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朝鮮國王突然下令全國「禁止奢侈」,背後真正的考量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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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奢令背後的蝴蝶效應

文/吳政緯

1734 年,朝鮮國王英祖(1694-1776)召集臣子,命令他們從過去的法律叢書中,尋覓出每一項關於「禁止奢侈」的條文,整理成一份針對「禁止奢侈」的告示,要求全國上下一體遵行。

英祖在韓國歷史上號稱名君,當時在位已逾十年,不是一位剛剛登基、不明事理的君王,此次行動必定考量已久。他擔心平民百姓看不懂漢字,特地請人翻譯成民間流行的「諺文」,即現在朝鮮半島上通行的韓文,務必令人人知曉這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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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英祖朝服像

從今日的脈絡理解「禁止奢侈」一事,借用中國大陸媒體「打奢」一詞,頗能道出其內涵。簡而言之,朝鮮英祖不滿當時過於奢侈的風尚,決定徹底根除這種現象,於是決定禁奢。針對這件事情,另有一個稱呼:「禁紋令」,指的是禁止使用有紋樣的布料。因為這些織有漂亮花紋的布料,幾乎不產自朝鮮境內,而是從中國進口的高級商品。換句話說,禁紋令、禁奢令,目標直指中國,朝鮮希望百姓能夠少買中國商品。

朝鮮官方的禁奢行動似乎成效有限,在英祖宣告禁奢的三十五年後,他又重新申明,禁止婚禮時使用「唐物」,也就是中國商品。同時取締在北京購買絲織品的朝鮮人,違者重罰。然而,禁奢三十五年後再次高舉旗幟,不免令人質疑禁紋令沒有實質功效,於是官方必須屢屢申誡。惡性循環的結果,朝鮮君王多次斥責、頒布命令,凸顯根本無法禁止的現象。中國商品宛如洪水,席捲而來。

朝鮮國王為何對中國商品如此深惡痛絕,頻繁地禁止奢侈風俗?

首先,中國商品數量之多,以及使用階層之普遍,幾乎涵蓋當時朝鮮全境。英祖命人將法律條文翻譯成諺文,顯見即使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升斗小民,也能夠獲得中國商品,並與其他朝鮮人一樣喜愛。

其次,發生於朝鮮宮廷的這件歷史事件,彰顯當時朝鮮、清朝兩國貿易多麼密切。朝鮮官方承認當時習俗不貴土產,必貴華物。在這樣的情況下,朝鮮使用白銀向中國購買貨物,大量中國商品流入朝鮮,換來的是朝鮮流失大量白銀。朝鮮英祖禁止奢侈的政策背後,考量的就是減少輸入中國貨,以期降低白銀外流的速度。朝鮮的富人連居處都仿效中國風,器皿必貴唐物,朝鮮即使有再多的白銀都不足以支應,最終必定導致通貨緊縮,經濟危機迭生。

那麼,這些「中國製造」的唐物從何而來?

朝鮮英祖面對的問題,是一個漫長累積的結果,必須追溯到清朝、朝鮮兩國交往的開始:1637 年。歷史學家將這一年視為兩國締結「宗藩關係」之始,宗藩關係是當時國際政治的互動模式,由一個國家擔任「宗主國」,數個國家則是「藩屬國」。在政治上,藩屬向宗主效忠,並受其冊封才算獲得統治的合法肯認。換句話說,藩屬國必須得到宗主國的承認,才算是擁有統治藩屬國的合法權力。

1636年底,清朝皇帝皇太極(1592-1643)領兵十萬,征伐朝鮮。1637 年初,南漢山城的朝鮮國王仁祖(1595-1649)決定出城投降,宣誓此後與明國斷絕關係,改奉大清為宗主國,使用清國年號,並定期派遣使節團前往北京朝貢。朝鮮英祖苦思解決的奢侈貨物問題,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清國定鼎中原之後,朝鮮使節定期前往中國的制度,在戰亂之後日漸穩固。朝鮮官方組織一個約三百人的使節團,年年代表朝鮮國王進京朝見。這不僅是一個肩負政治使命的使節團,同時兼具文化、經濟的功能。文化層面,朝鮮使者利用遊歷北京的機會,結識清朝的讀書人,探聽中國的政治情報,學習中國的學問。更重要的是,透過定期的北京旅行,朝鮮使節團上下沿路趁機貿易。根據清朝官方的規定,使節團在北京的居所「會同館」,經由官方安排,可帶貨物來此貿易。

除此之外,一過鴨綠江,進入清國境內,或正式或走私,各種交易管道流通著兩國的貨物。關於朝鮮使節團前往清國的路線,可由這幅《盛京輿地全圖》略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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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輿地全圖》(1734,局部),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從這張圖,可見朝鮮使者的路程。他們從下方的義洲出發,沿著紅線前行,經過盛京瀋陽,直抵北京。

「使行貿易」與「邊境互市」是兩國經濟交往的重心所在,朝鮮方面曾一度日進斗金。從兩國締結宗藩關係算起,至 1700 年之前,堪稱朝鮮商人的黃金歲月。當時朝鮮透過與日本的對馬島貿易,獲取大量的日本白銀。經由使行貿易,朝鮮人花費白銀向清朝購買中國商品,再轉手賣給日本。此一國際轉手貿易的利潤極為驚人,朝鮮等於是做無本生意,他們利用中國貨物換來日本白銀,交互循環,生生不息。

然而,好景不常,1700 年以降,清國開始直接與日本貿易,國際轉手貿易的需求降低。同時日本國內培植人蔘的技術不斷革新,對朝鮮的貿易需求減弱;且日本官方也想管控白銀存量,希望白銀不致大量外流。綜合上述的國際情勢,朝鮮使行貿易的利基持續削弱。相形之下,對外貿易的情勢益發惡化,朝鮮國內對唐品華物的需求卻是連年增加,倘若放縱朝鮮百姓繼續依賴中國奢侈品,則朝鮮的白銀必將花費殆盡。因此發生 1734 年的禁奢令,以及之後針對中國商品的禁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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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英祖的時代,兩國透過貿易打造的緊密連結,將逾一百年,沒有一方能夠片面切斷這張商業網絡。清朝內部也針對朝鮮的使行貿易,發展出完整的產業生態,例如依照朝鮮人品味而織造布匹的中國商人,或是專門運送朝鮮使節團貨物的「物流業」(攬頭)。當英祖開始下令禁奢,無異於引發連鎖效應,重擊千里之外的清國產業。

鄭世泰就是專營朝鮮生意的北京商人,他主要賣布疋,當時使行貿易購買的綢緞皆出自其家。鄭世泰熟知朝鮮人喜歡那些紋樣,每年向江南預先訂製,運至北京,等待朝鮮貴客上門。朝鮮使節,乃至朝鮮宮廷裡的人,無不喜愛鄭家的商品,於是不論大小買賣,皆奔鄭家。當朝鮮正祖(1752-1800)繼承祖父英祖之志,更徹底的實施禁紋令、禁奢令時,長年把持朝鮮生意的北京鄭家仍渾然不知。最終,鄭家那些迎合朝鮮人品味的貨物,因為禁紋令而乏人問津,又不受中國本地人喜愛,只能堆積在倉庫,成為無用之物。

朝鮮英祖抵制中國商品的故事,不僅僅是「朝鮮的歷史故事」,一如北京鄭家的境遇難逃「朝鮮因素」的影響。貿易打造了一條連結兩國的鎖鏈,任一方皆無法擅自切斷,而雙方必須共同承受後果。

這段關於貿易的精采故事,出自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 1637-1894》一書,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三十九種。本書初出版於 1978 年,三十八年來為中外學界譽為經典。雖然書名以「宗藩貿易」命題,分析的範疇實不止於經濟層面。作者詳實地重建相關歷史事實,遠從兩國如何締結宗藩關係,析論各種歷史陳因;近至使行貿易、邊市貿易在不同時期的經營狀態,總結興衰成敗的緣由,在在提出開創性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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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以中朝關係史為志向的研究者,無法繞開的兩堵高牆,一是日本學者藤塚鄰(1879-1948)的《清朝文化東伝の研究―嘉慶・道光学壇と李朝の金阮堂―》( 国書刊行会,1975),另一即是本書《清韓宗藩貿易 1637-1894》。前者奠定中朝文化史研究的取徑,後者則是廓清兩國交往的史實,並建立起一個從「比較性視野」探討中朝關係史的方法。本書值得一讀再讀,其中不惟展現作者令人既佩服又嚮往的洞見,更藏有諸多值得深入的問題,留待讀者從漢城出發,朝著北京緩緩而行。

* 張存武先生的著作目錄

* 關於朝鮮與日本的貿易,詳參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

* 當時朝鮮面對的問題,亦涉及亞洲白銀流通不足的現象,相關研究見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作者介紹/吳政緯
迷戀紙本書籍的人,出生於雲林,長於臺東。幻想著回到三百年前的首爾,徒步啃饅頭走到北京,體驗朝鮮使者的視界。

本文原載於「說書 Speaking of Books」網站,原文連結:18世紀的朝鮮國王突然下令全國「禁止奢侈」,背後真正的考量動機是?,經授權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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