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那一年，余光中「為什麼」要寫〈狼來了〉？

先講我的結論，余光中的〈狼來了〉極大的可能是被「迫」所寫。

最近社交媒體被「余光中」刷屏刷得很厲害，不少文友不吝曬出與余光中合照或書信往來的紀錄，羡煞我也。

我沒有與詩人的合照，比較接近的一次是在領藍星屈原詩獎時，余光中在頒獎之後與得獎人合影，那張照片我不知弄到哪邊去了，就算了！

坦白說，個人沒有那麼喜歡余光中的詩，但文學的歸文學，見到余光中身後，不少人拿他當年（1977）寫〈狼來了〉一舉，大批痛批，則讓我感到不太舒服。

如果現在回頭去看當年，余光中寫〈狼來了〉搞得台灣文壇風聲鶴唳的事，的確是很糟糕，罵他的人不少，角度都一樣：亂扣帽子，把人（特別是陳映真）往死裡整……

罵的不能說沒道理，但當我在社交媒體上發出一個至少我認為很重要的疑問，「『為什麼』余光中當年要寫這篇『血滴子』的文章」時，卻一直得不到答案。

我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余光中寫〈狼來了〉的時間（1977），人在海外（香港雖近中國，但畢竟還是英國的屬地）已3年（1974年去香港任教），而鄉土文學論戰，在他之前基本上還是屬於文學藝術的層面在筆戰（雖然陳映真等人的『志』可能是在政治），彭歌那篇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盡管點名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三人，「不辨善惡，只講階級」，但目的還是想把論戰拉回「藝術」層面來……

而余光中本來可以不寫的（他人又不在台灣），且在〈狼來了〉這篇文章之前，閱眾心中的余光中畢竟還是「詩人文人」或者「民歌推動者」為主，他為什麼要「蹚這渾水」？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給自己戴上「政治」的帽子？

當然，你可以說他本是善於逢迎討好政治權貴，但，逢迎討好政治權貴，與蓄意害人坐牢或槍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坦白說，我的答案就是開頭所言──「被迫」。

別忘記，那時候，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因為距大陸近，一直都是國共特工的「主戰場」（尤其是中共，明的辦報如大公報文匯報，暗的當然不會讓你知道），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尾聲，毛思想仍主導著大陸的文藝界，國民黨想要藉「人在海外」的余光中的盛名來「壓制」台灣剛剛萌牙，在意識形態上粗看長得很像「工農兵」的「鄉土文學」，為反共的理念祭旗，實話說，如果站回去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立場，一點不奇怪。

溫瑞安寫了一篇悼余光中的文章，〈震耳欲聾的寂靜〉，裡面提到一件往事值得注意，「（1981年）和方娥真去中文大學教授宿舍去拜會余光中伉儷……，余師母忽然肅容說：『余老師平時又要教學，又要研究，而且要參加學術交流會議，非常忙碌，你沒有事就不要來打擾余老師，更不要打擾我的家庭。』」

溫瑞安在文中淡淡寫道：「我聽了。我明白。」

1981年距1977年不遠，余光中夫人（范我存）為什麼會對被台灣（國民黨）當局「趕出來」的溫瑞安那麼懼怕？如果余光中真是國民黨的「御用打手」，打壓鄉土文學「有功」，為什麼還會怕？需要怕嗎？（如果溫瑞安是去見王昇或任何一個國民黨高層，你覺得他們會嚇得魂飛魄散嗎？）

很簡單，我認為，余光中寫〈狼來了〉，並非他的本意，而是有「人」接觸了他，要求（也可以說是『半強迫』）他去寫，而他沒有拒絕的選項！（不遮掩了，這個『人』指的就是台灣情治機關駐香港的工作人員。）

就不提陳映真後來用「腳」去證明了余光中的〈狼來了〉，至少寫他這部分是正確的。（後來陳映真還真的當上了中國作協副主席。）

那個年代發生一堆現在看來有點扯的事件，我們唯有試著讓想像帶我們回到那個年代的大環境看，才能找到比較「接近」事實的答案（因為即使是余光中被迫所寫，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國民黨特工和余光中之間有過什麼樣的『交流』），進而有所理解。


民進黨都第二度上台執政了，老拿40年前的戲碼去刷存在感，意義真的不大。

我想起2003年10月22日自由時報的一篇報導，說民進黨立委林濁水批評呂秀蓮在美麗島事件期間「咬」出不少人，讓他印象深刻，連當時的民進黨立委陳忠信就曾被呂秀蓮「咬」過……

面對林濁水的批評，當時的中常委蘇貞昌和許榮淑說的話就很在理：「美麗島事件要從整個過程來看，並不是個人的問題。」

同樣，今天看〈狼來了〉事件，是不是也「要從整個過程來看，並不是個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