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世家汪榮寶

20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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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世家汪榮寶

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有一家族三代,接連出任駐日公使者,那便是甲午戰爭之際的清廷駐日欽使汪鳳藻,北洋政府駐日公使汪榮寶,以及國民政府駐日公使汪公紀,這汪氏家族真可稱得上是外交世家了。

汪榮寶(1878—1933),字袞甫,江蘇吳縣人。其父汪鳳瀛,光緒十七年(1891)隨哥哥汪鳳藻一同出使日本。光緒二十年回國,以知府分發湖北。光緒二十三年起,出任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總文案。光緒二十六年起又任洋務文案。他還曾任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提調。此後又擔任過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長沙知府。民國成立後袁世凱請他出任政府高等顧問。鳳瀛生子八人,榮寶居長,幼穎慧,九歲畢群經,文辭斐然。光緒二十三年榮寶二十歲,膺選拔貢後,在南京獨遊明孝陵,有詩云:「形勝江山莽夕煙,龍蟠猶是孝陵田。靈衣石馬歸何處,破帽青衫拜此年。百戰艱難三尺劍,中原零落五銖錢。微生自有橫流感,一吊通天倍惘然。」以年甫若冠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已經對國事感慨萬分,並且察覺到禍患將臨,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凡早熟的神童。果然翌年便發生了戊戌政變。兩年後,更有庚子義和團之役,八國聯軍寇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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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寶以國勢凌夷,非墨守舊聞所能匡救,乃入上海南洋公學為特班生,多識海內豪俊,如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後東渡日本,先後肄業早稻田大學及慶應義塾,治東西歷史,旁逮政法。在日本三年之間與各方多所接觸,曾經造謁孫中山先生,有過接談,可能因此影響他對革命運動的同情。他學成歸國後,便赴京任職。一九0六年他任京師譯學館教習,講授近代史,他找不到合適的教科書可用,就自己動手寫了一本,名叫《京師譯學館本朝史講義》(後來改名為《學部審定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後來有位許國英,把這書修改增補了一番,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改名為《清史講義》,那已是一九一二年的事了。進入國民政府時代之後,這本書流傳不多,幾乎不見蹤影。據藏書家傅月庵說一直到了一九六0年代,在台灣大學任教的黃大受教授在舊書攤找到了一本原本講義,寄給了當時在非洲馬拉加西共和國當大使的汪公紀。汪公紀從抗日戰爭之前,便到處在找這書,尋尋覓覓三十年,先父的著作終於尋獲,感激涕零之餘,將這書影印傳世,書名也改成《清史講義》,但與許國英刪修者,內容頗有出入。論者指出,《清史講義》的寫法,不僅在晚清時堪稱新穎,就在今日,也難得有幾本能比得上的。因為寫史多數僅注重在「時」,而忽略了在「同時」期其他地區所發生的現象;足以影響這一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發達或衰亡。《清史講義》首先看破了此點,而將清史中一切外來的因素分析得十分透徹,這是值得讚美的。該書文字的簡潔優雅,以及提綱挈領的扼要記述每一件大事的來龍去脈,有條不紊,都值得當今的人效法。而尤其令人敬佩的,便是史筆的膽識,雖觸時忌亦有所不顧也。

民國肇建後,汪榮寶膺選為國會議員。但政局混亂,為政者忙著爭權奪利,他那能不灰心。但他也無力「回天」,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他只有逃避現實,持節西行了。民國三年春,他出任駐比利時國公使,兼受命考察憲法。會歐洲大戰起,隨比政府播遷法境,密察世界縱橫情勢及應付之宜,隨時以聞。袁世凱欲乘機帝制自為,他想利用汪榮寶去羈糜當時的駐外使臣,於是召汪氏回國。而汪榮寶微聞風聲,並且自信有直諫的勇氣與說服袁氏的能力,但當返抵國門才知木已成舟,為時已晚矣。其時汪父亦任總統府顧問,寫了一封長信給楊度,論籌安會「七不可」,力持帝制之非。汪榮寶也將世界的潮流與演變,詳切婉轉的提醒袁世凱,說明共和體制不能改變。他對袁說:「咸願公為華盛頓,不願公為拿破崙!」。袁世凱知其父子意不可奪,乃遣汪榮寶回任,而汪父乃提辭呈返蘇州故里養老。汪榮寶從此便置身於國內政爭之外,他一直做了十餘年的外交官,先任駐比利時公使,後調駐瑞士公使,再調駐日本公使。

一九二二年,政府因為要安置陸徵祥於瑞士,就把汪榮寶調往最難做的地方一一日本。但這對汪榮寶而言,卻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三十年前,他的二伯父汪鳳藻做過日本欽差大臣,甲午之戰時下旗歸國的。雖然汪家無罪,但總覺得於心憾然,於是他立志要把中日邦交弄好。中日關係本已複雜,加之當時留學生氣焰囂張,動不動聚眾請願,不顧國家體面,在公使館內橫施暴行,他忍氣吞聲,以自己的才華品德來爭取同情和敬佩,長達八年之久。八年之中,不知經過多少驚濤駭浪。他參加了黃郛的政變計畫,結束了軍閥政治;他阻止了田忠義一「山東出兵」的擴大,間接的協助北伐的完成。他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影響力,歸功於他和當時日本一流政治家如幣原喜重郎、床次竹二郎、山本悌二郎、宇桓一成等都是莫逆之交,利用日本政黨政治間的矛盾,討得若干便宜。而日本朝野要人對於他學問的淵博,與性情的真誠,也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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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東三省事變將作,日本已先有布置,汪榮寶洞燭機先,上書告危,而外交部長王正廷以雍容粉飾為能事,毫不措意。未幾而在朝鮮萬寶山爆發日本攻殺我華僑慘案,汪氏馳赴現場調查,並且建議我外交當局,要乘日本幣原喜重郎在任之際,與日方徹底的直接談判,以解決中日間一切懸案,藉以爭取雙方的互信;但不幸的是當時的外交當局,是主張革命外交的,汪榮寶只得掛冠而去。未一月,日兵竟進據遼瀋,即史稱「九一八」事變也。當時汪氏息肩北平,北平軍政當局聞變倉皇集議,邀往參與,他即席陳述不抵抗之失策,主必戰,又不見聽,乃退而辭職,誓不復言國家事矣!結束他長達十七年的外交生涯。

汪榮寶晚年除了整理舊籍之外,他收集不少材料,準備寫一本《日本亡國論》,是為警惕日本軍閥而寫的。但書未成,而於一九三三年夏以心臟病逝世於北平,享年只五十六歲。日本朝野震悼,曾為他開了一個史無前例大規模的追悼會。日本有識之士知道汪榮寶的逝去,真正關心中日邦交的正人君子又弱一個,外交橋樑崩壞,從此轉圜無從。果然,僅僅四年後,蘆溝橋事變作矣。

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中說,汪榮寶「與日本朝野文學之士,彼此唱和,頗受歡迎。而與幣原外相,更為推契。」幣原喜重郎在他的回憶錄中的第一篇,便敘述他和汪榮寶的交誼,以及掛冠告老後共同泛舟蘇州太湖旁的誓約,讀之令人盪氣迴腸,不僅是對亡友的追憶,也是英雄識英雄的惋惜。日本一流政治家寫中國人,讚美中國人的,僅此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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