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己筆下的紅衣小女孩，是記憶空白和錯亂的產物。
我相信我這一代作家或多或少跟我有一樣處境。
我們同時作為第一代人，也是最後一代人，
我們是夾縫的一代。
──陳栢青
※以下粗體字為白睿文提問、其下為陳栢青回答。
Q：您的第一部小說《小城市》是2011年出版的──那時您還是用筆名葉覆鹿──它獲得一些重要的文學獎，比如九歌百萬長篇小說獎，並且用了某些類型小說的素材，比如鬼故事。您能談談您如何在小說中縱橫嚴肅文學和類型小說之間，以及它們彼此的關係嗎？
教授問得真好。我寫的第一本小說叫《小城市》，講述的是一個紅衣小女孩的故事。那是90年代的台灣，流行一個都市傳說，叫「紅衣小女孩」。當時靈異節目播出民眾登山的錄影帶，裡頭拍到了沒人認識的小女孩，穿著紅衣服。下山後，登山隊伍中有人死掉。這也是我們電視世代共同的記憶。
後來我看到台灣有一個文學獎，就是九歌文學獎，獎金高達200萬台幣。我當時想，天啊，200萬可以買多少衣服啊！（笑）於是帶著這個願望，我趕快去投稿。當時我並不明白什麼是文學，只是想把最吸引我的故事講出來，那就是紅衣小女孩的故事。
我那時也知道，如果我只是講紅衣小女孩的鬼故事，可能不夠有趣。所以，我用了很多方式去寫它，現在想起來，就是本能地知道，「怎麼說」比「說什麼」還重要，例如，我嘗試從多個視角來寫故事，我試著從不同時空切入。甚至寫到最後，我連文類的變換都要玩一下，我讓讀者發現，小說乍看是鬼故事，但最後一頁揭露的卻是，這是一個科幻故事。原來紅衣小女孩是未來世界用來控制人們記憶的裝置，紅衣小女孩的誕生，其實是一個由於記憶系統錯誤而產生的「bug」。如果每個人的記憶都是正確的，便不會有鬼。但記憶錯亂了，所以才出現紅衣小女孩。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可以讓讀者在最後一刻都有種「我在玩遊戲」的感覺，會覺得文學真的很有趣，而對一個寫作者而言，這也讓我覺得，講故事就是在玩。我寫作時始終保持這種遊戲心態。所以，有沒有200萬對我來說很重要，但「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吧」這樣的心情對我來說更重要。教授提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文間的關係是什麼？在台灣，我們把它稱為「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它們曾經很分裂，我想，九歌百萬小說獎舉辦時，就是台灣意識到想要溝通兩個閱讀市場，想要讓它們有互通的可能，創造更多市場上以及文學審美的利多。
獲得了這個獎的榮譽獎後，我也會去思考，嚴肅文學需要什麼？而通俗文學又是如何構成的？事實是，我到現在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的每一本書都嘗試引入更多通俗元素，我依然想要去打破某種規範，無論是文類，或是文學的分野，我想要創造驚奇。不過最讓我驚奇的是，我這樣做的結果，經常流失兩邊的讀者。所以，如果你問我最新的體悟，我會說，現在的我，倒是想試一次，就是，把嚴肅文學做到最嚴肅，把通俗文學做到最通俗。我想知道兩個市場最極限的部分是什麼，然後去突破它。
Q：那本書如何改變了您的命運呢？
那本書的改變主要有兩方面。首先，它讓我意識到我可以成為一名作家。寫作讓我覺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遊戲。再來，如果連紅衣小女孩都能夠進入文學獎的殿堂，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它也激勵了我，寫任何你可以寫的，寫任何你喜歡寫的。並且，永遠不要害怕別人說不可能。
Q：您是1983年出生。1987年台灣解嚴，再過十年就是1996年第一次自由選舉，這與上一代作家的文化氣息完全不同，可以說您是解嚴後的第一代作家。您覺得在寫作方面，這對您的風格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比如說與朱天文、朱天心等前輩相比，您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提到朱天文和朱天心，之於我，她們是兩位文體家，分別創造了某種時代的文體。我抄寫了她們的小說好幾年，我尤其喜歡朱天文。有一次我認識一個男孩，我去他家時，他忽然向我表白了，「你要和我在一起嗎？」那時我凝視著他，忽然瞥到他身後的窗戶打開了，朱天文正好走過窗前。我立刻大聲喊，「Yes!」對我來說，與其說和他交往，不如說，是答應要和當時心中的文學之神在一起吧。後來我才發現朱家就在這男孩家附近。「神總是在你身邊」，我總是想起那段時光，我在物理上，也在精神上靠近文學。
就像剛才提到的，我是解嚴後的第一代人，但我一直覺得，我就是自己筆下的紅衣小女孩吧。我的故事中，紅衣小女孩是控制我們記憶的裝置。但我何嘗不是被控制了記憶。畢竟，我這代人，從小讀的課本是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發行，我腦中的歷史，是由國家統一書寫，那意味著，我是解嚴後的第一代人，但我也是被政府控制記憶的最後一代人。要到我17、18歲，去了台北，才知道什麼是228事件、什麼是白色恐怖。
關於台灣土地上發生的現代史，多暴力血腥，課本都不會記載：白色恐怖，黨外風起雲湧，美麗島事件，80、90年代社會運動，野百合運動，這些我完全不知道。比起我的上一代，他們真的經歷過；我的下一代，他們會在不同版本的課本上讀到──我一生都有一種記憶空白的恐懼。我是一個被製造出來的失憶者。
我是自己筆下的紅衣小女孩，是記憶空白和錯亂的產物。
我相信我這一代作家或多或少跟我有一樣處境。
我們同時作為第一代人，也是最後一代人，
我們是夾縫的一代。
我覺得我們整個80年代的作家都是處於夾縫之中，新的還沒有來，舊的還沒有毀掉，我們到底是誰？我們就是「鬼」。
知名華語電影研究學者白睿文從2000年代初即開始訪談各個領域的創作人，對象從導演到作家，又從音樂家到藝術家，二十餘年間，漸漸累積成為一個宏大的文化口述史。「白睿文訪談錄」就是從這些訪談中萃取出來的精華。
繼前幾冊對賈樟柯、崔子恩乃至各個華語電影人的對談後，《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收錄的是白睿文與華人作家的對話，因訪談內容豐富，又分為《中國及海外卷》與《台灣卷》兩部，收錄〈中國文學的寫實與魔幻〉、〈華文創作的國際視野〉、〈島嶼談藝錄〉三輯共二十篇採訪紀錄，組合成「白睿文訪談錄」的第四和第五部。「台灣卷」受訪者包含白先勇、林懷民、龍應台、駱以軍、吳明益、舞鶴、陳栢青、陳思宏。
透過深度訪談，讓讀者追隨作者們的閱讀和寫作的旅程，了解他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是從何處而來，聆聽他們作品中從沒有說出的祕密。本書收集的對談錄不是集中而是雜散，受訪的作家來自不同的地方，代表不同的輩分，作品也呈現不同的視角和文類，包括政治小說、同志小說、歷史小說、科幻小說、後現代小說、紀實文學、懸疑小說……等等，同時還包括彼此殊異的文學觀，但放在一起，足以見證華人作家的多元性和眾聲喧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