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客家」是什麼？戴國煇先生曾如此自我提問，但他發現，「即使是客家出身的我，在被問到『客家是什麼』這一問題時，說實在的，很多時候感到的是困惑，因為不容易回答」。後來戴國煇的作法是，具體的把客家出身的名人一一列出。
「客家」是什麼？劉鎮發認為「客家」從一個歷史的誤會開始，接著又是一系列的誤會，在短短的三百年間，這些誤會的總和構築了一個近代民系的神話，將本來是「非粵非漢」的「野蠻人」身分，變成了相對純正的中原移民後裔。因此劉鎮發認為「客家」的歷史，是多重的誤會構成了一個誤會的歷史，而一個歷史的誤會又將這個標籤鞏固和傳播，並影響其他學科的發展。
「客家」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在過去經常被視為是一個基本的、不變的與不可置疑的標記，因而客家語言、宗教與社群結構的研究者較少從批判的角度檢視「客家」究竟是什麼？「客家」如何形塑而來，以及「客家」的形塑是華南與臺灣皆同，還是存在不同的歷史脈絡？
參與客家的相關研究，會發現這塊研究領域似乎仍存在許多大家難解的謎題，以下試舉數例說明：
其一，在文獻上找不到客家，如施正鋒曾言：
羅香林立論的基礎是客家各氏的族譜，歸納出客家人的起源地，在中原與原鄉之間的中繼寄居地，中間有將近千年的逗留，除了後期的回溯性遷徙外，為何在這段漫長的旅次過程裡，竟然沒有留下明顯的文化器物？合理的解釋是，或許客家人與其他漢族在文化上相較，並無明顯的差異。然而，為何連客語也在這些中繼地憑空消失？或許客家人長期在中國不斷地作遷徙，一直到抵達原鄉為止，而少數選擇駐留的就被同化了。更令人困惑的是，為何歷史未載？
又如尹章義也曾表示：
同治十年的《淡水廳志》，日治時代的《臺北廳志》和光復以後的《臺北縣志》完全看不到客家人活躍在新莊平原上痕跡。就一個歷史學者而言，這是相當令我驚訝的……。對於臺北客家史幾乎被全面抹滅的現象，終於產生「余欲無言」的感覺。……客家人在臺北史上一片空白固然令人遺憾，但是在仍居多數的地區，地方志中找不到客家人就太不可思議了。以客家居民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新竹縣為例，清同治十年刊行的《淡水廳志》敘及客家人和客家地區的篇幅極少，寫新竹地區志書的人，似乎沒有覺察客家人的存在。
其實類似的疑惑，早在1930年代的中國，陳公博即在某刊物中，發表了一篇找不出「客家」歷史線索的文章，陳公博如何陳述，無法得知，只能由一則1936年發表於《中央日報》的短文中知道，陳公博發表之後，接著就有許多人加以評論，展開了一場文戰。顯然同樣的疑惑由來已久，尚待釐清。
其二，「客家意識」、「客家精神」是自古皆有的嗎？如陳板言：
我的叔公陳漢有和祖父陳漢台，是陳家來臺第六代，在陳家來臺兩百年後編了一本族譜。在族譜中唯一能夠閱讀到陳家社會處境的就是〈編修族譜略序〉，其中花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記載來臺祖陳東浩個人在北臺灣落腳定居的奮鬥過程。雖然從陳東浩的個人奮鬥史中可以隱約感受一種單身移民向上謀生的積極性，卻完全沒有提及客家精神或客家定義。
陳板的疑惑來自於預設所謂的「客家意識」、「客家精神」至少在他父祖遷臺時應該存在。然而，「客家定義」與「客家精神」是存在已久的嗎？一直存在於清代渡海來臺的客方言人群的想法之中嗎？這裡需要先解決的課題是，就臺灣的歷史而言，客方言人群究竟何時有「客家」意識？在有「客家」意識之前，他們如何自我定位，或如何與「他群」互動？
因此，如果可以釐清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而得以更明白由古至今，本地外來，文獻書寫與民間社會中的「客家」，或許能對以上諸多疑問稍作釐清，這是本書的發想之一。
筆者之前曾為文〈從客家族群之形塑看清代臺灣史志中之「客」──「客」之書寫與「客家」關係之探究〉，其中對於清代文獻上書寫的「客」，原本的解讀是等同於「粵」，即因粵為「隔省流寓」，以「閩主粵客」而言，故粵被稱為「客」。然而這樣的一個理解，似乎與今日臺灣人群以方言為界的現狀存在落差，顯示這其中有哪一個轉折過程或某一個重要的面向被忽略了，想進一步了解這個轉折的過程，是本書的發想之二。
以往學者多認為將廣東人等同於客方言人群，這個錯誤的認識應始於日治時期，但始終沒有人進一步釐清這個錯誤的認知如何形成，以及其產生的可能影響。因此，想釐清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究竟如何看待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即「粵＝客」認知在日治時期形成的過程與效應為何，是本書的發想之三。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客家」一詞並非清至日治時期臺灣客方言人群慣用的自稱，甚至可能並非臺灣本土的用語，但「客家」稱謂自戰後即普遍用來指涉臺灣的客方言人群，甚至也成為臺灣客方言人群的自稱。原本並不自稱為「客家」的臺灣客方言人群，在新的統治者到來之後如何因應局勢，為何自認為也是「客家」？想進一步了解這個轉折內涵，是本書的發想之四。
諸如上述所舉與客家形塑過程相關的疑惑，可能是因為目前對客家的認知摻入太多近現代族群意涵，而對於研究臺灣歷史上的「客家」的人而言，必須時常自我提醒不要掉入以今非古的陷阱之中。因此，除了以上諸多發想之外，本書也想在以貫時性研究臺灣客家形塑歷程的同時，適時地與現有的族群相關理論對話。
在族群認同的相關研究中，一直存在本質論（或原生論）與情境論（或工具論）的爭議。本質論或原生論主張文化是與生俱來的，既存社會之中，一個人的族群認同來自於對自身祖先與文化傳統的情感聯繫，因此族群認同是在人們出生時被根本賦與的一種不可化約的情感認同，亦即認為族群特性是客觀的、不變的、實存的，可從血緣、地緣、宗教、語言等根本賦予的特性來加以界定。情境論或工具論者則認為，族群的界限不是僵固不變的，會隨著族群認同的變遷而形塑出各種不同的可能性，比較強調文化的動態性與可變性，或強調族群本身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為了因應社會變遷時所發揮的主體性。因此認為大部分的族群意識或族群行動，其所運用的族群特性，並不是根本賦予的，而是在特定的情境脈絡，被人們操弄的一種象徵符號，族群特性並非根源於歷史，而是依行動者本身的認同與辨異來界定。
以客家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對於如何定義「客家」，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與看法，早期多從語言、血統與文化等各方面來界定「客家」，近年來的研究傾向，則多跳脫鑽研誰是客家人的研究題旨，而改以探析「客家如何形成」的方式來理解「客家」。研究取向改變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學界愈來愈清楚，原本被認為是同質的華南、臺灣或海外的「客家」，其實存在複雜的殊異性。客家意識或客家族群在不同地域的形成發展，各有不同的歷史時空環境，因此若仍如過往僅以本質性的定義去理解「客家」，則「客家」就侷限於片面的、單一的、有標準答案的名詞，不僅無助於我們理解「客家」在不同歷史脈絡中可能存在的文化多樣性；也讓我們無法進一步去比較遷徙各地的「客家」在不同環境在地化之後，彼此仍存在哪些一致性，或已產生哪些差異性。
曾有研究者指出，關於本質論與情境論爭的可能出路，是不應將問題意識停留在「什麼是客家文化」？應更進一步深思「哪些文化邏輯或文化要素被運用來建構客家人的族群意識？」由於族群現象的複雜，以及不同研究情境的特殊性，當我們在解讀不同區域的族群問題，應置於其特殊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情境，進行不同的詮釋。換言之，客家研究的焦點應該不再只是文化本身的內涵，而是族群在其發展特殊的歷史過程中，面對不同地域環境、不同人群，不同的國家力量時，如何形成或調整我群的認同。
綜而言之，本書主要的目的在於了解，在臺灣，「客家意識」是一開始就有的嗎？「客家」一詞是橫貫臺灣歷史皆可一以貫之的使用嗎？換言之，本書想處理的重點在於，臺灣的客方言群面對改朝換代如何肆應？他們是如何歷經不同朝代，形塑成今日臺灣的客家族群？在貫時性的追索的同時，也希望觀照各種可能影響客方言認同的因素，以及適時地與現有理論對話。
本篇文章載自《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書中第一章第一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