自己還不曉得。
到了1990年，我彷佛接到命運的暗示，叫我在寫作尋根的路上改變方向。那年，我到美國探望母親，在我姐姐的家裡看到一份華文報紙──《世界日報》，驚喜發現華文文化在美國的興盛發展。翻開副刊，裡面竟然有那麼多華文作家的作品！身在海外，也可用華文寫作，那不是一條理想的歸根之路嗎！
返回丹麥後，我便跑到一家中國餐館，向主人黃先生取得臺灣《聯合報》的地址。從那時開始，我踏上回歸華文寫作之路。一環接一環，那些刊登在華文報紙上的作品引起趙淑俠大姐的注意，來電邀我加入歐洲華文作協；由歐華作協進入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再進入海外女作家協會。
經過迂迴曲折的分析，我得到的答案是：活在海外，華文寫作是我的精神故鄉。這片故鄉大地上遍布著華文作家的村落。歐華作協是我直屬的村落，等於是我的精神老家。每次開年會就如同回老家走一趟；見到文友們，不管是先進的還是後來的，都是文化老鄉。
在丹麥的社交場合常發生這樣的事情。當丹麥朋友聽到，我是從事中文寫作的，便興奮地說：「那妳寫一本書，賣一、兩百萬本是不成問題的啦！」（他們這樣問，是因為根據世界統計，每一個國家大約有10％的人口是買書的人。）
我總是回答：「寫中文書是賺不到錢的！而且，我寫東西根本不是為了錢。」
朋友的反應大都是一臉大惑不解的表情，驚奇地說：「賺不到錢！那為什麼還要寫！」
將來，我會改用一個新的回答：「我從事華文寫作，是為了不要跟我的精神故鄉離開得太遠！」
文字來源：池元蓮老師，已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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