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作家池元蓮:書寫是為了不要離精神故鄉太遠

2016/4/14 上午 09:30   資料來源:麥勝梅   
本站分類:作家面對面
歐華作協作家池元蓮:書寫是為了不要離精神故鄉太遠

圖片來源/麥勝梅

文/池元蓮

我與歐洲華人作家協會結緣是源自一個電話。

1993年的一天,一位女士從瑞士打電話來找我。女士自我介紹,她是趙淑俠,邀請我加入她在巴黎創立的歐洲華人作家協會,並出席該會將在瑞士首都伯爾尼(Bern)舉行的第二屆年會。

那時,我居住在丹麥已有二十多年,但從英文寫作回歸華文寫作則僅有兩年的時間,對華文寫作世界的一切尚是陌生得很。電話裡的聲音是那麼的清脆美麗,誠懇大方,使我立刻想像到,聲音的女主人是一位性格高尚的女子,她所創辦的會也必定會是個高尚的社團。於是,我這個素來不喜歡參加社團黨派的人竟然毫不遲疑的答應:我樂意入會。

是年五月,我如期到達瑞士的首都伯爾尼(Bern)。在那裡第一次見到高貴美麗,舉止文雅,又富有領導能力的趙淑俠大姐。她跟我說,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常在華文報紙上常看到池元蓮的名字和文章,是個居住在丹麥的華人,於是打長途電話到丹麥的華人機構去找池元蓮。但,得到的答覆是:當地無此人。(因我當年極少參加華人社團的活動。)可是,不久之後,趙淑俠大姐到美國哈佛大學去演講,聽眾中有一位女士前來跟她談天,女士說她名字叫池元真。趙淑俠大姐立刻問:「那池元蓮是妳的誰?」女士答:「池元蓮是我的妹妹。她住在丹麥。」那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人與人之間的緣份是多麼的奇妙!

在伯爾尼的年會中,我認識了創會的多位文友,如麥勝梅、朱文輝、郭鳳西、余力工…等。我雖然是第一次見她(他)們,心裡卻有他鄉遇故知的溫馨感。會中又遇到一位豪爽幽默的廣東老鄉──世界華人作家協會的祕書長符兆祥。會議結束後,我們一夥人在旅館的餐廳裡吃頓告別午餐,符兆祥妙語連珠地講出另人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趣事。這妙趣橫生的一頓午餐,至今記憶猶新。   

DSC_0053.JPG 

●歐洲華文作家合照。右起1:池元蓮、歐華作協永久名譽會長趙淑俠(左5)、麥勝梅(左2)、朱文輝(左4)、郭鳳西(左6)           

                          ★ ★ ★ 

如今,歐華作協已經滿了二十五歲,成長得健壯結實,精力充沛。那麼,我與歐華作協結緣也有二十三年之久了!回顧那些過去的歲月,我跟協會的許多文友結成好朋友,自己的寫作也有了滿意的成績。可是,歐華作協對我到底有什麼根深柢固的意義呢?

為了尋找答案,我靜下心來分析。  

一開始,便想到多年前在美國《世界周刊》讀到的一篇令我心靈震憾的文章。該文的題目是:『最後一代的NDR』。作者信懷南在文裡這樣寫:「最後一代的NDR, 指的是我們這批1937到1950年在中國大陸或香港出生,台灣長大,長住美國的「內地人」(Nei-Di-Ren)。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 50 年後,當後世的中國人回頭研究這一段歷史,他們會發現我們這些「內地人」是卡在東西文化的夾縫裡…,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對中華文化抱殘守缺,對西方文明汲汲營營,非常特別的一代。…我們的一生,不管住在那裡,始終是過客,而非歸人。」

多年前讀該文,心靈震撼,因我是那「非常特別的一代」的典型一員,只不過,我是從美國再飄移到歐洲的極少數者。多年後的今天,重新想起該文的內容,心裡又有一番感觸。今天的我徹底領悟到:我實在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

生長於中國歷史中一個荒亂與戰禍交迸的時代,我一生四海為家,城過城、江過江、洋跨洋;在香港、廣州、台北、歐洲和美洲好幾個城市都住過。無論住在那裡,日子都過得開心,從來沒有受到鄉愁的打擾。現今才明白,我沒有鄉愁,因我心裡根本沒有故鄉。

生於香港,但香港不是我的故鄉,它是我人生逃難途中的避風塘。中日抗戰,廣州淪陷,我的父母親逃難到香港,因此香港成為我的出生地。抗戰勝利,我們一家人返回廣州。不過幾年,內戰之火蔓延,我們再次從廣州逃難到香港,待了三年多年,又舉家遷居台灣。數年後父母親又遷回香港。從此之後,我一個人在外地過自立生活,回香港僅是探親。時至今日,以前在香港的眾多親戚均已移民美國和加拿大,探親要到美國去了。

祖籍廣東,但在我心目中,那是個遺失了的故鄉。我對童年時在廣州居住過的三、四年,只有一片模糊的記憶。模糊背景中比較深刻的印象都是驚、慌、亂的事情,如強盜拿著刀槍到我家打劫、饑餓的男童在街上搶我手中的香蕉…。我對廣州沒有懷鄉感。

長在台灣,但台灣不是我的故鄉,因我是個「外省人」。我十一歲跟隨著父母到台灣,住在台北的廈門街,就讀於台北第二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後經過大專聯考進入國立台灣大學。在中學、大學念書的十年裡,本地人把我稱作外省人(或內地人),我亦自稱外省人。二十一歲大學畢業,便與台灣告別。我永遠感謝美麗的寶島,她給了我非常優良、異常嚴格的教育,替我打下了深厚的華文根基,對我日後在海外生活、工作、寫作都有很大的幫助。

曾在德國留學三年;然後又在美國加洲待了四年,先修碩士學位,然後留校做研究專員。我對那些在歐美做留學生的歲月有非常美好的回憶,但談不上有任何鄉愁。

那麼,丹麥呢?

丹麥是我人生道上待得最長時間的一個地方。我跟丹麥人結婚,做丹麥公民已有四十四年之久,在語言、工作、生活習俗、社交人情等各方面都融入得非常理想。但,就是因為融入得又深又廣,才真正體會到,我還是丹麥國家的客人。陌生的丹麥人第一次見我,還是要問:「妳是從那裡來的?」

 一方面,我感謝我的客鄉。她給了我一個安穩舒適的家,讓我在她美麗的土地上度過了數十載的幸福歲月。另一方面,我的潛意識卻無時無刻記得,我血管裡流著的是中華民族的血液,我身上的細胞飽含著華文文化,無論吸收多少西洋文化,不能改變我是華人的堅實核心。   

我從1970年代開始英文寫作。今日回顧,我當時採用英文為寫作工具,向西方世界描述東方文化,其實是一種潛意識的尋根作為,只是自己還不曉得。

到了1990年,我彷佛接到命運的暗示,叫我在寫作尋根的路上改變方向。那年,我到美國探望母親,在我姐姐的家裡看到一份華文報紙──《世界日報》,驚喜發現華文文化在美國的興盛發展。翻開副刊,裡面竟然有那麼多華文作家的作品!身在海外,也可用華文寫作,那不是一條理想的歸根之路嗎!

返回丹麥後,我便跑到一家中國餐館,向主人黃先生取得臺灣《聯合報》的地址。從那時開始,我踏上回歸華文寫作之路。一環接一環,那些刊登在華文報紙上的作品引起趙淑俠大姐的注意,來電邀我加入歐洲華文作協;由歐華作協進入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再進入海外女作家協會。

經過迂迴曲折的分析,我得到的答案是:活在海外,華文寫作是我的精神故鄉。這片故鄉大地上遍布著華文作家的村落。歐華作協是我直屬的村落,等於是我的精神老家。每次開年會就如同回老家走一趟;見到文友們,不管是先進的還是後來的,都是文化老鄉。

在丹麥的社交場合常發生這樣的事情。當丹麥朋友聽到,我是從事中文寫作的,便興奮地說:「那妳寫一本書,賣一、兩百萬本是不成問題的啦!」(他們這樣問,是因為根據世界統計,每一個國家大約有10%的人口是買書的人。)

我總是回答:「寫中文書是賺不到錢的!而且,我寫東西根本不是為了錢。」

朋友的反應大都是一臉大惑不解的表情,驚奇地說:「賺不到錢!那為什麼還要寫!」

將來,我會改用一個新的回答:「我從事華文寫作,是為了不要跟我的精神故鄉離開得太遠!」

文字來源:池元蓮老師,已獲作者授權轉載

今日人氣:0  累計人次:319  回應:0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