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楚芬、周素鳳談中風親身經歷與療癒、陪伴

首頁圖來源：falco

我和太太和周素鳳夫妻是在美國讀書時認識的，一見如故，便成了終身的朋友。說是老友，一點都不為過。 

從一開始我們就都知道周素鳳一家人是相當友好的，是令人稱羨、傳統文化的典型。 

去年得知她的二姊楚芬中風，她每天都在下午去接她大姊的班，擔任第二班照顧的工作。言談間也透露出許多家屬的擔心和努力，我們除了傾聽，就是提供一些相關的經驗和精神支持。這次素鳳打電話給我，談到出書的原委。光聽到這樣姊妹情深的故事就先打動了我，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希望能看看初稿，並允諾願意撰文推薦。 

拿到稿子之後，我一口氣看完，久久不能自已；其中有熱淚盈眶處（楚芬的有苦難言、家人的焦急），有點頭稱是處（家人及工作夥伴的各盡其責），有搖頭歎息處（看護的某些行徑）。最令我驚艷的，還有全文點綴著素鳳的文采以及楚芬的幽默。在這樣的人生關卡，有這樣的生命情懷，最是難得。 

全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下列幾點： 

一是楚芬事後對於昏迷時的回憶，以及在各個階段她心情的起伏跌宕，也很直白呈現在這本書中。這種從病患當事人角度的經驗，對於我們在幫助生病的親人時，是很寶貴的提醒。 

一是家屬的全力合作，並以理智的資訊作為判斷的最終原則。除了照顧之外，尋求正確的資訊以作為決定的基礎，也是一項最難的功課。我們從書中可以看到兄弟姊妹之間各依所長，通力合作，相互打氣的場景，在這樣的時刻最令人動容。往往我們受制於道聽塗說的偏見，以及醫療人員沒有細節的解說，再加上家屬之間的不同意見，讓我們在替生病的家屬作決定時會特別兩難。 

一是同事在第一時間迅速有效的送醫，以及事後的探望。這些都可見楚芬平日累積的人氣。俗話的「吉人天相」，不是沒道理的。 

一是看護的百種樣態。看護原來是要幫家屬分勞解憂的，可是卻偏偏有些看護會變成善良的家屬額外要擔心的問題。回到這本書的初衷，作為妹妹的素鳳為了讓二姊楚芬生理和心理的復健，想出了這種姊妹分別撰寫心情故事的作法。作為讀者的我們，也因此多學到了親情的復健。這是兩位作者附贈給我們的另外一堂人生課，讓我們看到親人有愛就沒有難關。 

我不認識楚芬，但是我要謝謝您提供寶貴的課程。

重點筆記

1. 頭痛是高血壓病患的重要警訊。

2.  疲勞過度需要充分休息，硬撐是身體最大的敵人。

3.  面對家人急重症需要冷靜，也需要尋求扶持和協助。 

楚芬
紀錄 

我是一個平凡的上班族，在一個外商公司服務，公司規模很大，業務龐雜，雖然每天的工作很忙，但是中午和一些要好的同事一起出外覓食用餐，說說笑笑，充電之後再回去上班，不亦樂乎。每隔一段時日，總會有人吆喝組團出國吃喝玩樂，紓解繁忙的壓力。我的先生在大陸工作，每個月回台一兩週，兩個兒子也各自有很好的工作。我一直以為無驚無擾的歲月會長長久久延續下去，萬萬沒有料到，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平靜的世界在瞬間迸裂瓦解。


六月二十二日是星期三，那個禮拜一我請了假，因為家裡即將裝潢，我們租了隔壁的空房，將所有家具搬過去，我忙著清理東西。週二上班時深刻體會到腰酸背痛這四個字完全不是誇大的形容詞，同事一直聽我叫著好累好累，中午出去吃飯時，我還跟大家說，等我五分鐘，我需要五分鐘才能站得起來。


周三中午還是累得直不起腰，但仍舊和大家一起出去吃了午飯，只記得那天特別熱。因為公司客服部即將調整部份組織，為了在人事部公佈前讓同仁有心理準備，因此在下午四點半左右，我分別找了相關幹部談話，沒有料到大家的反應還算好，讓我大大鬆了一口氣，整個人鬆懈不少。此時突然有些頭痛，心想先上個洗手間再回坐位吧，哪知回到位子還未坐下，右肩像遭受電擊似的，麻了約五秒鐘，隨即全身癱軟。我喊了隔壁的Wendy，她立刻拿了一顆藥丸讓我吞下後，我已經進入意識模糊的狀態。之後同事如何叫來救護車，將我從十樓的公司送至內湖三總，我完全沒印象。只依稀記得，救護車上阿美頻頻問我家人的電話，我深怕自己說不清楚，還重覆幾遍素素家的電話。昏迷前最後聽到的是車上的救護人員說：「小姐別害怕，醫院到了。」


我昏迷了將近一個月，從加護病房到呼吸照護病房，一直處在不醒人事，意識混沌的狀態。


重點筆記

1.  加護病房中的情況起伏不定，並非階梯式向上攀升。

2.  探訪者入加護病房前，防護工作需確實，以免病人受到感染。

3.  親友的叮嚀呼喊是病人與死神搏鬥時的依靠和助力。

4.  病人徘迴在記憶、想像、恐懼交織的夢魘中，現實感非常薄弱。

素鳳

紀錄

加護病房裡面是一個冷而靜的世界，躺在病床上的人獨自掙扎在生死的關口，孑然一身；他們在各種儀器起起落落的數據中，載浮載沈。但是在昏沈中，他們已經無法在乎自己生命跡象的起落，在乎這些數據的是加護病房外的家屬。他們抓緊每天僅有的探視時間，渴切地想要灌注所有所能，將沉睡的意識喚醒，即使只有片刻的反應，乍現的靈光是煎熬中的一絲慰藉。


印象中大多數的加護病房都是以布幔隔開，三總的加護病房是一人一間，而且空間算大，隔音也比較好。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們輪流探視楚芬的時候，不論是親人還是同事，都只有一個任務──拼命跟她說話。護士跟我們說，楚芬這時候的感覺像是在很遙遠的地方，所以我們要大聲跟她說話，雖然她的嘴巴還是插著管子，無法說話。


加護病房的探視時間有三次，早上十點半，下午四點半，晚上七點半，都只有三十分鐘。每次只能進去兩人，三總加護病房的入口有兩道門，第一道門旁有人提醒大家先消毒洗手，戴上口罩。兩道門之間有兩排櫃子，上面是病房號碼，每個櫃子都有兩件隔離衣，探視者換好隔離衣，才能進入第二道門。為了避免將病菌帶入，造成不必要的感染，我們都確實執行洗手，戴口罩和穿隔離衣，而且楚娟會暗中「監視」，確保滴水不漏。我曾去過一些加護病房探視朋友，有些醫院的這道程序有點形同虛設。其實加護病房裡的病患分分秒秒在跟死神搏鬥，我們能做到的第一要務就是不要為他們增加無謂的風險。


每個時段的探視時段只有三十分鐘，而探視的親友在開放前大約二十分鐘就開始在入口站崗，焦急地等待，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站立的越來越多。等到入口處擠滿人，就知道時間馬上就到了。玻璃大門緩緩開起，一大群人就急忙穿戴齊整，然後頭也不回地往裡面衝。自己的親人躺在裡面，每天惟有三次短短的三十分鐘可以親眼目睹他們的情況，焉能不分秒必爭？


有好幾天，我看到一位名人，他雖然戴了口罩，我還是認出了他。他也是每天按時報到三次，跟所有人一樣，焦急地站在入口處，等著往前衝。面對疾病的折磨，無論是什麼身分，什麼地位，都必須經歷同樣的煎熬。有人在煎熬中等到了轉機；有人在煎熬中由失落到絕望；最可怕的是一直煎熬中，不知道未來的路到底如何。


每天每個時段探視楚芬的人很多，楚芬這一輩的親人不說，下一代的晚輩也幾乎在每天下班後按時報到，因為這個二姑／二姨對他們一向照顧有加。最令我們全家驚訝的是，來探視楚芬的同事真的可以用「絡繹不絕」形容，除了朝夕相處的夥伴，甚至有些跟她有業務往來的藥商和銷售都親自跑來。楚芬幾個最要好的同事也是每天按時來三次，我們原本想，大概是公司在附近的關係。沒有想到，連週末週日也都定時探訪，無論路途遠近。他們說，一定要每天三次進去跟她說話，講八卦，「練瘋話」（台語），希望她醒來會心一笑。有時候進去的兩人在裡面忘了時間，外面一堆人乾著急，深怕錯過了探視時間。有幾次還得有人「違規」潛入，穿上其他櫃子所剩的隔離衣，偷偷溜到裡面，比手畫腳示意他們趕快出來。


有一回我負責「潛入」，才第一次注意到別人的探視情形，也才發現楚芬那間聲音特別大，而且「聲」流不息，四周很多間的訪客都是默默站著，憐惜地摸摸床上的病患，偶爾說幾句話。楚芬一直處於非常疲累的昏睡狀態，我們分批進去大聲嘶吼，不斷說話，每次總有一兩組人會碰到她有回應的時候。每天的三個時段探視結束後，一堆人就聚集在一起，相互描述楚芬的反應，即使只是輕微的動了手指，或是眨了眨眼睛，都沒有逃過任何一個探視者的法眼。我們發現，碰到她精神好的時候，會有比較多的回應，但是每天這種精神好的時段大概只有一次。雖然她在昏睡，我們所有人還是約定，不顧一切一直說話，親人說一些家事，同事就負責講趣事。


我們徵得護士同意，將一個小型錄音機放在楚芬的床頭，二十四小時循環播放。楚芬的兩個兒子是虔誠的教徒，小兒子錄了聖歌，加上他自己和教友們的禱告，然後穿插一些楚芬喜歡的流行歌曲，還有一些親人、同事鼓勵的話。我記得我錄音時最開頭就很大聲的說：「周楚芬」，有一回在探視她的時候，剛好播放到我的話，我親眼看到她一聽到「周楚芬」就馬上睜開眼睛。可是我事後問楚芬有關我們探視的情形，她完全沒有印象，只覺得依稀聽到病房外有人唱聖歌。


前三天的時候只要楚芬有一絲反應，我們大家就很興奮，認為有反應代表有可能沒有影響到智能。剛開始的時候只希望她不要是植物人，看到她點頭，睜開眼睛，抬手動腳就很滿足，後來問她知不知道我是某某人，她會點點頭表示知道。我們出去的時候跟她說時間到了，她會抓著我們的手。二姐夫在第二天趕回來探視時，她也流下了眼淚。


可是到了第五天，情況依舊，似乎沒有漸入佳境的跡象，那種頓挫失落是一個陰影，大家雖然還是相互打氣，可是心裡終究還是牽掛疑惑。後來醫生護士告訴我們，楚芬的狀況不能用一天一天的情形做基準，它不是階梯式上升：好轉一點，維持平穩，再上升一階，然後平穩，再上升一階。在加護病房期間，她的狀況會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如果起伏的幅度越來越小，起伏的基準慢慢往上調，那就是已經是好的發展了。


這個概念也顛覆了我們原本一天天好轉的想法，以為她這次可以揮手，下一次應該可以比手畫腳，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次探視她可能有一半時間有反應，下回可能只有睜開眼睛一下下，其餘全部置之不理。娜娜每天在加護病房探視時間結束後，從紐約打三次電話詢問詳情，她一直強調腦部受創會讓人極端疲累，我們還是無法體會那種狀態，總是覺得有累到那麼離譜嗎？原來加護病房的家屬所最不能承受的就是這種毫無邏輯的時好時壞，忽上忽下。面對這種無法類推，無可比擬的狀態，人的力量是多麼渺小微弱！躺在加護病房裡面的人跟死神拔河，而等在加護病房外的人束手無策，心焦如焚。

重點筆記

1.  氣切不是絕路，經過術後訓練有機會呼吸自主。

2.  面臨抉擇時蒐集資訊及他人的經驗之談，關鍵時刻尊重專業。

3. 用最大的努力盡人事，而後聽天命。

素鳳

紀錄

娜娜遠在紐約，距離使她免於情感的波動，也就比較能夠冷靜地提供醫療建議。她每天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盡一己之力，讓我們對下一步有心理準備和足夠的認識。她對楚芬病情的發展永遠比我們早一步預想到，大約是在加護病房的第七天，她就跟我提到「氣切」的可能性。而我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對氣切根本不甚了了，只知道民間傳言，氣切的結果大概就是放棄了。


她解釋說，腦幹（brain stem） 位於大腦的下方，小腦的前方及脊髓的上方，不只是大、小腦的訊息往下傳遞到脊髓（之後再往下傳至四肢） 的橋樑，甚且控制、調節許多重要的內臟活動，如心跳、呼吸、飲食、循環、體溫等我們一般認為是自主的生命現象，所以才稱為「生命中樞」。腦幹同時也是許多反射行為的中樞，譬如﹕咳嗽、噴嚏、吞嚥等。如果腦幹因（出血性或阻塞性） 中風或外傷而受損，依據受傷程度及面積大小，多少會影響到正常的生命現象，情況嚴重的話就可能死亡。 


楚芬在急診室嘴巴插管原因就是幫助她呼吸，但是她在加護病房一個星期之後，呼吸能力仍舊不足，也就是腦幹的受損尚未修復到不會危及到她存活的地步。娜娜說如果再過幾天，情況沒有好轉，我們就要考慮氣切的可能性。如果腦幹恢復得好，再加上呼吸訓練，楚芬就有可能可以自行呼吸，將來就能拔掉氣切；可是如果復原不理想的話，氣切就有可能需要一直保留著。


連續好幾通電話，娜娜不斷用各式各樣的實例告訴我氣切不等於絕路，可是我長期受到民間傳言的影響，態度很保留。過了兩天，主治大夫和急診室的醫生認為楚芬的呼吸能力未見改善，請家屬要考慮氣切，醫生強調，嘴巴插管容易造成肺部和口腔的感染，最好不要超過兩個星期。醫師告訴我們，插管就是用一根長達三十公分左右的管子，從嘴巴穿達肺部，其實是很難受的。而氣切手術就是在頸部氣管軟骨處切開約直徑一公分的造口，將氣切管置入，外接呼吸器，還可以做為抽痰的管道，一方面比較衛生，一方面也比插管舒服。


我傳達了娜娜的看法，可是全家人還是不肯面對，一直存著僥倖的心理，也許過兩天她就可以自行呼吸。我們一直期待奇蹟，拼命祈求上帝，祈求神明，希望不要走到這一步。


楚芬的大媳婦從事醫學研究，她在美國每天和娜娜聯繫，發揮博士的研究精神，積極找資料，加入提供正確訊息的行列。當我們還在對氣切這件事猶豫不決時，她們就寄來一些呼吸照護病房的資料。她們上網搜尋台灣的呼吸加護病房，過濾到三家，要我們親自去看看，順便也比較一下這三家和三總的呼吸加護病房。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氣切之後需要到呼吸訓練病房，循序漸進地一步步訓練。而呼吸訓練的結果可能有三種情況，最好的情況是能夠完全呼吸自主，脫離呼吸器；有人到了睡覺時會忘記呼吸，那時就必須在晚上戴上呼吸器；如果無法自主呼吸，白天晚上都要隨身攜帶呼吸器和氧氣筒。根據她們提供的資料，台灣對氣切之後的呼吸照護和訓練在這些年慢慢發展，有些醫院已經有很好的系統，跟早年的照料不可同日而語。


二姐夫跑了娜娜提議的幾家醫院，發現三總的呼吸病房並不差。就在第十一天的時候，主治大夫明確地跟二姐夫提到需要認真考慮是否接受氣切了，因為楚芬短時間內自行呼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們在討論時，楚娟第一個就提出質疑，她覺得風險很大，她曾看過氣切不成功的例子，所以耿耿於懷；我則是強調娜娜和楚芬的大媳婦認為值得一試。其他的人，包括二姐夫和楚芬的小兒子，都不知如何抉擇，最後決定由我打電話給台北的表姊夫，他和許多醫生是莫逆之交，各科都有，應該對台灣的氣切有比較專業的建議。


那天是星期日，我請教表姊夫的重點有二，一是當時楚芬的狀況是否適合轉院，二是如果不轉院，有何建議。表姊夫馬上聯繫一位知名醫院的副院長，他認為病人在昏迷中根本不需考慮轉院，並且力薦三總胸腔科醫師S，是他的學生，醫術精湛，他還幫我們聯繫好，要我們星期一早上去門診請教S醫師。


我和二姐夫、楚芬的小兒子三人在星期一懷著忐忑的心情到胸腔門診拜訪，行前二姐夫還提醒小兒子要將我們心中一些問題記錄下來，免得遺漏。沒想到進門後，S醫師告訴我們昨天（星期日）和當天早上他已經二度探視楚芬了，氣切是必要的。然後解釋了氣切手術，最後說，「事不宜遲，就在下午手術」。


S醫師看起來謹慎寡言，不苟言笑，我們一堆疑惑就被他肯定的神態和誠懇的語氣消解了，原本準備的問題一個都沒有問。我們三人默默走出診間，回加護病房的途中，若有所失的說不出話來，就這樣決定了嗎？


理智上我們都知道這是專業判斷的結論，但是情感上還是很恐懼，深怕這一個決定誤了楚芬的一生，萬一坊間的說法應驗的話，是不是對楚芬造成更殘忍的傷害？我打電話給娜娜，她跟我說，看來醫師是很有經驗的，所以手術不是太大的問題，而且楚芬還算年輕，術後的照料很重要，只要我們小心謹慎，她覺得往正面發展的機率是很大的。


十點半探視楚芬時，發現她的喉嚨下方已經作了記號，護士也告訴我們S醫師下午動手術，似乎一切已經箭在弦上。二姐夫告訴楚芬說，下午會有一個小手術，可以讓她喉嚨比較舒服，據說楚芬聽到後點了點頭。但我猜處在昏迷狀態的她可能半知半解，因為後來她敘述加護病房的夢魘中，有彩衣人騙她說要檢查牙齒，把她從加護病房推出來，在她的喉嚨動手腳。這一段應該就是那天護士在她喉嚨劃記號時跟她說了話，然後下午從加護病房被推到手術室，經歷氣切手術的一些聯想。


氣切手術後楚芬在加護病房又住了三天，因為呼吸照護病房沒有空床，就沒有辦法開始呼吸自主訓練。我們心裡很著急，深怕她錯失什麼先機。到了第三天，因為呼吸照護病房有人自主訓練的狀況不好，需要重新送進加護病房，剛好可以和楚芬的加護病房床位互換。楚芬就這樣離開了加護病房，進入呼吸照護病房，施行呼吸自主訓練。


呼吸照護病房一大間有四床，左右兩邊各放置兩床，中間有一個工作台，護士輪班二十四小時監控病人頭頂上所有儀器。儀器上顯示的是楚芬的每分鐘呼吸次數、心跳和血氧濃度等等數據。楚芬的氣切造口上就連接著一個T型的軟管，以便連結呼吸器，以及蒸氣吸入的操作，而抽痰的時候只要將T型管拿開即可。呼吸照護病房不像加護病房，我們從每天三次定時探望的旁觀者，變成需要加入實際照護的行列，為了讓楚芬得到更專業的照料，我們請了有照顧氣切病患經驗的看護A。


重點筆記

1. 設想病人的心情和需要，細膩地體會，理性地判斷。

2.  人體某些部位的復元需要時間，需要其他功能的配合，不是一蹴可及。

3.  是否應將病情據實以告，應考量病人的個性和習性。

素鳳
紀錄
 

將心比心就是發揮同理心，設身處地想像病人的心情。身為病人的家屬，同理心是一切作為，一切抉擇的基礎。但是將心比心說來容易，細膩觀察加上正確判斷才是重點。同理心以愛為出發點，這是最容易的一環，化為有意義的行動才是最難的。病人需要我們體會他的感受，並且理性地觀察他的需要，這個需要不但是生活上的需要，還有心理上的需要。而每個病人的心理需要可能因個性，習慣，環境而各有不同，除了細膩入微的觀察和感同身受的情懷，經驗與判斷才能夠讓同理心有建設性。


楚芬在加護病房時，娜娜就要我找個機會告訴楚芬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如果楚芬的智能沒有受損，她會對一切感到十分困惑，尤其發現自己手腳不聽使喚，甚至無法言語，她會很恐慌。不管她是昏迷還是昏睡，我們至少要讓她知道發生什麼事，要安她的心。娜娜的提議著實讓我嚇了一跳，我的「傳統」概念是不要告訴她，以楚芬的個性，如何接受自己中風，手腳麻痺的事實？娜娜說，以楚芬多慮的個性，如果不跟她說狀況，可能會讓她疑神疑鬼，我們的避而不談只會讓她覺得自己毫無希望。但是我擔心「中風」兩個字會讓她更焦慮，因為我們一般人對中風二字已經有許多負面的聯想和刻板印象。


我和娜娜兩人都是以楚芬的個性為基點，但卻有兩種不同的「同理心」。也就是視角不同，主張就會有異。經過討論，娜娜的觀點說服了我，我們決定告訴她狀況，但先不要用「中風」兩個字，先避重就輕，只描述病情。最重要的是不斷跟楚芬強調，治療後就會好，叫她不要擔心。


第三天探視楚芬時，發現她雖然還是昏睡狀態，但大聲叫她時還算有點反應。我就照著娜娜「擬定」的說法，一個字一個字大聲地說。我先問她記不記得在公司昏倒了，她點了點頭，我說：「你昏倒了，所以被送到醫院，你現在在醫院，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好好休養就會好了；你現在嘴巴插了管子幫你呼吸，過幾天就會拆掉。」我記得第一次跟她說了之後，她點點頭，沒有什麼特別反應。隔天我再問她，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在醫院，她搖頭。後來我也告訴二姐夫，適時讓她約略知道情況對她比較好。我們都不確定她了解多少，但是仍舊不斷重複。


一直到呼吸照護病房，她似乎知道了自己昏倒住院，但是那時我們都避免提到中風二字。以她的個性，恐怕一時無法接受自己中風；我們連氣切二字都不敢提，只告訴她喉嚨開刀，好讓她舒服些，不能發聲只是暫時的現象。她那段時間迷迷糊糊的，但是我想也許那些話支離破碎地進入她腦中，可能在加護病房的時候不清楚到底自己身在何處，但是到了呼吸照護病房時似乎漸漸意識到自己在醫院了。


是否跟病人吐實病情，的確是一門學問，而且永遠沒有標準答案。記得我們知道媽媽罹患膀胱癌末期時，我們全家都主張不要告訴她，我們子女都很清楚，如果她知道了一定很沮喪，她會覺得自己八十多歲了，不可能熬得過；癌症會讓她聯想到的就是拖累家人，是窮途末路。娜娜還是用她那招──避重就輕，她告訴媽媽所有狀況，也告訴她需要開刀切除膀胱，術後需要有什麼改變等等；娜娜將媽媽的病況詳細說明，就是沒有用那個讓人退避三舍的字眼。娜娜的先生是美國人，他覺得很不可思議，病人自己不知道生了什麼病，可是她身邊的人全部都知道。娜娜告訴他說：“She knows everything.”（她什麼都知道）她先生反駁：“She knows everything but truth.”（她什麼都知道，除了實情）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這個課題需要有不同的答案，唯一的考量點就是病人的個性，而這一點就只有家人或親近的朋友才能衡量。


楚芬在呼吸照護病房的最大目標就是呼吸自主訓練，也就是希望她能夠脫離呼吸器拔掉氣切。我們已經知道，訓練的最佳結果就是脫離了呼吸器，這當然是我們最期待的狀況。退而求其次就是白天不需要呼吸器，夜晚睡覺時仍須仰賴呼吸器。我們最怕訓練失敗，楚芬從此離不開呼吸器。楚娟的女兒在美國，有一天吃飯時看到一個人帶著呼吸器，還特別上前跟她聊了一下，然後打電話轉告大家，最壞的情況不過如此，藉此鼓勵大家不必太過沮喪。話雖如此，我們還是打從心底希望楚芬加油。


我們每天分批探視楚芬，大家一致的動作都是盯著她頭頂上方和床頭旁邊的儀器，仔細比較各數據。受限於醫學常識，我們最在乎的就是她拔掉呼吸器的時間以及每分鐘的呼吸次數。護士告訴我們，先從一小時開始，然後慢慢增加，特別要注意楚芬能夠承受的程度。我們和看護自作主張，將每天護士規定的訓練時間逐次加碼，還有點沾沾自喜，以為自己趕進度就會有超前的效果。有天晚上我八點鐘的時候離開，看護說，今天看看能不能拖過夜。結果十點的時候，雅峰就打電話告訴我，失敗了。因為楚芬後來呼吸無力，護士叮囑接回呼吸器，隔天重新訓練。


這次的失敗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不能操之過急，人體的奧妙不是照著常理推進，也不是所有器官的功能在密集訓練之下就會恢復，人體機能的復元需要的就是時間，根本就急不來。隔天開始，我們大家都調整好心態，嚴守循序漸進的原則。娜娜也提醒我們所謂訓練就是需要時間，而且這時候的訓練有它實質的意義和實際的功能，對未來的自主呼吸有影響，訓練的過程重視的不是只有簡單的幾個小時不用呼吸器而已。


楚芬在呼吸病房時，醒來的時間稍長了，這就表示她對外界的人和環境的意識比較清楚，也就是她有一些意見要表達。剛開始的時候她比手劃腳，表示冷和熱。這時候我們發覺她的冷熱變化特別快，而且毫無脈絡可循。娜娜說，因為她的感覺體溫方面的神經受傷，產生錯亂，所以冷熱傳導的訊息和正常的時候有差別。有時候她比著要開電風扇，還要加上扇子，沒過幾分鐘，又比著要蓋被子，而且常常是蓋了被子還是冷，需要蓋兩條，甚至三條被子。


我們告訴她，可以用嘴巴表達，由我們讀唇型猜測她的意思。那時候才知道讀唇語不是件簡單的事。常常是一堆人東猜西猜就是猜不到，弄得她很沮喪，我們也很無奈。每回她有什麼需要都得花很大力氣表達，後來我想到不如列個表，將她的需要依序寫上，排上1，2，3…。我揣測她可能的需求，列了10個項目，例如： 1、太冷；2、太熱；3、嘴巴太乾（要沾水）；4、我要睡覺；5、太吵了……有了這個表，她只需要比1，2，3，4就比較容易表達了。


但她還是有其他的意見需要表達，有回她一直重複某三個字，我們幾個人圍在床邊，怎樣也猜不到。通常我們猜不到時，我就會打圓場說，你先睡個覺，等一下再講。那一回她硬是不肯，一直說。還好楚娟正好晃到床尾，看到了她的舌頭捲起來，才猜到她說的是「太亮了」。原來幾天來她的眼睛正好對著天花板的燈，讓她很不舒服。


我跟娜娜通電話時跟她提到我們每天的大猜謎，她提議讓楚芬試試用左手寫字。我想到躺著寫字需要有一個很硬的東西頂住讓她寫，立刻到三總地下室的金石堂找到了一個硬板，第一次讓楚芬寫字的時候，她的左手根本握不住筆，只能勉強劃兩劃筆就掉了。那時我才體會到，她需要很粗厚的東西才能握住。我陸陸續續試了簽字筆，試了彩色筆，甚至買了蠟筆，都不合用。我把我們的困擾跟娜娜講，她想到讓楚芬用左手在我的手心上寫，這樣不用握筆，也許比較容易。我試了一下，發現一筆一劃在手心時都是虛空的，好像很不真實，也不是那麼容易猜。還好隔天碰巧看到一個朋友桌上有一支特大特肥的筆，喜出望外，直接就開口向她要來，果然效果不錯。


筆可以握住了，但是躺著寫字，加上是用左手寫，每個字都是撇來劃去，而且一個字就會佔滿一頁A4的紙，不過這種比較「具體」的謎還是好猜多了。隨著楚芬清醒的時間加長，她想要「交代」的事情越來越多，只要是精神狀態還好，她就會比著要寫字。當然，她越寫越多，躺著用左手寫出來的字跡也就越來越清楚，有時候甚至還寫英文。她寫的大多是對未來的憂慮，和對兩個兒子的牽掛，剛開始看到她叮嚀「後事」， 我總是壓抑著心酸，若無其事地跟她說無聊。後來我想到，如果是我，我也會有同樣的擔憂和牽掛，於是我就會很肯定地跟她保證，一定幫她做到，之後重複告訴她，她一定會好起來。


其實楚芬昏睡的時候仍然很長，我們探視時會叫醒她，她陪我們說話的時間原本只是幾分鐘，後來大概勉強撐個十分鐘，偶爾可以清醒個半小時，不過絕大部分時間她還是很疲累。朋友同事探訪時，有時只睜開眼睛輕輕揮個手，一轉眼就睡著了。我們一直以為她能夠跟我們溝通就是完全清醒，只是很疲累需要休息。直到後來楚芬能夠暢所欲言的時候，敘述她在呼吸病房的印象和恐懼時，我們才知道她其實在這段期間仍處於半夢半醒的狀態。


也許是昏睡中迷迷糊糊知道外界的狀況，她在虛虛實實中結合了心中的恐懼，才會有許多死亡的聯想。她的隔壁床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病人，無法行動，不能言語，看護的嗓門很大，的確也很自以為是，常常跟我們的看護A抬槓。但是她的右手邊只有一床病人，並沒有外勞照顧的病人。


隔著護士的工作檯，在楚芬對面那頭的病床是一位老太太，由她的兒子親自照料，瘦瘦高高的，的確也是忙進忙出的。這些印象也許是她拼湊出來的，與事實相去不遠。但是每間呼吸照護病房裡只有四床病人，而她想像中的冰庫其實是洗手間，還有其他的怪異狀況，例如有人燒香，有人出院，甚至有關轉院的討論，大媳婦的朋友來探視，這些都是她的幻想。


有一回，看護A跟楚娟建議準備兩套前面開扣的睡衣，一方面避免碰觸到氣切口，一方面方便穿脫。楚芬大概是在半夢半醒的狀態下聽到她們的對話，一意認定讓她換上睡衣就是代表了她不久於人世，硬是不肯換睡衣，而且一直重複在板子上寫著同樣的問題──「我是不是要上西天了」。楚娟和看護一直解釋，楚芬一點也不信。最後她們兩個將護士請過來作證，沒想到楚芬還是不信，在板子上面寫了兩個字：「放屁」，被引為當日笑談。這兩個字還寫的很工整，是她第一次寫的清楚明瞭的字。


來探視楚芬的總經理聽了這個笑話，隔天就很貼心地送來一套淺粉橘的睡衣，很漂亮，質料很好，她非常慎重地跟楚芬保證，沒有人會把睡衣當成最後的服裝。也許是總經理從不說假話，也許真的是粉嫩漂亮的睡衣打動了她，楚芬的疑慮似乎就解除了。


我的兒子平日雖然寡言內向，卻常有驚人之見。有回跟著我從醫院回來，他對我說，你們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重複對二姨講一樣的話，你們一直跟她說她會好的，但是以她的情況，她根本不會相信。他建議要讓二姨的心思放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說，聽聽音樂。真是一語驚醒忙中人，我們昏頭轉向，只注意她生理上的需求，只重複告訴她不要擔心，但其實這些都是消極的。如果有熟悉的音樂陪伴，情緒或許能夠舒緩些，也可以避免她胡思亂想。於是兒子將我的隨身掌上型MP3灌滿了蔡琴，費玉清，張清芳等人的歌曲，有些還有畫面。


兒子想到這招真的很不錯，楚芬聽著聽著，臉上有了不同的表情，放鬆了許多，有時候還會動動嘴唇，應該是和著歌詞。有一次她耳朵塞著耳機，嘴巴要跟我說什麼，我猜不出來，趕快拿筆給她寫。她寫──「願嫁漢家郎」，我趕緊拿過來聽，果然是蔡琴。我很興奮，她不但是具體的生活瑣事沒有忘，這些抽象的文化記憶也健在。


有天晚上十點多，楚芬的小兒子打電話跟我說，他下班後去看媽媽時，她正在聽音樂。他問媽媽還想聽什麼歌，她寫下「淚光閃閃」，我馬上錄了夏川里美的歌聲。楚芬就在淚光閃閃中七十二小時不靠呼吸器，完成了呼吸自主訓練，離開呼吸病房，脫離半夢半醒，似幻似真的糾纏，轉入普通病房。


重點筆記

1. 復健對有些病患而言是長期的，家人要有耐心的配合及鼓勵。

2. 復健一定要與生活結合才能有最理想的結果。

3. 復健過程中發現問題一定要與治療師討論，一起找出一個適合病人的解決方法。

楚芬

紀錄 

娜娜回台後我還很虛弱，另一方面，我心理很懼怕到復健部面對其他人，所以一直在病房做復健練習。雖然那時候我可以坐起來了，但還是不太穩，每次從床上移到輪椅對旁人而言是工程浩大，對我而言是舉步維艱，所以那段時間主要靠復健部的治療師到病房指導我復健，娜娜也積極協助，幾乎整天都在醫院。


有回娜娜和治療師閒聊，發現她在台大唸書時的老師Z就在復健部，娜娜查詢了Z老師的時間表，兩天後的早上，她推著我到復健部門與Z老師等人見面，並參觀醫院內的病患復健情形，當天下午她即與大姐的女兒搭機返美。Z老師和娜娜合力說服我下樓到復健部復健，因為病房中能夠做的復健實在太有限了。從此Z老師對我特別關心，即使她非常忙碌，也會遠遠觀察我的狀況，注意我的細部動作。


漫長的復健治療就這樣正式開始了，復健治療基本上包括：物理治療（主要著重在下肢的訓練，我因為顏面神經受損所以需要再加上臉部按摩及電療），職能治療（著重上肢的訓練），語言訓練。另外再加上針灸，共計四項，課程排得滿滿滿，雅峰為此還特地將課程表貼在病房的牆上，深怕我會漏上任何一堂課。


到復健部的初期我還十分衰弱，左右都要有人攙扶才能勉強坐個數秒鐘，頭像稻穗似的隨風搖晃無法固定。雅峰看到我的搖搖欲墜，二話不說，買來一部可以固定頭部的大型輪椅，作我的第一部交通工具，約有一個月的時間，進出病房及復健部都得仰賴這輛賓士級的輪椅。


我的頭部因為埋引流管的關係，早已被剃成光頭，剛到復健部的時候，鼻胃管及氣切管也還在臉上，屁股包著成人紙尿布以防萬一，做運動時不僅辛苦也萬分狼狽。某次在復健室的鏡中，突然瞥見自己所穿的花褲裙怎麼鼓鼓的，好像屁股包著一大坨的東西，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幾天我都以此蠢模樣在復健室運動，回到病房馬上脫掉那備而無用的安安成人紙尿布，自此不再使用它。 


初期針灸時我因身體癱瘓無法自行從輪椅爬上針灸床，多虧了大外甥，他必須全程陪伴照顧，並抱我上下床，為此他自己還買了一個護腰保護腰部。初嚐針灸滋味的我最害怕在臉上扎針，但為了能讓臉部五官早日歸位，只得咬緊牙根忍耐。還記得第一次針灸時，中醫師特地在扎針處點燃艾草薰燙穴道，並稱艾草會增強針灸的療效。但是薰艾草時味道非常嗆鼻，尤其在密閉的治療室內，連前面的人使用後，它的餘味都還會令我有窒息的感覺。幾次之後要求免掉薰艾草，不論護士怎麼強調艾草的功效，我還是只能接受針灸。


語言訓練對我而言是最輕鬆的，因為當時自覺手腳能活動自如比什麼都重要，也不管將來可能話說不清楚，甚至無法開口說話，因此將老師要我回病房作的功課一律拋諸腦後，還好有人從旁督促──素素會領著我做些練習，增加舌頭的靈活度；大兒子那時候已經回台，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坐病床旁邊，拉著我的手重複老師要我練習的唇型運動。


許多人擔心氣切後的聲音狀況，我發現低沉粗啞的嗓音會隨著時間慢慢恢復；娜娜說其實腦幹中風如果波及某些腦神經，控制發聲的肌肉也會受到影響，語言訓練也可改善這方面的控制能力。記得在醫院時，有回我跟語言訓練老師表達我的擔憂，問他我的聲音是否可能恢復到以前，語言老師反問我，「你以前的聲音是什麼樣子」，那時我還很幽默地回說，「像黃鶯出谷」，老師一時不知如何接話。現在，我的聲音離黃鶯出谷還有小段距離，偶爾會偷偷唱個兒歌逗小孫子，歌聲還算可以。 


八月份是復健系學生開始到三總實習的月份，很幸運的，不僅在做職能及物理治療時，都有實習生在旁協助指導，他們會定期與他們的指導老師及Z老師報告我的復健情況，並討論如何進行下一個步驟的治療。Z老師經驗非常豐富，判斷也很準確，雖然有時遠遠地觀察，但她對我的狀況瞭若指掌，並且注意到細節，對我的復健幫助很大。


有一天病房內進來一個怯生生的漂亮小護士，根據她別在胸前的識別證，我知道她是暑期實習生，她作每個步驟前，一定說：「阿姨，我要幫您…囉！」，然後再秀秀氣氣的握住我的手量脈搏，或量血壓、耳溫等。假如那幾天解便不順，需要多一顆軟便劑時，她必定先通知學姐（正式護士），馬上回來給妳答案。


她知道我每天必須至一樓作復健，因此主動要求我同意她隨同前往，以便瞭解我的復健內容，所以那幾天的復健課，我的身傍圍繞著幫我作治療的復健師、看護及大外甥三人，還有這位身穿護士制服的漂亮實習小護士，有時再加上我大兒子或小兒子，那陣仗就更大了。那幾天，看著復健部裡的「同班同學」個個抬起頭帶著羨慕的眼光看著我時，我突然有種「備受尊寵」的感覺。 


初期在復健治療所學的動作對一個健全的人來說輕而易舉，但我因為在學習如何起床，如何站立等最基本的動作時都比一般病患費時、費力，所以常常認為自己情況嚴重，復原無望。後來才比較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因為腦幹出血中風，身體的平衡以及協調比一般中風的人更受到影響，所以所有的動作都比較難控制及掌握。


之後為了加強手臂的力量，我需要練習推箱子。另外還有用腳接球控球，後來還要四肢著地（墊子）練習「狗爬式」──這個動作對我而言非常困難，我稱之為「滿清十大酷刑」之一。過了一段時間，慢慢加入膝蓋站立採前進後退姿勢、單腳站立、起立坐下以及利用大球學習如何控制右腳…等等，都是學走路前必須具備的基本動作。每天做完復健都是汗流浹背，氣喘如牛，覺得自己「氣數用盡」。


出院之後為了不讓自己怠惰，維持每週四天到三總復健。Z老師要我務必先作好正確的「步態」，好讓步履正確自然，不至影響日後走出家門的意願。由於我平常不愛運動，一向奉行「能躺就不坐，能坐就不站」的信念，因此體力非常差，常常復健課上到一半就累得喘噓噓。


今年二月娜娜二度返台，發現我平衡感和協調度仍舊不足，Z老師同意娜娜的看法，她說原本希望我延長基本功的練習，打好基礎再開始學習走路，但是我對練習走路表現得異常焦慮，操之過急。娜娜和Z老師聯手說服我回頭練基本功，包括再度忍受「滿清十大酷刑」；另外再加強肌力、耐力、體力三項。從此以後，跑步機、踩自行車、上下樓梯等就成了我每天必做的運動。


我一向對公共廁所是敬而遠之，還記得有一天由實習老師攙扶著作上下樓梯運動時，當時有點尿急，心想忍一忍回家再上吧。正準備作下樓梯動作時，當天中午所喝的冬瓜湯起了利尿作用，當場令我非常難堪。遠在紐約的娜娜特地來電安慰我，說這只是偶發事件，還說我絕對不是第一個在復健時發生這種狀況的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千萬別把這種事看得太嚴重，也不要覺得沮喪，以後只要有一點尿意就得上廁所，不要憋出毛病來，尤其在這段復原期間，更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娜娜的警告沒有嚇走我憋尿的習慣，果然在出院回家四個月後，我因尿道感染而發燒到四十度，又經歷了一次急診。 


在復健部一年的時間，漸漸認識一些同病相憐的朋友，他們總是跟我說我進步很多，可是我自己很焦急，覺得這條路好漫長。其實自己在中風以前對中風全然不暸解。生病後知道中風是腦部神經細胞受傷、受損之後，還很天真的以為只要神經復原，我就可以恢復正常，所以也一直認為復健並沒那麼重要。中風初期，很多人為了鼓勵我積極復健，一直告訴我說，黃金期是六至八個月，他們想藉此督促我努力。過了八個月後，我仍舊無法「行動自如」，就自作聰明地認定我已經過了黃金期，一定是沒有指望了。後來娜娜一直強調黃金期只是一個大略的統計，每個人狀況不同，更重要的是，不是過了黃金期就表示沒有希望。Z老師也舉了幾個實例，鼓勵我只要持續復健，仍然有復原的希望。


我現在能夠用拐杖慢慢走，也可以自己走一小段路，但是不夠穩，也就是說我的體力和平衡感需要鍛鍊再鍛鍊。旁人老是說我比前好很多，也常常提醒我當初我連站都站不好，現在這樣已經很棒了。可是我要的是以前生病之前的我，我多麼希望我還能夠行走自如，逛街旅行，欣賞這個花花世界。為了這個願望，我只有咬緊牙根，繼續奮鬥。


素鳳

紀錄 

我在大學英文系教書，因緣際會，認識了幾位外系的同事，成了莫逆。蘇耘是學物理的，比我有求知慾，擅長以理性分析事情。多年前她打電話告訴我她媽媽中風，然後問我為什麼她們的醫生說中風不會好，但是我曾說過我媽媽中風好了。我跟她說也許我媽媽只是輕微中風（當時的症狀只是嘴巴一點點歪斜，流口水，講話不清楚），而且我們發現後立即就醫。蘇耘在電話中連珠砲似的問了我許多問題，我都答不上來。剛好那時娜娜回台探親，我就要她直接打電話問娜娜比較清楚。二十分鐘之後，蘇耘打電話過來，氣急敗壞地劈頭就數落：「有唸書和沒唸書的講話就是不一樣！」我大笑，真是罵的好，我對醫學常識真的很無知，當時媽媽中風吃了藥真的就完全復原了，我也沒有去探究為什麼。


娜娜告訴蘇耘，所謂中風「不會好」，是因為腦細胞無法死而「再生」。而所謂中風「好了」，是控管那個部位的腦細胞及神經通路另外找到了出路。娜娜說，我們的腦部神經不是每一條都被充分使用，中風的人某些神經受損無法發揮功能，但人體的奇妙就是它們有可能另尋出路，等它們找到了另外一條路後就必須慢慢練習，熟悉這條新路徑，然後把它變成習慣，最後成為自然。就像平常我們習慣走某一條路回家，有一天路壞了而且一時之間無法修復，可是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找出另一條可以回家的路。一開始可能會不熟悉新的路，甚至會迷路，可是熟悉了以後就「成為自然」 了。


那次蘇耘還問了一些問題，娜娜乾脆跟她約好隔天去醫院探視她媽媽。後來蘇耘對娜娜讚佩不已，告訴我那次的探視彷彿是為她媽媽日後的復健打了強心針，因為娜娜很能夠體會病人的心理，能夠抓到訣竅，讓病人了解狀況。娜娜去病房探視後提醒蘇耘一些細節，最重要的是，該醫院的醫師建議躺在床上的媽媽練習踢左腳，但是蘇耘媽媽意興闌珊，踢幾下就不肯練習。娜娜建議買個球綁在床尾，讓媽媽踢的時候有個受力的實物，這一招效果極佳。蘇耘懊惱地說，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為什麼自己就想不到？


娜娜的特點是專業而不專斷，她總是會考量很多可能性才做判斷；她最大的長處是耐心，先耐心地聆聽病人或家屬的敘述，然後詳盡解說病情，並且在適當的時候用最適當的方法，或鼓勵，或用激將法督促病人復健。她對於楚芬的習性和心理狀態很清楚，也就更能掌握她的進度。


復健的漫漫長路其實就是要找尋新的路徑，練習再練習，希望它熟能生巧。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當病人還沒有意識，甚至沒有能力開始復健時，他所需要的是消極被動的「預防」，也就是防止某些部位完全癱瘓或失去功能。


在加護病房之初，娜娜就跟我提到請復健部評估是否讓她戴上護具。等到楚芬在呼吸照護病房時，她清醒的時間長了，對於手腳被硬梆梆的謢具固定很排斥，常常比著要拿掉，我們只能重複地勸說。據看護A說，楚芬常常會在半夜要求拿掉護具，我猜想那一定是非常難受的，有幾次我於心不忍，差點衝口說，那就晚上不要戴好了，至少讓她睡個好覺。我跟娜娜商量，她十分堅持，電話中屢屢說明其重要性，我不甚了了，直到我目睹隔壁癱軟在床上的老先生，他的兩個腳板下垂到幾乎是一百八十度，才終於理解娜娜的堅持。


轉入普通病房後，楚芬還是很虛弱，娜娜寄了幾張動作圖示，要我們幫助躺在床上的楚芬運動手腳，例如將她的手臂抬高到耳邊、手肘彎曲及伸直。有空的時候就要她做手掌握拳及張開的動作，還有幫她將膝蓋往胸部彎曲、以及拉腳筋等等。這些動作基本上就是要防止楚芬失去關節活動度，因為娜娜根據我們的描述判斷，楚芬應該是可以走路及恢復一些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她特別叮嚀我們，所有關節該有的活動度都需要儘可能維持住。


娜娜的功課裡還有一些口部的運動。我請楚娟和看護白天時幫忙做手和腳的運動，我則在下午和晚飯之後負責口部的動作。為了避免楚芬覺得嘴部運動很愚蠢，我就在旁邊一起做，數拍子。後來楚芬到復健部時，已經返台的大兒子抽空和媽媽上了幾次語言訓練課，知道需要反覆練習什麼動作，總是抓住機會要媽媽練習。有一回我推開病房門，看到楚芬的大兒子和大肚子的媳婦分坐病床兩邊，老大拉著媽媽的手要她練習「用力親嘴」的動作，他自己也在旁示範。看著這一幕我很感動，這麼大的兒子在自己老婆面前拉著媽媽的手，要媽媽練習親親的動作，只有盡心的兒子加上大器的媳婦才能做到。


復健的路單調而苦悶，毫無樂趣，而且很費力。記得有回楚芬同事來病房探視，她報告當天的復健是踩腳踏器，她說她累趴了。同事們就告訴她，「你就想像我們去香港逛街，不論有多累，我們還是繼續走」。那時候我們都不是很清楚復健的路有多麼漫長，還興致勃勃地跟楚芬說，認真練習，年底一起出國玩。


因為楚芬原本沒有運動的習慣，體力不好，很容易遇到瓶頸，很容易沮喪挫折。我總是鼓勵她，別人半年就練好，我們就對自己寬容一點，十個月練好。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得用盡辦法行督促之實，時不時就要用比較重的語氣說她，或者告訴她某某人因為進步到某階段就怠惰，以至於後悔莫及。


她鍛鍊右手時需反覆將某物從一定點拿到另一定點，她麻痺的手臂練的很酸，有時想偷懶，認為只要有人幫她按摩手臂應該有同樣的恢復功能的效果。她也很喜歡我和弟媳幫她按摩臉部，以為努力按摩就可以讓歪斜下垂的左臉拉提到原本的位置，所以對一些臉部的復健動作比較馬虎。娜娜對此打了一個很精準的比喻：如果自己不鍛鍊，別人幫你抬手抬幾千萬次，你的手還是不可能抬起來，復健的動作，包括臉部的運動，一定要靠自己從內而外鍛鍊出來，沒有第二條路。


娜娜在返美半年之後二度返台，也就是楚芬到復健部復健半年之後她又回來「驗收成果」。她發現楚芬急著走路而忽略了「基本功」，不但走路姿勢沒有達到正確的標準，平衡感和協調能力都欠佳。娜娜說，如果平衡感和協調能力沒有練出來，她永遠需要有人在旁邊，也就永遠無法自主。她的話點醒了我們，我們和楚芬一樣，只在意她是不是能夠走路，好像那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殊不知其中還有許多更重要的細節。


我了解楚芬的焦慮，她很怕自己一輩子需要坐輪椅，需要仰賴別人，她急著要清楚知道自己可以走路，才會捨本逐末。我勸娜娜，我們不妨寬容一點看待她的著急，不必認為她白走了。她走的不好，但是她知道自己的確可以做到，心情上就會篤定多了。而且她也明白了自己缺點的核心問題，也就更能夠心甘情願，或者更認命地，修正自己的弱點，回頭加強體力訓練。


Z老師和娜娜都主張楚芬加強基本功的訓練，這些訓練不只是增強體力，更重要的是避免傷害。因為走路是對側手腳一起動作，所以楚芬要做一些對側手腳同步的動作，這部分的練習包括楚芬最害怕的狗爬式，以及一些練習運用大球等做運動。楚芬必需讓下肢在負重的情況下，練就很好的控制力，這個目的是為了防止下肢關節因為不當的操作而拉傷或產生關節炎。總而言之，Z老師和娜娜都強調，走路姿勢的矯正不是為了可以讓復健者走得漂亮，重要的是避免日後對關節的傷害。 


楚芬說，復健部有些器材人滿為患，還得採登記輪流制，但是練基本功的人非常少，很多時候只有她一人。這可能也說明了一般病患及家屬的看法與心情：只要能走路就好，有走路的功能就可以了，姿勢正不正確已經不在考慮範圍之內了。


娜娜在二月返台時就發現楚芬很依賴輪椅，力勸楚芬進了家門就不要用輪椅，為此二姐夫還買了一張近萬元的白色座椅，高度重量都可以適合楚芬起身或坐下時，雙手需要支撐的力道。可惜楚芬求方便，依舊很依賴輪椅。她總是覺得如果不用輪椅，她要去任何地方，例如想從餐廳到電腦桌前看個郵件，都需要叫人來幫忙。她沒有意識到，輪椅取代了許多她原本可以練習的機會；更沒有想到，為了不要麻煩別人，她的復健反而窒礙難進。


娜娜返美後我們定期視訊，讓娜娜「檢查」楚芬的成果。六月時，娜娜跟我說，楚芬的進度比她預期的落後。她分析的結果是，楚芬把復健和生活分開，每週四天的復健她認真練習，但是回家之後她沒有將復健融入生活。也就是說，她其實已經可以用拐杖行走自如，可是她在家裡多半以輪椅代步，而且她每一次拿拐杖走路時一定要人在旁邊，因為她害怕自己摔跤。娜娜跟我說，應該請復健老師教她「如何摔跤」。她說，不要怕摔跤，只要知道如何摔跤和如何爬起來就不必害怕。


為此，娜娜嚴格要求楚芬戒掉對輪椅的依賴，並且對自己有自信，她來來回回寫了數封信，軟硬兼施，勸告兼警告，要她掃除心理的障礙，才可能生活起居自主自理。其中幾段話十分中肯，擲地有聲：
 

「……其次，『自主』是大家，也是你自己的目標。我一直認為也相信你可以做到。可是你的過於緊張和謹慎卻變成你進步的最大障礙。
 

復健的一部份是要勇於挑戰自己──我今天可以走十尺，我明天就要走十一尺。我今天要人在旁邊『待命』，我明天就要那個人離我兩步遠，後天要她離我三步遠，慢慢把距離拉開，同時也建立自己對自己的信心。
 

要自主就要認真思考什麼是自主。自主不會有一天突然顯現。恐懼、緊張只會阻礙你。思考一下，恐懼和緊張為你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正面意義？
 

放下輪椅，放下對『人』的依賴，放下所有真真假假的理由及藉口。你真的可以做得比現在還好。」
 

在大家的督促中，楚芬戒掉了輪椅，現在出門一律使用拐杖；在家時不但使用拐杖，甚且自己站立刷牙，洗澡洗頭也自己來。她的臉部也「歸位」到八九成了，雖然她說嘴巴還是有麻麻的感覺；她的聽力視力雖不若以往耳聰目明，但也日漸好轉。復健之路或許迢迢千里，路旁親友的加油和監督是不可或缺的兩股助力，相輔相成，推動復健者邁步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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