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幽會陸小曼而失地圖嗎?

201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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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賡幽會陸小曼而失地圖嗎?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役,粵系的十九路軍和中央系的第五路軍,在上海和日軍苦苦地「膠著」了三十三天之後,忽然在一夜之間,匆匆地退出淞滬。官方的說法是:「日寇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然而民間卻流傳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他們認為:新任的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其所以能夠用兵如此「神速」,逼得十九路軍全線退卻,只不過是因為在南市一帶負責指揮的王賡旅長,急著要到禮查飯店(案:Aster House Hotel)去會晤他的前妻陸小曼,居然帶著身邊的軍用地圖,就撞入了「公共租界」。結果被跟蹤而來的日本特務,當場活捉,軍用地圖的機密,為日軍所得悉的緣故。對此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戴戟亦有相同的說法。

當時上海戲劇、文化界曾編排「王賡獻地圖」一劇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也以「五石」的筆名,寫了〈後鴛湖曲〉,大大譏刺王賡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丟失地圖之事,全詩頗長,最後幾句云:

 

退兵只為輿圖失,虛實安能教敵悉。

却向香巢訪玉人,未防鷹隼攫來疾。

才知女寵原禍水,破國亡家皆由此。

痛哭連城人盡俘,心傷千里室如毁。

 

王賡是陸小曼的第一任丈夫,但由於徐志摩的介入,王陸兩人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同意離婚,結束五年的婚姻關係。當時上海的報紙曾以醒目的標題:「王賡讓妻,氣度非凡。志摩娶婦,文德安在?」來形容他們三人的處境。一九二六年十月,徐志摩與陸小曼在北京結婚。失去嬌妻的王賡,在軍旅生涯中也並不得志。他先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總部參謀長,又入了唐生智部下,但都未能有所作為。一九三0年宋子文成立稅警總團,王賡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爆發後,稅警團當然無法置身事外,不過,它是被配置在南市、龍華那一帶戰況寂靜的地方,隸屬八十八師的獨立旅,王賡任旅長。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王賡騎著一輛摩托車穿過了外白渡橋,進入公共租界。據三月一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王賡因何以一個戰地軍官的身份,在戰事尚在進行之時,到非戰地區的公共租界去呢?在老百姓和文人雅士的傳說是王賡要去會陸小曼,所謂藕斷絲連,何況徐志摩剛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墜機身亡呢!

陸小曼1.jpg

陸小曼

對於此事後來陸小曼寫有文章澄清,她說當時外界有謠傳她避難於禮查飯店,但其實她因病纏綿牀第,在四明村臥病了好幾個月。有關王賡的這件事,是王賡親口告訴她母親的,因為她母親一直和王賡感情很好,在他們離婚後,一直仍有來往。她說王賡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去,是要找他在西點軍校同班的一個美國同學——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為什麼由他指揮打向日本總司令部的炮,老是因為發生一點小差錯而不能命中目標。因此此行並非是去私會陸小曼的,「卻向香巢訪玉人」完全是詩人的想像了。陸小曼說:「因為當時租界上是不能隨便逮捕人的,所以他們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賡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就可以要捕房工作人員將他手裡的公事皮包扣留下來;因為其中確有不少的要緊文件,不能落在日軍手內的。因此,捕房內的中國人就答應將皮包代為保藏。外界流傳的帶了作戰地圖去投日本人這句話,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後沒有幾天,日軍就在金山衛登陸,所以外邊的流言是更加多了。事後不久就由美國領事館向日軍將他要了出來,由中國政府加以監禁、審訊。由於各種的證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證件,才算查清了這件案子,始予釋放。」

而羅家倫在口述筆記中說:「外面人說是皮包裡有軍事地圖,可是據軍事方面有關人說,皮包裡只有一本支票和若干名單,並無軍事地圖。真相如何,自然我們無法確定,說他去獻地圖是決不會的,假定他要出賣軍事秘密,在當時租界裡有的是門路,決不會做得這樣笨。至於他的行動不檢點,敢於如此的輕舉妄動,真是絕無可恕。」

而據王賡的重要幕僚莫雄(時為稅警團「總參議」,王賡出事後,接總團長)說,王賡此行之前有與宋子文密談過,可能是肩負某項重大使命,而非如傳言所說是去「跳舞」或與小曼重拾舊歡。莫雄又說,王賡在密談後回到總團時,在寢室內清出大堆軍事絕密文件,如我軍作戰方案、比例圖,敵我雙方的兵力配置圖以及戰地交通,後方補給、醫院救護方位圖測,悉數交給他「保管使用」,並告訴他,自己要去上海美國領事館回訪「西點軍校」同學,莫雄問何事?王賡回答,「過兩天你會明白!」堅不吐實。由此觀之,陸小曼轉述王賡的說法,並無為親者諱,甚至開脫之嫌,是可信的。而羅、陸兩人同樣認為「獻地圖」是絕不可能的事,若根據據莫雄的說法,則根本是無「圖」可獻。王賡的學長溫應星的兒子溫哈熊將軍在其口述歷史中也說:「王賡在中國近代歷史也是委屈得很,別人把他說成是帶著地圖投降日本,其實根本沒這回事,但以訛傳訛之後,就好像變成真的了。」至於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的指稱王賡被日軍搜去軍事文件,是不可信的說法。因為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及稅警團是有所嫌隙的,十九路軍對王賡的落井下石是可以理解的。

當時眾口鑠金,對「王賡獻地圖」可說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階段,此時徐志摩的好友吳宓居然寫了文章來替王賡辯護道:「淞滬之役的終於敗退,早已成為定局,絕非區區一張軍用地圖所可旋轉乾坤……」。而後來他又在《空軒詩話》中談到鄧之誠的〈後鴛湖曲〉,重申:「詩人旨在愛國教忠、勵群尚志,借事與題以抒寫之耳。至若離婚未為失德,瑣事無關大局。滬戰全局勝敗,決不繫此。」

「退兵只為輿圖失」嗎?當然不是。面對強敵,其實「總撤退」早已刊上了淞滬守軍將領們的議事日程。十九路軍的丘國珍老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寫道:「總撤退……其必然性則早在我們意料之中」。因此儘管吳宓並非知兵之士,但他認為「淞滬之役的終於敗退,早已成為定局,絕非區區一張軍用地圖所可旋轉乾坤……」,卻不失為持平之論。不管王賡是不是真的獻過地圖?(何況還是無「圖」可獻)都絕不能在淞滬之役的終局上,真的發生任何決定性的影響,這是我們要明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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