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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他和沈從文、向達等都是湖南少數民族的驕傲）。
翦伯贊曾先後讀書於北京政法專門學校、武昌商業專門學校、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1925年回國後又參加了國民革命運動，曾奉鄧演達之命赴太原、歸綏對山西督軍閻錫山、綏遠都統商震開展策反工作。大革命失敗後，進步的學術理論界開始反思中國革命的性質，由此又帶出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也是從那時開始，翦伯贊也開始了他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當時他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提出中國農村社會的本質是封建生產方式、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等等。1937年5月，他在南京秘密地參加了共產黨。隨即，翦伯贊很快就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知名於全國。
1937年「七七」事變後，翦伯贊與同鄉呂振羽等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後為「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理事兼《中蘇文化》副主編）和「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等，不久，他的《歷史哲學教程》等著作先後出版，這些著作是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使命感與時代感，以他深厚的學術功力撰成的，當然了，歷史的主旋律決定了當時的歷史學是自覺地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如他在書中所說：「現在，我們的民族抗戰，已經把中國歷史推到嶄新的時代，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世界史的前鋒，充任了世界史轉化的動力。為了爭取這一偉大的歷史勝利，我們認為決不應使理論的發展落後在實踐的後面；反之，我們認為，必須要以正確的活的歷史原理，作為這一偉大鬥爭的指導，使主觀的努力與客觀情勢的發展相互適應。」他還以為：「在目前，隱藏在民族統一陣線理論與行動陣營中的『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等等有害的傾向，都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因而從歷史哲學上去批判過去及現在許多歷史理論家對中國歷史之一貫的錯誤見解，及其『魔術式』的結論，是我們一個不可逃避的任務。」（《歷史哲學教程‧序》）因此，他的這些著作後來大多被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書而遭查封、銷毀，翦伯贊亦被列為「危險分子」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跟蹤和監視。
翦伯贊在抗戰期間除了在湖南漵浦民國大學、陶行知的「育才學校」任教外，還給馮玉祥開設《中國通史》的課程，並應郭沫若之邀，在郭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做學術講演。1943年，翦伯贊又完成了《中國史綱》（第1卷）和《中國史論集》（第1輯）的寫作。當時大後方的文壇都公認翦伯贊的詩文俱佳（如後來他創作的《內蒙訪古》等一直是解放後許多學校課文裏的範文），他也常常和郭沫若、柳亞子、田漢等彼此唱和，而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張治中還聘他為政治部的「名譽委員」。也是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後，他痛心於國民黨日漸猖獗的「消極抗戰」和大後方污濁腐敗的空氣，同時鑒於缺乏言論自由，翦伯贊開始用他所稔熟的歷史知識來進行「影射史學」的寫作，當然，這也開了一個他始料未及的開端，（後來他反省說：「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當時的反動派。其實這樣以古喻今的辦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而當時大後方歷史學家們最有影響的作品，恰恰是這些明確地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篇章，這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贊的《桃花扇底看南朝》、《論時代的閹宦及閹黨政治》、《論西晉的豪門政治》、《孫皓的末日》等，以及范文瀾、吳晗、丁易等的《曾國藩與袁世凱》、《由僧缽到皇權》、《明代特務政治》等，這只要從標題上就可以看出文章的針對性了。當時翦伯贊還寫有〈評實驗主義的歷史觀〉、〈正在氾濫之史學的反動傾向〉等，不須說，那是批判胡適等的了，此外作為「史觀派」的一員，他還對滯居在北平等地的「考據派」的史學家也進行了批判。
翦伯贊長期以來是以秘密的中共歷史學家的身份出現的（他是由呂振羽介紹入黨的，後為統戰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隱瞞著自己真實的身份，甚至在1949年後亦如此，據說他只與李維漢夫婦保持著單線聯繫）。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翦伯贊還曾應約到毛澤東的居處聚談，並協助毛澤東和周恩來對馮玉祥等做了不少統戰工作。後來在後方的民主運動中，如「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醞釀和籌建，圍繞綱領、章程、領導人選等諸多棘手之事，民主人士每每與翦伯贊研究和商量，因為「翦伯贊在應對現實政治方面，表現出燮理陰陽的智慧」，如章伯鈞就非常欽佩地稱道：「說老翦是個歷史學家，那是低估了他！」1946年1月「舊政協」召開，「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委員會主任的章伯鈞還提議聘請翦伯贊擔任「民盟」代表出席「舊政協」的顧問。此後，翦伯贊還與中共上海工委書記華崗保持聯繫（華崗也是一位中共著名的歷史學家，後來他也遭到了匪夷所思的政治迫害。詳見筆者：〈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之案內情〉，《文史精華》2005年第2期），參加各種地下的秘密活動。抗日戰爭結束後，翦伯贊赴上海出任大夏大學教授、大孚出版公司總編輯；1946年5月，他與周谷城、張志讓、夏康農、吳澤、鄧初民等組成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開展民主鬥爭，並與鄧初民等主編和出版《大學月刊》等。1947年，奉組織之命，他潛往香港，除擔任達德學院教授之外，還與茅盾、侯外廬、千家駒等分別主編香港《文匯報》的「史地」、「文藝」、「新思潮」、「經濟」等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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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伴隨著解放軍戰車的轟鳴聲，1949年1月，翦伯贊來到解放區的河北。在石家莊附近的李家莊以及西柏坡，他與入城前的毛澤東進行了交談。
終於，翦伯贊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了「文化城」的北平，走進了原來由諸多名家和名流組成的學者文人圈子。起初，他由吳晗陪同，一一拜訪了北大的向達、俞平伯，輔仁大學的余嘉錫等，這只是禮節性的拜訪，彼此是客客氣氣，當時章伯鈞以為「這是老翦的高明之處」，即「他從前批判那些不問政治，專心學術的人，現在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說，他的『史綱』被不被這些人承認，還是個問題。」當時北大歷史系的陣營最為強大，如教授就有鄭天挺、向達、楊人楩、朱慶永、張政烺、余遜、鄧廣銘、胡鍾達、楊翼驤、汪籛等十數人，如章詒和女士所說：「這些人聚攏起來，即為胡適校長在任時的全班人馬；分散開來，個個皆為飽學之士」，翦伯贊不得不敬畏三分，於是他一開始並沒有到北大任職，也沒有去清華、北師大、輔仁的歷史系，而是先被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聘為教授。此後舊知識分子開始「洗腦」，所謂「喧賓」要「奪主」，如章詒和所說：當時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鄭天挺請馬列主義史學家來學校座談，應邀而來的則是郭沫若、翦伯贊、杜國庠、侯外廬等，不曾想「半路殺出一個青年教師，對這四位來賓的學識頗不以為然，便針對奴隸制社會問題，引出對西方史學的長篇論述，竟旁若無人地講了一個多小時。」會後，翦伯贊大怒。在出門時，他憤憤地說：「北大的會是在唱鴻門宴，幕後導演則是向達」。於是此後種種，當係淵源有自。
繼1951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忠誠老實交清歷史運動之後，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原來的那些教授學者之流，須反覆檢查個人的政治立場、學術觀點以及工作態度，當時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東蓀是運動的重點，翦伯贊在「燕大」就以之為典型，批判張東蓀的「中間路線」，斥其在思想上「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不久，又開始了對舊堡壘採取釜底抽薪的院系調整，結果，專事研究清史的北大鄭天挺、清華雷海宗，竟雙雙被調至南開大學，接替鄭天挺出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正是翦伯贊。
北大，夙稱「盤根錯節」，不過一如章伯鈞的慧眼識英雄，翦伯贊「是統戰高手，有調和鼎鼐的功夫」，北大歷史系三部分勢力（分別是胡適、蔣廷黻和洪業的舊部）相互融和，而「翦伯贊在行政領導工作方面還是順利的，無論老、中、青，他都能善處。」當然了，學術上的分歧是抹不掉的，「1952年秋季，系裏討論如何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講稿。他主張按照自己的《中國史綱》的框架模式去編寫，任何朝代都先講經濟基礎，再述上層建築；在上層建築領域，先講政治，再說軍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師心裏是反對的，覺得憑空地先講一些經濟現象，反倒使歷史的脈絡變得模糊不清，應當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的各種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綜合性論述。為了讓翦伯贊放棄自己的主張，聰明的鄧廣銘搬出了由史達林親自定稿的蘇聯官方頒佈的一個關於怎樣講授歷史的決議來。那上面明確寫道：不要把歷史講成抽象的社會發展史，而是要嚴格依照歷史的年代順序，具體講授那些豐富又具體的歷史事實，歷史現象，歷史問題，歷史人物等等。」再後，在批判胡適思想（包括批判《紅樓夢》研究）以及批判胡風的運動中，翦伯贊理所當然認真執行執政黨的方針，但「他只限於政治表態、口頭發言」，或者說，「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翦伯贊不能從容不迫且又遊刃有餘地協調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學術良心之間的矛盾了」，因為「他畢竟是個學者、史學家。歷史的思辨能力賦予他洞察現實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讓他保持著正直，而倔強的脾氣又驅動著他發出了屬於自己卻並不怎麼符合政治要求的聲音。」對此，章詒和還在文章中舉出若干事例，以此強調「在北大歷史系，腳踏政治、學術兩隻圈子的翦伯贊在竭力維護和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而「這特別體現在對青年教師的培養上」，於是果然北大就成了一個大樹林子，什麼鳥都有（卻並非「水淺王八多」），在翦伯贊的帶動下，「他一方面引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的具體理論，另一方面則強調對歷史資料的廣泛搜集。幾年下來，到了反右前夕，他領導的歷史系已經有了一批業務優秀的教學人才和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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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翦伯贊任北大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後又兼任校黨委委員、副校長，並兼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常務理事等；此外他還兼任了《歷史研究》編委、《光明日報》「史學」副刊和《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主編等。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他又連續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到了1955年，他還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
也是從五○年代開始，翦伯贊進入了他學術研究和創作的巔峰時期，當時為了指導全國的史學研究和歷史教學，他發表了〈談談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結合問題〉等大量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史學方法論、歷史人物評價等方面的論文，由他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典範，長期被高等院校選為歷史專業的教材。此外他的〈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歷史的發展階段之劃分〉、〈殷代奴隸社會研究之批判〉、〈莊周哲學之辯證觀〉、〈中國憲政運動的過去與現在〉、〈論中國歷史上的內亂與外患之關係〉、〈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問題〉、〈論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以及《中國史綱》第一、二卷（校訂本改名《先秦史》、《秦漢史》）、《中國歷史概要》（與人合作）、《歷史哲學教程》、《史料與史學》、《中國史論集》（第一、二輯）、《歷史問題論叢》等，都被歷史學界所熟悉。
也是從五○年代初開始，翦伯贊還致力於史學建設，並發起編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共有十一個專題，約兩千多萬字），他親自主編了其中《戊戌政變》和《義和團》兩個專題。從1961年春開始，他還兼任了全國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主編通用教材《中國史綱要》和《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國通史參考資料》、《中外歷史年表》等。
那是翦伯贊如日中天的日子。不過，在這輝煌的背後，伴隨著共和國不平凡的歲月，翦伯贊也開始遇到了「新問題」，比如章詒和在文章中所提到的1956年夏季翦伯贊的湖南一行。當時翦伯贊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視察，「他專門考察了長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當認真，但是越看越生氣。」於是竟與章士釗一唱一和，批評了省委領導、專署專員，批評了《新湖南報》，批評了新華書店，批評了文化局，批評了「中山圖書館」，批評了文物管理委員會，批評了師範學院，批評了「大漢族主義」，批評了「官僚主義」……。在翦伯贊咄咄逼人的批評聲中，章士釗也不時插話，甚至還說了什麼「人還不如豬」、「現在還不如滿清啦」之類的話。歷史上左派的翦伯贊和右派的章士釗能說到一起，這說明瞭許多問題。
接下來就是1957年了。這年夏季「反右」運動開始後，翦伯贊的老朋友章伯鈞受到了批判，當時章百思不解：「我怎麼就錯了？我這是錯在哪裡呀？」後來還是翦伯贊為他解開了疑惑。在章詒和的筆下，有這樣一段兩人談話的記錄：
翦伯贊「唰地站起來，和父親面對面，帶著一股兇狠的表情，說：『你能做個老百姓嗎？或者像個老百姓，稱他為毛主席嗎？』父親愣在那兒，一動不動。『我叫他三聲主席，再三呼萬歲，他也不會視我為百姓。』父親的語氣凝重。『講對了。你的問題如果能從這裏開始想下去，就想通了。』父親大驚，問：『為什麼？』『伯鈞，你知道自己現在的地位嗎？』……『我知道──部長，兩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還有政協副主席。』翦伯贊直視父親，說：『不，你現在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搞明白了嗎？』『我不這樣看自己。』『你是不是這樣看，已不重要。事實如此。』『事實如此，那又怎麼樣呢？』翦伯贊一手扶牆，背靠著父親。聽到這個問話，猛地轉過身來，正色道：『你怎麼還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說穿？』『要說穿，因為我現在是最愚蠢的。』『我問你，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是個什麼含義？』『什麼含義？』『含義就是你們的關係變了。從前你和他是朋友。現在是──』說到此，翦伯贊有些遲疑。『現在是君臣關係？君臣！對嗎？』父親毫不猶疑地替他把話說完。翦伯贊不說對，也不說不對；不點頭，也不搖頭。始終站立的父親，緩慢地坐進了沙發。自語道：『懂了，全懂了。我們只有信而無思，大家只有去跪拜。……』（章詒和：〈心坎裏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7期，本文引文未注者皆出於此。）
讀了這段記實，忽然想到翦伯贊同鄉的丁玲恢復自由後赴延安參觀，她在展覽館前講了一番和以上對話相似的話，即同是湖南老鄉，毛、劉、彭等，從前「兄弟」此後「君臣」，等等，算得上都是「經驗之談」，而在上述章、翦一場私下的交心談話結束時，章詒和寫道：那是「臨歧握手，曷勝依依」。當時翦伯贊「愴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沒有了。』」
果然「半山新村的日子沒有了」。豈止是沒有，今天我們還可以在當年出版的《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即中國科學院召開的社會科學界反右鬥爭座談會發言集，科學出版社1958年1月初版）中找到諸如翦伯贊和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金岳霖、羅常培、陶孟和、馬寅初、周建人、竺可楨等的大作，當時翦伯贊還發表過〈擁護大鳴大放，反對亂鳴亂放〉（刊《北京日報》）、《翦伯贊分析右派言論：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論調看來很像集體創作》（刊《文匯報》）等的文章和講話，這一切並不奇怪。
當時中國科學院召開批判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即章（伯鈞）羅（隆基）以民盟中央名義制定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座談會，在郭沫若發言之後，翦伯贊在發言中卻沒有點一個右派的名字，他在發言結束時還竟說：「我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在大鳴大放期間都說了一點，走了點火，雖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動機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對黨提些意見，雖然過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緊，只要動機是好的，不是想搞垮黨，搞垮社會主義，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麼言者無罪，而且今後還可以講……」。然而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會科學界批判右派的大會上，翦伯贊在題為〈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的長篇發言中，調子大變，他竟說史學界「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這些人在過去幾年中尚有所顧忌，在章羅聯盟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前後，就明目張膽地發表了各種謬論，並假借學術名義對共產黨進行政治性的攻擊活動，徹底暴露了他的本來面目。」於是，他的矛頭所向，就是中國歷史學泰斗的雷海宗、向達，以及新秀榮孟源等人了。後來章詒和在回憶文章中曾詳細記述了翦伯贊批判他人的經過，老實說，在引用這些材料時，筆者竟數度不忍。在章詒和看來，當年翦伯贊是出於公心，即他「雖為北大歷史系系主任，但他一向關注全國史學界的走向和風氣。他從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的言論裏，察覺到抵制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研究歷史的動向。這樣的問題，對翦伯贊而言，自屬於大是大非了。從一種權威理論的自負出發，也要責無旁貸地為馬列主義史學進行規範性解釋。故翦伯贊激烈指責他們。」當然了，這，又是左派的翦伯贊了。
那麼，左、右，竟是如此勢如兩極麼？章詒和說：「1957年夏季的翦伯贊在思想上是必須堅守比冰還冷、比鐵還硬的黨性原則，在行為上，他必須義無反顧地積極投入；在公開場合表態，寫批判文章，在批判會上發言。」那麼，他在1956年夏季的膽識哪裡去了？此後他與章伯鈞談話時的睿智又哪裡去了？或者，那竟是必須要有的「黨性」？另一方面呢，章詒和在文章中還說：「反右」運動後期進入處理階段時，「有人發現：北大歷史系劃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條──除了對向達等人的批判，翦伯贊這個系主任沒有更多地涉及教職員工。翦伯贊畢竟和絕大部分的中國文人一樣，本性善良。」這又如周一良回憶丁則良在未名湖投湖自殺後，周因曾主持批判過這位好友，又不能為之送葬，心裏難過，便在停靈處繞棺一周，表示告別，後來卻在全系大會上受到「溫情」和「立場不堅定」的批評，「只有翦老，在會上聽到我繞館一周的事，意味深長地對我說一句話：『你對丁則良是真有感情啊！』當時心想翦老還有人情味。」（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顯然，這又是另一個真實的翦伯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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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曾與郭沫若、范文瀾被譽為新中國「新史學」的三大家，但是他們三人在史學觀點上不無爭論，這比如中華民族的形成、中國古代的社會性質等。
1959年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落成，當時在「中國通史陳列」中用哪一種古代史分期的觀點來佈置陳列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當時范文瀾、翦伯贊都很通達，他們主動提出以「戰國封建論」的觀點來布展，從而解決了一個難題。到了1961年，北大歷史系接受「文科教材會議」的委託，準備撰寫《中國史綱要》，作為主編的翦伯贊在〈關於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也為《綱要》奠定了一個基本框架，這在當時得到了陸定一、周揚等的贊同。如人所知，「古史分期」是中國歷史學長期爭論的問題，當時翦伯贊表示：作為學術問題，理應百家爭鳴；但編寫教材，還是使用統一的表述為好，為此他曾以「中國通史陳列」為例，擬採用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但當時有人提議由中宣部來決斷，陸定一卻表示這是學術問題，要憑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的東西由歷史學家去討論決定，中宣部不能拍這個板，既然是翦老主編這部教材，當然可以按照自己所主張的「西周封建論」來寫，這樣有利於百家爭鳴，他還鼓勵翦伯贊：「你都不敢寫，誰還敢寫！」據說事後陸定一還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說同意，並說如果中宣部去管這些事，那麼請馬克思當部長、請恩格斯當副部長、再請列寧也當副部長，也管不了。於是，由翦伯贊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史綱要》便在古代史分期的問題上採用了「西周封建論」，這與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便不一樣了。多年以後陸定一「文革」後復出，他把這件事當作「百家爭鳴」的一個範例，並由此引申說：社會科學應該有不同學派的並存，「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提高一個學派」，後者那樣的蠢事，歷史上僅有梵蒂岡的教皇、中國的秦始皇和漢武帝幹過，等等。
翦伯贊最終是以倡導「歷史主義」引火上身的。其實，所謂「歷史主義」不外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要求，尊重歷史的客觀性質以及不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而已。因此，翦伯贊早就對在學術界逐漸興起的左的一套越來越反感了，如所謂「以論代史」，更簡單的就是滿紙領袖語錄，他說：寫文章滿篇都引用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話，就是沒有作者自己的話，那你這篇文章應當還給馬克思，還給毛主席，怎麼能算你張三李四寫的？他還直斥所謂「史學革命」的結果：是「內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歷史變成了單調、僵死和乾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以至於「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完全是「片面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至於史學界「五朵金花」中的農民起義問題，他認為應該歷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爭，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農民反對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農民反對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把皇帝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且農民起義後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等等。此外對於要用「階級鬥爭為紅線貫穿中國歷史」、「打破封建王朝體系，以農民起義為綱」等，他都提出了自己鮮明的不同的觀點。
章詒和說：「翦伯贊是主張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但他決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級地伺候於政治，服務於某項政策。翦伯贊是主張學術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但他絕不能容忍學術如此卑賤地跪拜於權力。」尤其是對所謂「厚今薄古」的強勢話語，他明確表示：那「是應該的，但只是說近現代史比古代史更為重要，並不意味著不要古代史，古代史也完全可以為現代、為今天服務」；此外作為「史觀派」的代表人物，他並不完全排斥「考據派」的「唯史料論」，「他以為馬克思主義者不反對史料工作，而且還重視史料」，如要批判所謂「煩瑣考證」，「他以為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反對考證，而且認為這是整理史料的一個必要的步驟」，等等。漸漸地，當年那個左派的翦伯贊，不是分明又「右」了麼，尤其到了意識形態的大批判越來越激烈的六十年代，翦伯贊的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轉折，因為他已經深刻地意識到：當下的所謂歷史研究，已與戰爭年代自己自覺地以歷史研究為武器開展現實鬥爭不同，此時甚囂塵上的簡單類比的研究風氣「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因為以往那種簡單和輕率的歷史類比研究已經不能運用於現實的中國，而簡單地把歷史上的現實和今天的現實等同起來，「那不是把歷史上的現實現代化使之符合於今天的現實，就是把今天的現實古典化去遷就歷史上的現實，兩者都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都是錯誤的。」（〈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新建設》1952年第9期）
1963年9月，翦伯贊就當時「反修防修」背景下的史學研究問題致信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周揚當時正主持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科書的編審工作，由於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戚本禹在這年第4期的《歷史研究》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斷定太平天國的後期領袖李秀成是「認賊作父」的「叛徒」，隨後毛澤東又在〈李秀成自述〉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表示了對戚本禹文章的支援，隨即烈士瞿秋白也因犧牲前一紙〈多餘的話〉遭到非議（後又被逐出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一系列的變化使得史學界為之談虎色變。當時，還有所謂批判「議會迷」的批判文章，即「用宋教仁來影射現代修正主義的議會路線」，而當時擔任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和主編的翦伯贊卻以為：「忠王是農民革命英雄，有缺點，但不應苛求」；「宋教仁是主張議會路線的，但他的議會路線和陶里亞蒂的議會路線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第一，宋教仁代表資產階級，而陶里亞蒂是打著無產階級的旗幟；第二，宋教仁的時代中國還沒有共產黨，而陶里亞蒂的時代，則不僅有了共產黨，而且有了社會主義國家，有了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還有聲勢浩大的亞非拉美各國人民反對新老殖民地的火熱的革命鬥爭。」因此，翦伯贊雖然承認「歷史科學必須為政治服務，必須參加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但他認為「怎樣進行這個鬥爭，是急待明確的一個問題」，如「戚本禹同志從中國史上抓出了一個變節分子，另外一個同志又從中國史上抓出了一個議會路線者，像這類的文章還會出現，據田余慶同志說，已經有人把春秋時的向戎弭兵說成是和平主義，並且加以反對。這樣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說這些同志的動機不好，他們都想把歷史用作戰鬥的工具，但是這樣的歷史類比是不倫不類的。例如向戎弭兵是反對封建混戰，怎麼能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戰爭，反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戰爭相提並論呢？」
翦伯贊當年的擔憂今天看來都有似「小兒科」的東西，然而不久之後，在中國的歷史學界，這種愚蠢的「批判」已是目眼即是，不但墨子、向戎、李秀成、宋教仁，甚至外國的愛因斯坦等等，悉在被「批判」之列了。
也正是在「大躍進」的年代，在「古為今用」的口號下，上述「大批判」的學風有如鋪天蓋地，搞得沸反盈天，翦伯贊為之心急如焚，他認為「在歷史科學中反對修正主義，是反對用修正主義的荒謬觀點來歪曲歷史，不是要從中國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們當作修正主義者或把他們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比附，……用歷史人物作炮彈來射擊現代修正主義者，花的本錢太大，而且也沒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必然會歪曲歷史。」（徐慶全：〈翦伯贊的一封未刊信〉，《歷史學家茶座》第一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於是，他不懈地力圖糾正之，並在北京、南京、上海、蘇州等處不厭其煩地大講「歷史主義」，認為「除了階級觀點以外，還要有歷史主義」（〈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紅旗》1959年第10期），並說如果非要堅持什麼「厚今薄古」，則勢必會產生割斷中國歷史的危險，最終只能導致「把歷史的革命性同科學性對立起來，用前者否定後者」，（〈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江海學刊》，1962年第5期）甚至還號召「學習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精神」，當然了，這就接近於最危險的邊緣了。因為，它根本不符合當時政治運動的要求，由此必然觸動了領袖頭腦中那根「階級鬥爭」的弦，以及被時刻摩拳擦掌準備「將史學革命進行到底」的人所虎視眈眈，而揆諸史實，我們還不難發現：在毛澤東考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輿論準備過程中，「抓叛徒」是其中一項最為鋒利的鎩手鐧，從李秀成到劉少奇（以及「61人集團」等等）就是隱約可見的一條線索。顯然，不知深淺的翦伯贊為此必將付出巨大和慘痛的代價。
5
一場「文革」的發動，有人說是用兩顆著名歷史學家的頭顱開刀問祭的。「如果說，姚文元用的是吳晗的頭顱，那麼，戚本禹用的則是翦伯贊的頭顱。」（王學典：《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另據張傳璽先生的說法，則「批判」翦伯贊的始作俑者，是《紅旗》編輯的關鋒於1963年開始醞釀的，即他於這年6月在北京展覽館發表〈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的問題〉（後關鋒與林聿時共同署名發表於《歷史研究》第6期）的演講，以此為導火線，揭開批翦的序幕，林傑、朱永嘉等也予以唱和。
1965年12月，《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文章公開對翦伯贊的歷史觀點進行了批判，即對1961年以來他先後發表的〈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等糾左的文章進行攻擊，斥之為「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翦伯贊不知就裏，他還對到訪的《文匯報》記者批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認為姚文元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並認為吳晗「在政治上沒有問題。如果這樣整吳晗，所有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等等。
1966年3月，《紅旗》又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等人合寫的〈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隨即給他扣上「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的帽子，並指責他提出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隨即全國報刊開始對他進行指名道姓的批判。這裏所說的「反馬克思主義」，就是指翦伯贊曾提出過的「歷史主義」（以及並非他「創造」的「讓步政策論」等），以及「歪曲和污蔑農民革命」、「美化和歌頌帝王將相」等，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伯贊先生竟以反馬克思主義之詞獲譴，含恨以死，這實在是太不幸了」。（〈歷史主義無罪〉）此後，戚本禹等人又發表了〈反共知識分子翦伯贊的真面目〉等，誣衊、誹謗，無所不用其極。
也是這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進行了多次談話，談話中以嚴厲的口吻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以及中宣部，說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號召要解散市委；又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號召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說吳晗和翦伯贊是「學閥」，包庇他們的則是「大黨閥」（暗指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等，乃至劉少奇）。很明顯，此前雖說毛澤東並不反對翦伯贊、范文瀾提出的「西周封建論」，而且翦、范二人還曾對其他歷史分期的主張者如尚鉞等進行過批判，但現在翦伯贊與尚鉞等一樣，所謂「剃人頭者被人剃」，他們都難以逃脫政治運動的厄運。
一俟「文革」正式發動，繼陸平、彭佩雲等之後，「文革」發難地的北大就把翦伯贊（所謂「一翦二馮」，即翦伯贊、馮定、馮友蘭）拋了出來，先是由歷史系黨支部主持召開批判會，隨即中宣部副部長和華北局第三書記張磐石率工作組進駐北大為「社教」做準備，最後北大黨委佈置批翦，而中宣部也通知翦伯贊本人，報刊上將公開批判他。至於「批判」的口實，是他「寫文章不引用毛主席的語錄」、「為吳晗鳴冤叫屈」等等，此後他便被戴上了「漏網大右派」、「反共老手」等帽子，接著被造反派批鬥達百餘場，且幾乎每次都受到拳打腳踢，後來又升級到日夜被審訊和逼供，乃至幾乎被趕出家門。
此前在大難來臨之際，1966年4月7日，范文瀾派助手到翦伯贊家中探望，並轉告范將到翦宅午餐的約定，但數天之後，范的助手又轉告翦：范不能如約前來了。有特殊背景的范文瀾的這個變更，讓翦伯贊更加領略了「春寒」。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重磅炸彈的文章：〈打倒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其矛頭直指范文瀾和翦伯贊。隨之，歷史系的向達、邵循正、周一良、鄧廣銘、楊人楩等也統統被打成「牛鬼蛇神」，這時，不管是翦伯贊還是他曾經批判過的向達，他們的命運都被拴在了一起。終於，翦伯贊驚聽回視，他似乎明白了當年與章伯鈞所恍然的自己的「信而無思」，他也大概已經勘破了自己將近古稀之年的命數，而在章詒和的筆下，竟是這樣的一幕：「一次，孫兒翦大畏從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進門便喊：『爺爺』，他坐在椅子上，頭也不轉，只問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說話，像一尊佛，參透了生死貴賤和榮辱。」
時間到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全會的講話中提出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要給予出路，因為「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並且以翦伯贊、馮友蘭為例。他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我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頁）這裏毛澤東講話的語境，是把馮友蘭、翦伯贊和眾多知識分子（當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道來說的，這也表示了對「臭老九」的政策，「文革」中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變相地進行的，於是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翦伯贊，就在「工宣隊」的安排和自己感激的心情下寫信感謝毛澤東。其實，毛澤東的講話，意思是很明白的，即在政治和學術上是不能對之心慈手軟的，不過「今後在生活上可以適當照顧」而已。此後，北大軍宣隊向馮、翦傳達了「最高指示」，翦伯贊夫婦還得到了優待，他們被遷入一幢小樓獨家居住，並被派了一位為他們服務的工人。這時，誰都以為翦伯贊已被毛澤東「解放」了，然而沒過一週，翦伯贊夫婦卻決然赴死矣。
翦伯贊夫婦的死，竟是與湖南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相連到了一起。當時尚未廢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已被內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至於其具體的「罪行」之一，則是曾與蔣介石、宋子文、陳立夫等「勾結」，而三十年代圍繞一致對外而展開的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秘密接觸和談判，湖南人的呂振羽、翦伯贊都參與其中，於是，翦伯贊竟成為「劉少奇專案組」搜取相關證據的重要人證。
就在毛澤東講話剛剛兩個月之後，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一位名叫巫中的軍人（據說此前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個副科長）繞開學校的「軍管」當局，帶著幾名副手，在歷史系「翦伯贊專案組」幾個人的帶領下找到翦伯贊家。巫中一見翦伯贊，就板起臉孔宣佈說：「翦伯贊你聽著：劉少奇的罪行，已經查清楚，中央已經做了結論，他是叛徒、內奸、工賊，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佈。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還是站在劉少奇一邊，現在就看你的表現了！」巫中還講了劉少奇在歷史上是「叛徒」的情節，並說翦伯贊是知情人，「你只要證明有這麼回事，簽上字就沒你的事了。」對此，翦伯贊沉默不語。巫中緊逼翦伯贊不放，但翦伯贊拒絕作偽證。最後，巫中給翦伯贊留下三天時間的考慮，說完揚長而去。
這三天，是翦伯贊七十年人生中最漫長的三天。這三天，他仔細回憶起一件件往事，但他怎麼也回憶不起劉少奇有過「叛變」行為。第三天，巫中又來了，他一聽翦伯贊還是「回憶不起來」那句話，頓時暴跳如雷，他指著翦伯贊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條！」最後，他還留下一句話：「我還要來的！你不交代清楚我決不放過你！」此後，不到兩個月，巫中每隔三兩天就來一次，而且每次越來越氣急敗壞，每次越逼越緊，情急之中巫中還從腰間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吼道：「翦伯贊！今天你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你！」最後，逼得翦伯贊非得要以死相抗爭了。
在接下來的幾天，翦伯贊夫婦默默相對而坐，甚至通宵不眠。翦伯贊開始向管理人員索要安眠藥，直到藥量可以達到赴死的程度。12月19日晚，翦伯贊夫婦一同服下了安眠藥。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已服用了過量的「速可眠」離開了人世，此時翦伯贊夫婦各睡一張床，揭開被子，但見兩人都整整齊齊地穿戴著嶄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贊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裏，還搜出兩張小紙條，展開來一看，一張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張傳璽：《翦伯贊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此後，北大當局感到事情重大，迅速上報有關方面。不久，遲群突然來看視了翦伯贊夫婦的遺體，又不久，謝富治在電話中痛罵了「軍管」當局的副軍長，並說：「毛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你們把事情搞糟了，都是些廢物！」原來，毛澤東聽到消息後極為震怒，因為此前宣佈給翦伯贊「出路」是要通過這個典型給整個知識分子以「出路」，這是他的戰略部署，翦伯贊被逼而死顯然破壞了這一戰略佈署。隨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嚴厲批評了謝富治，最終負責「軍管」的那支部隊被調往外地。而翦伯贊夫婦的死，卻意外的解脫了其他北大「牛鬼蛇神」的困境，如另一位堪與翦伯贊並稱的北大「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也居然被從監禁中放回家中了，其原因「也許是怕我們也自殺吧。」隨即毛澤東委託謝靜宜向馮友蘭致意，馮友蘭趕緊「寫了一封信，還作了一首詩，託謝靜宜轉達。這首詩說：『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若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三松堂自序》，第174頁）周一良也回憶說：「紅衛兵把我們身邊的剪子、小刀以至剃須保險刀都收繳了去，於是證實了翦老的噩耗。」（《畢竟是書生》，第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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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翦伯贊臨死前寫的這張紙條後來被印在他的傳記前面，我曾多次久久地凝視它，遙想不已。
是呵，從此，在眾多的「文革」的死難者──自殺者之中，又多了一對翦伯贊夫婦。當年這一噩耗震驚了不少人，尤其是知識界，所謂「右派」悉數被「打翻在地」，現在，連「左派」也危乎殆哉。北大的學人更是人人自危，如周一良先生驚歎道：「我大為震驚，心想他解放前經歷過多少艱難險阻，都未被嚇倒，何以如今頂不住。」（《畢竟是書生》，第70頁）其實，原來的如何「艱難險阻」並沒有什麼，現在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而輕擲了性命才是最讓人痛心不已、也最是悲劇的。人，到了這一步，從前種種鎩羽暴鱗的經歷都不算什麼了，問蒼天，天知否？俗語說「小人知進不知退」，則又如章詒和所說：「古人云：進不喪己，退不危身。進不失忠，退不失行。──這是一個很高的行為標準和道德規範。絕大多數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贊做到了，以生命為證。」同時，我們還不要忘了伴隨他一道赴死的夫人──「賢淑嬌小的戴淑婉也跟著走了。幾十年來，作為婦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於小家庭。但在人生結尾處，竟是那麼地耀眼。『柔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她以死鳴不平。」
至於翦伯贊臨死前寫的紙條，章詒和問道：那上面「手書的『三呼萬歲』又是什麼呢？──是以此明其心志，為子女後代著想？是對文革發動者的靠攏，在以死對抗的同時，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種『我死你活』、『我長眠、你萬歲』的暗示性詛咒？」她又說：「我總覺得翦伯贊不同於老舍，也不同於鄧拓。他的手書『萬歲』一定有著更為隱蔽和複雜的內容。」陳徒手則說：那是「中國知識分子『文革』中自殺的標準格式」。「標準格式」，以後的人們會理解它麼？
翦伯贊死矣，甚至，他沒有留下任何骨灰。當時在火葬場，送葬人竟在填寫「骨灰處理」一欄時寫道：「不要骨灰」。
1979年2月22日，在他的追悼會上，擺放在會場前方的骨灰盒裏，只有三件物品：一是翦伯贊的老花眼鏡，一是馮玉祥曾送給他的自來水筆，一是他們夫婦的合影。
1981年，王力先生為「文革」中死難的5位友人寫詩哀悼，其題翦伯贊云：「馬班事業一家言，讓步何堪大罪論。大獄株連莫須有，夫妻服毒死含冤！」
一代史家，從此追隨「兩司馬」的先賢於地下。可歎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