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婚、廢家、廢姓:何震的「盡廢人治」說@陳慧文

20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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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婚、廢家、廢姓:何震的「盡廢人治」說@陳慧文

(收錄於丁乃非、劉人鵬編著《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台北:蜃樓出版社,2011年)

 

 

廢婚、廢家、廢姓:何震的「盡廢人治」說[1]

 

前言

 

1907-1908年間中國留日女學生何震在東京發起組織「女子復權會」,刊行《天義報》為該會的機關報(陸恢權等,1978:819;幸德秋水,1907b:234),此報雖然只出版了19期就停刊,但「吸引了相當一部分革命派知識份子的注意」,如章太炎、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都曾受其影響(孟慶澍,2006:31),關於《天義報》所闡述的思想、譯介的學說,歷來討論頗多,然而此報的發起人、主編及主筆何震,卻鮮為人知,連生卒年都不詳,長期以來在主流歷史敘述中《天義報》是「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機關報,何震的丈夫劉師培才是實際的創辦人和主將(蔡元培,1975:1;柳亞子,1983:3-4;楊天石,1983:334)。

關於何震生平,目前只留下幾筆附屬於其夫劉師培或其師蘇曼殊生平的零星記載。她原名班,字志劍,江蘇儀徵人,「幼年在家,秉承閨訓甚嚴,不見生人」,1903年與劉師培結婚後「忽然思想大為解放」(梅鶴孫,2004:36),1904年與劉師培前往上海,入蔡元培等創辦的上海愛國女學校就讀,接觸到初步的無政府主義和革命思想(黃世暉,1990:17)。在上海期間,何震與劉師培「經常雙雙出入上海文化界中間」(趙慎修,1998:18),「被上海黨人比做普魯東和蘇菲亞」(王開霖,2006:119)[2]

1907年何震與劉師培赴日留學,在東京成立「女子復權會」,創辦《天義報》,在1907-1908年間發表了一系列標舉女權的文章,並與其夫劉師培及張繼等人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會」,經常與日本學者幸德秋水、堺利彥(幸德秋水,1907a:45-46;富日昇,1993:230-252)、北輝次郎、和田三郎(胡漢民,1969:13)等,中國學者章太炎、蘇曼殊、柳亞子、汪公權等談學論世,交換意見,在東京文化界與劉師培被譽為「羅蘭和瑪利」[3]。1908年《天義報》被迫停刊,何震和劉師培歸國,1910年到山西的閻錫山處做家庭教師,1919年劉師培去世後,傳說何震發了瘋(陳萬雄,1992:52-53),也有人說她出家為尼,釋名小器,其後不知所終(柳無忌,1929:22)。

縱觀何震一生,可以說1907-1908年間是她生命中最活躍的時期,然而卻也是她招致眾多非議和惡評的時期,不少論者批評「在東京頗有豔名」的何震「外好名而內多欲」(陶菊隱,1981:194),與蘇曼殊、汪公權有曖昧關係(周作人,1989:594),還是促使劉師培與章太炎交惡(汪東,1961:30)、劫持劉師培背叛革命陣營(陶成章,1916:56;汪東,2001:64;胡漢民,1969:13;李洪岩,2000:104;孫堯奎,2007:127-130)的「河東獅」(張寶明,2002:5;張鳴,2006:225-226)。論者並謂何震「參加革命活動,只不過是尋求刺激」(王開林,2006:119),廢除家庭的高調,只為遂其出牆的私欲(馮自由,1969:228;張鳴,2006:225-226),言下之意何震既是如此之蕩婦與潑婦,其思想行事必淺薄而不足觀。

開始正視何震的反而是國外學者,如:美國學者沙培德(Peter Zarrow, 1988: 796-813;沙培德,1993:206-229)、韓國學者千聖林(千聖林,2001)、德國漢學家薩特勒(Gabriele von Sivers-Sattler, 2001: 275-284)、德國學者顧德琳(Gotelind Műller, Mechthild Leutner, 2007: 61-86)等皆發表論文討論何震,才使沉寂已久的何震重新站上國際舞台;台灣學者如王汎森、洪喜美、劉人鵬等(王汎森,1994:6;王汎森,2001:213;王汎森,2003:234;洪喜美,2002:66;洪喜美,2003:8;劉人鵬,2008)皆曾提到何震的重要性,並對何震的論著給予正面肯定的評價;大陸學者劉永生、夏曉虹、劉慧英先後發表了以何震為專題的論文,2006年劉慧英發表的博士論文中,也有一章專門討論何震(劉永生,2003:71;夏曉虹,2006:311-350;劉慧英,2006a:194-213;劉慧英,2006b:112-132)。2009年6月26日至29日,首屆社會性別研究國際研討會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劉禾、高彥頤和Rebecca Karl三人以〈前衛女性主義:何震與當代中國〉為題發表演說,引發了與會者的高度關注與熱烈回應。劉禾認為,何震對當代女性主義的發展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其留下的遺產值得當代女性主義者珍視和研究(黃海濤報導記錄,2009)。

筆者認為目前關於何震的研究尚少,多半集中在其無政府主義及女權論述,對其廢婚、廢家、廢姓的討論不多,而且在完美家庭婚姻的想像與追求仍為主流的今天,廢婚、廢家、廢姓往往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視為偏激或過時之論;在許多論者看來,晚清專制黑暗的大家族制度已經瓦解,完美理想的小家庭婚姻制度已成為普世價值,子從母姓或父姓的問題也已經修法獲得解決[4],何震等人針對舊式家族而發的矯枉過正之論,自然已成歷史陳跡,對今天的家庭婚姻制度來說沒有多少參考價值(麥惠庭,1930:91-99;蔣美華,1995:25-26;李桂梅,200:63-68;梁景和,1990:45-50、27;逸民,2001:7-12)。然而細讀何震的廢婚、廢家、廢姓說,其批判的對象不僅是中國傳統婚姻的大家族制度,她的批評火力也指向西式婚姻的小家庭制度,以及文化、制度中的男性中心意識型態,她所揭露的現象有許多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司空見慣。

何震是無政府主義的忠實信徒,曾自謂「吾于一切學術,均甚懷疑,惟迷信無政府主義」(何震等,1907:155),她主張「盡廢人治」(何震,1907c:5),不僅要廢滅政府,還要同時廢除所有人為的制度,包括錢幣、軍備、家庭、婚姻、姓氏等。她以集會、演說、著述、翻譯、編輯等方式鼓吹與貫徹其主張。雖然其論述有其特定的歷史框架,與今天關於「多元婚姻」、「多元家庭」、「從姓自由」等的討論有明顯不同,但相對於晚清至降以西方婚姻及小家庭為理想範式的主流論述,何震的確提供了不同的視野和另類的想像,若以「解構」、「置疑」主流文化中家庭婚姻連續體的研究視角,重新閱讀百年前何震的廢婚、廢家、廢姓論,應可有不同的解讀和研究成果。以下以何震的著述、翻譯及編注為主,其所主編的《天義報》中相關的文章為輔,分節析論之。

 

一、     廢婚

 

晚清受西力衝擊,傳統婚姻制度成為國人省思的議題,如:包辦婚姻、童養媳、蓄妾制……等都成為改革派抨擊的對象。那麼歐美的婚姻制度,是否就較為完善而值得直接「拿來」效法呢?對此,何震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現今之結婚,均金錢上之婚姻也,謂之財婚,亦非過論」(何震,1907f:10),而且「財婚」並非只存在於中國,「財婚之制,徧于世界」(何震,1907f:20),她以諷刺犀利的筆調,指出中國當時的婚姻是「女子賣身于男子」,而歐美各國的婚姻,「其習俗已與中國稍殊,乃男女互相賣淫者也」(何震,1907f:14),因此「現今之時代」為「男女互相賣淫之時代」(何震,1907f:19)。1908年,《天義報》刊出了署名「志達」所摘譯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中的一段文字:「論財婚一節,約謂今之結婚,均由金錢」,主編何震在譯文之後加注道:「以上所言,均因氏所論財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結婚均由財產,故由法律上言之,雖結婚由於男女間之契約,實則均由經濟上之關係而生耳!無異雇主之於工人也。」(志達,1908:135-138)

除了批評歐美婚制「無異於買賣婚姻,均掠奪婚姻之變相」(何震,1907f:10),何震還指出歐美的婚姻並非如想像及表象的專一於配偶:「女子限於一夫,然既嫁以後,女有外遇不知凡幾,男子限於一妻,然既娶之後,男有外遇亦不知凡幾,……安得謂之實行一夫一妻之制乎!」(何震,1907c:8-9)何震曾摘譯《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與共產黨人」(Proletarians and Communists)[5]中的一段(馬克思、恩格斯,1995:289-291;馬克思、恩格斯,2004:106-107;Karl Marx & Friedrich Engles, 1992: 21-23),附錄在她撰寫的〈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文後,大約五百多字,並於譯文後加注道:「案馬氏等所主張共產說,雖與無政府共產主義不同,而此所言則甚當。……故附譯其說,以備參考。」(何震,1907f:21-22)。在這段譯文中,何震藉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揭露歐美婚姻中外遇、嫖妓等現象,表面上專一於配偶的一夫一妻制,其實是「偽善陰密之婦人共有制」(何震,1907f:22)[6]。因此,何震認為當時中國的婚制,及歐美的婚制,皆未盡理想,必須廢除,《天義報》作家高亞賓〈廢綱篇〉中主張廢夫婦之倫:「三綱之說,是屠殺民族之利刃也。而夫婦一倫,又奇毒殊藥鍊冶利刃而神屠殺之用也。」「夫婦居室,為不平等之牢獄,為束縛人之酷刑」,「夫婦之倫宜先廢去也」(高亞賓,1907:425),主編何震在文末加案語,謂其「廢婚制說,語多可采」(高亞賓,1907:428)。

在何震想像的無政府主義世界中,廢除了現時的婚姻制度之後,取而代之的,將是「完全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在〈女子宣佈書〉中,何震呼籲女子力爭七件事,其中第一條就是「實行一夫一妻之制」,第五條是「如夫婦既昏[婚]而不諧,則告分離。惟未告分離之前,男不得再娶,女不得再嫁,否則犯第一條之禁。」何震反對「男既多妻,女亦可多夫,以相抵制」的說法,認為「女子多夫,莫若娼妓」,因此欲至男女平等,只有要求男子不可多妻,「必以暴力強制男子,使彼不得不與己平。」為了絕對平等,何震甚至主張再婚之男必娶再婚之婦,「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女界共起而誅之」(何震,1907a:5-6)。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曾就這點表示疑議,認為無論初婚再婚,只要有相戀相愛之情,應無害為夫婦,並指出:「如現時所謂結婚制度者,將來自由之社會,亦不必以此為必要之事。」何震則答以「蓋幸德君及堺君之意,在於人類完全之自由,而震意則在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幸德秋水,1907:45-46)

   今人或許認為,現在大多數文化皆標榜自由戀愛、婚姻自主,不再純為金錢結婚,且大多數國家的法律皆規定無論男女,婚後皆不得與他人發生性關係,否則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如:通姦罪、精神賠償或判決離婚等,因此何震所謂的「財婚」早已廢除,其主張完全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實已獲得實現;則現代人應慶幸生在今世,現代婚制實已臻於理想,宜積極擁護而無須質疑。然而證諸何震之說,何震若生在今日,必不以二十一世紀的婚制為滿足,因依何震的看法,權利、道德、法律、宗教不但不能保障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反而是束縛婚姻自由的工具:「今觀歐美婚姻之制,一縛於權利,再縛于道德,三縛於法律。……安得謂之結婚自由乎!至於一夫一妻之制,不過為宗教所束縛,復為法律及偽道德所牽制耳。」(何震,1907c:8-9)近日台灣婦女團體發起連署「廢除通姦罪」,簡至潔指出「平等親密的婚姻,得靠著雙方持續相互取悅,而不是用一張紙、一條刑法,就能框住對方的情感與身體。」(簡至潔,2010)同樣認為法律對平等的婚姻關係無效,簡志潔的論點強調婚姻中雙方在情感和身體上的相互取悅,何震則著眼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問題,她認為「金錢一日不廢,經濟一日不平等,則男女的之婚姻,決無自由之望」(何震,1907f:14),唯有推動經濟革命,「顛覆財產私有制度,代以共產,並廢一切之錢幣」,才能使「男女不為金錢所束縛,依相互之感情,以行其自由結合。」(何震,1907f:20)何震並以相當長的篇幅,縷述歐美各階層的男女,因貧富不均而衍生的種種婚姻現象(何震,1907f:14-19),其中大多在今天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仍屢見不鮮,根據何震的理論,她所批判的「財婚」在百年後的今天不要說「廢除」了,恐怕連「改良」都談不上。

 

二、     廢家

 

天義派作家不僅要廢除現有的婚姻制度,也要廢除現有家族/庭的組織及功能,劉師培在〈人類均力說〉中,構想了一個名叫「棲息所」的社會組織,取代傳統家庭養生送死的功能,主編何震在文末附記道「此論所言甚善」(劉師培,1907:30)。在何震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節譯文中,第一句就是頗引人側目的「家族制之廢止」,《共產黨宣言》共有四章,討論範圍很廣,何震獨鍾關於家庭婚姻問題的這一段,且以「廢家」開頭,可見其對此一議題的關注。以下是譯文的第一段:

 

家族制之廢止,雖持急進說者,亦以共產黨人,為此不名譽之主張,因生

憤激。雖然,現今之家族制,乃紳士之家族制也,乃以資本及私利為根基

者也。雖此等制度,發達至於完全,然亦僅行於紳士閥之間,若平民家族,

則實際已歸消滅,或以娼妓橫行之事,為其完成之要件。今欲娼妓消滅,

則紳士之家族制亦當消滅,而此二者之消滅,又當與資本消滅同時。(何

震,1907f:21) 

 

「家族制之廢止」在現行中文版中譯為「消滅家庭」或「揚棄家庭」,英文版譯為「Abolition of the family」。在現今的主流文化中「家庭」(family)通常是指「核心家庭」(帕密拉‧亞伯特、克勞兒‧威勒斯,1995:105;Pamela Abbott & Claire Wallace, 1996: 137),而「家族」多用以指稱親族或宗族(clan)(徐揚杰,1992:4;李卓,2004:46)。但何震在這段文字中雖言「家族」,所指稱的卻非中國傳統的大家族,而是當時歐美的資產階級家庭,這個翻譯應是受日譯本影響(李博,2003:79、82-83)。馬克思、恩格斯於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德文版,1888年英文版問世,1906年日本學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創辦《社會主義研究》雜誌,並在創刊號上全文刊載了《共產黨宣言》的日譯本,此譯本乃是依據英文版。中文版早期的譯本都是根據此日譯本翻譯過來(陳力衛,2006:100-116;賈麗豔,2006:32-34;黃忠廉,2009:98-101)。在日文漢字中,「家族」和「家庭」意義幾乎相同。在晚清至五四前後的中國語境中,「家族」和「家庭」也沒有明顯的區分,和今日的語言習慣不同。

在這段譯文中,何震對一般人以「廢家」為「不名譽」的說法加以駁斥。她藉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指出,現今的家族/庭制度並非如此崇高、如此合乎道德,以致廢止家族/庭的說法就是「不名譽之主張」;它不是以一般所歌頌的「愛情」為根基,反而是以形同賣淫的金錢(資本及私利)為根基。何震的翻譯與目前通行的中譯本及英譯本有些許差異,較明顯的差異,其一是關於「平民」(今譯為無產者或普勞份子)的家族/庭,在今天的中譯本和英譯本中,無產者無錢成家、被迫獨居或嫖妓的情形,是現代的、資產階級家族/庭制度的補充[7];何震則直言對平民(無產者)來說家族/庭制度其實已經消滅,「廢家」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驚世駭俗。其二是關於娼妓的消滅,在今天的中譯本和英譯本中,無產者獨居與嫖妓的情況消失,資產階級家庭就自然消失了,而這兩者的消失都是隨著資本的消失而消失的[8]。何震的翻譯則更強調革命者的主動性,強調革命者「欲娼妓消滅」,就當消滅家族/庭。由於娼妓在當時(在今天也)是一充滿汙名的載體,這個將「消滅娼妓」與「消滅家族/庭」更加緊密連結的翻譯,應有為廢家說「去汙名化」的作用。

 

三、     廢姓

 

蔡元培1904年的小說〈新年夢〉中,描述主角「中華一民」夢到下一個甲辰年,即1964年的社會中「那時候人沒有什麼姓名,都用號數編的」。「中華一民」夢想著廢除姓名,挑戰的是中國狹隘的家族主義,他批評中國人「有家無國」,期許中國人能從「家人」變成「國人」再變成「世界人」(蔡元培,1991:51),而摘除族姓,改以全球通行的編號,則是「世界一家」的具體表現。民國初年劉師復提倡廢姓,五四時期不少無政府主義社團亦集體廢姓(洪喜美,2003:24-26),其用意皆在廢除家族主義。

何震是蔡元培的學生,或許受其思想影響,加上其女權主義的立場,參閱西方的社會學及中國古代的典籍,在1907年發表了見解精闢的廢姓論,與蔡元培及後來的劉師復等人明顯不同的是,何震挑戰的對象不僅是家族,而且是「男統」的家族,「男尊女卑」的家族。關於廢姓這個議題,她把它放在女性喪權的歷史脈絡中討論,且將廢姓視為女性「復仇」或「復權」運動的一環。在「女子復權會」的發起人何震與陸恢權[9]、周怒濤[10]、張旭、徐亞尊共同署名的〈《天義報》啟〉中,她們質疑道:「既嫁之後,內夫家而外母家,所生子女,用父姓而遺母姓,又安得謂之公平乎!」(陸恢權等,1978:819),在〈女子復仇論〉中,何震闡述今天子從父姓,並不是天義地義、理所當然的,而是一段血淋淋的女性被男性掠奪、買賣、壓制、奴役的歷史演變而來的。她引用英國學者愛德華‧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1900年出版的《政治史》(A History of Politics,嚴復於1903年譯為《社會通詮》)中的說法,說明「上古之時為圖騰社會,乃公夫公妻之制度」,而且「母重於父,視母而得其相承之宗」,並引經據典,說明中國古代亦是母重於父,且從姓氏上就可看出「古用女統」:

 

《亢倉子》云:「凡籧氏之有天下,天下之人唯知母而不知有父。」《白虎

通》亦曰:「太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此

即甄氏所謂「母重於父也」。唯母重於父,故所生之子從母得姓。觀中國

姓字從女從生,而古姓之名,若姬、姜、姚、姒、妘、媯、姞、嬴、、

妞之屬字均從女。又神農、黃帝同出少典,而有姓姬姓姜之分;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有二陸,終六子亦姓氏不同,足證同父異母,得姓

則殊。又唐堯伯益,均從母得姓,商周先祖亦然。既得天下,乃託為無父

而生之說,然古用女統,則固昭然可睹矣。(何震,1907b:4-5)

 

其後由於部落之間相爭,漸成掠奪他族婦女之風,又變為購買本族婦女之習,「而所購之女,亦與奴隸齊觀。故所生之子,咸易從父姓。」子從母姓改為從父姓,是「女統改為男統」的一項表徵,也是「男尊女卑之始」。她沉痛地慨嘆道:「嗚呼!由此觀之,猶波蘭亡國而亡其文字矣,豈不傷哉!」(何震,1907b:5-6)

在〈女子宣布書〉中,何震主張「如從父姓而遺母姓,仍屬不公,故生當今時者,當並從父母得姓,即雙姓並列是。」(何震,1907a:3-4)因此她在《天義報》卷首發起人的署名皆父母姓並列,以貫徹其男女完全平等的公平原則:

不過,雙姓制只是過渡期的措施,「俟滿州革命以降,則男女均去其姓 ,以合至公之理」(何震,1907a:4)。何震有意在滿清未滅、廢姓尚未能全面實施以前,先起一示範作用,因此身體力行,文章皆署名「震述」而不具姓氏,《天義報》同仁及「女子復權會」會員們亦皆署名不署姓,如其夫劉師培署名「申叔」、傳說中的情人汪公權署名「公權」、女性友人陸恢權署名「守民」或「恢權」、周怒濤署名「大鴻」等。由此可以窺知何震在當時的影響力。

在何震的理想或想像中,推翻滿清、廢滅政府後,姓氏就可以全面廢除了。然而在百年後的今天,父姓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優先選擇,子女若欲選擇從母姓往往困難重重。2010年5月10日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血案,嫌犯弒親、殺妻、滅子、自戕,其可能的行兇動機之一,竟是嫌犯的妻子希望小兒子從母姓[11]。台灣婦女新知基金會推廣「從母姓」的權利和自由行之有年,然而父系中心的意識型態如此根深柢固而難以撼動,以致子從母姓而不從父姓,在今天仍造成當事人除死不能解決的巨大壓力和嚴重衝突,釀成家破人亡的悲劇,在百年前提倡父母姓並重及廢姓的何震若地下有知,不知要作何感想?

 

結語

 

   在何震以前,也有部分中國知識份子,提過廢除婚姻家庭或姓氏的主張或想像,如:康有為、譚嗣同、蔡元培、章太炎等;到了1907年《天義報》和《新世紀》出刊,發表了許多關於毀家廢婚的篇章,如《天義報》的劉師培、何震、高亞賓、志達等,《新世紀》的李石曾、褚民誼、江亢虎、四無、鞠普等,這些作家大多署名不署姓,使廢婚、廢家、廢姓成為一鮮明的旗幟。

然而關於廢婚、廢家、廢姓的論著,長期以來被視為偏激、荒謬而處於近代婚姻家庭研究的邊緣,而這些論著中又以長期以來惡名昭彰的何震最易被忽略,可以說是邊緣中的邊緣。細讀何震在《天義報》上留下的思想遺產,與同時期的毀家廢婚廢姓論者相較,實有其獨特之處,她不僅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也深受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影響,且具有鮮明的女權主義色彩,加上她豐厚的國學修養,及對中國及國外婚姻家庭的敏銳觀察,發展出一套何震式的廢婚、廢家、廢姓論:要求盡廢人治,要求完全平等。其議論恢宏而具有說服力,其語言基進而具有感染力;除了廢婚、廢家、廢姓外,關於廢政府[12]、廢兵[13]、廢財[14]等,她也以女性的立場和視角提出獨到的見解,並以廣大的女性群體為對象提出強而有力的號召。她的論著的確值得重視並進一步研究。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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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國科會計劃「二十世紀初中國毁家廢婚論研究」(96-2411-H-007-016-MY3)研究成果之  一。

[2] 蘇菲亞(Sophie Perovskaia)是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俄國虛無黨女傑。

[3] 柳亞子:〈海上題南社雅集寫真〉,寫於1908年,收入王晶堯、王學莊、孫彩霞編:《柳亞子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下冊,頁675:「別有懷人千里外,羅蘭、瑪利海東頭。謂申叔、志劍夫婦。」羅蘭夫人(Mme Roland) 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吉倫特黨領導人之一。何震:〈贈侯官林宗素女士〉,《警鐘日報》,1904年7月26日,詩中自謂:「獻身甘作蘇菲亞,愛國群推瑪利儂。」

[4] 台灣的民法親屬編1059條有關子女姓氏之規定,自2007年5月23日起修改為「由父母書面

約定」,不再以「從父姓」為原則。表面上看來,法律已經保障了人民從父姓或從母姓的自由,

然而此次修法修法的同時規定,若父母離婚,有事實足認子女之姓氏對其有不利之影響者得向法

院請求變更子女之姓氏,與姓名條例原本較為寬鬆的規定「夫妻離婚,未成年子女姓與行使親權

之父或母姓不同者得申請改姓」互相衝突,使單親子女從母姓的爭取過程更加艱困,因此此次修

法被批評為「為德不卒的一半改革、一半倒退」,而且「父系中心主義的傳統文化,是阻擋從母

姓更為根本的壓力來源」。詳見婦女新知基金會、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歡喜從母姓?困難知多

少〉,婦女新知基金會、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聯合記者會,2008年05月11日。

[5]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卷一,頁289-291;馬克思、恩格斯著,管中琪、黃俊龍譯:《共產

黨宣言》(台北:左岸文化,2004年),頁106-107;Karl Marx & Friedrich Engle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xford‧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1992, pp.21-23.

[6] 「偽善陰密之婦人共有制」今譯見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

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頁291:「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馬克思、恩格斯

著,管中琪、黃俊龍譯:《共產黨宣言》,頁106-107:「披著偽善外衣的公妻制」;Karl Marx

& Friedrich Engle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xford‧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p.23 :

“ Bourgeois marriage is in reality a systam of wives in common and thus, at most, what the

Communists might possibly be reproached with, is that they desire to introduce, in substitution for a

hypocritically concealed, an openly legalized community of women.”

[7] 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頁289:「這種家庭只是在資產階級那裡才以充分發展的形式存在著,而無產者的被迫獨居和公開的賣淫則是它的補充。」馬克思、恩格斯著,管中琪、黃俊龍譯:《共產黨宣言》,頁106:「此類家庭唯有在布爾喬亞中才得以充分發展而存在;但普勞份子被迫獨居無家、公開賣淫,則是它的補充。」Karl Marx & Friedrich Engle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22 : “In its completely developed form this family exists only among the bourgeoisie. But this state of things finds its complement in the practical absence of the family among the proletarians, and in public prostitution.”

[8] 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頁289:「資產者的家庭自然會隨著它的這種補充的消失而消失,兩者都要隨著資本的消失而消失。」馬克思、恩格斯著,管中琪、黃俊龍譯:《共產黨宣言》,頁106:「這種補充一終止,布爾喬亞成員的家庭自然也會隨之結束,而兩者皆會伴隨著資本的消失而消失。」Karl Marx & Friedrich Engle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22 : ”The bourgeois family will vanish as a matter of course when its complement vanishes, and both will vanish with the vanishing of capital.”

[9] 陸恢權,江蘇青浦人,又名靈素,號守民,別號繁霜,陸達權之妹,劉三(季平)之妻。

[10] 周怒濤,周峻(蔡元培之妻)的胞姊,與何震同為上海愛國女學校學生,後赴日本學習音樂。

[11] 廖宗慶:〈冷血弒親/沒錢買房、不滿子過繼?嫌殺親動機竇疑〉,TVBS新聞,2010年5月12日,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sunkiss20100512123613:「嫌犯的妻子娘家,因為都生女兒,希望小兒子能從母姓,卻引發嫌犯父母不滿,可能是溝通不良結果,兇嫌被夾在父母和妻子中間,壓力過大才引發殺機」;呂妍庭、鄭光宏:〈弒親殺妻滅子2死4傷 失業廚師返嘉義迷昏父母後 燒炭殺害棄屍 再回桃園謀害妻兒4口 行凶動機難解〉,《中國時報》,最後瀏覽日期2011年4月12日。

[12] 何震(署名「震述」):〈女子解放問題〉,《天義報》,1907年10月第8號,頁6:「以少數參政之女子處於主治之位,使多數無權之女子受其統治,不獨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階級。……儻有志之婦女,由運動政府之心,易為廢滅政府之心,則幸甚矣。」

[13] 何震(署名「震述」):〈女子非軍備主義論〉,《天義報》,1907年10月第11-12號合刊,頁369-376;劉人鵬:〈從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論談起〉,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2008年年會:「樂‧生‧怒‧活:風格運動、生活政治與私眾社會」,台北文化大學,2008年1月6日:「何震〈女子非軍備主義論〉也從性別與階級的觀點,提出女人與工人、奴隸在戰爭中付出的代價,戰爭無論勝敗,女人都處於不利。」

[14] 何震(署名「震述」):〈論女子當知共產主義〉,《天義報》,1907年8月第8-10號合刊,頁229-232口語化地敘述女性不幸的命運與財產制度的關係,且用搧動性的語言號召婦女們「把在上的同有錢的人,一律廢盡,隨復把錢這樣東西,也廢了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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