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西風東漸：傳教士在中國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

從傳教到翻譯中國經典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批傳教士自西方來到中國，向中國人「傳播上帝的福音」。有意思的是，好多傳教士在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及西方先進科技的同時，自己為中國文化所吸引，最後成了有名的漢學家。在這些人中，英國傳教士理雅各是非常典型的一位。

理雅各（James Legge）於1815年出生於英國蘇格蘭亞伯丁郡的杭特利城，他從小就學習刻苦，考入亞伯丁英王學院，19歲的時候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大學畢業。1839年7月，他帶了新婚夫人從英國乘船前往東方傳教，於1840年1月抵達南洋麻六甲，擔任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是由英國來華的第一個傳教士馬禮遜在1818年創辦的教育機構，旨在培養適合東方國家的傳教士。英華書院的第一任校長是著名傳教士米憐，後來陸續更換了5個校長，理雅各是第六任校長，當時他才25歲。

鴉片戰爭結束後，理雅各於1843年將英華書院遷到香港。遷到香港之後，英華書院的辦學宗旨隨著理雅各的思想轉變而悄然改變，它逐漸由一所培養傳教士的書院變成了招收中國青少年的教會學校。

理雅各不是一位固執守舊的傳教士，他善於學習，不僅主張傳教士與華人平等，甚至還主張走中西宗教相互融合的道路。出於良知，理雅各反對鴉片貿易，認為「這是一種罪惡的交易」，不僅使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受害，而且也不利於中英之間的正常貿易。

在傳教和教學的過程中，理雅各認識到了學習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他很推崇孔子，說：「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蹟的保存者，中國黃金時代箴言的詮注者和解釋者。過去，他是中國人中的中國人，現在正如所有人相信的那樣，他應以更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著人類最美好的理想。」他還告誡其他傳教士：「只有透徹地掌握中國的經典書籍，親自考察中國聖賢所建立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生活，我們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職業和地位。」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理雅各開始系統地研究和翻譯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在中國學者王韜等人的輔助下，理雅各陸續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春秋》、《禮記》、《書經》、《孝經》、《易經》、《詩經》、《道德經》、《莊子》等中國的經典著作，歷時25年。

牛津大學的第一任漢學教授


理雅各開始翻譯中國典籍時曾一度為出版經費問題發愁。後來，香港怡和洋行老闆查頓的侄子約瑟‧賈丁對理雅各說：「如果您已經譯好了著作，那麼出版的錢由我來付。我們的錢是在中國賺的，我們樂意幫助您出版關於中國典籍的譯作。」

1861年，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第一卷出版，內容包括《論語》、《大學》和《中庸》。書稿出版後，英商顛地答應理雅各，在華的每個傳教士，不論是屬於天主教的還是屬於基督教（新教）的，每人只須出一半的價錢就可購買一部，其餘一半的錢全部由顛地來付。在顛地的帶動下，其他一些在華外商此後贊助過理雅各譯著的出版。

理雅各之前的西方來華傳教士雖也對中國的經典著作做過翻譯，但都是片段性的翻譯，而且由於中文不精，譯文詞句粗劣，謬誤百出。理雅各在翻譯的過程中治學嚴謹，博採眾長，他把前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語種譯出的有關文字悉數找來，認真參考，反覆斟酌。除此之外，他還要與中國學者反覆討論，最後才落筆翻譯。「功夫不負有心人」，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著作質量絕佳，體系完整，直到今天還是西方公認的標準譯本，他本人也因此成為蜚聲世界的漢學家。

理雅各的譯作被冠以《中國經典》之名在西方陸續出版。出版之後引起了轟動，歐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瞭解中國的傳統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譯上的成就與漢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於1876年獲法蘭西學院儒蓮漢籍國際翻譯獎。1870年，亞伯丁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在愛丁堡大學舉行300週年校慶慶典中，理雅各是最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還多次訪問法國，同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朱利昂進行高水準的漢學交流，積極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文化。

理雅各把勤奮治學的狀態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後時刻，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講課時突然中風倒地，溘然長逝，終年82歲。學生們把他最後寫在黑板上的字拍下來，作為紀念。理雅各葬在了牛津，花崗岩做成的墓碑上寫著：「赴華傳教士與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英國學術界為理雅各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後來，世界各地的漢學家到牛津訪問總要到他的墓地上去獻花，憑弔。 

李提摩太（1845－1919）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他出生在英國南威爾士卡馬登郡的一個小山村，父親是一個小農場主。20歲的時候，李提摩太考入哈弗福特神學院攻讀神學，1869年春，他自神學院畢業，成為浸禮會的牧師，1870年受英國浸禮會派遣來到中國。此後45年，他一直在中國度過。李提摩太在中國的45年，正是晚清社會經歷巨變的時代，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李提摩太喜歡介入中國政治，因此，他在華期間就不僅僅是一位傳教士，同時還是賑災專家、新式教育的創建者、達官貴人的座上賓、維新派的幕後師爺、孫中山革命黨的反對派等等，他結交權貴，聯絡士紳，顧問洋務，鼓吹變法，調停外交，抨擊革命，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縱橫捭闔，成為清末大變局中的一位風雲人物，他個人的經歷可以說幾乎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傳教與賑災

李提摩太最開始的傳教活動是在煙臺挨家挨戶地散發福音書，並在街頭佈道。但他的這種傳教活動收效甚微，人們即便被吸引到了教堂裏，也不是為了聽其佈道，而是為了看熱鬧──看看洋人的怪樣子，聽聽他們並不嫺熟的中國話。慢慢地，李提摩太開始改變策略，他開始了「尋找上等人」的計畫。他說：「我開始了『尋找上等人』的計畫，因為我發現他們有良好的土壤可以撒種。」他所說的「上等人」是指有文化、有地位的官員和讀書人。他認為，只有這些中國的上等人接受了基督教，整個中國才會接受「福音」。為了接觸和影響中國的「上等人」，李提摩太開始學習中國儒家典籍，瞭解中國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體系，並利用各種機會與地方官員和士紳接觸。

就在李提摩太為發展不到足夠多的信徒而苦惱之際，中國華北地區發生了罕見的大旱災。在1876年至1879年間，山東、直隸、山西、陝西、河南五省發生了特大旱災，土地大片龜裂，寸草不生，樹皮全部被剝光，大批饑民向東北和南方逃亡。據估計，此次華北旱災至少餓死一千萬人。

清朝責成山東巡撫丁寶楨主持賑災工作，劃撥給青州賑災款43003兩白銀，丁寶楨也在地方設法募集賑災款，但是，由於交通不便，加上各級官僚作風腐敗，賑災的效果並不理想。

李提摩太反倒在這場災難中有突出的表現。他深入災區調查情況，同時參與救濟工作。李提摩太在上海《北華捷報》上撰文，呼籲口岸的外國團體賑災捐款。相對於清朝官僚，教會組織顯然對賑災更在行。很快，由傳教士和外國商人組成的山東賑災委員會宣告成立，大批救災款（前後共有三萬三千多兩白銀）匯到了李提摩太名下。

當時中國民間也有很多賑災行動，青州府的一個糧店老闆開倉濟貧，結果上萬災民擁擠，活生生地把一個小女孩給擠死了。為防止類似事件發生，官府乾脆貼出告示，禁止私人救災（官僚們總是善於幹因噎廢食的事）。面對這種情況，李提摩太又用什麼辦法將救濟金分發到災民手中呢？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站在城裏最貧困地區的一條狹窄小巷的盡頭，讓災民被迫排長隊從我身邊走過，每有一個人領到救濟金，我就在他那髒兮兮的手上，用墨水塗一個不易除掉的標記，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標記，重新排到隊尾。李提摩太說，但那雙乾淨的手出賣了他們，我們只向那些依舊髒兮兮的手上發救濟。」

後來，李提摩太又想出了更好的辦法，那就是讓災民都坐在空曠的打穀場上，他告訴災民，大家只要安靜地坐著，每個人就能得到一份救濟金。


這個做法顯然更科學，因為坐著的人們再也不會發生踩踏事件。李提摩太回憶道：「人們是那樣安靜，就像參加一場宗教儀式。」衙門裏的官員們也對這種不可思議的安靜感到非常驚奇。

在山東賑災的出色表現對李提摩太的傳教工作幫助甚大。李提摩太自己說：「因為我在災民中發放賑災款，這對於廣大民眾是一個可以使他們信服的證據，證明我所傳的宗教是好的。」很快，就有大批民眾加入了基督教，僅1877年山東地區就有二千多人成了李提摩太的教徒。

李提摩太在山東的賑災持續到1877年的11月份，他在給浸禮會差會的報告中說，他在山東至少救助了7萬災民。 

傳播西學與結交權貴

到山西賑災後，李提摩太的傳教中心也從山東轉移到了山西。鑒於當時中國人普遍缺乏現代科技知識，李提摩太選擇了一條通過介紹西學來輔助傳教的道路。他花了一千英鎊購買科技書籍及科學儀器，進行自修，然後定期向中國官紳、知識階層宣講「西學」，內容包括哥白尼日心說、蒸汽機的原理、電學知識等等。李提摩太的想法是：既然中國人已經開始對現代科學產生了學習興趣，那麼傳教士就應該傳播西學，「以學輔教」。

在傳播西方科技的同時，李提摩太還不失時機地晉見各級官吏，向他們講解世界地理、宣傳變法主張，勸其建鐵路、開礦藏、以養民富國。作為自由派傳教士的代表人物，李提摩太的傳教策略是：「首教官員，次教富紳、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在華45年，幾乎結交了當時所有的文化名流和朝廷大員，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國荃、曾紀澤、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這些中國近代史上叱咤風雲的人物全與李提摩太有過交往。他對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提出過具體建議，也給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做過「洋參謀」，協助他們謀劃變法，還對孫中山的革命行動提出過規勸。總之，李提摩太在傳教士之外，對中國的社會介入很深。因為他在山西賑災及後來創辦山西大學堂過程中的出色表現，慈禧太后還賜予他頭品頂戴，使他著實成了「洋大人」。

《中國時報》主筆與廣學會督辦

1890年7月，李提摩太接到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李鴻章的邀請，到天津擔任《中國時報》主筆。對於李鴻章的這次邀請，李提摩太十分高興，他在回憶中說：「我立刻接受了這一工作，這項任命可以說是天賜良機。」原因就是他可以借助報紙這個平臺來向中國宣傳他的變革主張。

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寫了一篇文章，呼籲中國必須改革，他還多次發表社論，介紹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他在擔任《中國時報》主筆的一年期間，共寫出了二百多篇社論，這些社論後來彙編成書，名為《時事新論》，後由廣學會出版。在天津，李提摩太穿著中式的服裝，吃著中國菜，儘量縮減個人的開支，以便購買更多的先進科學儀器，望遠鏡、顯微鏡、化學電池、手動發電機。他認為這些東西可以實實在在地影響中國人的世界觀。

李提摩太關於中國變革的一系列主張深得清朝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欣賞，於是，在擔任《中國時報》主筆一年後，赫德推薦他出任廣學會督辦。

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於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最大出版機構，創辦人是英國長老會傳教士韋廉臣。1888年，廣學會成立董事會，推舉赫德為會長，韋廉臣為督辦。韋廉臣任督辦不到三年就因病去世了。赫德於是選中李提摩太來接替韋廉臣的位子。李提摩太辭去天津《中國時報》主筆的職務，於1891年赴上海走馬上任。

李提摩太任廣學會督辦後，擴充會務，增設書局，逐漸增加出版有關鼓吹變法的書籍，並加強傳教士與中國上層社會的聯繫。他提出，廣學會要「從宗教的小圈子裏走出去，去影響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影響中國政治的進程」。他還說，傳教士要把中國的上層人「作為我們的學生」，「我們將把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系統地教給他們，直到他們懂得為他們苦難的國家採用最好的辦法時方止」。這樣的口號，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傳教的層面，而是進入了基督徒履行文化使命的範疇。

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長達25年之久，其間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二千種書籍和數不清的小冊子，成為當時中國規模較大的出版機構之一。他還在北京、瀋陽、天津、西安、南京、煙臺等地開設了自己的書刊發售點，經常免費贈送書刊。當時地方上的知識份子，每到發報前期，都在數算新一期的《萬國公報》還有幾天能郵寄給自己。

通過譯介西學，出版報刊、圖書，李提摩太影響了許多官員和大批知識份子。張之洞從武昌發電報購買報刊和圖書，他還向廣學會捐資白銀一千兩。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中國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以《時事新論》為書名集結出版，李鴻章和曾紀澤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目作序，並發表在廣學會的報刊上，由此可見廣學會對中國官員的影響。 

李提摩太在維新變法中

李提摩太任廣學會督辦期間，正好趕上康梁維新運動。李提摩太關於中國變革的一系列主張深深地啟發、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這些維新人士將李提摩太奉為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啟超都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康有為曾向香港《中國郵報》的記者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

維新運動搞得如火如荼之際，許多維新人士都與李提摩太有來往，梁啟超還曾為李提摩太做過一段私人秘書。李提摩太也以維新派的老師自居。維新派的絕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他的建議，李提摩太在看過康有為的變法計畫後，給妻子寫信說：「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畫中了。」可見，李提摩太對維新派思想影響之深。

光緒皇帝也深受李提摩太的影響，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後，他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私人顧問，幫助決策維新。光緒的老師孫家鼎在1898年接見李提摩太時說，光緒皇帝已經安排在9月23日接見李提摩太。可是在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了宮廷政變，軟禁了光緒皇帝，並下令逮捕維新派領袖，這次預定的光緒皇帝接見李提摩太的活動也隨之夭折。

戊戌政變發生後的第三天，李提摩太在他的寓所舉行秘密會議，梁啟超、譚嗣同等出席，大家商討如何援救光緒皇帝。最後決定分頭籲請各國駐華公使出面，由梁啟超去見日本公使，容閎去見美國公使，李提摩太去見英國公使。但是，各國公使在沒有獲得本國的指示前不敢有所表示。梁啟超後來搭乘日本輪船逃亡日本，容閎也逃出了北京，李提摩太力勸英國公使竇納樂出面保護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領袖，也遭到了拒絕。竇納樂譏諷李提摩太「多管閒事」，李提摩太則批評竇納樂不瞭解中國國情，不配做公使，兩個人不歡而散。

創辦山西大學堂

戊戌變法失敗後，李提摩太繼續在中國從事著述和傳教工作。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不少外國傳教士受到了衝擊。由於山西巡撫毓賢支持義和團，山西成了「重災區」，有159名西方傳教士和大量的中國教徒成了義和團的刀下之鬼。八國聯軍與清朝談判，要求嚴懲縱容義和團的地方官員，山西巡撫毓賢被處死，岑春煊接任山西巡撫。這個時候，岑春煊又想起了李提摩太，給他發電報，請他到山西辦理「教案善後事宜」。

李提摩太草擬了一份《辦理山西教案章程》，先呈送給北京的李鴻章過目，李鴻章全部同意，並電令岑春煊全部照辦。在這個處理山西教案的章程裏，李提摩太除了提出懲辦兇手、賠償教會財產損失、道歉、為死難者立碑等常規事項外，李提摩太還特別提出，利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來在山西辦新式學堂，具體辦法是：「共罰全省（山西）銀五十萬兩，每年繳款五萬兩，十年為期。此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徒，專為開導山西人民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弟學習，不再迷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

李提摩太為什麼要提出在山西辦學堂呢？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爆發義和團運動，殺害傳教士和教徒，主要就是因為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還比較封閉，心智還沒有開放。而對治愚昧的最好辦法就是教育，辦好教育，中國人自會與盲目排外的思想告別。

創辦山西大學堂的協議很快就簽署了，協議中規定，新大學的課程、基金由李提摩太管理10年，10年後學校的管理權移交山西當地政府。這個協議引起了很大非議，中國士紳們認為，這是將中國的教育權拱手相送，而教會也對這所學校的建立持保留態度。他們認為，李提摩太沒有辦教會大學，而是為中國的一個省辦了一所大學。這顯然與教會的期許不符。

但不管怎樣說，山西大學堂還是建起來了。當時，山西巡撫岑春煊已經在1901年創辦了一所中式大學堂，現在，李提摩太又創辦了一所西式大學堂。經過兩所學堂的師生投票，李提摩太辦的西式學堂與岑春煊的中式學堂合併，成立了山西大學。山西大學日後為山西培養了一批現代化人才。後來，山西在閻錫山統治時期建成了「模範省」，這一成績的取得當然與閻錫山密不可分，但也與山西大學為山西培養了大量人才有關。

1910年，按照協議規定，李提摩太將山西大學移交給山西政府。

在戊戌變法期間，李提摩太曾被慈禧太后視為維新派的幫兇。可是義和團運動之後，慈禧太后痛定思痛，重新撿起了維新派的政治改革之路，啟動了「清末新政」。這個時候，李提摩太因為創辦山西大學，加之此前在北方的賑災工作，被清廷賜了頭品的頂戴，他成了名副其實的「洋大人」。

李提摩太與孫中山的交往及晚年之思

李提摩太與孫中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896年。這年10月11日，孫中山在英國倫敦被清駐英使館誘捕，後在英國友人康得黎的援救下脫險。當時，李提摩太正好回英國度假，聽到孫中山獲釋後，他立即去拜訪。孫中山曾在1894年10月在廣學會創辦的《萬國公報》上發表〈上李傅相〉一文，這是一篇給李鴻章的改良建議書。李提摩太對此早有所知，他這次見到孫中山時舊事重提，希望孫中山還是走改良的道路，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領導的維新運動。可在孫中山看來，他給李鴻章的建議書沒有收到答覆，自己也沒被李鴻章召見，這足以說明清廷沒有改良誠意，「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於是才於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提摩太與孫中山的第二次會面是在1900年。這年6月，李提摩太在日本橫濱拜會了孫中山，當時孫中山正集中全力倡導革命以推翻清廷。李提摩太再次勸孫中山不要革命，他說，真正的變革，只會來自於精神和智慧的提高，不會來自於武力，拔劍者必死於劍下。他的勸說依然沒有奏效。

就在李提摩太把山西大學交給山西政府的次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了，清朝被推翻了。

1916年，李提摩太因患腸道疾病辭去了上海廣學會督辦一職，回到英國養病。在提交給廣學會的最後一份年度報告中，李提摩太寫道：「多年前，我感到中國的基礎教育缺少四種東西。一是缺少真正的科學。二是缺少真正的歷史。三是缺少真正的經濟學。四是缺少真正的宗教。廣學會來到中國，就是想幫助中國改善這些。」這大概代表著他對中國社會最深切的認識。

1919年，李提摩太感到他的身體有些好轉，決定重返中國。他和妻子在1919年初就預訂了9月份來中國的船票。但在4月份，李提摩太舊病復發，不治身亡，享年73歲。

在李提摩太的英國故鄉，很多人不認識他，他對自己的故鄉也所知有限。但是李提摩太在中國生活了整整45年，經歷甚至參與了晚清中國的歷次政治變革，他對中國問題發表過很多看法，他在中國有過許多顯赫的朋友。他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揮灑過汗水和智慧，中國人應該記住他──他是傳教士深刻影響近代中國的一個典型代表。

人生在世，往往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對傳教士來說亦是如此。

最初來華之時，身為英國聖公會傳教士的傅蘭雅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日後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定位是大名鼎鼎的翻譯家和科普工作者，而非傳教士。

傅蘭雅（1839－1928），出生在英國蘇格蘭肯特郡海斯鎮的一個窮苦牧師家庭，受家庭影響，很早就加入聖公會。貧困的家境使他從小養成了發奮學習、努力向上的性格。他自幼就對中國感興趣，很早就萌生來華工作的願望。為此，他母親經常在家給他煮米飯吃，為的就是讓他能適應將來在中國的生活。因家庭貧困，傅蘭雅還曾在酒廠當過學徒，後因得到政府助學金才就讀於倫敦海布萊師範學院。 

1861年，大學畢業的傅蘭雅接受香港聖保羅書院的邀請，到達香港，任聖保羅書院校長，這時他才22歲。因此，這位傳教士的早年經歷完全可以用人們所熟知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來概括。

受邀到同文館教授外文

在聖保羅書院當了兩年校長之後，傅蘭雅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請，前往北京出任同文館的外文總教習。同文館是清政府設立的培養譯員的洋務學堂和從事翻譯出版的機構。1860年，清政府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處理「洋務」。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洋務派官員深感缺乏翻譯人才。於是，1862年，主持洋務運動的恭親王奕訢奏請設立同文館。同文館成立後，包爾騰任首任外文總教習，包爾騰卸任之後，傅蘭雅出任此職，此後，著名傳教士丁韙良也曾擔任同文館總教習，並歷時25年之久。

同文館隸屬總理事務衙門，官辦色彩濃厚，且初期人數較少，學生又都是滿族官宦子弟，他們學習外語的熱情並不太高。這樣的狀況讓傅蘭雅感到有點無奈。兩年之後，他辭去了同文館外文總教習一職，轉任上海英華書院校長。上海英華書院是外國人辦的，招生對象是中國商界子弟，學生要交學費，學校能自養。這樣的學校顯然對傅蘭雅更有吸引力。

但是，煩心事依然存在。英華書院董事會成員多是基督教信徒，他們向傅蘭雅施加壓力，要他向學生灌輸基督教，這讓傅蘭雅感覺不爽。傅蘭雅本人雖然是虔誠的基督徒，但他信奉宗教自由的原則，不願意對還未成年的中國學生進行強迫性的宗教教育，同時，這所學校在招生廣告中也沒有說明學生必須接受基督教教育。如果在學生入學後增加基督教課程，那就有欺瞞之嫌。傅蘭雅不願意幹這樣的事，跟學校董事會的關係搞得挺僵。學校董事會指責傅蘭雅太「世俗化」，並逐步剝奪他的行政權。於是，在1868年5月，傅蘭雅憤然辭職，離開了英華書院。

江南織造局翻譯時期

還沒有辭去上海英華書院校長一職之前，傅蘭雅就得到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的邀請，希望他出任翻譯館的翻譯。從英華書院辭職之後，傅蘭雅順理成章地「跳槽」到了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出任譯員。

江南製造局是洋務派創建的中國第一家近代化機械製造企業，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洋務派當時首先想到的就是發展軍事工業，以便迎頭趕上西方的「堅船利炮」。江南製造局成立後，除了向西方購買必要的機械設備，還要翻譯西方的科技、工程書籍。1867年，曾國藩派他的幕僚徐壽、華衡芳等負責相關的翻譯工作，當時的中國極端缺乏翻譯人才，所以只好請在中國的外國人幫忙。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認識了傅蘭雅，遂想邀請他做專門的譯員。為了留住人才，江南製造局付給傅蘭雅高達800兩白銀的年薪，這個薪水在當時足讓人過上富足的生活。

當時，翻譯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剛剛引入中國，譯書多採取「口譯筆述」的原始形式。即翻譯著作時須精通外語和精通中文的兩個人合作，先由外文譯員閱讀一遍，讀過之後按原意逐句讀出漢語，由中文譯員記錄。之後，再由兩人按照中國文法修改記錄稿，最後形成定稿。對於這種翻譯西方書籍的方法，傅蘭雅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中寫道：「至於館內譯書之法，必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言之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後，華士將初稿改正潤色，令合於中國文法。有書要出，華士與西人核對……既脫稿，則付梓刻版。」與傅蘭雅合作過的中國數學家華衡芳在《代數術》一書的序言中說：「傅君口述之，余筆記之，一日數千言，不厭其艱苦，凡兩月而脫稿，繕寫付梓，經手告成。」

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採用這樣的翻譯方式，為近代中國引進了一大批西方的應用技術和自然科學新成果，促進了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對中國思想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譚嗣同讀了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著後，大有感慨地說：「天地以日新，生物無一時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以腐臭，奈何自以為有得，而不思猛進乎？」康有為在1882年訪問上海，購買了一批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著，他回廣東研讀後覺得眼界大開，立志要在中國推動「維新」事業。

奠定中文翻譯基礎

在江南製造局的譯員中，傅蘭雅最有名，他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職長達28年，期間與人合譯的西方書籍多達129部，內容涉及物理、數學、化學、軍工、礦物、冶金、醫學、地質、氣象、植物、法律、解剖和政治經濟學等各個方面。他由此成為近代翻譯西書第一人、當之無愧的翻譯家。因為翻譯工作出色，清政府授予傅蘭雅三品官銜。

在翻譯西方科技書籍的過程中，最難翻譯的就是科技名詞。傅蘭雅和他的中國夥伴多次討論，最後定下了兩條原則：其一，中文已有之名，只要合用就沿用；中文沒有之名，則採用音譯，通過在原有中國漢字上加偏旁來解決，如化學元素鎂、砷、矽等就是這樣造出來的。中國科學技術上的專用名詞，很多都是傅蘭雅和他的中國夥伴反覆討論之後敲定的，他們為此還特地編撰了好幾部中英文對照的科技詞彙工具書。

傅蘭雅來華之後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洋務派創辦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洋務運動雖力推西學，但無奈國家封閉已久，國人頭腦很難一下子轉過來。洋務運動失敗之後，傅蘭雅稱他在中國的經歷為「南柯一夢」。於是，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了28年之後，傅蘭雅接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聘請，出任該校東方語言文學教授，於1896年從中國啟程奔赴美國。

當然，傅蘭雅不會忘記中國。1901年，中國北洋大學派出9名學生赴美留學，特聘傅蘭雅為這批留學生的監督。此外，傅蘭雅還受美國教育部委託，在1909年用英文編寫了一本《接納中國留學生留學美國章程》，內容包括美國的大學制度、中國學生在美國的留學狀況、對中國留美學生的建議和忠告等。

黃炎培先生自傳《八十年來》中，有一段與傅蘭雅有關的記載──

我在1915年到美國訪問期間，在三藩市街道電車上，我於人叢中偶然開一聲口，一位美國老翁擠上來和我握手，用中國話表示歡迎，說：「有事奉商，歡迎先生到我家談。」我隨老人去，他自稱名傅蘭雅，在中國擔任翻譯物理、化學幾十年了。我回憶他就是上海江南製造局老輩翻譯格致書籍的。那時不稱理化，稱格致，我初學還讀過他所譯的書。傅蘭雅對我說：「我幾十年生活，全靠中國人民養我。我必須想一個辦法報答中國人民。我看，中國學校一種一種都辦起來了。有一種殘疾人最苦，中國還沒有這種學校，就是盲童學校，因此我預命我的兒子專門學習盲童教育，現在他已畢業了，先生能否幫助帶他到中國去辦一盲童學校？」這一席話使我大受感動。後來我幫助傅蘭雅在上海曹家渡辦成一盲童學校，他兒子傅步蘭當校長，教授盲童習字、手工，如製籐椅、織毛衣等等。

黃炎培先生所記，說的是傅蘭雅先生晚年致力於中國盲童教育之事。傅蘭雅關心中國盲童，以私人名義捐出6萬兩白銀，先在上海創辦了一所盲童學校，後又捐款在漢口建一所盲女學校，這是中國的第一所盲女學校，1928年，他又送兒子傅步蘭到上海開辦第二所盲女學校。就在送兒子去中國不久，傅蘭雅先生在美國去世了，享年90歲。僅以老人家晚年的這種慈悲情懷而論，他也值得中國人銘記，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