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寫作的日子裡，有件事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喜歡寫自己？不是寫自己熟悉的事物，而是寫自己！自己的做飯、訪友、理髮；自己的旅行、餐飲；自己和別人吵架，自己和孩子鬧彆扭；自己的政治主張，自己又爽快地開罵，或者，自己突然在花盆裡看到了兩隻螞蟻……。他們不間斷地以「我」開始，以「我」結束地寫自己！不久前，聽到作協裡的一位女士呼籲寫作同好，應該放開眼界、伸出觸角，放膽探索其他領域。我聽著聽著，覺得有趣，因為這女士正是把自己寫爛了的典型。也許她把自己裡外全寫累了，終於看到矗立在眼前的大石，明白，不移除是出不去的；不出去，作品如何突破？

可能天生使然。生活，我總是逆著過。路，我喜歡逆向走。當對於遊走各國的政治文學書寫似乎告一段落，那個長期以來的心理執著、糾結與不動如山，不但越發真實突顯，更是驅迫我要直視、剖析。於是我穿越大石，走回了自己。潛沉思考，蓄勢待發。那便是《誘惑》一書誕生的原由。

有了這個篤定之後，那個我意欲大膽聲討的對象，不但贊成我的逆向回歸，更是悄無聲息地引領我去探試其他人可能有的執著與糾結。

有天，我因病必須去瑞士住處附近的聯合診所。在候診室裡，一個新的裝置引起我的注意。在原本放置各類雜誌的架子旁，多出了一個開口朝著座位區的大木箱，箱子裡充滿了任由拿取的舊書。巡了巡，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的《白痴》（The Idiot）和《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併排挨著。我立即下手拿了，放進袋子裡。這兩本德文書各有厚厚數百頁。小說的長度不是問題，長長的俄文名字也不難接受。棘手的是，一個角色有幾個完全不同名字寫法的俄國習俗，才是閱讀的障礙。讀了許多頁以後的多角色多障礙，是藉著畫出圖表加以整理後，才得以去除。

原本知道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人物有著多重的心裡掙扎。讀後發現，他的，和我對我人物的心理設想竟然如許相似；那就是人與天主的角力！那就是人在面對誘惑時的衰弱，並企圖以自身突破困窘的努力與艱辛來說服天主，使得天主能改變祂對人的設定──而讓自己的行為有理可據並且光明正大，而讓自己在終審大能的應允下，幸福快樂地過日子。

然而我有能力設計男人的出軌，卻不可能設計天主的不依。《誘惑》一書能讓男性讀者感同身受，如果他們也有著如同書中「我」那般的脆弱膽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