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曾與胡蝶共舞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很輕易地佔領了東北。當時張學良執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事變之時，張學良在北平養病，日本新聞通訊社就利用這個機會，製造「九一八之夜，張學良正在北京飯店和影星胡蝶跳舞」的新聞。於是有不少報紙就根據這新聞繪聲繪影地大加渲染，其中最為傳頌一時的是馬君武於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的感時之作〈哀瀋陽〉二首，詩云：

                  其一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其二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馬君武哀瀋陽二首　

馬君武對此詩甚為得意，時人則認為足以和吳梅村痛譴吳三桂的〈圓圓曲〉相媲美。詩誠然是好詩，但所言卻非事實。馬君武顯係根據報紙所載，摭拾浮言，輕率譏評人物。

根據高伯雨說「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年我移居北平，從許多政界朋友口中，知道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張學良還在協和醫院養病，他的體力還不能夠支持他『舞幾回』。」又說，該年五月十八日張學良在北平病倒了，病勢來得很兇猛，經診治認為是嚴重的傷寒症，立即移住協和醫院。這一病、就病了差不多三個月才脫離險境，到九月初旬，他已經可以出來略事應酬了，但還要住在醫院休養。九一八那一晚，張學良在他的私邸設宴款待宋哲元等人，據說這個宴會頗重要，故張不能不親自出席。罷宴後，張學良偕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又請一班客人在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的《宇宙鋒》。這事後來也得梅大師的證實。不過，張只坐了一會，就先離席而退，回協和醫院休息了。大約是久病之後，體力未充足，不能久事應酬之故。張學良睡去很久之後，瀋陽方面有電話向他報告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消息。這大概是馬君武詩中「告急軍書夜半來」的由來。張學良接通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電話，瞭解詳情；著左右終宵與南京當局電話聯繫，請示如何應變；迅即召來顧問端納，讓他通知歐美各國駐北平新聞記者，夤夜通報日寇攻佔瀋陽的消息……「是夜，張學良庶幾沒有休息。待記者招待會畢，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許時間。」（湯紀濤：〈張學良二三事〉）

而據一九三０年任張學良幕僚，後轉調「北平行營」任上尉連長的何世禮說：「九一八」事變之夜，張學良正與其父親何東爵士夫婦及英國駐華大使夫婦在北京的開明戲院看戲，該戲的演出是為籌募遼北水災基金，當時他亦在場，因為其父諳英文而不懂國語，由他臨時傳譯。至於何東遠道從香港到北京，則是應張學良所邀「洽商東北邊業銀行改組事宜」。「當演戲至精彩段時，忽見張副總司令隨員趨向張副總司令報告，謂瀋陽有長途電話，請其親往接聽，張先生尚輕鬆地囑該員代為接聽，詎不旋踵該員迅速返報，謂瀋陽出事，務請張副總司令親自接聽，張先生始行離席，此後即未見張先生再行返座。」

張學良

又據《盛成回憶錄》記載：「九一八」這天，他去華樂戲院看褚民誼唱戲，褚民誼唱的是《空城計》，張學良也去了戲院，包廂就在我們旁邊。正看戲時，東北來了急電。因為張學良下令任何人不准進他包廂，結果送電報的人找到了我們這兒。張繼（盛成時任張繼的秘書）讓我問一問情形，來人告訴我是東北來的緊急電報。我慢慢敲了敲張的門，門沒有開。戲散後，我對張學良說：「漢卿，有一個緊急電報給你。」張一看很著急，拿著電報就走了。

儘管上述三位的回憶多少有些出入，但對於張學良「九一八」當晚到底在哪裡，徵諸高伯雨、何世禮與盛成的回憶，基本可以確定張學良當晚是在看戲，而非擁著胡蝶跳舞。

而胡蝶在她的回憶錄中說：「世間荒唐的事情還真不少，瀋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九·一八』事變約一周，未料此行會引起一段莫須有公案。」「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素未謀面，以後也從未見過面，真可謂素昧平生。」而據王益知晚年在《亦報》所寫的《張學良外紀》書中說：「至於胡蝶來京攝《啼笑因緣》（案：《自由之花》、《落霞孤鶩》和《啼笑因緣》三部戲同時開拍）外景，是在『九·一八』後幾天，胡住在香廠東方飯店，是三層樓的建築，樓下只有兩個大房間，裝有浴池，設備簡單，並無舞廳，更不是適當的交際場所。」

明星公司的劇組在北平忙碌了一個多月。在離京前，梅蘭芳在家中宴請了洪深、張石川、胡蝶等20餘位攝製人員，對於外界的傳言，席間，梅大師曾言：「九·一八」那天晚上，張學良在戲院看我的演出。而胡蝶他們對此言並未在意，可能是忙昏了頭，對外界的事竟一無所知。十一月下旬他們回到上海，胡蝶到家時頓時發現氣氛不對，父親把一摞報紙摔過來：「你在北平幹什麼事我們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胡蝶看到那些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是：〈紅顏禍國〉、〈不愛江山愛美人〉、〈東三省就是這樣丟掉的〉，再看內容，不由大呼：「這根本不是事實，全是造謠！」明星影片公司為此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申報》以胡蝶的名義刊登闢謠啟事：「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真是狗彘不如者矣。」導演張石川及演職員洪深、鄭小秋、夏佩玲、龔稼農等，也登啟事並刊報端，為其作證。

馬君武的詩雖傳頌一時，但所述除「趙四風流」，四字正確外，其餘均非事實，作為「詠史」詩觀之，是不能不明辨的。抗戰期間，張學良曾和戴笠談及這件事，張說：「雨農！胡蝶究竟是個什麼樣兒？我雖在畫報上見過，可是從沒有看到她本人的真面目，馬君武把我和她連在一起，實在是活天冤枉！」而據鍾堯鋒一九五二年在香港訪問胡蝶，說胡蝶堅定而微哂的神情，笑得比較大聲說：「中國人有句俗話：『譽之所至，謗亦隨之』，張少帥是高亦矮？是胖抑瘦？至今沒有見過。」

而據香港邵氏影片公司台灣分公司經理馬芳踪說：「胡蝶在台灣定居期間，旅日華僑朱芳坤亦在台北，二人常相偕至西門町『春風得意樓』飲茶，斯時『少帥』張學良因愛吃碎牛肉皮蛋粥，亦偶由副官伴同在『春風得意樓』吃粥，但二人從未相遇。筆者頗有意製造一機會，讓馬君武筆下『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而實則兩個當事人從未謀面的男女主角作一次『喜相逢』。經向立法委員王新衡談及，為王新公所勸阻，說免引起節外生枝，飛短流長而未成事實。」由此可知張學良與胡蝶終其一生並未見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