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那一年,余光中「為什麼」要寫〈狼來了〉?

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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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那一年,余光中「為什麼」要寫〈狼來了〉?



先講我的結論,余光中的〈狼來了〉極大的可能是被「迫」所寫。

最近社交媒體被「余光中」刷屏刷得很厲害,不少文友不吝曬出與余光中合照或書信往來的紀錄,羡煞我也。

我沒有與詩人的合照,比較接近的一次是在領藍星屈原詩獎時,余光中在頒獎之後與得獎人合影,那張照片我不知弄到哪邊去了,就算了!

坦白說,個人沒有那麼喜歡余光中的詩,但文學的歸文學,見到余光中身後,不少人拿他當年(1977)寫〈狼來了〉一舉,大批痛批,則讓我感到不太舒服。

如果現在回頭去看當年,余光中寫〈狼來了〉搞得台灣文壇風聲鶴唳的事,的確是很糟糕,罵他的人不少,角度都一樣:亂扣帽子,把人(特別是陳映真)往死裡整……

罵的不能說沒道理,但當我在社交媒體上發出一個至少我認為很重要的疑問,「『為什麼』余光中當年要寫這篇『血滴子』的文章」時,卻一直得不到答案。

我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余光中寫〈狼來了〉的時間(1977),人在海外(香港雖近中國,但畢竟還是英國的屬地)已3年(1974年去香港任教),而鄉土文學論戰,在他之前基本上還是屬於文學藝術的層面在筆戰(雖然陳映真等人的『志』可能是在政治),彭歌那篇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盡管點名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三人,「不辨善惡,只講階級」,但目的還是想把論戰拉回「藝術」層面來……

而余光中本來可以不寫的(他人又不在台灣),且在〈狼來了〉這篇文章之前,閱眾心中的余光中畢竟還是「詩人文人」或者「民歌推動者」為主,他為什麼要「蹚這渾水」?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給自己戴上「政治」的帽子?

當然,你可以說他本是善於逢迎討好政治權貴,但,逢迎討好政治權貴,與蓄意害人坐牢或槍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坦白說,我的答案就是開頭所言──「被迫」。

別忘記,那時候,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因為距大陸近,一直都是國共特工的「主戰場」(尤其是中共,明的辦報如大公報文匯報,暗的當然不會讓你知道),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尾聲,毛思想仍主導著大陸的文藝界,國民黨想要藉「人在海外」的余光中的盛名來「壓制」台灣剛剛萌牙,在意識形態上粗看長得很像「工農兵」的「鄉土文學」,為反共的理念祭旗,實話說,如果站回去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立場,一點不奇怪。

溫瑞安寫了一篇悼余光中的文章,〈震耳欲聾的寂靜〉,裡面提到一件往事值得注意,「(1981年)和方娥真去中文大學教授宿舍去拜會余光中伉儷……,余師母忽然肅容說:『余老師平時又要教學,又要研究,而且要參加學術交流會議,非常忙碌,你沒有事就不要來打擾余老師,更不要打擾我的家庭。』」

溫瑞安在文中淡淡寫道:「我聽了。我明白。」

1981年距1977年不遠,余光中夫人(范我存)為什麼會對被台灣(國民黨)當局「趕出來」的溫瑞安那麼懼怕?如果余光中真是國民黨的「御用打手」,打壓鄉土文學「有功」,為什麼還會怕?需要怕嗎?(如果溫瑞安是去見王昇或任何一個國民黨高層,你覺得他們會嚇得魂飛魄散嗎?)

很簡單,我認為,余光中寫〈狼來了〉,並非他的本意,而是有「人」接觸了他,要求(也可以說是『半強迫』)他去寫,而他沒有拒絕的選項!(不遮掩了,這個『人』指的就是台灣情治機關駐香港的工作人員。)

就不提陳映真後來用「腳」去證明了余光中的〈狼來了〉,至少寫他這部分是正確的。(後來陳映真還真的當上了中國作協副主席。)

那個年代發生一堆現在看來有點扯的事件,我們唯有試著讓想像帶我們回到那個年代的大環境看,才能找到比較「接近」事實的答案(因為即使是余光中被迫所寫,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國民黨特工和余光中之間有過什麼樣的『交流』),進而有所理解。


民進黨都第二度上台執政了,老拿40年前的戲碼去刷存在感,意義真的不大。

我想起2003年10月22日自由時報的一篇報導,說民進黨立委林濁水批評呂秀蓮在美麗島事件期間「咬」出不少人,讓他印象深刻,連當時的民進黨立委陳忠信就曾被呂秀蓮「咬」過……

面對林濁水的批評,當時的中常委蘇貞昌和許榮淑說的話就很在理:「美麗島事件要從整個過程來看,並不是個人的問題。」

同樣,今天看〈狼來了〉事件,是不是也「要從整個過程來看,並不是個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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