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與他的寫實文學

首頁圖來源：cowins

日本據臺之後，無時無刻地不在對著臺灣民眾高喊著「一視同仁」、「內臺平等」的口號，然而在臺日人為了要保有身為統治者的獨特性與優越性，真的能如其宣傳一般地「一視同仁」對待被視為其殖民地治下的臺灣人民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此吳濁流這時期，在他小說中所反映出的社會環境，正是為了要證明那「內臺融合」、「內臺平等」，甚至於「人材登用」等，都只是自視為支配者的日人，為遂行其在殖民地上的種種榨取行徑，而用以欺騙被支配者的臺灣人的一些口號宣傳罷了。而以下即針對吳濁流小說中，所反映日治社會下各種環境類型的不平等，據以分析出：


一、待遇的不平等


吳濁流最早撰寫他的處女作小說〈水月〉，其目的就是為了要控訴那歧視臺灣人為次等國民，所採取的那同工不同酬之差別待遇。而就在它批判日帝藉此差別待遇，對臺灣人從事種種勞力之榨取時，實已直指出那社會問題中最深刻之矛盾，此即可證成〈水月〉所具備上述社會環境之定位。然而事實上，以控訴日、臺此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為主題之小說，在所有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當中，可說並不多見。這可能是因為當時臺灣人中，大多數都還是以務農為生，支領日人薪金的臺灣人畢竟是少數，故待遇問題，並未被當時的新文學作家所突顯。但是也並非完全沒有人去注意這個現象，早在民國十六年，發表於《臺灣民報》一八九號，由鄭登山所著的〈恭喜？〉，即已指出這個不平等的矛盾。


二、教育的不平等


光復後，一度統治臺灣的日本，還曾十分自豪地表示領臺之時，其對臺灣的經濟建設及教育制度的確立與普及，是促使臺灣經濟得以在戰後迅速邁向現代化的基礎。然而事實果真如此？日據時代做了二十年鄉村教師，熟知殖民地教育本質的吳濁流，在其〈功狗〉中，即為我們提供這個問題的答案。


吳濁流首先質疑的是，臺灣人子弟只能進相對於設備及師資均較小學校（日人子弟所就讀的學校）為差的公學校，而且公學校的教育重點，只著眼於實業教育及社會教育，根本有意於忽略學生的學識教育。所以差別教育在此，即是殖民地上支配者肆無忌憚地歧視被支配者最明顯的證明。而至於公學校所著重的實業教育及社會教育，究竟是個什麼樣本質的教育呢？其實說穿了，實業教育就是農業教育的美稱，殖民地上的公學校為落實農業教育的推行，必須：
 

經營廣大的農場，因此影響到學生的學業很大，一日沒有半天可讀書；學生的知識一天一天退步，反之，農業的勞作一天一天加強。當時雖遭受許多父兄的指斥，奈何公學校不比小學校，這是當局的高等政策所暗示的；任你抗議也是無效的。 

如此蠻橫地抹殺學生權益的教育政策，也只有在此殖民地上才能見到。而且支配者的教育當局，除一邊提倡實業教育，一邊又策動所謂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其實就是向殖民地人民教導殖民母國語言的日語教育，而這種教育，實質上也只是為了讓臺灣總督府在推行政令上的方便而興辦，並非真具有啟迪民智，使臺灣人免於文盲的偉大使命。至於這種教育能夠達到如何的成果，當時還在為殖民地教育扮演先鋒的吳濁流，在小說中亦有如此真實地描述：
 

要推行「社會教育」就要辦理夜學，夜校的學生不比白天的學生，年齡有大有小，有老有幼，兒童、少女、青年、婦人、老翁、老太婆都有，對象參差不等，是很難教的。一個發音要唸幾十遍，因為老人家舌根已硬，很不靈活，兼之他們都是被迫而來的。因為根據保甲會議的決議，每戶都要派一人參加補習，無故缺席的就罰，若有偷懶的，由保正甲長警察負責督促，所以他們來不過是為敷衍，全無興趣可說。他們往往在教室裏打盹，這也因為白天要勞動，拖著已經疲倦的身體到了教室，自然而然只想睡，那有心來聽講呢？ 

這種強迫施行的教育政策，只能增加受教育者的困擾，為他們在白天勞動後的身體，更增添精神上的疲累罷了，這些實在都已嚴重違反教育的本質和意義了。然而殖民地上的教育當局，仍執著於社會教育（基礎日語教育）和實業教育（農業教育）的推行。這不禁讓筆者更加能確認其真正的目的，無非只是要更方便地『馴化』臺灣人，以便於在殖民地上實施更深入有效的經濟榨取之手段。

當然吳濁流在〈功狗〉中，只反映出公學校教育的典型，至於公學校畢業後學生的出路，吳濁流則也未忽略地將其反映在〈亞細亞的孤兒〉中：
 

運動會結束以後，學生們便接著準備升學考試，他們都為投考師範學校及中學而專心一意地準備功課。但每年師範學校的新生錄取額，每縣（郡）平均只有一、二名，而縣轄的國民學校卻有十六所，六年級生共有二十多個班級，因此每縣（郡）錄取比率是二十比一，競爭當然是劇烈的。太明為了替自己的學校爭取郡一名僅有的錄取額，每天早晨上課以前，便為學生補習國語（日語）和算術。放學以後又為他們解答入學試題，晚間再在宿舍為考生複習功課，幾乎把全部的時間支配得沒有一點空閒，準備衝破這第一道難關。……可是，同事們對於他這樣熱心，非但不寄予同情，反而背地裏譏笑沽名釣譽，有的還笑他多管閒事，李訓導甚至當面說他這種作法是枉費心機。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本省籍學生的中學入學人數限制未取消以前，無論如何爭取，也是徒勞無功的。譬如甲校的錄取額增加一名，乙校勢必減少一名，結果整個局面還是沒有改變，這就是所謂蝸牛角上之爭。 

殖民地上的被支配者，公學校畢業後，想再繼續接受中等教育之機會，可說如上述般之困難。因此造成深知內幕的臺籍教師，對熱心於輔導學生升學的太明有所嘲諷，其實他們的嘲諷，並非針對太明而發，而是說給殖民地的教育當局知悉，因為他們刻意地對「本省籍學生的中學入學人數之限制。」在此升學管道沒有任何改變的環境下，即使是教師和本省籍學生再如何地努力，終究只是在蝸牛角上做競爭，一切均歸徒然。所以也因此造成公學校教師如李訓導等人，最後只能對這種毫無希望的教育環境冷漠以對。


這些證據，無不清楚地直指出殖民地上的教育當局，實施的是如此一種包藏禍心的教育制度，無怪乎深知殖民地教育本質的吳濁流，要藉其小說作如此深痛的指控。


三、皇民化的矛盾


從上面日帝對臺灣人在待遇及教育上所採取的不平等政策，即知日帝據臺之後，始終視臺灣為其殖民地農場，盡情咨意地從事經濟的榨取，而臺灣人在日人的眼中，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群廉價的農奴而已。然而隨著日帝覬覦大陸更廣袤的資源，及從不停止地挑釁之下，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終不可避免地使中國與日本展開全面性的戰爭。這場戰爭的發生，對於夾在同民族的祖國及異民族統治者的臺灣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小的喜訊。雖然他們在表面上被迫不能不向祖國的敵人表示忠誠，但是事實上無人不在內心寄望於祖國能贏得這場戰爭，以便臺灣得以永遠擺脫奴隸的地位，重回祖國的懷抱。


當然臺灣人的想望，身為統治者的日本人也並非全無所悉。只是昧於在侵略初期，太輕視中國軍隊的韌性，狂言三個月亡華，待全面衝突陷入膠著後，才驚覺這場戰爭，並不如預期般地能令其稱心如意，為所欲為。至此臺灣總督府始猛然回頭，一面為安撫心向祖國的臺灣民心，一面又為了加快掠奪臺灣所有的資源以投入戰場，而開始實施那更令臺灣人難忍的精神榨取──皇民化運動。這裏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其實只是殖民地上的統治者，巧妙地運用戰時所施行的配給制度來引誘臺灣人改姓名、說日語、穿日服、拜大麻、學習日本的一切風俗習慣，企圖將臺灣人改造成徹頭徹尾的日本人，以爭取臺灣人認同這場侵略其祖國的戰爭。


皇民化者一味地模仿日人的外在生活模式，甚至以為改換日本人的姓名，即可成為不折不扣的道地日本人，殊不知皇民化運動只是殖民統治者，藉以解消臺灣人因日人侵略其祖國所產生的反抗意識，所玩弄的一種把戲。那些傾醉於皇民化運動者，縱使對日人外在行為模仿的微妙微肖，然向來以擁有大和民族血統而產生無端優越感的日本人，也不會完全認同於擁有漢族血統的臺灣人是其族類。皇民化中血統問題的這點矛盾，看在有識者如吳濁流等人的眼中，即能一語道破此運動本質中的荒謬性。


而除此之外，吳濁流還借太明之口，道出這場日、臺合演的鬧劇之真實意義：
 

他認為「皇民化運動」固然是臺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臺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份利令智昏的臺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臺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他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他們唯其因為與鄉土共生死，所以決不致為他人所動搖。反之，那些遊移騎牆的「皇民派」，卻非常容易動搖，因為他們易為物慾所動，他們是無根的浮萍，他們的力量看來雖然大，其實不然，微風、碎浪便可以使他們漂流失所的。 

果然，由光復後臺灣人熱烈慶祝重回祖國懷抱的景況，即足證明這個皇民化運動，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


四、孤兒的故鄉


日據時代的吳濁流，如果與其他的大部份的臺灣人一樣，不曾離開那塊生養他的海島，踏入其心嚮往的祖國國土，那麼他永遠也不會發現，在戰時臺灣人的處境，是處於如此不堪聞問的地步。原來在表面的國籍上，臺灣人確是歸屬於日本所統轄，然而從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宣佈始政的那一天起，在臺日人就從未平等地對待過臺灣人，反而視臺灣人為次等國民，是其廉價的工人、農奴，並以此將臺灣人當作其理所當然地取笑與奴役的對象，這已如上所述。因此臺灣人不論智愚，始終均心向祖國，期盼祖國的強盛，而有一天能打敗日本，讓臺灣再重回祖國的懷抱。而蘆溝橋適時的槍聲，正是令臺灣人長久以來的夢想，得以實現的轉機。吳濁流也即是在此種時空的環境背景下，難忍日帝的歧視待遇，而抱持著為祖國貢獻心力的信念回歸大陸，然而當他甫踏入國門，卻得到朋友如此難堪的叮囑：
 

章君【筆者按：《無花果》中的章君，其實是其好友鍾壬壽的代稱，此就如同古君是吳濁流的自稱一樣。】還提醒我，應該隱秘臺灣人的身份，尤其他身為國民政府的官員，更不願表露身份。我們約好對外說是廣東梅縣人。在上海的朋友也都說過這一類話。在大陸，一般地都以『番薯仔』代替臺灣人。要之，臺灣人總被目為日本人的間諜，不管重慶那邊或和平陣容這邊都沒有好感。那是可悲的存在。這原因，泰半是由於戰前，日本人把不少臺灣的流氓遣到廈門，教他們經營賭場和鴉片窟，以治外法權包庇他們，供為己用。結果祖國的人士皂白不分，提到臺灣人就目為走狗。這也是日本人的離間政策之一。開戰後日本人再也不信任臺灣人，只是利用而已。臺灣人之中有不少是抗戰份子，為祖國而效命，經常都受著日本官憲監視。來到大陸，我這才明白了臺灣人所處的立場是複雜的。 

在大陸上的臺灣人，為什麼不能在同胞面前自承是臺灣人，原來這還是日本帝國主義奸險的伎倆，利用包庇臺灣的流氓在大陸上從事種種不法的勾當，藉以挑撥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情感。於是大多數善良的臺灣人，就要為這些少數利慾熏心的臺灣流氓，背負起歷史的罵名。然話雖如此，中、日開戰後，臺灣仍有許多熱血的青年，千方百計地潛回大陸，加入祖國抗戰的陣容，這當然也引起日本當局極大的不快。所以臺灣人就在祖國人士的誤解，及日帝刻意地排擠下（戰時，日本帝國主義藉口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名義，大量地將臺灣青年送赴中國大陸及南洋充當砲灰），過著宛如孤兒般尷尬矛盾的生活，而這也即是吳濁流撰寫〈亞細亞的孤兒〉意識之原點。可是吳濁流並非單純地只處理有心報效祖國的臺灣人，在大陸還須隱藏身份的窘境，而是宏觀地將臺灣人、日本人與中國人三者間相互糾葛的心結，藉著知識份子胡太明一生的所見所思，十分詳實且傳神地呈現在讀者的眼前。

衍伸閱讀

【讀歷史】從日治時期台籍教師劉克明看台日同化

光復初期，臺灣人將思慕祖國的赤誠之心，連帶的轉為敬意地投射到由祖國來臺的大陸人士身上。如在迎接祖國來臺的接收人員之歡迎會上，見到裝備簡陋的祖國軍隊，幾乎與看慣了雄糾氣昂之日本軍隊無從比較，可是臺灣人還是基於民族情感與孺慕之情地如此自我安慰的說：
 

雖然所得到的外觀不是什麼好的，可是心裏總有說不出的滿足感，於是眼淚不知不覺地溢滿眼中。好像被人收養的孩子遇上生父生母一樣，縱然他的父母是個要飯的……。 

但是何以「光復當時那樣熱狂地歡迎的人們，僅半年不到的時間，那種熱烈的感情不但消失了，反而在他們眼中滿溢著不平不滿的反感。」光復後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臺灣人對祖國來臺的大陸人士，在情感與態度上竟然有如此大的轉變，這當然決非其來無因。而曾在這時期擔任過記者的吳濁流，因為智識與眼界的開闊，顯然能較一般人更清楚於這個事情的緣由，於是基於他在日據時期所培養出的為「歷史存證言」之使命感，並無懼於強權政治所加諸於己的壓力，以慣於批判時局的寫實作家之毅力，重拾史筆。而將光復初期臺灣人仍無法受到祖國人士平等對待之苦痛，藉由小說，傳達給他的讀者知悉。首先他即指出光復初期，祖國來臺人士甚囂塵上的奴化教育論之荒謬。


一、奴化教育之荒謬


臺灣之光復，帶給臺灣人的確是無比的喜悅和希望。喜悅的是從此以後，臺灣人自認可以成為自己的主人，不再需要受到任何人的欺壓與奴役。希望的是能親身參予對臺的各項建設，並依其理想，將臺灣建設成比日據時代更美好的三民主義之模範省。可是乍然由日帝鐵蹄下掙脫枷鎖束縛的本省同胞，因不瞭解祖國複雜的政治環境，對祖國的寄望過高。加上來臺從事接收工作的外省官員，不但不體恤無辜的臺灣人，五十年來受盡日帝欺凌所生的委屈，反以征服者的高姿態，視臺灣人為日本奴化教育下的餘孽。認為非再教育不足以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對因受日本教育而眼界及知識水準，遠較那些外省官員為高的臺灣人，如何不錯愕萬分。

好不容易才得以從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下，掙脫出來的臺灣人，以滿懷憧憬地迎接來自大陸本土的中國人，盼望能藉著這些人的經驗，迅速地將臺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新樂園。可是卻被這些人以受奴化教育的藉口，而遭強制摒除於參予建設臺灣政治與經濟決策之行列，當時臺灣人所受的挫折感，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這種挫折，還不是臺灣人所最難以忍受的，因為這種臺灣人受日帝奴化教育的指斥，臺灣人尚可視為是祖國來臺之人士，對臺人不了解而產生的誤會，日後只要多接觸、多溝通，雙方仍不難達成共識地共同為建設臺灣而努力。可是最令臺灣人難堪的是，那種日據時期日帝用來歧視奴役臺灣人的差別待遇，這時竟在光復後，重臨臺灣人的生活中，這無疑是臺灣人所最害怕的夢魘之再現。


二、差別待遇的重現


前面已述及，差別待遇是日據時代，殖民地統治者用來歧視奴役被他們視為次等國民與農奴的臺灣人之特別制度，臺灣人對這個制度可以說是深惡痛絕。怎奈光復後，祖國來臺人士竟也拿此制度來對待同血緣的臺灣人，這如何不叫臺灣人產生滿腔的憤慨呢？將此情形看在眼中的吳濁流，在驚異之餘，即希冀藉其小說〈路迢迢〉，將光復初臺灣社會仍存在著這個差別待遇之矛盾，提出來加以檢討。


然而當〈路迢迢〉中的記者Ｓ與思源在向社長爭取平等待遇不成，廢然而返後，向編輯局長報告經過之情形時，卻得到同是本省籍局長如此的回應： 

局長說：「老職員都支原來薪給，衹有新進的多得一倍，換言之那是自然產生的差異，而並不是差別待遇。」可是這種差異乃是集團性的，除非你參加那個小集團，否則你永遠不能受到那種優遇。因此這新的差別待遇，不管本省籍記者怎樣鬧、怎樣爭取，上面的人都不為所動，也就沒有能得到改善。唯一的例外是那位編輯局長，因為他參加了那個小集團。 

原來這位唯一例外的本省籍局長，並未受此差別待遇之苦，所以在聽完S與思源的敘述後，仍能輕鬆以對地為那個差別待遇，辯稱為是「自然產生的差異」。可是卻不能說明何以老職員都支原來薪給，衹有新進的職員才能多得一倍，遍尋世界各地，實在也難找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薪給制度。而且這位本省籍的編輯局長，顯然也不是新進的職員，卻也未能對他自己是唯一享受此優遇的道理提出說明。


而吳濁流則在其中，略為透露這個差異乃是集團性的結果，然而這個集團卻是由祖國而來的人士所組成。易言之，臺灣人又是被排除在那個可以享受優遇的小集團之外，其所謂「自然差異」下的犧牲者。只是他們較日本人寬大地容許少數本省人，加入這個利益團體，而那位編輯局長，自然是這些少數幸運的本省人當中之一位。雖然我們在同時期的其他小說或資料中，並沒有見到光復後仍有這般差別待遇的記載，或許可以以小說的虛構性，來對這段情節描述加以存疑。但是小說的作者吳濁流，顯然也曾是此制度下的受害者，因為試看他在《無花果》中，如此地憶述：
 

臺灣新報也被接收而改為臺灣新生報了，……本省籍的記者仍然留用，但中文的編輯則交給外省人。……雖然是同一個報社，但不知不覺之中自然分成兩派了。日文的編輯和中文的編輯，各自分開。不過新進的中文記者的薪水，幾乎比日文記者多一倍。可是只有日文編輯部主任是例外，和外省人的待遇一樣。這麼一來，日文記者也就不能緘默了。至於這種新的俸給制度的差別，不僅是新生報，就是其他政府各機關也有相同的情形。在日據時代，嚐過那種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 

從這段憶述中，不難看出吳濁流這篇小說的寫實性，及他個人與臺灣同胞在面對祖國如此刻意差別待遇下的苦痛。因此，他也不惜在〈路迢迢〉中，藉著記者S之口，提出他的抗辯：
 

記者S大聲地說：「日據時期我們被日本人當作油瓶子，受著差別待遇。如今回到祖國懷抱，便不再是油瓶子了，是正血正統的嫡親，因此必需受享一切平等待遇。」 

又說：
 

那麼，我們的薪俸便也必須平等才是，給外省來的人任何優遇，都是不當的。解除了這種差別的桎梏，才算是真正回到祖國懷抱。 

站在臺灣人的立場，來看吳濁流藉小說的這些抗辯，可說是相當至情至理的。而不幸的是，當本省同胞為了向陳儀政府爭取合理待遇，而終成為引發流血衝突的二二八事件之另一導因後，如此地差別待遇，才喚起當局的重視而得以消彌於無形。故當這無分省內、省外，只問工作性質與能力的公平待遇一實施，省籍矛盾才得以自然地消失於雙方的互助合作中。基於此，不也證實吳濁流對當時主、客觀所造成的省籍矛盾，所提出的那些抗辯及建言，其本質上，乃深具有對光復初期省籍之衝突，尋出一合理解決之道的真知卓見。


吳濁流除將光復後祖國來臺官員以征服者姿態，來對待臺灣同胞的實情提出批判外，對於光復初期社會上對日產之接收，與政府機關貪污嚴重之情形，也有相當大篇幅的報導與揭露。在吳濁流的認知裏，光復初期臺灣社會經濟狀況的拮据，除了是在戰時受到日帝相當程度的剝削有影響外，光復後社會上對日產之不法接收，及政府貪污情形之嚴重，才是造成民生迅速凋敝的主要原因。而民生的迅速凋敝，也即是光復初臺灣社會亂象之亂源。吳濁流有鑑於此，於是掌握其在作記者時期，所獲得的社會上對日產之不法接收，及貪污腐敗情形之資訊，完全在他這時期的小說作品中盡情地揭露。


然而在此，吳濁流也相當地清楚，這時社會上對日產之接收及貪污情形，已是不分本省、外省，完全是這一般不肖之徒有志一同地大發其光復財。至於他們是如何地對日產不法接收，以及貪污之情形，這些在吳濁流的筆下，簡直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如其在〈狡猿〉中對日產接收，是如此地描述：
 

「還有最可惡的，有一個新貴連日據時代家長會捐給女學校的鋼琴也接收到家裏去，你想厲害不厲害。」「這種人的心腸，我們真猜不透，學校的設備，有心人還要捐助，像他連人家捐贈的東西也拿回去，有智有識的新貴，口舌似蓮花，肚裏卻盡是骯髒東西。不過本省人裏面也有很離奇古怪的事，有人將日人私有財產，先倒填日期，假造日據時期的買賣證件，然後組織社團，向中央請願延展登記有效日期，把限期八月十五日延至十月二十五日的光復節，使假冒的證件變成合法。」 

來臺的接收人員，連學校的公家東西，都不放過地照樣接收成自己的私產，那麼對於日人私產地被吞沒，自然是無可估算。這些原本將成為國家復原建設的資源，現在反成為接收大員們的發財良機，這叫對國家建設有著深切期許的吳濁流，焉能釋懷。當然上述的接收情形，這也不是吳濁流的空口白話，根據中研院學者賴澤涵等人，在其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報告中，即明白地如此指出：
 

許多大陸來的外省人夥同他們的親友，非法掠取日人的財產，據為己用。這種作風極為普遍，連有政府做後臺的《臺灣新生報》也有怨言：「有些例子顯示一個人佔據了數幢房子，用假名登記註冊，事實上此類房屋從未使用。」 

而將此情形看在眼裏的少數臺灣人，似乎也得到啟示般地到處假造買賣憑據，企圖蒙混政府機關。如此地強取豪奪，偷搶拐騙，而且是上行下效，鬧得光復初期臺灣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更是污煙瘴氣。而這裏所論的，多還只是比較客氣的接收方式。此外尚有許多稀奇古怪的接收方法，如用五寸高的磚頭，到處接收日產房屋及地皮，發了數百萬光復財的怪事亦不少，這些在吳濁流的小說中，也均有詳細的揭露。


至於貪污對臺灣經濟環境的傷害，實在也不亞於日產的接收。〈波茨坦科長〉中的范漢智，不但自己利用職權的方便，大搞走私，還教導臺灣人錢大鼻，如何利用錢向政府各主管部門打通關節。而這些情形，也正見於賴澤涵等人的研究報告中：
 

一九四六年底，陳儀政府對臺灣經濟活動的控制甚至超過了日本人，然而中國官員又無法像日本人一樣，把這個龐大的經濟王國管理得公正而有效率，因為他們既少人手，又少經費，對本地的民情又不了解。由於這些原因，新的經濟控制釀成了普遍的貪污現象，差不多所有商業性的交易都需要某類的官員到場監督，那些官員忍不住就想在正規收費外再超收一點，另一些官員會施點小惠給那些送他們禮物或讓們有什麼特權的顧客。 

總之，光復初期臺灣社會會有如此混亂情形的產生，吳濁流以記者的身份，而自然能較一般民眾更清楚其中的根源所在。而且我們從歷史學者對於當時社會環境之研究報告中，亦證實他小說中對當時社會環境所描述的真實性。只是他因抱持著對國家民族之大愛，而以愛之深則責之切的心情，所創作的這些寫實小說，似乎並未獲得政府當局應有的重視。而且就因為這些作品對當時的現實環境，有著太真實的反映與揭露，差點為他帶來不必要的困擾。然而吳濁流卻也未因此而停筆緘口，在接下來的五、六○年代裏，早逾花甲的吳濁流，還是秉持著其創作小說的一貫批評態度，繼續為我們記錄下幾個當時社會所確實存在的社會病態之類型。


五、六○年代臺灣社會的概況，基本上已臻安定繁榮，且絕大部份的人們，也都能安於職位地為臺灣更美好的遠景而努力。但是不可否認地，就在社會安定繁榮的表象下，仍然存在著許多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病態。而且這些吳濁流筆下所描繪的社會病態的類型，毫無疑問地至今仍存在於我們所成長的這個社會環境中。我們無需因為它尚存在於我們自認已成熟的這個社會環境中，而避諱地去談論或揭露它，相反地筆者認為藉著這些病態環境的揭露，反更有助於我們作為反省與改進的圭臬，而成為日後社會進步的動能。


一、選舉的惡質文化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陳儀為了迴應臺灣島民一致要求實施地方自治，而分別開辦縣市參議員及省參議員之選舉。從此選舉成為這個小島上最頻仍，也是最令島民熟知的政治活動。以今日之政治觀點來說，選舉確實是能落實地方自治的最有效方法，由公民自己推舉出代表，來監督政府從事各種建設之運作，政府既有代表民意之議會督促，凡事自然不敢一意孤行或拖延怠慢，地方自治才能在府、會良性之互動中逐步健全，而這才是民主政治的精義。然而先決條件是這需要有相當良好素質的選民，才能真正推選出賢與能的人，來為廣大民眾服務，並落實以民為主的最終政治目的。然而不幸的是臺灣選民似乎還普遍缺乏這種素質，筆者在撰述此文時，正逢法務部長馬英九大刀闊斧地查辦全省基層縣、市議員賄選事件，可知今日臺灣選風之敗壞，確實已到人人搖頭的地步。但如此敗壞之選舉風氣，卻也絕非是近幾年才得以發生之事，民國四十五年，吳濁流已為當時臺灣特有的選舉環境，留下歷史性的見證了。


當然五、六○年代，民風尚稱純樸，候選人競選宣傳及賄選花招，自無今日之多樣，但也頗足以令人瞠目結舌了。如〈狡猿〉中的江大頭，為了競選縣議員，就以自己以往成為里長及鄉民代表的經驗，深知選舉就是選錢的道理。任何政見及能力都不如錢有力，可是聰明的他也明白既要花錢，就要將錢花在最有效果的地方。於是在競選的頭一天，即借天生伯的名，招待鄉中有力人士和首領人物，擺了二十桌酒席。當然「俗語說：『有食有食的工夫，無食無食的工夫。』要人出力，不是錢就是吃，所以江大頭的一席宴會，比任何宣傳更有力量。」而另一位候選人錢江山，則以偏執的言論來作為其競選勝出之訴求，他說：
 

現今的社會不比日本時代那樣單純，花樣百出，變化無窮，從前是二加二是四，斷無變五變六之理，如今二加二說不定是三，說不定是五，甚至變成六了。……所以應付這樣的社會，沒有經驗是行不通，不怕你們聰明，聰明有何用處？完全用不著，現在政治是走內線的，按規矩照手續，公事公辦，擔保你搞的焦頭爛額，可是，你要懂得門路，條條馬路都是通羅馬的。 

而最後花錢請客的和言論偏執的，竟都得以順利地當選。如此的結果，才會令吳濁流得以歸結出如下結論，他說：
 

所以有人批評選舉說，選舉不是選賢，也不是選能，就是第一選錢，第二選權，第三選緣，第四才選賢。你看，賢人挨到第四位，他們怎麼努力也輪不到，所以無錢當然不行，可是不是單單有錢就可以，還要把「敢」字列為第一條件。 

視此源流，難怪臺灣選風會日益敗壞到如今日之斯。


而當然以此而獲選的議員，進了議會，自然也不可能真的為選民來服務，在〈狡猿〉文中，吳濁流即語帶針砭地痛責那些議員諸公之所作所為。他說：
 

議員本應代表人民監督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他的責任是何等重大，他的使命是何等神聖，但現在議員的聲價，貶落千丈，其卑鄙者有不殊於惡棍。只會利用其地位做牽猴仔生意，官家也要賣他面子，也要敷衍他。官營公司的經理，看見議員來到，也得畢恭畢敬。凡有所拜託總是唯唯喏喏而已。不但如此，連最有勢力的警官也要忌他們幾分，不敢得罪，因為他們在議會發言，有對外不負任何責任的特權，就說罵死了人，也不必坐牢或償命。……你們再看，過去的省議員，有幾個沒有藉議員的地位而做中飽私囊的勾當呢？攻擊當局，當局就拿一個飽包塞住他的嘴。攻擊公司，公司就拿一個頭銜給他戴上去。你看那個大炮議員沒有兼職呢？那個官營事業沒有議員出身的高級人員存在呢？這般惡棍任意摧毁民主精神，出賣人民幸福，我們不給他吐唾沫已經是客氣了，還要尊敬他嗎？省議員這種作風，市議員學到了，縣議員也學到了，一級不如一級，可謂自上而下比比皆是。做生意、包工程、請地皮建房屋、在違章建築上動腦筋、包攬稅捐案件、剝削猪販、冒領旅費、宴客報銷、拉主管上酒家、分飯錢、賣地圖、賣日曆、賣書刊、爭取車馬費、以議員身份在會場外活動、爭取非份的利益，事無大小，凡利之所在，則相機行事，無孔不入。 

吳濁流在此中洋洋灑灑地指責議員的這些惡跡，相信生長在臺灣這個蕞爾小島上的我們，絕對不會有所陌生吧。因為以今日我們所見聞之議員的行為，實也未遜於當日其前輩之表現呢。


壹、篇名文字的象徵意象


吳濁流善用象徵的技巧，從他最早的一篇小說〈水月〉之篇名，即已可看出端倪。因為這篇小說所使用的意象，吳濁流即是以水中的明月，來象徵主角仁吉那一心所企盼的留學美夢，正如水中之映月般，美麗但卻不真實，這已如前述。而〈亞細亞的孤兒〉則是以亞洲的孤兒之意象，來象徵日據時代臺灣人無以為家的悲慘命運，這亦如前述。那麼在此，有必要詳論的是吳濁流最後的兩篇自傳小說，《無花果》和《臺灣連翹》篇名的象徵意象。其實藉這兩種植物之屬性所傳達出的象徵意義，吳濁流早在其創作〈亞細亞的孤兒〉時，即已成型。試看他在〈亞細亞的孤兒〉中的這段描寫：
 

一切生物都有兩種生活方式：例如佛桑花，雖然美麗，但花謝以後卻不結果，又如無花果，雖無悅目的花朵，卻能在人們不知不覺間，悄悄地結起果實。這對於現時的太明，不啻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啟示。他對無花果的生活方式，不禁感慨系之。他一面賞玩著無花果，一面漫步踱到籬邊，那兒的「臺灣連翹」修剪得非常整齊，初生的嫩葉築成一道青蔥的花牆，他向樹根邊看看，粗壯的樹枝正穿過籬笆的舒暢地伸展在外面。他不禁用驚奇的目光，呆呆地望著那樹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已經被剪去，唯獨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運，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發展她的生命。」他觸景生情，不覺深受感動。 

小說中的胡太明，在見到無花果所象徵的意象時，而得到的「意味深長的啟示」，不亦如在真實生活中，深刻展示著吳濁流不為名利，只求能為歷史存證言而創作小說的文學價值觀。因此在此，不難理解吳濁流雖然清楚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在臺灣人心中所殘存的驚悸效應，至六○年代中期尚未完全消褪。但他仍能不畏艱險，勇於突破政治禁忌地去檢討二二八事件的遠近因，並為它命名為《無花果》。而默默地期盼這本書能真像「無花果」一般，以並不眩人的花朵，躲過人間惡意的摧殘，終得以在自己意志下，結出堅實的果實。然而顯然吳濁流的這點心願，並未得到當時國府的相對認可，故就在他為這本書結集出書時，立遭當局查禁。


但受此打擊的吳濁流，卻未因而灰心失意，相反地更激起他堅定的決心與毅力，再度撰書為二二八事件，作更具批判性的陳述。並以其所認知的「臺灣連翹」之意象，來為這本《無花果》的姐妹作命名。而且這次他亦期望這本書能如《無花果》一樣，依照她自己的意志去發展她的生命。所以《臺灣連翹》的譯者鍾肇政，在為此篇名文字所呈現出的意象作詮釋時，才會如此特別地提出，臺灣連翹乃是一種常綠植物，它：
 

通常用來種植於屋前充當籬笆（俗稱活籬），為了求其美觀外狀，「屋主人」常要將之整修得方方正正，偶有不聽話或不甘屈服的枝葉，竟妄想要冒出頭來的話，「喀嚓」，一定要被剪掉，是否這即是臺灣人無可擺脫的「悲運」？ 

因為有鍾肇政這般的說明，故筆者才敢據以論斷《臺灣連翹》的命名，與《無花果》的取名，是同樣地深具創作不自由的象徵意義的。因為試看吳濁流在《臺灣連翹》的結尾，亦是帶有深意地如此寫到：
 

年輕的作家們，民國三十八、九年以後，你們應該比我有更深的經驗；更廣的見聞才是。我相信，這些都是你們的文學資本。有那麼一天，必定會百花燦爛，競相綻放的，我就這麼堅信著擱筆吧！ 

由此可見吳濁流在撰述《臺灣連翹》時，除擇善固執地想為歷史存證言之外，我們也可以想像，他亦抱定那臺灣人在文學創作上不得自由的悲運，是可以擺脫的，而且也是應該擺脫的信念。不要像他們一樣，辛辛苦苦創作出來的作品，卻只能「躲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開花」，而且還要時時地受著「偶有不聽話，或不甘屈服就被喀嚓剪掉的悲運」之威脅。然而值得在此慶幸的是，吳濁流這點創作與研究自由的心願，終於能在解嚴後的今天，被完全地實現。因此也不枉當年他執筆為文，而借「無花果」與「臺灣連翹」之意象，來象徵其所處年代創作不自由的那番苦心了。


貳、情節內容的象徵手法


對於吳濁流小說中的情節內容，最明顯也最能夠表現其象徵手法及技巧者，筆者認為應數〈歸兮自然〉及〈老薑更辣〉這兩篇短篇小說。由於不同的時代背景，及吳濁流對小說表現技法的進步成熟，因此使得這兩篇小說之象徵意義，及表現手法均產生極大的差異。由於所處環境及背景的不同，讓這兩篇小說得以代表吳濁流在日據時期，及光復後所分別展現出不同的象徵技巧，也使得我們得以從中看出，吳濁流在此方面表現技法進步圓熟之軌跡。而以下即據此兩篇小說，所分別展現的象徵技巧及目的，來析論吳濁流在橫跨兩個朝代時，是如何藉著他的小說創作，分別來表現其高超的象徵手法。


一、〈歸兮自然〉所表現的象徵手法


吳濁流創作的小說，一貫以挖掘社會瘡疤來作為其主題的訴求，因此在此，我們只要再來探討吳濁流創作這篇小說的時代背景，就不難明白吳濁流在這篇小說中，所欲傳達的象徵本意。根據吳濁流在〈歸兮自然〉結尾的附記所稱，這篇小說脫稿於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而對照其年譜的記載，此時吳濁流應該是任職於五湖公學校的主任訓導。當然早已清楚於殖民教育的意義，並且從不妥協配合，因而一再遭殖民地教育當局貶謫，而始終流落在偏遠地方執教的吳濁流，在此之前，已曾不止一次地考慮要離開這個遭嚴重扭曲本質的殖民地教育界，然而終因經濟的考量而作罷。但是我們也可由此而體會出他心中所深埋的苦痛。因此一旦尋得發抒的管道，自會毫不保留地加以渲洩。他的第一篇小說〈水月〉，不正是此現象的最好詮釋。


只是這時，他也相當清楚於殖民地之政權，是如何地以各種殘酷的高壓手段，來對付異議份子。所以僅管內心對殖民政權產生極端的反感，而且也尋到一條發抒此不滿情緒的管道，然為了避免觸及時諱的尖銳性，故仍不能太過明目張膽地直指其非，以免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困擾。於是他所想要突顯的問題，自然就必須透過象徵技巧的包裝，藉以來寄寓他對極權政治反抗的主旨。


基於這般的認知，因此一方面見他對人類陰暗性格的無情揭露，一方面卻也藉此，而引出文中那個頤指氣使的鄉村校長，來象徵高高在上的那個殖民地統治者。而貓自然是象徵在其支配者面前，那個動輒得咎，甚至有被滅種危機的臺灣人。因此當最後認清自己悲慘命運的貓主角，在號召同類一起離開人類所營構的虛偽世界，並高喊出：「唉！離開此地吧。跟長久住慣的家和主人離別吧。而歸去本來的老百姓的老頭子家裏去吧。」這句語重心長的象徵語句時，即可完全明白吳濁流撰寫此篇小說的深切用意了。


然而如果小說就此打住，則吳濁流的象徵意象可說再清楚不過，但是吳濁流卻隨即又如此地寫到：
 

不！不！人們只戴著道德和宗教的假面具，那道德也不過使用於強制弱者的。吾輩不要依賴人間了。離開人間所做的虛偽的世界吧，而歸去蒼鬱的森林裏，跟野獸同樣在青翠的草木自然中談吾輩的戀愛吧，生吾輩的孩子吧。對人，吾輩太弱了。長久做人間的家畜才會遇到這樣的困難的。不需要受任何人間的恩惠。吾輩不要忘記了很久以前祖宗傳下的本領。恢復野性則沒有甚麼東西可怕了。甚麼地方都可以。人間可以住的地方，吾輩也可以住。人可以吃的，吾輩也有權利吃，造化主統治一切生命。也一定給與享受生命的權利，所以到處都是吾輩領域，總不會餓死吧。 

在這段說明之後，突然使我們產生象徵混淆的錯覺。因為根據前面所見的語意，「老百姓的老頭子家」是祖國的象徵，殆無疑義。然而卻在小說結束時，令人冷不防地冒出這樣一段話，這段話的語意，雖然也能符合小說一開始對人性所作的無情批判，或甚至符合「歸兮自然」的題旨。但是如此峰迴路轉的一段結語，則除非這篇小說根本未有前述所謂的象徵意義，而只是吳濁流對人性不滿所發抒的一段牢騷話，才能說得通。可是我們卻又隨即看到，當貓主角的男朋友「白兒」被丁老師打死時，吳濁流又在小說中，作這樣的告白：
 

我慘然不語，憤怒之餘全身的毛都豎了起來。做老師的人也吃起貓，真是可惡極了。嘴巴還說博愛或人道，把吾輩的愛人殺掉，還來吃他的肉，實在仇不共戴天了。我決不是怕丁老師，但他們拿著武器，我怎能不怕呢？我只咬緊牙關把哭不完流不盡的淚水往肚裏嚥下去。 

在此貓如果沒有象徵臺灣人的意味，那麼何來這段類似影射殖民地統治者殘暴形象的控訴。因此筆者認為，這篇小說絕不可能完全沒有象徵意義的，然而吳濁流卻在號召臺灣人起來反抗支配者無理統治，而回歸祖國的象徵意義之後，又緊接著道出「人們只戴著道德和宗教的假面具，那道德也不過使用於強制弱者的。吾輩不要依賴人間了。」這樣一段話，言下之意，似乎也將祖國的政權摒斥在外，而大大地減低其象徵手法所能得到的效果。因此如果不是吳濁流在這時的象徵技巧之未臻成熟（畢竟這時仍是吳濁流小說的摸索階段），則另一解釋是這篇小說雖完成於日據時代，然而自譯成中文時，卻是在光復之後，基於吳濁流在光復後對國府政權的有所不滿，及曾將日文自譯成中文時，有改變原意的先例9。所以在此將他所厭惡的政權，以人間來象徵，亦不無可能，只是我們沒有原日文來作佐證，只能有此猜測罷了。


二、〈老薑更辣〉所表現的象徵手法


前面所析論的〈歸兮自然〉，是日據時代吳濁流運用象徵手法，來表現其對殖民地政權的唾棄，並藉以號召同受壓迫的同胞，起來反抗日本帝國統治的代表之作。而完稿於民國五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老薑更辣〉，則無疑地是光復後，吳濁流復運用象徵手法，所從事小說創作的最極致表現。〈老薑更辣〉原本是描寫為歡送主角金岩伯的第三個孫子阿真出國留學，而舉行的餞別宴開席前，來參加宴會的舊省長自峙識見超群，而想要以此來「教訓」金岩伯，卻反被金岩伯「守舊思想的言論」訓得「無言可對，口呆耳赤地頭也低垂下來」的一場鬧劇。


然而也就在金岩伯與舊省長這段相互對話的情節中，吳濁流相當技巧地將他對當時社會所普遍充斥的崇洋風氣，及臺灣文壇八股抄襲文風的隱憂，藉著象徵的手法，同時將它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如此高明的象徵技巧，遑論五、六○年代的寫實作品，即如今日的文學創作實亦不多見。而以下筆者即據〈老薑更辣〉的情節內容，來析論其所分別象徵的兩層意象。


1. 崇洋社會的象徵意象：


毫無疑問地，五、六○年代，出國留學一直是被臺灣的大學生視為求學的最高目標，同時也是被學生家長視為是最能光耀門楣的大事。因此〈老薑更辣〉一開始，就描寫阿狗為了其第三個兒子阿真，即將步其兩個哥哥出國留學的後塵，而興高采烈地為他舉行餞別宴。來參加這場餞別宴的所有人，也都是笑容滿面地為主人家高興，只有金岩伯孤單地坐在後堂，痛心地不斷在嘆氣。按理說金岩伯應為他家能同時出現三個優秀子弟，而慶幸不已才是，為何獨排眾議地在房中嘆息呢。這時吳濁流即時地安排，那言語足以代表世俗觀念的舊省長上場，由他來引出金岩伯之所以不茍同於世俗觀點的真正原因。


故當舊省長被接待人員，設法引導到後堂與金岩伯見面時，他便迫不及待地表現出世俗之人對於留學生的欽羡、嚮往之情，因此他才會相繼說出：
 

金岩伯，恭喜恭喜，賢孫個個都很聰明，出國去將來一定為國家、為民族爭光。」、「出國不是容易的事，去到美國深造，過幾年拿到一個博士回來，豈不是為國爭光呢？一定有所貢獻國家民族。」、「出國深造是讀書人最高目標，你還不曉得，這樣的喜事應該恭賀，應該還要做戲請客的。」、「出國不容易，不是想出國就可以出國的，大學畢業還要考試，考試也不是隨便，幾千人錄取幾百個而已，現在大學畢業生很多，大家都想出國，豈是普通人材就可以出國呢。 

然而卻得到金岩伯一句句的「總是沒出息」來反駁。而這樣的一句句「沒出息」，不正是吳濁流有意要對滿心功名利祿的世人，所當頭澆下的一盆盆冷水嗎。他要我們重新去思考，出國留學真的是那麼光榮的一件事嗎？真得是那麼值得慶賀與追求嗎？當然這樣簡短的呈示，自然還無法喚醒世人對留學嚮往的迷思。因此吳濁流仍立刻讓金岩伯，再度舉出他已在國外的兩個孫子之行徑，來作說明。也讓我們知道，何以金岩伯會那麼反對其孫子出國。
 

我的大孫子阿忠去了五、六年，也沒有回來一次，這還不算奇，他就地取材，拾到一個外國女郎就結婚，已經生孩子，現在在美國教書，這個沒出息，連家都不愛。第二個孫子阿善三年前去美國，還是做小使（工友）掃庭園洗廁所，聽說還要幫忙洗碗，這個下賤貨，講留學，其實還是作小使。 

金岩伯的大孫阿忠，我們就不用說了。可是一定會有人因金岩伯臭罵為減輕家裏的負擔，而去打工當「外國人小使」的阿善是下賤貨，而為其大抱不平。然而我們要知道，金岩伯責罵阿善的原意，絕不是見不得自己的孫子，去做別人眼中的輕賤工作。因為只要見他在責罵阿善的同時，卻又說到：
 

他骨賤到這樣，要做小使洗廁所，倒不如快快回來，代理他的爸爸擔尿桶耕田還有人說他是孝子。 

可見金岩伯眼中下賤的地方，並非洗廁所本身，而是在於他洗的是外國人的廁所。在此言下之意，金岩伯所看不起的，實在是象徵那見到外國人就卑躬曲膝，思想奴化的洋奴阿善。


而反思當時社會如阿善這般看到外國人，就好像看到自己祖宗的洋奴，究竟有多少呢。其實那些參加阿真餞別宴在場所有歡欣的賓客，包括鎮長及舊省長，皆難逃此項洋奴之指責呢。當然這其中又顯然以舊省長的行徑，更足以成為這類世俗社會普遍崇洋媚外的人物之代表。因為在他與金岩伯的對談中，我們見到他雖然句句都不離要「報效國家」、「為國家建設」、「為國家爭光」，但他的前提條件卻是「生在這個大時代，不是吸收外國文化，不能為國家建設的。」的謬言。


然而當金岩伯反問他的五個孩子，在美國都已拿到博士學位了，為何均還不見其回來為國效力時，卻得到舊省長如此與本心矛盾的回答：「噢，他們要再深造。」「深造何用？」「將來為報效國家用的。」為何要等到將來，難道現在國家就不需要去報效。在此吳濁流確實是想利用如此矛盾的言論，真切地將當時那些充斥於社會各階層崇洋媚外人物的真實心態，和盤地道出。但是我們更清楚於他實也有意要讓我們明白，也就是這種心態，使好不容易由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位爭脫出來的臺灣，卻要再度淪為「精神上的殖民地」，這叫他如何不為下一代的出路及國家的前途，而憂心仲仲呢。


2. 臺灣文壇的象徵意象：


如果讀者明瞭五○年代臺灣文壇的實況，那麼在看到這篇小說的內容時，除感受到吳濁流對社會上那些崇洋媚外的人物之鄙視外，也必會對他在文中所透露出，對當時臺灣文壇表現的失望，印象深刻吧。當然這絕非是筆者無根的猜測，因為據與這篇小說略為同期的隨筆創作中，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吳濁流對五○年代臺灣文壇現況的批評。而這其中批判最力的，不就是那些只知模仿歐美文風，而不思尋求自立的買辦文藝家，及以反共八股為創作訴求的口號專家。而正好我們在這篇小說的情節內容中，也能找到吳濁流對這類買辦文藝家及口號專家批評的象徵意象。


前面我們曾將阿善看成是當時社會洋奴的象徵，但如果我們繼續看下去，會發現吳濁流竟將阿善的地位，與娼妓做對等的比喻：
 

你說沒有錢就要做小使，若是女人就要當婊子，……你要知道，女子做過一回壞，人家就要嫌她下賤，當過外國人的小使，你講不賤，還能保持人格。若是我老人家的見解，女子做過一回壞，人就卑視她下賤。 

當然，吳濁流這樣將阿善與娼妓做對等的比喻，是絕對有其深意的。因為試看他在〈我設文學獎的動機和期望〉一文中，如此說到：
 

五四運動之後，我們的青年崇拜西洋文化，產生奴化思想，連固有文學都被視為落後，不值一談，棄如垃圾，一切主張西化，模仿西洋文化，以致我們的固有文學停頓於唐宋時代，不能進展。 

又在〈詩魂醒吧〉一文中，說到：「現在新詩人的作風，不是恢復詩人的絕對自由地位，是模仿歐、美、日的詩人來騙國人。」又說：「模仿而奴化，不但詩人與作家，整個社會都是一樣。」而在〈看雞栖王的作風〉中，更將那些賣辦詩人比喻為洋娼婦了。他說：
 

現在的新詩作家，大多數好像好奇，好新傚顰的老處女一樣，一味模仿，見人整型她就整型，割雙眼皮、隆鼻、隆胸──無所不做，……最近他穿著最短的迷你裙，濃粧艷抹在街上徘徊。「媽媽，妳看那個姑娘穿的裙子，比隔壁酒家的娼妓更短了。」被一個小孩指出，才覺自己的身價貶落千丈，已與洋娼妓差不多了。 

綜合以上種種意象的聯想，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善在這裏，又成為象徵那些抄襲模仿歐美的文藝作品，以為自創而來欺騙國人的「買辦文藝家」。因為那些買辦文藝家，不正是洋奴另一面型態的極致表現嗎。最後吳濁流顯然又以那些洋奴死後的魂魄，來象徵那些買辦文藝家，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最終之下場：
 

天下若沒有中國人的天堂，基督教是西洋人的，天堂就難免有頑固的份子。……你死後的靈魂，頑固份子那肯讓給你進去呢？此時才知錯了也沒有辦法。再想要去西方的極樂世界，你又是異教徒，佛門又知道你已信基督，又不知你因何緣故，一定叫你要返回天堂，但天堂回不得，西天極樂世界又去不得，此時才曉得回祖堂吧！但因為你反逆了祖宗，祖宗雖讓你進去，此時難免蔑視你沒出息吧。兼之你的子孫變番子，無人來祭你，這時你知錯，連有應公也不肯讓你進去了，只有九重地獄可去吧！ 

而如此的魂魄無歸處，不正說明吳濁流有意告訴我們，那些買辦文藝家所販製的仿冒品，雖然一時可以讓他們互相標榜，自我陶醉，但終究經不起內行人（天堂中的頑固份子）的嚴厲批判。因為畢竟：
 

所有能模仿的東西，不過僅是手法與形式而已。其作品永遠都仰人鼻息，而不能自主。模仿「法」，模仿不了法國的知性，模仿「德」，模仿不了德國幽玄的神袐，模仿「英」，模仿不了英國典雅的現實性，模仿「日」，也模仿不了日本箱庭式的情調。 

這些模仿的作品，既不能歸之於法國知性的系列，又不能歸之於德國幽玄的神袐，而最後想回歸中國的傳統，卻又聞不出有任何的中國味來，那麼最後不是只有落得被丟進垃圾桶的命運嗎（正如魂歸無處，最後只有到九重地獄去一般）。


至於橫行於五○年代，以反共八股為創作訴求的口號專家，我想又非如舊省長這位「忠君忠得好像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人物來代表莫屬。因為這類口號專家說過來，論過去，不都只是扛著「反共抗俄，殺朱拔毛。」那一套標語牌，任誰聽了能不厭膩嗎？無怪乎吳濁流會對舊省長的為人，作如此地描述：
 

他是一好說話的人，無論什麼場合都有很多話可說，不過，他的話是很刻板的。地方不大的鎮上，兼之他住了已經十餘年，大家已知道他那一套的內容，現在也不感興趣了。 

這樣的一段話，不是對那些霸佔臺灣文壇十數年的反共八股；和口號文學的一種絕妙象徵嗎。故當這位口號專家，還在喋喋不休地教金岩伯要如何愛國時，吳濁流當然要藉機而大發雷霆：
 

你見到我就教我，為國為民，你的思想底下，國家就是你自己所有，他人無份，單單你自己為國，他人所想、所做就是不為國。教人為國，你看我們像小學生，教我為國;但你自己也要檢討一下，是否真心為國，還是借其名來吃飯呢？我們耕田人，天天做活，想為國又做不到，良心話說一句，我們所做所為，都是為自己。不像你們做過官，句句為國為民。但我看你，所做所為，都沒有特別為國為民的事實，徒然用口舌來為國而已。 

這些話，不也正暗指「出入有關機構，蠅營狗茍，既弄文藝形式和政治口號賣錢，並以此為正業」的那些反共口號專家的文藝事業嗎。如吳濁流這般辛勤筆耕的文人，卻得落得孤坐斗室，而去憂心那象徵整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薪傳的「香煙」之斷絕問題，想來豈不真令有心人痛心。因此在此不論是崇洋社會，或臺灣文壇的象徵，究其實這兩層意象，皆是建立在吳濁流所憂心的「下一代究竟要變到什麼樣呢？」這句充滿疑惑，卻又不失關懷的話上。故由此也令我們更明白，為何吳濁流在完成這篇小說的次年（即民國五十三年），大病一場後，仍毅然決然地創辦《臺灣文藝》，將心願化作實際的行動，以真正為延續臺灣新文學的傳統而努力。


壹、篇名文字的嘲諷意象


在吳濁流所有小說的篇名中，最具諷刺意味的，自是以「功狗」一詞，來嘲諷為殖民地的教育，無私奉獻其所有心力的洪宏東之行為。因為站在殖民地統治者立場，洪宏東為支配者所盡忠的程度，以一個「功」字，來褒揚其行事作為實不為過，但若站在殖民地被支配者的立場，洪宏東的甘心服從支配者之差遣，來散播那個本質欲將臺灣母國文化連根拔除的殖民地教育，則又以一個「狗」字，來貶斥其行徑亦不為杵。因此在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功狗」在詞意上明顯的諷刺意味。當然尚有較不明顯地藉篇名文字所顯現的意象，來展示其嘲諷之意，如「波茨坦科長」，這個吳濁流所自創的新名詞即是。在我們的認知中，這個世界上曾出現過「波茨坦宣言」，這樣具有歷史意義的專有名詞，而並無真有所謂「波茨坦科長」這等頭銜。但是吳濁流對波茨坦的取義，卻又有意地說明兩者之間，所存在的不可析離之關係，因此如要確切了解波茨坦科長的真實含義，實不能不先了解波茨坦宣言的歷史意義。


「波茨坦宣言」原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由中、美、英三國（後來蘇聯亦加入），為敦促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所共同簽署的公告。此宣言第八條曾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故此宣言之公佈，無異即宣告日本將退出其所侵略的一切別國領土，這當然也包括中國的臺灣及澎湖列島。而戰敗後的日本帝國，隨即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向盟國簽字的「日本投降條款」中，亦曾明言日本必須「承擔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如此說來，臺灣的重回祖國懷抱，自然完全要拜此宣言之賜了。


然而當你看完吳濁流〈波茨坦科長〉中的如此小序：
 

在這個世紀裏，最偉大的事物也許要算是波茨坦宣言了。因為它是正當全世界，十數億人在瘋狂地流血流淚在爭鬥的時候，被宣告出來的。因了它，著實產生了好些東西，曰：波茨坦將軍，曰：波茨坦政治家，還有波茨坦博士、板茨坦教授、波茨坦暴發戶、波茨坦社長等等。而我們的波茨坦科長正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容貌聲色雖不無有異之處，而其為可喜可賀的歷史的產物，卻是無可置疑的。 

相信一定會莫名其妙的，因為以我們所知，波茨坦科長在吳濁流筆下，明明是中日戰爭下所製造出來的一個典型負面人物。中日戰後，他以成為漢奸的智慧，逃過祖國的追捕，並一變而為祖國來臺的接收大員，當然他在來臺後的所作所為，對臺灣人的傷害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何以吳濁流卻要在此篇的小序中，聲稱他為「可喜可賀的歷史產物」呢？原來這又是吳濁流諷刺技巧的絕妙表現。因為當我們將小序與作品同時對讀之後，不既能立刻明白吳濁流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嗎。


臺灣因著波茨坦宣言而得以重回祖國懷抱，確實是多數臺人五十年來日思月夢的企盼之實現。但是又因著臺灣之光復，而得以前來參予接收臺灣事宜的祖國人士，有多少是如波茨坦科長般，只圖來臺圓其五子登科的迷夢，根本無視甫由殖民地桎梏掙脫出來的臺人，對祖國人士的孺慕之情，及對「有誠意的政治」之渴望。因此臺灣之光復，臺人未受其利，卻先受貪吏酷政之弊，而終引發光復初令人遺憾的二二八事變。縱觀當時時局發展的吳濁流，也因此而深深體會出世事上看似最美好的事物表象下，亦也同時隱藏著許多醜惡的事物。臺灣的光復雖帶給臺人美麗的願景，卻也同時展現部份來臺接收人員的醜態。玉蘭的善念卻也同時更加突顯范漢智的惡行。於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意象，就在其小說所刻意地相互錯位下，而達到吳濁流所欲傳達的諷刺效果。所以吳濁流藉著這篇小序別出新意的提示，確使我們在此篇小說所著意的諷刺訴求中，感受到它畫龍點睛的作用。


貳、情節內容的諷刺筆調


對一個有意以諷刺來發抒他對週遭所處環境及人物不滿的作家來說，諷刺的表現，確實是有必要去講究相當技巧的，而不應只是粗俗地謾罵那般的簡單。因為「直叫一個歹徒或惡棍是多麼容易，可是要有機智的叫才好！因為要使人顯得像傻瓜、愚人或騙子，而不使用這些辱罵人的話，卻是多麼困難。」然而縱觀以下吳濁流所運用的種種諷刺技巧，顯見他確實已具備這般讓讀者會心微笑，卻令被諷刺者跳腳的功力了。


一、藉語義的含混所展現的諷刺


此類的諷刺技巧，最主要是利用傳述者有意的含混語義，來達成其諷刺的效果。其中有較為簡易的，如嘲諷江大頭狐假虎威地假借鄉民代表的名銜，卻遂行其欺壓鄉民之實。即借用鄉民之口而道出：
 

噢！大頭伯，我們還不知道代表就是官？升了官，算來不是人了。 

短短地一句明昇暗貶的話，即鮮活地道出吳濁流對這類不配為人的人物之鄙視。


然而運用含混的語義，亦有較為複雜的，如嘲諷利用省議員選舉，而買、賣票索賄的那幫縣議員可鄙的行為。當江大頭為競選省議員而向沈、范兩縣議員商討賄金事宜時，雙方初步敲定一票三萬五千元。但又不放心於對方的誠信，於是由牽線的天生伯提議，到觀音娘娘面前立誓。而吳濁流即在這時，巧妙地安排范議員如此的誓詞：「觀音佛祖，大慈大悲……我這一票若投給別人，一家死絕。」來取信於江大頭，結果這個范議員不但拿了江大頭的定錢，還到處去發誓，一票賣給數主，得了橫財十數萬元，因而一時被人綽號為賣票議員。日後這個賣票議員將他到處立誓所騙得的這筆橫財，去建築成一所洋樓，樓中並奉祀觀音佛祖。於是有人便開始批評，連觀音佛祖亦會楷油，為什麼沒有責罰他。直到後來有人傳出才知道，這個賣票議員當時發誓的情形是這樣的。他說：
 

觀音佛祖，大慈大悲……他說了大慈大悲以後，就不出聲而暗念：「不可責罰我，賺了錢我起一間洋樓來奉祀你。」在旁的江大頭只聽到他停頓了一下，那知箇中還有文章。一會兒范議員復出聲接著唸下去：「我一票若投給別人，一家也死絕。」他又未指定投給江大頭，所以難怪觀音娘娘依誓，也不能責罰他了。 

吳濁流對這類人格卑劣之人物諷刺效果，也就透過如此的含混誓詞，完全將其顯露無遺。這樣的諷刺筆調，不但能令讀者會心一笑，筆者認為，連遭此無枉之災的觀音佛祖，恐怕也要為此，而大嘆神佛難為了。然而這樣的諷刺技巧，不論是簡易或複雜，無疑地均是最能展現出諷刺者巧思的絕妙筆調。


二、藉對比而展現的諷刺


吳濁流小說中所慣用的第二種諷刺技巧，是利用不同類的事物，來加以比較，並從比較中套出矛盾，以達到諷刺的效果。而這類諷刺技巧，吳濁流早在日據時代創作〈功狗〉這篇小說時，即已能運用自如，且頗見功力了。然而這裏所利用對比而展現的諷刺效果，其嘲諷的對象，不是如上述針對人性的醜惡，而是人性的愚昧。如洪宏東在因肺病被免職後，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時，吳濁流就藉其五歲之幼子純真之口，來敲醒他那尚陷入後藤新平特為臺灣人所鋪設的政治陷阱（追求功名的迷思）中。試看下面這一段洪宏東與其幼子的這段對話：
 

「爸爸叫我做什麼？又有糖果給我嗎？」
「今天沒有糖果」
「啊！這是什麼東西？」
「那是退職令。」
「這樣美麗，很像大鈔票，這可以拿去買糖果？」
「不行，這不是大鈔票，怎可以買東西呢！」
「噢，都是沒用處的東西，可是很美麗，爸爸這也做一個相框來掛在壁上，給人家看好囉。」
「這是退職令，是不能掛的。」
「可是，那壁上掛的統統都是一樣嗎？」
「不，不一樣，那些是獎狀，統統都是很寶貴的東西。」
「好，那麼那個獎狀可以拿去換糖果嗎？」
「三八，那個也是紙的。」
「噢，都是毫無用處的東西。」 

原來那褒揚他對殖民地教育盡其愚忠的獎狀，與斷送他生計的退職令，在本質的意義上並無不同。當殖民地上的統治者需要利用你的勞力時，惠而不費地提供許多美麗的獎狀來褒揚你，但是一旦他們認定你是累贅而不再需要你時，也是惠而不費地以一張漂亮的退職令，來斷送你一家的生計。而且大人眼中視為生命榮耀的獎狀，竟還不值小孩眼中的一分錢呢，據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吳濁流藉此對比，來達到諷刺效果的手法之高明。


三、藉類比而展現的諷刺


吳濁流第三種諷刺技巧，是藉相同或類似事物之比較，並從比較中發現虛偽或矯飾，以突顯其所欲達到的諷刺效果。而這類諷刺技巧最好的利用對象，自然是以錢新發為主的那些配合殖民地上的統治者，對於其所推行之皇民化運動的盲從。然而為了更清楚皇民化運動的這些盲從者之真實心態，以方便我們作同類的比較，因此不能不先對這類人物的代表錢新發，其生平作一簡單介紹。


〈先生媽〉中的錢新發，原是K街的一位公醫，因為懂得宣傳，又會對患者適時地表現他的偽親切、假好意，因此雖然沒有精通過人的醫術，卻能騙得人們的信任，而為他贏得萬貫家財。然而錢新發雖擁有如此的財富，卻因為少時的貧苦經驗，令他養成一種超乎尋常的愛錢癖。如干涉其母親的施米，就是這種癖性的完全顯露。但是他也有另外一種廣為人知的慷慨表現，那就是凡有關名譽地位的事，他都能夠不惜千金地捐獻。當然明白內情的人都知道，這種捐款，還不是為了其業務起見，終不出於錢新發自利的打算。但是話又說回來，那些純粹出於自利的舉動，卻也為他博得不少的好評，因此當地的如公醫、矯風會長、協議會員、父兄會長等種種名譽職的公務上，沒有一處會漏掉他的姓名。所以他的行為，就成為Ｋ街的推動力，基於此，當總督府當局為推展皇民化運動，而施行的國語家庭、改姓名運動時，自然也以他為馬首是瞻了。


然而顯然錢新發也視皇民化為擺脫殖民地上被支配者命運，成為階級高於同胞一等的難得機會，所以他的皇民化確實施行的很徹底。首先他將房子改造成日本式的格局，再將自己的姓名改為金井新助，並穿上和服，正式地過起純日本式的皇民生活。不但如此，他還選擇在每晚飯後，將一家人召集在一起，互相研究如何做個更道地的日本人。照理來說，這樣的皇民化路途，在錢新發的努力倡導之下，應該是相當平坦順遂的，可是在錢新發的心中，卻存在著二個極大的困擾，第一就是他的母親先生媽的堅持固守臺灣人生活之傳統，始終都不肯認同妥協於錢新發所熱衷倣效的日本文化。雖然錢新發也曾費盡心思地希望先生媽學說日語、穿和服、住日本房子，但總遭先生媽的強烈反對，面對如此頑固的母親，「錢新發怎麼憔悴，怎麼侷促，也難改變他母親的性情。若是強行，一定受他母親打罵。」但這終究還是可以忍受的，因為只要他不去逼迫先生媽，先生媽也沒有刻意去干涉，他所從事的這種背典忘祖的皇民化運動。所以錢新發在他所能想像得到，如何成為更道地的日本人之範圍內，他還是可以努力地去實踐的。


那麼最讓錢新發虛榮的自尊心遭受嚴重打擊的，原來是原本只有他金井新助和大山金吉二位地方士紳視為專利的皇民化運動，卻隨著當局不斷地放寬限制，一下子使得皇民激增，而且不但人多，質又劣，連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藝的也都改了姓名，作日本皇民了。錢新發的改名金井新助，其打的如意算盤，就是希冀藉此而自外於臺人之列，以彰顯自己的高人一等。如今則連職業最低賤的臺灣人，都能位列皇民，叫這用盡一切努力成為日本人的皇民新貴，如何不著惱地自承：
 

他迄今的努力，終歸水泡，覺得身份一瀉千里，如墜泥濘中，竟沒有法子可拔。沈痛許久，自暴自棄地向大山氏說：「衰，真衰，全然依靠不得，早知這樣……」不知不覺也吐出真言。他的心中恰似士紳的社交場，突然被襤褸的乞丐闖入來一樣了。 

當然吳濁流諷刺那些盲目參予皇民化運動的臺灣人之嘴臉，也就在這類人物的代表錢新發自覺受騙後，所不知不覺地吐出的真言中，諷刺不就已達到其最大的視聽效果了。


在吳濁流的回憶錄中，讓我們知道這篇〈先生媽〉，原本就是用來嘲諷皇民化運動的泯滅人性，及臺灣人基於現實利益，而盲目奉行的愚昧行為。並且就在小說完稿後，他也確實將它拿給日本人看，最後還在中日戰爭最激烈的時局裏，將它發表於《新生報》。而就在今日，我們在觀看文中利用高明的諷刺筆調，來對皇民化運動作全盤否定之陳詞時，真不得不佩服於這位先輩作家，所深具有的高超寫作技巧及道德勇氣呢。


四、直言諷刺


吳濁流第四種，也是最明顯的寫作技巧，是不像前面三種所採取迂迴或比較的方式，而是直接對欲嘲諷的對象，所表現的越軌行為，採取所謂的直言諷刺，其諷刺效果，也就在諷刺者的直言中被顯現出來。如吳濁流對陳大人為惡報應之敘述，即是其直言諷刺的最好例子：
 

所謂人情似紙薄，一聽到陳大人下臺，便落井下石，其中受到陳大人的虧的人們，欲雪前恨，就設法撥弄陳大人的妻女。……不多時，阿菊和陳大人前妻所生的女兒，就在後車路暗中賣淫了。 

阿菊本來就是陳大人的姘婦，為人作賤也是無話可說，最可憐的是陳大人與前妻所生的女兒，此女何辜，因其父親為惡，而現世報在女兒身上。吳濁流確是有意令為惡者知所警惕，然而最為諷刺的，應是描寫陳大人出獄後歸來的情境：
 

過了大約兩年，一天黃昏時候，有一個像乞丐般的中年男子，來到阿菊門前踷躊逡巡不敢直入阿菊家。這個男子散髮蓬蓬，顴骨高聳，眼色無光，在陳菊門前踱過來踱過去，徘徊良久才踏入阿菊家裏。當時嫖客滿座，阿菊艷裝嬌態，笑嘻嘻的，正在款待嫖客，與嫖客甜言蜜語，說到情長意蜜的。正在此時，闖入一個乞丐，阿菊一見，內心驚惶，呆了半响，然後假裝毫不相識，仍然繼續和嫖客說笑。乞丐看到阿菊全不理他，不禁怒氣沖天，大聲一喝。「莫迦，我是陳英慶，你們還不知道。」聲勢雖然很大，但四房的嫖客無一驚惶，大家知道阿菊是從前陳大人的姘婦，不是他的妻子，陳大人那有權利可管呢？大家看到陳大人不比從前，有似喪家之犬，不覺大笑，反而加以嘲笑一番。婊子無情，阿旦無義，婊子在嫖客面前，那肯承認像乞丐的陳大人為丈夫？為了避免嚕囌，阿菊也不示弱，大聲喝道：「你這乞丐給我滾出去！」陳大人聽到雖然大怒，也不比從前那樣的盛氣威風，因為坐獄已久，當年的蠻威已消失殆盡，更鼓不起當年陳大人的豪氣了。過了半响，他終於垂頭喪氣地走了。 

兩年後的陳大人雖然出獄了，然已淪為乞丐，想回到從前姘婦的身邊，不料卻被滿坐正要嫖他姘婦的嫖客大大嘲笑一番，又被姘婦如趕野狗般地無情逐出，末了還要被迫聽到兩個工人正要去嫖他姘婦的詼諧對話。這時已失昔時勢力與勇氣的陳大人，也只能罵一句「莫迦野郎」，不得已依然拖著重重的腳步，在黑暗中蹣跚地走了。陳大人為此情婦而倒臺，最後還遭此情婦如趨趕野狗般地逐出，當然諷刺的效果，從意氣風發的陳大人，到垂頭喪氣的陳乞丐之過程中，不是很自然清楚地被彰顯出來。吳濁流如此筆調，除令人拍案叫絕外，確實也深具啟迪的作用，使我們讀後能知所警惕，切莫成為諷刺作家下一個嘲諷的對象呢。


當吳濁流見到周遭人們的態度變得失卻常態時，他必起而糾正之。而我們也就在他不論是象徵或諷刺的高明技巧下，均能會意到它所隱含的目的，並且盡情地去欣賞它所產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