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情勢與中國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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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經濟以年均10%的速度快速成長，是全球低成本製造業的主要產地，有「世界工廠」之稱。2009年中國大陸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並於次（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不振，需求銳減，對中國大陸進口需求大幅減少。2009年歐盟與美國自中國大陸的進口金額分別銳減17.47%及12.26%，導致中國大陸當年的出口大幅減少15.87%。僅管出口大幅衰退，在中國大陸採取擴張財政，拉動內需的政策下，2009年的經濟成長率仍在9%以上，表現十分出色。2010年中國大陸的總出口強力反彈上升，出口金額成長30%以上；次（2011）年出口成長幅度略微下滑，但成長率仍高達20%。唯2012年在歐債危機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的情況下，中國大陸2012年的出口僅較2011年成長7.94%，其中對美國出口增加8.51%，但對歐盟出口減少6.16%。
除了全球經濟發展瞬息萬變，復甦之路曲折難行外，中國大陸本身也面臨許多經濟發展的瓶頸。例如生產成本不斷攀升，工資上漲及缺工的問題層出不窮；社會因資源、機會分配不均而出現貧富懸殊等種種矛盾；產業結構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如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多數生產處於全球價值鏈的底端，技術含量與附加價值低；產品結構不合理，一般產品產能過剩，但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產品卻出現短缺；服務業發展滯後；產業發展模式主要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基礎上等。這種種的問題與發展瓶頸，皆使中國大陸當前經濟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受到嚴重質疑。
中國大陸當局也意識到，在國際經濟不振、需求不足、貿易摩擦頻傳，及新興市場崛起等的外部影響，以及中國大陸勞動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環保意識抬頭等內部限制下，中國大陸要像危機前一樣依靠出口來驅動成長已經難以為繼。日本大和資本（Daiwa Capital Markets）發佈的報告指出，東南亞國家正在超越中國成為低成本製造業的主要產地，其發展速度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加快，中國則將在未來五至十年內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為了避免中國經濟成長減緩、甚至停滯，而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提升內需在經濟成長中的比重，彌補外需的不足，成為當前中國大陸轉變經濟成長方式的重要工作。也因此，不論是在「十二五」規劃或「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中國大陸都以「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為主要核心概念。其中，「調結構」更成為規劃重點，並以「擴大內需」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做為調結構主軸，目的即在促使經濟成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拉動轉變，以及由主要依靠重工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
目前大陸當局已選定高階裝備製造、節能環保、新能源、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材料及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新興戰略產業，進行重點培育與發展，並配合財稅、金融、科學教育等三方面予以支持，希望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可達到8%；2020年再成長至15%左右，並可掌握關鍵技術，建立完整產業鏈。另外，針對服務業的發展，「十二五」規劃強調將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如金融與物流）與大力發展生活性服務業（如旅遊及家庭服務），並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融合，豐富服務產品類型，滿足多樣化需求。希望到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可由2010年的43%再提高4個百分點。
2012年12月中旬，大陸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確立中國大陸明年（2013）經濟工作的總基調為「穩中求進」，其主要任務包含擴大內需，培育拉動力強的消費增長點；夯實農業基礎；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加強產品創新、品牌創新；積極推進城鎮化，走向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以及推進多雙邊經貿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等重點項目。
綜觀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政策方針可以預期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將出現以下二個與臺灣經貿發展至為相關的重大轉變：
首先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型：根據大陸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中國大陸產業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來自過度偏重低階的加工製造，技術研發及自有品牌不足，且關鍵設備、零組件及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這種結構性缺陷帶給中國大陸嚴重的貿易摩擦及環境問題，呈現難以為繼的情勢。因此，未來中國經濟成長期望從加工出口帶動轉向由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來帶動；經濟成長模式則從依靠資源投入的粗放模式向依靠科技創新的模式轉變。
其次是內需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過去中國大陸主要依賴出口及投資來驅動經濟發展，消費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多在50%以下，與歐美等已開發國家70% 的貢獻率差距很大。然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成長方式已經無法持續，提升內需在經濟成長中的比重，彌補外需的不足，已成為當前中國轉變經濟成長方式的重要內容。2011年中國消費及投資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分別為55.55%及48.77%，內需的拉動作用超過了100%，意味中國在2011年時主要是靠擴大內需來拉動經濟成長；除此之外，消費對經濟成長拉動作用十年來首次超過了投資，顯示中國大陸企圖依靠消費、投資、出口這三駕馬車來協調拉動經濟成長的策略已略見成效。2012年的經濟發展亦大致延續了2011年的發展趨勢。雖然中國大陸以內需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未來是否可以順利推展下去尚待時間證明，但無庸置疑的，中國大陸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拉動的經濟調整方向是相當明確的。
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對兩岸貿易關係的影響
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轉型將直接影響及進出口貿易結構，進而影響兩岸貿易及產業分工關係。因此，以下將就中國大陸近年的貿易結構變化做一分析，並探討其對臺灣所造成的影響。
（一）主要貿易夥伴變化
2006-2012年中，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夥伴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就出口市場結構來看，已開發國家歐美日三地占中國大陸出口比重已從2006年的50.05%下降到2012年的40.85%，減少9.20個百分點，尤以美國減少了3.83個百分點為最多。同一期間，中國大陸對新興市場的出口比重則有所增加，如對東協九國（不含新加坡）的出口比重增加了3.01個百分點；對印度、俄羅斯及巴西則分別增加0.82、0.52及0.87個百分點，顯示中國大陸為因應已開發國家經濟不振、需求減少的衝擊，開始開拓其他的新興市場，以降低對已開發國家的出口依賴程度。
就進口來源結構來看，2006-2012年中國除了自歐盟及澳洲等國的進口比重有所增加外，自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及臺韓星等新興工業國家的進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尤以日本及臺灣的比重下降最多，分別減少了4.85及3.73個百分點。歐盟及澳洲在中國進口市場份額上升主要歸功於中國大陸對汽車及礦產的需求大幅增加。而中國大陸進口增加較多的國家主要有沙烏地阿拉伯及巴西等，很明顯是基於國內對於石油等能資源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
中國大陸出口市場的移轉以及對臺灣進口比重的下滑，已透露出兩岸貿易關係轉變的訊息。由圖10-2可以看到，自1995年以來，中國大陸自臺灣進口的金額雖持續成長，但比重卻持續下滑，尤其2002年之後下滑速度有加快的趨勢。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能源價格飆漲，且中國大陸對石油、礦產等原物料的需求大幅增加，造成臺灣進口比重下滑；二是臺灣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下滑，可能是受到其他國家的競爭，也可能是被當地企業取代；第三個原因則為臺灣沒有掌握中國大陸產業轉型的趨勢，出口項目背離了大陸的進口需求。本文以下將特別針對第三個可能原因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進口產品結構變化
自「十一五」規劃時期以來，中國大陸一系列的經濟調整政策已逐漸產生效果，並反應在中國大陸進口需求結構的轉變上。2006-2012年中國大陸非資源類產品進口結構比重上升最多及下降最多的產業。2006～2012年中國大陸自世界進口的非資源類產品平均年成長率達12.65%，顯示除了初級礦產以外，中國大陸的進口需求總量仍然不斷增加。其中進口比重增加較多的項目主要是原物料及民生需求的產業，如汽機車及其零件與附件（HS87）、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HS12）、銅及其製品（HS74）、醫藥品（HS30）及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HS15）等，該等產業都位於2012年中國大陸非資源類產品進口的前二十大產業之列，顯示這些產業在中國大陸已有相當的進口需求且未來有可能進一步成長。而進口比重下降較多的項目則為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及其零件（HS84）及鋼鐵（HS72）等，為2012年中國大陸非資源類產品進口的前十大產業。該等產業為中國大陸目前積極發展的項目，在中國政府積極扶植，當地生產及技術能量日益提高下，逐漸產生進口替代效果，使得進口比重逐年下滑。
此外，中國財政部宣佈從2013年1月1日起，將對784種進口商品實施低於最惠國稅率的年度進口暫定稅率，相關產品項目亦可做為觀察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轉型方向的參考依據。據報導，新增和進一步降低稅率的產品主要分為五大類：一是調味品、特殊配方嬰幼兒奶粉、心臟起搏器、血管支架等促進消費和改善民生，與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生活和醫療用品；二是汽車生產線機器人、寬幅噴墨印表機、鋰電子蓄電池等促進裝備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設備、零部件和原材料；三是高嶺土、雲母片、鎢鐵、銻等能源資源性產品，船舶壓載水處理設備用篩檢程序、動車組用膠囊等有利於節能減排的環保產品；四是紫苜蓿、奶襯（擠奶配件）、自走式飼料攪拌投餵車等支農惠農產品；五是羽絨、亞麻短纖、全自動轉杯紡紗機等支援紡織行業發展的產品。整體而言，與中國大陸強調擴大內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提倡節能減排的發展方向不謀而合。因此，預期在優惠關稅的帶動下，未來中國進口結構可能加快進行調整。
由中國大陸2012年自臺灣的前十大進口產品可以發現，中國大陸自臺灣進口的產品集中度很高，前兩大產品已占非資源產品進口總額的六成以上，其中電機電子產品（HS85章）占了50.57%，光學儀器（HS90章）占了15.30%。比重在5%以上的產品尚有HS39（塑膠及其製品）、HS84（機械）及HS29（有機化學品）。整體而言，2006～2012年，中國大陸自臺灣進口的前十大產品普遍呈現成長的趨勢，但其成長幅度並不如中國大陸整體進口的平均表現，顯示臺灣主要出口產品在中國大陸的市場競爭力已有所衰退。
此外，在前十大的產品當中，屬於中國大陸進口比重下降最多的產品高達6項，合計占非資源產品進口總額的八成。其中臺灣在2006～2012年間比重增加最多的HS85章（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達9.05個百分點，是中國大陸進口比重下降最多的產品項目，達-4.83個百分點。而屬於中國大陸進口比重增加的產品則主要有HS74章（銅及其製品）、HS38（雜項化學產品）及HS70（玻璃及玻璃器），合計占非資源產品進口總額的4.62%。由此可知，由於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主要是供應中國大陸臺商加工出口歐、美市場之用的中上游原材料，對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開發著力不深，導致在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之後，臺灣的出口愈來愈無法滿足中國大陸的進口需求。
（三）貿易方式變化
就臺灣出口貿易數據來看，中國大陸（含香港）占臺灣總出口的比重高達四成，但事實上臺灣出口真正依賴的仍是歐、美市場；臺灣對中國大陸依賴的只是其廉價的勞工與土地，主要是把中國大陸做為加工出口的基地。以2008下半年及2009上半年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最大的時期為例，這段期間是歐、美國家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期，歐盟GDP分別衰退0.65%、5.0%；美國分別衰退0.92%、3.57%，同期間臺灣對歐、美市場的直接出口也分別下降3.90%、35.45%及6.85%、27.49%；但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更是大幅下降17.33%及40.70%，而這兩段時間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高達8.2%及7.1%。若是臺灣依賴的是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仍佳的狀況下，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不應該衰退如此嚴重，而應該是成長才對，顯示出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基本上大都是供應中國大陸臺商加工出口歐、美市場之用的中上游原材料或機器設備。
由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方式的資料可以發現，中國大陸貿易方式已出現了明顯變化，一是加工貿易的比重逐漸下滑；二是一般貿易的進口明顯攀升，2011年以後，一般貿易進口額達到了加工貿易進口額的2倍；三是一般貿易呈現貿易逆差，顯示中國大陸的進口不再多數用於出口，而與內需增加有關。也因此，在兩岸貿易結構及分工模式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當中國大陸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及擴大內需，並逐漸減少加工貿易的情形下，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開始出現瓶頸。由此可知，未來臺灣若不能針對兩岸貿易進行及時調整，將對臺灣產業的生產與出口造成嚴重的衝擊。
臺灣的因應策略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國大陸目前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要由「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由「出口導向」的發展導入「內需推動」，由追求GDP的成長改為追求人民收入的成長，並兼具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作用。而此時此刻的臺灣，在主要出口市場──歐美國家經濟不振，主要加工基地──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情勢下，亦面臨了不得不變的關鍵時刻，不僅要加速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由代工走向品牌，更要降低對歐美出口市場的依賴，開拓新興市場；同時也需重新思考定位兩岸貿易關係、產業分工及產業合作的可行模式。
在此改變的脈動下，ECFA無疑是促成兩岸經濟轉型最佳的催化劑。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市場開放，給了臺商由加工出口向內需市場拓銷轉型的機會。過去臺商對中國大陸的內部市場及內銷產業並不特別重視，未來在ECFA的關稅優惠及市場准入的加持下，將提高臺灣產品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力，有助於臺商拓展大陸市場。尤其是服務業具有文化及區域特殊性，兩岸文化、語言及生活習性相近，一方面很適合兩岸發揮各自的優勢進行產業分工與合作，另一方面也提供臺灣本土品牌發展的機會。此外，如何利用在ECFA框架下，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帶動兩岸產業成長、轉型，是更為重要的關鍵。兩岸在過去已建立了綿密的生產網路與分工體系，而且在未來將推動的新興產業部份，也具有相當的共通性。所以無論是在既有的產業或是新興的產業，均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兩岸實應把握此一機會，利用產業合作做為提振經濟的助力。
在國際經濟不振、需求不足的外部影響，以及中國大陸勞動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等內部限制下，中國大陸意識到，過去依靠出口來驅動成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有鑑於此，中國大陸採取了一系列促進外貿平衡發展和優化貿易結構的措施，包括鼓勵加工貿易向內地移轉，開拓新興出口市場，發展策略性新興產業及服務業，以及擴大內需等，促使中國大陸的進口需求結構開始轉變。
臺灣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場的市占率逐年下降，不僅反應出臺灣的競爭力逐漸喪失，亦顯現臺灣已背離大陸產業轉型趨勢，出口項目與大陸的進口需求不一。再加上外資在中國當地化程度不斷增加，且中國大陸產業日趨成熟，許多原本倚賴進口的產品項目，中國大陸已可以自行生產，換言之，中國大陸的「進口替代效果」已經產生，加劇了對臺灣出口的排擠效果。此外，兩岸在新興產業發展的起跑點愈來愈接近，臺灣相對大陸所擁有的技術優勢差距正逐漸縮小；而中國大陸環保意識抬頭，在有限的土地及資源下，提出「騰籠換鳥」政策，提高對臺商的投資及經營要求，迫使其往內陸移動。這種種的轉變都將影響大陸臺商的投資佈局，並可能進一步影響兩岸的貿易關係及產業分工，值得注意。
過去臺商對於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及內銷產業並不特別重視，但在歐美經濟疲軟導致的市場需求下滑與中國大陸調整經濟發展方向，由出口導向轉為內需拉動的發展策略下，臺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模式勢必需要加以調整，否則將使臺灣的出口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因此，在這個政策方向上，政府首先須提供廠商大陸內需市場需求的相關資訊，並持續關注大陸政府要培育哪些拉動力強的消費項目，同時透過兩岸ECFA貨品及服務貿易的談判，針對臺灣具有競爭力的產品項目，優先要求中國大陸對臺開放及降稅，提高臺灣產業在中國內需市場開的競爭力。最後，兩岸應利用兩岸產業合作來創造新的商機，透過提供新產品、新服務，及建立新標準、新模式，共同進軍全球市場，以提升兩岸的經濟實力，維持兩岸經濟的永續成長。
本文整理自《兩岸經貿關係的機遇與挑戰》，作者童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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