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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抗戰勝利之後，原以為可以鬆一口氣的中國，卻迎來了另一場內戰，本文即曾參加國共內戰的當事人回憶當初重要戰役失利之情形，包含戰事失利之後，蔣介石的反應與行動，但願這些史料，能為後人借鑑。】
據坐鎮徐州指揮軍事的總司令劉經扶先生之回憶錄記載：
民國卅七年的夏天，隴海線的軍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來坐鎮徐州兼領鄭州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勢難兼顧，需人接替。蔣公想要蔣銘三（鼎文）先生去，他堅決謙辭，再想到劉先生，徵詢他的意見，當時的局勢，在不懂軍事的一般社會人士，已洞若觀火，除非出現奇蹟，很難「挽狂瀾於既倒」。但是劉的答覆是：「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拚命，義不容辭。」所以劉向國防部辭行的時候說：「見危授命，我跳火坑，個人生死事小，但望大家以國事為重，這次要對我多多指導與支援。」
民國卅七年六月十四日，劉率新任參謀長李樹正，隨參謀總長專機由南京飛徐州，就任徐州剿匪總司令，由原有的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的機構與人員改組。當時共匪陳毅的第一、四、十一及兩廣等縱隊，正在菏澤以東，鉅野以南地區，與我第五軍及整編八十三師、新編廿一旅激戰中。其第七、十三及新八、九縱隊，於陷我泰安、大汶口後，圍攻兗州。劉伯誠匪部也由黃汎區趨魯西，欲躡邱清泉之後未逞，反噬開封。劉於六月十九日飛鄭州，參謀總長顧祝同亦即趕到，劉欲放棄豫北，以救開封，俾利爾後之索敵攻擊，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獲實現。劉於是日下午離鄭返徐州時，河南耆紳孔新三等廿餘人，攔著他跪地痛哭，殊不知劉當時的心情比他們更沉痛。當晚回到徐州後，急督劉汝明、孫震等部，迅速馳援，加緊猛攻，乃於六月廿六日克復開封。劉伯誠向南逃逸，陳毅向西竄犯，在睢縣以北鐵佛寺童王店附近，將我第六綏靖區副司令區壽年所屬之整編第七十二、七十五師及新編廿一旅予以包圍，劉即以第五軍及整編第八十三師經蘭封而杞縣，兼程馳援，苦於劉伯誠匪部極力阻擾，進展遲緩，不得已乃將原擬用於解圍兗州之黃伯韜部，臨時西調，與邱清泉兵團合力夾擊陳、劉匪部，黃兵團於七月二日趕抵睢縣以北帝邱店附近後，也被匪轉用兵力將其包圍，幸經忠勇奮鬥，予匪重創，兼以我邱清泉兵團於正面攻擊受阻後，改由側背迂迴，攻擊敵後，匪經力戰不支傷亡慘重，乃於七月七日四方奔逃，作鳥獸散，造成時的豫東之捷，將匪擊潰，人心振奮。是役黃伯韜厥功甚偉，最高統帥特授以青天白日勳章，以酬其功。
這是劉一到徐州就四處救火，失其自主的情形。
民國卅七年秋天，東北失利，華北緊張，津浦線上濟南與兗州兩個孤立的據點隨亦被陷，後方人心浮動。當時劉的對手有兩個─陳匪毅與劉匪伯誠，陳匪有十六個縱隊約四十萬人，劉匪有七個縱隊，約二十萬人，可能集中的民兵還未計算在內。而劉所指揮的第二兵團邱清泉、第七兵團黃伯韜、第十三兵團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總兵力最多不過是廿五萬人。新兵又多，裝備不全，有的軍還沒有整補完成，可見剿匪後期，我軍實力，已大見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門戶，倘徐州有失，南京便將震動。但徐州為四戰之地，難守易攻，豫東皖北，又為歷代決戰的古戰場。為求爭取主動，劉總司令乃遵命放棄鄭汴，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團牽制劉匪伯誠，因陳毅、劉伯誠將合攻徐州，圖一戰獲勝，直下江南，乃極明顯的企圖。而我則有兩個對策，撤至淮河之線取攻勢防禦，或增加兵力與匪於徐州附近決一死戰，惟參謀本部對攻守之計遲未確定。我劉總司令請求將黃伯韜兵團集結於運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顧總長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戰方略。五日晨召集軍事會議，國防部擬撤守淮河，但各兵團司令官以為時機已晚，敵前撤退，最為不利，不如決一死戰，乃決定「備戰退守」，即一面先集結兵力，準備應戰，一面撤退物資，並將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軍，改向徐州陸路撤退。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黃伯韜兵團，以一部策應海州的第四十四軍，主力於十一月六日撤退，黃兵團在運河以東，因等候第四十四軍，遲至十一月八日才開始撤退，惜為時已晚，守備運河的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適於此時叛變，使運河與不老河全行開放，匪遂由黃河側背，直下運河，最後演成碾莊被覆沒的悲慘結局，當十一月九日，黃兵團且戰且退，而陸續渡過運河，本擬於十日繼續西退，又奉國防部令固守碾莊待援。劉當時想將徐州以西的邱兵團，不待集結完畢，乘匪陸續渡河攻擊黃維兵團時，為爭取時間逐次轉用於徐州以東，會同李彌兵團於十二日發起攻勢，以救黃伯韜兵團。但十日夜，奉命來協助劉指揮的副總司令杜聿明到徐州，不同意此議。主張先行集中完畢，再行開始攻擊，並謂黃兵團如能固守七日，即可獲勝，等到情勢不對，再決定行動時，匪軍主力業已完全到達，所以自十四日以後的攻擊，即未獲解救之時效。換句話說，又遲了一步。至十五日夜，國防部據空軍偵察，以匪軍大部輜重向北行動，判斷匪有撤退徵候，一再催令剿總下達追擊命令。劉認路匪圍攻黃兵團志在必得，沒有將吃到嘴裡的魚再吐出來的理由。一面請空運增援碾莊（未獲實現），一面仍督促邱、李兩兵團猛攻救黃，果然，匪不但未退，且攻勢益猛，至廿二日晨，黃伯韜將軍自殺殉國，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澤濬重傷失踪，第六十四軍軍長劉振湘被俘，第二十五軍軍長陳士章、第一百軍軍長周志道，負傷突圍至徐州。於是黃伯韜，兵團覆沒，所謂徐、蚌會戰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此時，北上增援之黃維兵團，於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進抵蒙城以北之澮河渦河間南平鎮、雙堆集一帶地區，被共匪劉伯誠阻擊，未能前進。於是徐州附近之主力與黃維兵團，及在蚌埠附近之李延年兵團，形成分離狀態，極端不利。國防部為策定爾後之作戰指導，於十一月廿日下午，召集剿總參謀長以上人員會商，由部長何敬公主持，先由李參謀長樹正報告，並申述意見：「放棄徐州，原則同意，但須證明陳匪毅主力參加圍攻黃維兵團時，再開始行動為有利。」並一再強調「計劃固計劃。但是否能徹底實施，顯難保證，此戰關係國家存亡，應請總統或部長或總長親自指揮，則大軍振奮，將士用命，定可一戰成功。」，此時黃維兵團被圍，情勢已趨孤危，國防部乃於十一月廿七日電令「剿總劉總司令飛蚌埠指揮，徐州方面軍事，歸杜副總司令指揮。」劉遂於廿八日遵令將指揮權移交給杜副總司令，而他自己則離開徐州飛到蚌埠指揮，至卅日夜，忽然聽到徐州已經撤退的消息，劉當然很關心。據十一二月二日空軍偵察報告：「杜部已抵永城蕭縣間之青龍集、祖樓一帶，態勢整然。但匪軍三五成群，共約四五萬人，隊形不整，紛紛向西急進。劉當即繪製情況圖，以電投杜副總司令，請其迅速擊破當面南之敵南下，並謂「依目前匪軍戰法，判斷較我優勢之匪軍，可能採用圍困戰法，使我軍疲而亂時，乘勢攻擊。」請其注意。杜副總司令當時回了一個電報說：「大軍作戰，貴在態勢，刻先擬調整態勢，再行大舉攻擊。」等到四、五兩日杜部大舉攻擊時，傷亡大，進展小，蓋因匪之圍困準備業已完成。面我軍又遲了一步。
此時，劉在蚌埠知道不利的情形，顯然的杜副總司令解不了黃維兵團的圍，而杜亦將同樣遭受圍困。乃急赴南京面報蔣公，請再給一個有力的軍，由劉從蚌埠向北攻擊解救黃維兵團，只要黃維兵團的圍解了，杜部也就沒有危險了，因為蚌埠當面雖然是匪幾個殘破的縱隊，但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摧破當面之匪，遲至十五日黃維突圍之前，才增援到一個楊幹才軍，不但太遲，而且無濟於事，結果是黃維兵團於廿七日為劉匪伯誠全部包圍於雙堆集，同時其第八十五軍一○一師師長廖運周率部投匪，十二月十五日突圍之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將軍陣前自殺殉國，副司令官胡璉、師長尹俊、王靖之突圍而出，司令官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第十五軍軍長覃道善等被俘，其餘官兵收容不足四千人，而杜部別因十二月十七日起（黃兵團突圍後兩日），大雪連降十天，空運停止，官兵日以草根樹皮及馬肉果腹，撐持至民國卅八年元月十日，全軍覆歿，邱清泉將軍自殺殉國，孫元良、李彌兩司令官、第七十五軍軍長高吉人（先重傷飛出）、第五軍軍長熊笑三、第一三九師師長唐化南等，突圍而出。
「寫到此處，我真痛心萬分，不忍再寫下去了。」
以上是錄自劉總司令的回憶錄，此次決戰，亦可謂悲壯矣。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總統任命湯恩伯上將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陳大慶將軍為淞滬警備總司令。我亦奉命為聯勤第十補給區副司令，本司令部管轄上海、江蘇、江西、杭州、福建等地供應司令。這個時候的狀況：瀋陽、濟南都失守了，平津危急，徐蚌會戰序幕初啟即呈不利，江南地區，政治情勢陰暗，社會秩序混亂，和談空氣瀰漫，抗徵抗糧到處發動，民心士氣一片頹喪。警總的責任地區，包括蘇南、皖南和浙江、江防正面東起上海西到馬當達千五百餘公里；可能使用的兵力，只有正在整補的兩三個軍，此外都是預期由東北、山東及淮河流域轉進來的部隊，這種狀況的艱危，是不難想像的。但是，湯總司令受命之後，立即著手收容整補部隊，部署沿江防務。
京滬地區政治情勢的危疑震撼，所負責任區域的廣大遼闊，軍事力量的殘缺薄弱。接踵而來的，又是徐蚌戰局的慘敗，平津變相的投降，尤其最關緊要的是，總統引退，軍民失去重心，於是匪諜和投機分子日益囂張，政府與社會都呈動搖，乃至轉「備戰言和」，為「弭戰求和」。和談代表，絡繹於途。因之，軍事布置的阻力與日俱增。湯總司令對這種局面，毫無猶豫，憑其堅定的意志與動人的熱情，取得多方面的合作和協助，陸軍部隊一面整補一面布防，海、空友軍都盡力支援，淞滬地方士紳和工商人士，也捐撒大量物資，作構築工事之用。所以，兩三個月的工夫，就大體完成了江防部署，並構築了淞滬地區相當強固的陣地。京滬地區的作戰指導，第一步要求殲匪江上和保衛首都，但匪我戰力強弱懸殊，萬一江防不守，便須採取第二步的行動方案；一案是向富春江、仙霞嶺轉進，節節阻擊南侵之匪；一案是轉為對西正面，主力憑藉淞滬既設陣地打擊匪軍。這兩案的利害比較，略如下述：
（一）匪渡江公算最大地區，為江陰、蕪湖各附近，南京為一大突出部，倘匪渡江得逞，則此地區部隊，將陷入包圍。
（二）同前狀況下，匪南趨富春江之距離，較我為短，全部國軍，亦有陷入大包圍圈之危險。
（三）國軍屢屢失利，迭次補充，訓練與士氣，大非昔比，故東北與徐蚌轉進均不成功，再行遠道南移。
（四）淞滬為聞名國都市，全國工商、經濟中心，匪所必爭，引匪東向與匪南進具有同等作用，且較為主動。
（五）淞滬物資豐富，且能發揚我三軍聯合戰力，用我所長，制匪所短。
（六）海上運輸為我獨佔，補給無虞，必要時亦可安全轉移，另策後圖。
（七）淞滬地區戰略物資，須有轉移時間，絕不可輕委於匪。
基於前述，警總的兵力部署，主力置於京滬方面，皖南方面以有力一部與江防海軍協力。但三十八年三月間，政府當局忽然堅持改用向南轉移案，令將主力移入皖南，經湯總司令再三陳述意見，均不採納。並由府中直接干與部隊行動，以致羅賢達、楊幹才、于兆龍及胡長青軍主力先後西移。嗣四月下旬，匪軍南渡，我蕪湖以東鎮江以西各軍，均遭覆滅；反之，京滬線上，雖因江陰要塞與江防海軍的意外變化，引匪渡江，然我即時變換向西正面，在揚州以東之闕漢騫軍以顧錫九、王秉鉞、劉雨鄉軍各一部及鄒鵬奇師，仍如預定轉入淞滬地區。五月間之淞滬作戰，雖因計劃打破，總兵力不足，然仍予數倍優勢之陳毅匪軍以慘重打擊。
倘原定計劃不被打破，則淞滬兵力當在二倍以上，戰局將完全改觀。尚憶京滬線上兵力被迫西移時，警總同仁，有建議以去就力爭者，湯總司令謂：「按常理應辭去總司令職務，惟匪軍逼處北岸，戰鬥隨時展開，高級指揮官易人，必致動搖軍心，貽誤戰局；且甫入淞滬之劉玉章軍及尚在常州之闕漢騫軍、丹陽之鄒鵬奇師，即將全移皖南，淞滬地區，惟有拱手讓敵，故寧可犧牲個人，擔負可以預見的失敗責任，決不可孑然引去，坐視全局俱非也」。湯總司令將這種堅苦忍耐，顧全大局的襟懷，表現了圓滿具足的軍人武德。
淞滬作戰，五月十三日開始，初期我三軍密切協力，痛擊陳毅匪部，使其四個縱隊喪失戰鬥力，但陳匪全力源源增加，我終以總兵力不足，浦東南市先後被匪突破，五月二十四日面臨決戰時機，也是高級指揮官識量魄力的嚴重考驗。那時的行動只有兩途，一是固守原地，決一死戰，一是趁吳淞口尚可通過，實施海上轉移。前一行動，只要一股血性的勇氣就行；後一行動，要有考量大局的智慧，還要有敢負全責的勇氣，要有當機立斷的魄力才行。湯總司令聽取幾位高級將領的意見之後，他毅然決定：「盡現有七萬噸左右船舶，以舟山為目標，實施海上轉移。」他的理由很簡明，在此決一死戰，並無勝算；國家存亡，既非在此一地，在此一戰，則應將現存力量，轉移較為有利的用途。他並決定，一面報告，同時實施（按：實施中奉令核准）。五月二十五日晚開始在吳淞口上船，至二十八日陸續到達舟山者約八萬人。這種行動的責任，是非常沉重的，要有大見識，大勇氣，大魄力才夠擔當起來。
京滬地區作戰時，以絕對劣勢的地面兵力，予陳毅匪軍以重大的打擊，實得力於三軍密切的協同，充分發揮了聯合戰力。當時三軍的協調聯繫，真是如兄如弟，那種自然的綿密的聯合行動，不僅看不出絲毫的軍種界限存在，也不是任何作業程序或計劃作為能表現和規範的。
這種偉大有效的組織和指揮的才能，湯總司令全靠他身邊有幾位高級將領如陳大慶、石覺、萬建蕃等人，具有天賦的智慧，特殊的才能，旺盛的意見，忠勇的氣概，熾烈感情，發生出令人感動和熱誠合作的精神才能圓滿達成任務。
恭錄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先生手著《負重致遠》一書。其中一節之〈殷憂啟聖、多難興邦〉，俾讀者明瞭民國卅八年，國家的遭遇，領袖的行誼，猛省歷史的教訓，有以惕勵反攻復國的決心，以副毋忘在莒精神。以下是經國先生之原文如後：
民國三十八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段非常嚴重的時期。共匪猖獗，要求我政府作城下之盟。那些「全軀保妻子之流」的軍政首長，大多昧於大勢，急為私圖，脅迫父親下野，以便向匪屈膝求和，苟保性命。父親寧靜忍耐，以表明其自己的志節，遂決然引退了。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臨行的時候，曾到紫金山，國父的陵寢謁別。當天晚上到達杭州，就住在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那時，父親的心情當然顯得十分沉重，可是絕沒有絲毫灰心或頹喪的成份。第二天起來，精神還是愉快飽滿，一如平日。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就開始埋頭研究這一次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們不大明白父親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後來催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為止。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面成為現在保衛臺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如果不是父親的高瞻遠矚，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到達，還會到臺灣來嗎？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大的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渡過三十九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
初回溪口期間，外面對於與共匪談和的空氣非常濃厚，一般愚蠢的政客對「和談」都表示「樂觀」。更有一部分人過去以為父親是「和談的障礙」，現在認為蔣總統下野了，「和談」的希望極大。父親在二十餘年與匪俄鬥爭的經驗中，早已看清了俄帝和共匪的猙獰面目，對於所謂「和談」，絲毫不感興趣。到了四月間，張治中在去北平之前，曾經打一個電報給父親，報告他自己將於赴北平的前一日，到溪口來，向父親請示。父親接到電報後，就對我們說：「他來不來，無所謂。」第二天張治中到了溪口，父親接見他時，對於「和談」的事，絕口不提，只是邀同他去遊覽山水名勝。這樣便度過了大半天的時間。當晚，我就把父親料定「和談」不會成功的理由告訴了張治中。他還不肯相信，說他「願意到北平去試一試。」張治中趕回之後，果然和邵力子等便以「和談」代表資格，一同飛往北平去「試一試」。那裡曉得，張治中這一試，就一去不返了。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匪酋毛澤東提出了所謂「和平條款」，那簡直是一種「最後通牒」。父親於接獲這項消息後，立刻就電邀當時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前往杭州會商；見面的時候，父親就問他：「對於這個問題，應採取何種態度？」李宗仁回答說：「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父親說：「不必談了，過去共匪因為渡江的兵力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進攻力量準備好了，還有什麼談判的餘地。同時，匪幫所提的「和平條款」第一條，就是要把過去一切的責任諉諸本黨，這種一筆勾銷本黨六十年光榮歷史的條件，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父親說到這裡，拿出一份擬好的電稿說：「這一通電文，由我兩個人聯名發出。你以中華民國政府代總統的身分簽字。我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簽字。」這一通電文的大意是說：「由於共黨的毫無誠意，和平談判已告破裂，中華民國政府特昭告全世界：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侵略，從明天起，政府遷往廣州辦公。」當時李宗仁無話可說，只好同意簽字：而這個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把我們當時快要中斷的「法統」挽救起來了。
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共匪的軍隊已經快打到杭州了：父親囑咐我們說；「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我們請示此行的目的和地點，父親沒有回答。我們只好準備一艘座輪，聽候父親的命令。艘座艦的艦長，就是現在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同志。當晚黎艦長間我：「你知道不知道領袖準備到什麼地方呢？」我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以這次取道水路看來，目的地不外兩個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廈門。」黎艦長當時對我們的推測也表示同意。
第二天，父親登艦後，才說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這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那時共匪的軍隊已經渡過長江，上海的情勢非常危急，這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的冒險。但是父親對於這些都毫不介意，因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在最危險的時候，到最危險的地方去。
父親到了上海之後，最初是住在復興島，以後感到離市區太遠，對於那些前來謁見的人員，有很多的不便，不到幾天，就命我到市區去準備住所，要搬到市區去住。我當時聽了這話，立刻報告父親說：「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父親當時很嚴厲地回答說：「危險！你知道，難道我還不知道？」我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旨，只好遵命辦理。父親終於從復興島遷到金神父路勵志社去住了。在那兒，父親整天忙著處理有關保衛上海的許多問題。同時，每天都要召集地方人士會商，或是召集在上海的黃埔學生訓話，在每次講話的時候，總是很懇切而坦白地告訴他們說：「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全力來應付危難。」父親苦口婆心，他們聽了沒有不感動的。
父親正當此風雨瓢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間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像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覆信，大意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不是軍閥。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不管。」第二天，父親就離開了上海，然而坐艦定海附近，一連了十多天，此十多天中，父親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親自到每一個小地方去，召集地方人士和黨政首長，剴切訓話勉勵他們要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以後又從容不迫到各地巡視了一個月，才經過馬公到達了臺灣。父親當時很痛楚地在日記中記道：
「今天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兇險的共匪，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敵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癒，新的創痕又深了。我眼前看到中華民族前危亡，怎能不揮淚前進？前進這條路，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但是不必害怕，這一條革命大路，已經先烈用他們的血來舖平了。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今天黑暗重重，危險艱苦，但我憑著一線希望的光明，及我對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
這樣如大海中孤舟、四顧茫然，又如在漫漫的長夜裡一燈微照，父親鼓著最大的勇氣，乘風破浪，向一線光明的前途邁進了。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我應該在這裡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臺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祕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臺灣了。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那裡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糧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庫存黃金到達臺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臺灣來，交給國庫保存。這一箱珠寶，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括的財物，勝利後被政府依法沒收，交付中央信託局代為保管的。因為我曾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所以，父親就命令我去負責執行這一項任務，當我到達上海以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命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指責我說：「到了臺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只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同年夏天，湖南的程潛和陳明仁率部投匪，當時父親正駐廣州，曾詢問某高級將領對時局的意見：那位將領回答說：「時局已經萬分緊張，是否可以再試一試談和？」父親聽了這話就很明白地告訴他：「你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會收留像程潛、陳明仁這一班叛逆？說穿了，就是因為還有我在。」最後，父親又重複說了一遍在南京時所說的話：「要談和，你們去談，我仍舊要繼續奮鬥！」那位將領聽了呆若木鷄，面紅耳赤，內心慚愧，無地自容。
八月間，父親飛往重慶，去支持西南危局，並派人到昆明去召盧漢到重慶來談；那時雲南的局勢已十分混亂，盧漢本人也開始動搖，所以起初不敢到重慶來；父親派去邀約盧漢的代表，兩次都沒有結果。第三次又派人去，並囑告訴盧漢說：「你做了我那麼久的部屬，難道還不信任我？你到重慶來，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盧漢因為自己的叛跡尚未顯露，又受了父親精誠的感召，終於從昆明飛到重慶來。父親同盧漢談了兩天的時間，最後把他說服了。盧漢臨走的時候，父親又剴切地嘱咐他說：「國家的命運如何，就只看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了。雲南又是這三省的中心，希望你回去之後，好好努力，我去廣州的時候，再順道來看你。」
不久，父親要到昆明去，我覺得這是一種極端的冒險，如果父親不顧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父親不願失信於部屬，總是要實踐對盧漢臨走時的諾言，在決定去昆明的前夕，我向父親建議：父親明天萬不可去昆明，讓我先去，並且對盧漢亦不說明是否能來昆明的意思。父親則於第二天的早晨，從重慶動身，十點鐘到達昆明機場，約盧漢相晤。」父親同意了我的主張，我就起程飛往昆明。
當我見到盧漢的時候，就向他說明父親「恐不克即來昆明」的緣故；並且告訴他，我將在昆明逗留幾天。他對這事似乎也並不介意，並認為父親此時也沒有來昆明的必要。他對我的招待非常週到，晚間還同我閒談了很久，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知道父親的飛機快要到了，於是找著了盧漢，告訴他：「重慶方面來了電報，總裁已經起飛，十點鐘就可以到達昆明機場。」我告訴他這個消息以後，就與他寸步不離，他想打電話派部隊保護安全，我說「用不著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兩人之外，再沒有別人知道這個消息。」我終於拉他同坐一部汽車，趕到機場。十點鐘，父親乘坐的座機降落昆明機場。我以為父親準備在機場內，同盧漢留談幾句話就走可是，又出人意料之外，父親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第一句就問：「盧主席你有沒有預備午餐？」盧漢報告說：「還沒預備好。」父親說：「好！好！那我們一同回到你家去吃午餐罷。」我聽了父親的話，雖然無法阻止，可是已經坐立不安；心裡細想，父親身繫國家的安危，今已深入虎穴，萬一有了差池，國家前途何堪設想！然而那天，父親的態度顯得特別慈祥和安定，不但在盧漢公館同盧漢共進午餐，還談了很久的話。同時又派人到外面去，約集了許多高級將領，來會商保衛西南的大計。這樣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多鐘，我看看天氣不早，再遲恐怕不能趕回廣州。於是向父親報告說：「方才接到廣州的消息，那邊的天氣可能發生變化，請父親立刻起程。」父親聽了我的報告：站起來，向窗子外面望了一望，就說：「好了，我們走罷！」這樣平安地離開了昆明，重到廣州。我相信如果不是父親的至誠感召，像盧漢這一類居心叵測的叛逆，也許老早就出亂子了。父親這種無畏的精神和威德，無形使他們懾服愧怍，結果安然無事。我每一回想當年這一幕，委實覺得「心有餘悸！」
到了十一月間，李宗仁將父親請到重慶去，他自己卻去了廣西，避不見面，那時共匪正向西南急速進軍，重慶的淪陷，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我屢次勸父親到成都去，都遭拒絕。到了匪軍已經攻到南溫泉的那一天，我又報告說：「匪軍已經到南溫泉。」父親說：「我現在還不能走，必須等待羅廣文軍長回來，處理完妥之後，才能行動。」我就設法，只得去找羅廣文。一直找到下午三點多鐘才找到他，同他一起來見父親。父親首先向他詢問前方戰況，又指示許多撤退的機宜；等到羅廣文走後，父親才對我說：
「我所以不願走的緣故，就是必要等羅廣文見面，因為他到前線，是我派他去的；現在他打敗了，我也要交代他如何撤退。部屬在前線作戰的時候，統帥怎能不安排妥當而先走？」
父親替部屬負責，是這樣的一直支持到最後一分鐘；那些臨陣脫逃的將領，真是罪通於天了！
當天下午四點鐘，父親突然命令駕車到重慶市區去看一看；那時，重慶市內紊亂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終日之概，各機關的人員，紛紛準備逃難，差不多都走空了。父親的座車首先到了衛戍司令部，誰知偌大的司令部裡面，只剩下了幾名衛兵，還有兩名副官，其餘的人已跑得精光，父親就對那位副官說：「你見到楊司令的時候，就報告他，說我已經來過這裡。」從衛戍司令部出來以後，父親又命令把座車開到抗戰時期的軍事委員會，一路悲悽冷落的情況，難以形容。
父親在自己從前的辦公室裡走了一遍，這間辦公室裡面一桌一椅、一草一木，無一不是在抗戰期間曾經陪伴過父親六個年頭的東西；睹物傷情，在這一行將離開的時候，父親對於室內的每一物件，都顯露出深切的眷戀。最後，看到壁上掛著一幅軍用地圖，就命我把它取下燒燬，然後才安心登車回去。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水洩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只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
當晚，父親還沒有準備離開重點的意思，很早就上床安睡。到了晚間九點鐘，歌樂山附近槍聲大作我們覺得情況不佳，急忙請父親起身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因為尚有許多軍用品急待處理，故即在機場內停皆至翌晨，才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成都去。
到達成都以後，父親就住在成都中央軍官學校，胡宗南將軍的部隊當時也已到了成都，父親乃積極部署各方面的兵力，準備與匪軍作「背城借一」的最後決戰，以保全西南半壁的錦繡河山。當戰事進行到非常緊張的時候，那位身為政府封疆大吏的劉文輝，竟然躲藏起來，避不露面；父親不得已派了劉的好友王纘緒去找他，也不肯出來。最後，父親只好對王纘緒說：「你去告訴劉文輝。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就算我今天死了，也是應該來送葬的。」可是王纘緒從劉文輝那裡回來以後，只是搖頭嘆息，向父親報告說：「劉文輝已經靠不住了，他家裡盡是古古怪怪的人。」意思是說：在劉文輝家裡看到了許多所謂「民主人士」、共匪、失意軍人、官僚政客，他們準備「靠攏」投匪了。
不久之後，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成都和昆明間的電訊也失卻聯絡。翌日，兩地間的電訊又出人意料的復通了，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內容勸劉文輝設法把父親扣留起來，以便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大功臣」。父親看到了這張電報之後，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決定當天離開成都，臨行的時候，侍衛人員對父親說：「劉文輝的便衣人員，已經佈滿了軍校大門附近，我們不如從後門出去。」但是，父親卻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嚴正地說：「我從那個門進來，也要從那個門出去！」父親到了這樣危急的關頭，還是從容不迫，絲毫不肯苟且的！
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臨走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父親又說：「你告訴他們，如果臺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
父親當時所以說出這些沉痛的話，是自己早已準備與這一塊最後的國土共存亡了；故而勉勵西昌的守軍將領，也應該抱「殺身成仁」的決心，與西昌共存亡。我的任務完畢，就由西昌飛往海南島，回臺灣覆命。
這一年，也就是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的一年。當該項文件發表時，很多人主張請父親對「白皮書」裡所說的話，根據事實加以答辯。可是：父親很安然地說：「不必了。」並於當天晚上在日記中記道：
「耶穌被審判的時候，他是寃枉的；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
沉默是最好的答覆。今天俄帝在世界上的橫行霸道，共匪在大陸的殘暴屠殺，自由世界反共意志的加強，一切一切鐵的事實，還不都是替我們作「義務的辯護」嗎？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父親復職了，這正是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說的「受命於危難之間。」到了五月，國軍自舟山撤退，事前很多人都深怕放秦舟山，會引起臺灣人心的不安，並使大陸同胞失望，所以紛紛向父親表示反對的意見；我當時也不贊成舟山撤退計劃。後來，父親向大家說：「你們恐怕因為舟山撤退，就會使得臺灣人心不安，但是如果這支兵力在舟山被共匪消滅了，臺灣的人心又會不安到什麼程度呢？你們又恐怕因舟山撤退而使大陸同胞失望，但是如果為了要守舟山而臺灣不保，大陸同胞又將失望到什麼程度呢？」第二夫，父親就毅然下令撤退舟山的部隊。我們想起來，如果不是父親力排眾議，當機立斷，當時駐守舟山的部隊，恐怕早已不存在了。所以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說：「中國人應該有雄偉的氣魄。」又說：「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是要向大處看、向遠處看、從高處看。」父親這種壯士斷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永久學習和效法！
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關頭渡過了，自此之後，我們又看出革命前途的新曙光。又走上「中興」道路。父親說：
「中興」比任何創業更難，因為「中興」不僅是要從敗亡中從頭做起，而且是要從腐爛中刷新重生，從廢墟中奠基再造；尤其是要從自信的喪失之中，來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從擊敗者的敵人手中，回轉頭來擊敗敵人。
古人說：「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我們應該抱著「乘長風破萬里浪」的精神，冒險犯難，向中興大業的前途邁進！』
本文節選自《國民革命北伐抗戰回憶錄──五車書室見聞》，帥學富原著；蔡登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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