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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名的夫妻

1926年3月的一天上午,一位面帶羞澀的少女款款走入明星電影公司第四組導演辦公室,正是前一天,滬上幾家主要報紙都刊出了明星公司招考《掛名的夫妻》一片女主角的廣告。少女的穿著不算華麗,但容貌清秀,身腰嫋娜,別有一種楚楚可人的綽約之姿。主考官是影片的導演卜萬蒼,因為少女是第一位來應考的,所以他的問話也格外仔細,一邊問還一邊留意她答話的神情。大約二十分鐘之後,他就當機立斷地做出了決定:錄取!「她像有永遠抒發不盡的憂傷,令人憐愛!是個好的悲劇演員。」(龔稼農:《龔稼農從影回憶錄》,文星書店股份有限公司,1967年4月)卜導演對身旁工作人員說,彷彿發現了一顆明珠——也只有在很多年後的人們才會恍然若失,正是那「抒發不盡的憂傷」,將少女的命運指向了一個輝煌而又短暫的所在——那天,辦公室外盛開的桃花飄來陣陣的芳香,這一點,該片男主角之一龔稼農在數十年之後還清楚地記得。她叫阮鳳根,1910年4月26日出生在上海朱家橋祥安里的一間狹窄的小屋內。父親阮用榮當時已年近四十,原籍廣東香山縣左步頭鄉,少時父母雙亡,又因家鄉連年災荒,於是在清光緒年間隨親戚流落到上海謀生,做過碼頭扛夫、花匠,終於又在英商亞細亞火油棧機器部當上一名小工,三十歲後方才結婚,妻子也是廣東人,姓何,小名阿英。中年得女,加上早年生的大女兒不久之後即告夭折,阮用榮對這唯一的孩子自然疼愛有加,只是慈愛的父親留給鳳根的印象實在很難稱得上清晰,因為他病逝的那年,她才六歲。幼年喪父讓她不得不跟著以幫傭為生的母親過起了寄人籬下的生活,一個下人的女兒,身份低微自不待言,更要為此嘗到多少冷眼和輕謾。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是環境所限,鳳根小小年紀就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安靜,她不愛與其他孩子嬉戲,喜歡一個人靜靜地坐著,且很愛乾淨,雖然只有簡裝素服,但「一衣一屐,必整潔稱體」(〈阮玲玉女士小傳〉載《聯華畫報》,第五卷第十七期,1935年4月1日)。她自重自珍,不願被人輕視,自小如此。九歲那年,她被母親送去崇德女校念書,學名叫作阮玉英。讀書這回事,在當時就一個傭人的女兒來說,的確並不多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阮母這麼做,也許是不願意讓聰明伶俐的鳳根和她一樣一生都勞碌在社會的底層,貧寒的出生無法改變,但知識卻是希望的敲門磚。從小學到中學,這一讀,就是七年。

學校教育讓鳳根不僅學會了讀書寫字,當時女校普遍推崇的豐富文藝活動更是讓她備受薰陶,十六歲那年,她即被選中在學校舉行的遊藝會上登臺,玉貌朱喉,藝驚四座,已然顯現出特別的天賦。鳳根或許從來不曾想到過,表演會成為她一生的事業,而那萬眾矚目光芒四射的舞臺竟然要她用死亡來謝幕。

再次踏進明星公司的大門,阮鳳根也好,阮玉英也罷,都已成為過去式,現在的她,已經有了個更好聽的藝名——阮玲玉。然而畢竟萬事開頭難,進了片場後的第一場戲就差點斷送了阮玲玉的演藝之路。這場戲拍的是她和劇中她那有名無實的傻丈夫在客廳裏閒談,論理,這戲實屬平常,在導演卜萬蒼也許還有讓演員由簡單開始漸入佳境的意思,誰知阮玲玉因為頭一回在開麥拉前表演,竟然僵得手足無措,並且一連幾場戲都進入不了狀態,讓在一旁監督的公司老闆張石川大為不滿,就連當初對她極口稱讚的卜導演也幾乎懷疑自己看走了眼,想要換人。就在這時,一旁的演員湯傑靈機一動,建議先拍女主角為死去丈夫守靈的那一段容易激發感情的悲苦戲,並自告奮勇指導排演。卜導演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答應了這一提議,結果一俟正式開拍,阮玲玉果然用她淋漓盡致的悲傷打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只是他們都不知道,在演這一場戲的時候,她的悲傷是那麼真實,真實到幾乎與做戲無關;他們更不知道,當時年方十七的阮玲玉已經草率地和別人實行了同居,沒有名分,也沒有婚姻。

那時她涉世未深,意志也還薄弱,多少懷著點少女天真浪漫的情懷,當戴著黑邊眼鏡,外表敦厚斯文的昔日東家少爺張達民出現在她面前,對她說著甜言蜜語的時候,愛情似乎真的來了;又彷彿帶著點對陳舊的階級觀念的抗爭,她沒有多考慮後果就和他走到了一起。

在這閃電般結合之後她才發現,張達民並沒有看去的那麼老實誠懇,他喜好遊樂,嗜賭成性,毫無腳踏實地的進取之心,只是這一切似乎知道得太遲了。如果說戲如人生,不知她是否也隱隱覺到了某種刺痛的暗示,那位在靈前痛哭著的少婦,是哀悼包辦婚姻之不幸的劇中人史妙文?還是一樣所託非人的阮玲玉她自己?這又有什麼不同呢,他們都不過是「掛名的夫妻」罷了。

讓人欣慰的是,阮玲玉憑藉她在處女作中讓卜萬蒼高興得把劇本拋向半空,大呼發現天才的演出。她一舉成名,並與明星公司正式簽定演員合同,月薪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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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國片復興而起

1930年,中國電影史上「國片復興」的一年,阮玲玉大概不會料到,她將以她漸趨成熟的演技修成國片復興運動中的先鋒。這一年,聯合了華北影業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大中華百合等公司的聯華影業公司成立,一時間各路才俊雲集,全公司上下幹勁十足、朝氣蓬勃,先後推出孫瑜導演的《故都春夢》、《野草閒花》二片,吹響了國片復興運動的號角,這些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帶著對社會現狀的探究和人文關懷的影片,為死氣沉沉乃至烏煙瘴氣的國片市場,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從此,國產影片開始進入又一段相對活躍和繁榮的時期,而這兩部具有時代意義的影片,因為有了阮玲玉的參與,而顯得格外的生動出彩。

如果說《故都春夢》一片讓阮玲玉第一次接觸到了表演藝術的真諦,受到行家們的交口稱讚,那麼講述打破階級觀念的摯戀與真情的《野草閒花》,不僅讓她獲得了一位銀幕好搭檔——金焰,更使她因為演活了劇中那個身世淒婉、純真善良的歌女而贏得了廣大知識青年和學生的喜愛。接連坐鎮兩部「聯華」的開山之作且都能大獲成功,阮玲玉已經顯出台柱的風範。她的演技何以自此才為眾人所稱道?合適的劇本、角色和優秀導演的啟發之外,得要歸功於阮玲玉多年的積累、對表演的琢磨和從日常生活及文藝作品中吸收的養分。她情感豐富,天賦不俗,進入影界又已四年,正值在藝術修為上開花結果之時;對於演員的表演本職,她自進入影界以來就不曾懈怠,秦瘦鷗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阮玲玉沉默寡言,比較冷靜;但在談論舞臺和銀幕上的表演藝術時,她說話就多了。」(秦瘦鷗:〈記少年遊侶阮玲玉〉)加入「聯華」後,阮玲玉益加刻苦於演技的提升,拿她自己的話說,為了揣摩角色,「我甚至做夢都在想著如何來表演她」。(蔡楚生:〈追憶阮玲玉——紀念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載《中國電影》,1957年第二期)阮玲玉愛好閱讀,無論是在家裏還是攝影場中,她都手不釋卷,還戲呼跟著她把書帶來帶去的娘姨為「書櫥」,凡古今中外文藝小說,她都有興趣涉獵,一邊看,還要一邊隨著書中人的命運起落而悲歡。她看的書都租自書店,看畢即還,只有一本她看過後特地從書店買了一本回來,「備朝夕研揣焉」(〈憶阮瑣記〉載《聯華畫報》,第五卷第七期,1935年4月1日),那就是美國舞蹈家伊莎朵拉‧鄧肯(IsadoyaDuncan)的自傳。作為現代舞之母,鄧肯否定了傳統舞蹈為形式而動作的刻板僵硬,主張舞蹈應表現內心的需要和衝動,即要用靈魂來跳舞。顯然,阮玲玉那種內心體驗式的表演和鄧肯的舞蹈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和一路節節攀高的演藝生涯相比,阮玲玉的感情生活卻益發黯淡,張達民錢財散盡仍賭性不改,一旦袋中缺金便向她伸手要錢。她一次次寬容著他的無理,一次次為之張羅工作,等待著他有一天浪子回頭。先是託羅明佑薦他光華大戲院經理一職,又求得「聯華」後臺老闆何東爵士的情面安排他在香港太古輪船公司的里安輪上當買辦,這些都是事務不重薪水頗豐的差使,誰知只要和錢沾邊,張達民的手腳就難保乾淨,這兩份工作最終都因他挪用公款去賭博以至負債難償而被開除。兩人平日在生活中也時有口角,為此,心灰意冷的阮玲玉還曾絕望自殺,幸虧獲救及時。

最後一次,她委託十九路軍財政處長范其務為張達民謀得福建福清縣稅務所所長之位,也許真的還對他存有一點希望,也許只是想把他遠遠地支開不叫他再把自己糾纏得心力交瘁,哪怕只是暫時的逃避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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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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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夜 神女之顛

她年輕,她美麗,她風頭正健,漂亮女星總不會沒有人追,更難保被一眾富商巨賈視為獵豔的物件。阮玲玉和茶商唐季珊的正式認識是在1932年底聯華公司的一次聚會上,那時,她是公司的當家花旦,他則是聯華一廠主任黎民偉極力想要拉攏入股的貴客。就外表上看,唐季珊也算相貌堂堂,待人接物又成熟穩重,至於他不但已有家室,還曾將第一任「電影皇后」張織雲金屋藏嬌又喜新厭舊地將之拋棄的事,一開始時,阮玲玉大約並不十分清楚。況且唐季珊那熱烈深情的追求可謂層層推進,步步為營,阮玲玉,一個從心底裏渴望被愛的女人,即便曾被深深傷害,即便已有明鑒在先,即便小心翼翼,在柔情蜜意面前,終究還是會招架不住。

大約是在她拍攝《城市之夜》的前前後後吧,唐季珊的人影開始頻頻出現在「聯華」的片場,又是送花又是請客跳舞,殷勤倍至。攝製組到杭州拍攝外景,唐季珊因在當地也有茶莊,招待甚是周到,讓全攝製組的人都對他印象不壞,此後更是趁熱打鐵,噓寒問暖,送盡關懷。阮玲玉曾對一女友坦言道:「我太弱,我這個人經不起別人對我好。要有人對我好,我也真會像瘋了似地愛他!」(轉引劉幗君:《從小丫頭到大明星》,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12月)現在,這一心傾慕著她對她又好的人不就在眼前了嗎?

那一頭唐季珊殷殷切切做著他的戲,這一頭的影戲也是拍得熱火朝天。《城市之夜》是費穆的第一次執導,影片優劣,關乎導演前途,成敗在此一舉,自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阮玲玉照例是工作投入,態度誠懇,從不擺明星的架子,即便這新導演的經驗還不及她這個演員豐富。以大牌明星,出演無名導演的處女之作,在阮玲玉並非是初次,當年她隨同聯華劇組在北京拍攝《故都春夢》和《戀愛與義務》時,編劇朱石麟寫了個僅兩本長的劇本《自殺合同》,想要試著導演一下,孫瑜自願把攝製組借給他用,卻苦於沒有演員,誰知阮玲玉獲悉後就主動表示願意出演。彼時朱石麟籍籍無名,加上又是個小製作的短片,阮玲玉的舉動著實令他感動。朱石麟的腿有殘疾,阮玲玉還曾親自扶他上樓,這些於細微之處所閃現出的美好品質也讓他掛念了很久。

一個讓人不勝嘆服的事實就是,在阮玲玉的聲望如日中天之時,她竟能以台柱演員之尊合作於初執開麥拉的新導演,並且一而再,再而三。由阮玲玉出演的三位導演的處女作,實可謂一山高似一山——朱石麟的《自殺合同》是牛刀小試,費穆的《城市之夜》是一鳴驚人,到了吳永剛的《神女》,要用怎樣的語言來形容這部影片的成功?只能說,它是默片時代的一個奇蹟。阮玲玉,她的眼神,她的肢體語言,一顰一笑,舉手投足都是戲,她在那短短九十分鐘裏奉獻了她所能達到的每一種情感的極至,憂傷、柔弱、堅忍、溫情、倔強、掙扎、絕望、癲狂、直至崩潰……她就是這樣在銀幕上完成了一位低微的偉大的母親的辛酸歷程——中國默片史上任何一名女演員都難望其項背。要知道在《神女》之前,阮玲玉已經完成了被孫瑜讚許為演技「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成熟境界」(孫瑜:〈懷念阮玲玉〉)的《小玩意》,以及她自認為在所有作品中最為滿意的《人生》,至於《歸來》、《香雪海》、《再會吧,上海》幾片也是好評如潮。她已達到演藝事業的高峰,卻仍能在表演上締造奇蹟,用一個又一個新的高度突破著自己,驚喜著觀眾。

《神女》之後,吳永剛不再只是聯華公司的一名美工,從前的那個小美工,在《城市之夜》的一場風雨戲時往阮玲玉身上不停地澆水,那是她為了要有逼真的效果和情感,自己要求一定要淋透。這個小插曲吳永剛記得很牢,讓他同樣不能忘記的是他把《神女》的劇本交給阮玲玉過目後既期待又怕被拒絕的等待,而阮玲玉熱情的響應終於讓他如釋重負。阮玲玉非常喜歡這個劇本,她被女主角的命運深深打動。導演和演員,有時候,真的很難說是誰成就了誰。

然而就像影片中的女主角終究逃不脫厄運的漩渦一樣,她也爭不過自己的命。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張達民訂約脫離同居關係,條件是阮玲玉每月津貼張達民一百元,貼足兩年為止。8月15日,阮玲玉和唐季珊正式同居。有人說她貪慕虛榮,其實她圖的只是他人好,那時她身為「聯華」一號女星,月薪在七百元以上。她為人低調,雖衣服入時,然不事奢華,穿的是不過二元一尺料子,冬日裏披的一件灰鼠裘,也已穿了五年。既然不貪享受,又何需圖他錢財?只是,原以為找到了寬闊胸膛溫暖懷抱可以依靠的阮玲玉,萬萬沒有料到她那平靜的快樂竟然仍是那麼短暫,搬到沁園村九號唐季珊為她佈置的新居後沒多久,唐季珊的態度就漸漸起了變化,他不再是追求她時處處照顧著她的感受,唯她的話語是從的謙謙君子了。他把她看得很嚴,一切活動必先經他允許,喝醉酒不高興時他甚至還會打她,哪怕是當著朋友的面。住在他家隔壁的梁氏姐妹和阮玲玉素來和睦,有時她歸家稍晚被唐季珊關在門外,梁家人聽見她的哭泣,就好心收留她過夜。而她慢慢看出端倪,唐季珊正和另一個女人過從甚密,這人,竟是隔壁的梁家老大賽珍,她剛從一個噩夢中解脫,又陷入了另一個泥沼,甚至無福消受片刻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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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的絕響

是女演員艾霞?是女作家韋明?至少,那本不應該是阮玲玉。1934年2月,素有「作家女明星」之稱的女演員艾霞服毒身亡,她的死讓「黑暗的電影圈」著實不平靜了幾天,但,也只是一聲喧譁罷了。聯華公司編劇孫師毅以艾霞為原型,費時兩個月,寫成電影劇本《新女性》,導演蔡楚生隨即分好鏡頭,籌備開拍事宜,至於有著廣闊空間可供發揮演技的該片女主角,縱覽聯華公司的女演員隊伍,非阮玲玉莫屬。

編劇、導演、演員,他們雄心壯志地要用女主人公韋明被迫害被摧殘的一生來揭露社會的黑暗統治和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他們要樹立起全新的健康的鮮明的有覺悟的社會新女性形象!他們要為至今飽受封建殘餘壓迫的女性振臂一呼:「衝出家庭的樊籠,走向廣大的社會,站在『人』的戰線,為女性而奮鬥!」(載《聯華畫報》,第五卷第一期,1935年1月1日)

醫院急救病房,正值韋明彌留之際。她經自由戀愛結婚卻不久即被丈夫拋棄;靠當音樂教師在城市中謀生,卻因為拒絕了對她不懷好意的學校校董而丟了工作;她以賣文糊口又受到黃色小報記者的輕薄;她的經濟狀況窘迫,小女兒偏在這時患病急需用錢,她被逼去做「一夜的奴隸」,買歡的客人竟是為她不齒的王博士,韋明悲憤交加,奪路而逃;女兒終告不治,韋明萬念俱灰,服下安眠藥自殺,被友人救至醫院;她還未死,登著有關她自殺的種種「內幕」、「秘聞」的報紙已新鮮出爐,報童叫賣著「三個銅板看到女作家韋明自殺」!一死也不過值得三個銅板,再就只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她如夢初醒,她要活!

「我要活啊!」

「我要活啊!」

「我要活啊!」

一聲比一聲強烈,一聲比一聲短促,用盡最後一絲氣力,韋明終於倒在病床上。

這一幕就此結束。

阮玲玉失聲痛哭,似乎仍在戲中悲傷,抑或已經與韋明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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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在《新女性》中

只要還有阮玲玉,只要還有張達民,那個男人就註定是她一輩子的夢魘。1934年底,他派人在和阮玲玉的兩年津貼協議快要期滿之前找上門來,以做生意為由向阮玲玉借一筆額外的錢。張達民的貪得無厭、出爾反爾,阮玲玉是早有領教的,她拒絕了他的要求,只答應預先付清剩餘的五百元。但經濟狀況不佳的張達民豈肯輕易善罷甘休,不久,一孫姓律師就代表張達民致書唐季珊,指其竊取侵佔張達民財務衣飾共值數千餘元,並私刻張氏名義圖章。這蓄意污蔑旨在敲竹槓的行徑讓唐季珊很不買帳,他當即延請律師向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控告張達民虛構事實、妨害名譽,結果敗訴,張被判無罪。那一頭張達民更是步步緊逼,於1935年2月間延請律師正式以偽造文書及侵佔兩項罪控告阮玲玉於特二法院。他的險惡用心,無非是想藉機威嚇敲詐,即便敲詐不成,至少也要讓受萬人景仰的當紅明星阮玲玉當眾出醜。阮玲玉一向愛惜名譽,他就偏要讓她聲名掃地!

一時間,女明星阮玲玉的「浪漫史」鬧得滿城風雨。因《新女性》一片揭露了黃色小報記者的醜惡嘴臉,戳中了當時一干無行記者的痛處,他們藉機聯合那些一貫對進步影片肆意攻擊的右翼報刊一同落井下石,拿《新女性》的主演阮玲玉開刀,向她大潑髒水,〈阮玲玉通姦案發〉、〈背張嫁唐都是為了財產〉、〈三角戀愛糾紛未已,繼以通姦罪起訴〉……阮玲玉頓成千夫所指,她「通姦」,她貪「財」,她有「罪」,她還必須當眾接受審判!最讓她寒心的是原該給予她最大支援的唐季珊,竟然也在這個時候抱怨阮玲玉拖累了他!開庭的日子,定於1935年2月27日上午9時,由於張達民蓄意以刑事罪提出訴訟,因此她必須到庭。當天法庭觀者如堵,只為爭看阮玲玉。她託病不去,然而想要逃避終不可能,地方庭再出傳票,3月9日下午必須出席。這幾天似乎還算平靜,5日下午阮玲玉到公司請假,因為週六要出庭,無法在8日去蘇州補拍《國風》的外景,這部影片和《新女性》差不多同時開拍,只剩下幾個鏡頭尚未完成。7日拜訪梁氏姐妹,回家途中還去花店買了一盆萬年青;晚上赴黎民偉家宴,在座多是公司同事,她似乎心情不壞,在席上談笑風生,向同仁一一敬酒,臨別時更是再三親吻黎民偉的兩個幼子;散席後她仍興致不減,趨車至揚子飯店跳舞,直到午夜方回;這一天,是193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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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樂」

「在自殺的剎那間,心情是萬分複雜的,我想擺脫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臉孔出現在眼前,其中有你最親愛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當一片安眠藥吞下去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新的想法湧上心頭……」(黎莉莉:〈阮玲玉二三事〉載《中國電影》1957年第2期)當唐季珊和阮母發覺的時候,阮玲玉已經不省人事,她於前晚把三瓶安眠藥拌在麵條中服下自盡。他們急將她送往前番她自殺後救之脫險的北四川路福民醫院求治,值班人員卻因前來問醫的阮母裝束類似女傭而傲然告之沒有醫生,時為1935年3月8日清晨四時左右。唐季珊因怕阮玲玉自殺的事情鬧大於自己不利,竟然將她帶至某醫師的家中救治,但阮玲玉中毒過深,需施以大手術,只得再送到西蒲石路中西療養院。可這來來往往的無謂折騰耽誤了太多時間,等阮玲玉住進中西療養院的205號房間,已經是當天早上十時許,雖經眾醫生搶救而回天乏術,終於下午六時三十八分逝世。

一時間舉國震驚,人們急於瞭解阮玲玉的死亡真相,唐季珊不得以拿出阮玲玉留下的兩封遺書:

其一:

我現在一死,人們一定以為我是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因為我對於張達民沒有一樣有對他不住的地方,別的姑且勿論,就拿我和他臨脫離同居的時候,還每月給他一百元,這不是空口說的話,是有憑據和收條的。可是他恩將仇報,以冤來報德,更加以外界不明,還以為我對他不住。唉;那有什麼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罷,唉,我一死何足惜,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

阮玲玉絕筆

廿四,三月,七晚午夜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現在死了,總可以如他心願,你雖不殺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張達民我看你怎樣逃得過這個輿論,你現在總可以不能再誣害唐季珊,因為你以(已)害死了我啊。

請代付各報登之 阮託

其二:

季珊:我真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快,就會和你死別,但是請你不要悲哀,因為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請你千萬節哀為要。

我很對你不住,令你為我受罪,現在他雖然這樣百倍的誣害我,但你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樣的活著呢。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靈,將永遠護佑你的。我死之後,請你拿我之餘資,來養活我之母親和囡囡,如果不夠的話,請你費力罷,而且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步我之後塵,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愛我,那就請你千萬不要負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緣來生再會,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請向之收回,用來供養阿媽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還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殺,即登報發表,如不知請即不宣為要。

阮玲玉絕筆

廿四,三月七日晚午夜

(《電聲》,第四卷第十一期,1935年3月12日)

她怨張達民恩將仇報,她用血淚控訴著「人言可畏」,她還要死而有靈,永遠護佑唐季珊。滿城譁然,原來殺死阮玲玉的兇手正這畸形的社會,那一干無良傳媒更是難辭其咎!她成了被輿論迫害致死的悲劇女性,封建殘餘孽下的犧牲品,而這兩封遺書,也跟著阮玲玉傳奇的人生一直流傳了下去。

然而當時也有一些人表示懷疑,原因是唐季珊敘述事發經過的供詞有前後矛盾之處,遺書又明顯有為唐季珊開脫之嫌,加上遺書原跡甚為順暢,不像不工文墨又正當悲憤交迫之時的阮玲玉所能為,況且字跡也和她平素所寫的書信頗見別異。同年4月26日,一篇題為〈真相大白 唐季珊偽造遺書〉的文章發表在《思明商學報》上,文章揭露說阮玲玉自殺當晚確實留下遺書兩封,而唐季珊發表的卻是他讓梁賽珍的妹妹梁賽珊代寫的,後梁賽珊為良心所迫,才將真正的遺書內容公佈:

其一:

達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個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離後,每月又津貼你一百元嗎?你真無良心,現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滿意足啊!人們一定以為我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我不過很悔悟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但是太遲了!不必哭啊!我不會活了!也不用悔改,因為事情已到了這種地步。

其二:

季珊:沒有你迷戀XX,沒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約不會這樣做吧!我死之後,將來一定會有人說你是玩弄女性的惡魔,更加要說我是沒有靈魂的女性,但那時,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過去的織雲,今日的我,明日是誰,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並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媽媽和小囡囡。還有聯華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請作撫養她們的費用,還請你細心看顧她們,因為她們唯有你可以靠了!沒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了,我很快樂。

玲玉絕筆

如果不是阮玲玉所寫,絕不能如此真實地貼近她當時境遇和心情,她曾對一女友坦言,張達民把她當成搖錢樹,唐季珊把她當成專利品,他們都不懂得愛。這兩個男人的虛情假意,她似乎已看得清清楚楚,只是為著一份還算平靜的家庭生活,她委曲求全地苟安著。她天性溫和,更敏感自尊,她不願被人看輕,從不會輕易流露出心底的脆弱和苦痛,在旁人眼中,「她的嘴角永遠是浮著那抹誠摯的微笑」(白蒂:〈阮玲玉的輪廓畫〉載《時代電影》,第一卷第四期,1934年9日5日),就連與她多次合作的孫瑜,對她的印象也是「愛說、愛笑、謙虛、風趣」(孫瑜:〈懷念阮玲玉〉)。不單是不願向人訴苦,更是無人可訴,母親是無甚主張的老實人,女兒小玉太小,男人更是靠不住,她甚至沒有一個可以為她出謀劃策的朋友。費穆曾說:「聯華的導演和演員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藝友』的關係而不是『朋友』,這是一個特點,同時也是缺點。特別是女演員,往往不拍戲就沒有見面的機會。阮的私人生活和她的痛苦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費穆:〈阮玲玉女士之死〉載《聯華畫報》,第七卷第五期,1936年3月1日)孫瑜也認為:「戀愛的幻滅,康健的消失,名譽的損傷,都不足以殺害阮玲玉。我覺得她的死,是因為她沒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孫瑜:106民國影壇的28位巨星〈悼玉〉載《聯華畫報》,第五卷第七期,1935年4月1日)但並不是沒有人懂得她,蔡楚生就深知:「她在表面上雖是一個有說有笑的人,但事實她卻是一個深沉的,或『有教養』的人,她從不願多談她自己的什麼,也從不願在人前批評誰或罵誰——即使是對她所最厭惡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只有稍為瞭解她的人,才知道隱藏在她笑聲後面的內心的憂惶、矛盾與苦痛!」(蔡楚生:〈追憶阮玲玉——紀念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載《中國電影》,1957年第二期)可是這個懂她的人,也沒能為她多做些什麼。紅顏勝人,終究逃不過「她比煙花寂寞」。

「自殺是那麼的誘人,我常常想到自殺,可是又總有什麼東西令我怯步。」(伊莎朵拉·鄧肯:《鄧肯自傳》,花城出版社,2003年4月)鄧肯在自傳中這樣寫道。只是已經沒有什麼能令阮玲玉怯步,她一生都在渴望著愛與溫情,可到頭來不過是鏡花水月,她諸事忍讓,社會卻對她並不寬容,處處都是刀劍嚴逼,她甚至不被當做一個好人,而那正是她所在乎的。她太在乎別人對她的看法,以至於「每次飲酒至半醉,常常會對朋友說:『我算不算一個好人?』」(費穆:〈阮玲玉女士之死〉)自小到大的淒慘境遇又讓她生成悲觀的心性,她常說:「做女人太苦」,又常說:「一個女人活過三十歲,就沒有什麼意思了。」(費穆:〈阮玲玉女士之死〉)她溫厚柔順,哀而不怨,即便尊嚴被踐踏,也想不到要勇敢地站出來爭一爭,辯一辯,她無法獨自抵擋惡意的攻擊,甚至喊不出韋明的那一句「我要活」。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我很快樂」,只為從人世的紛紛擾擾中解脫,於是,說她是「沒有靈魂的女性」也好,扼腕歎息天才早逝也罷,都已與她無關。然舊片故紙中,她的悲容笑顏春風不改,流金歲月裏,她的一生傳奇人間永存,後人慕她憐她敬她愛她,數十年後,仍要為她淒美絢爛的剎那芳華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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