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與陳寅恪

201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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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玉清與陳寅恪

在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提到陳寅恪人生最後歲月裡的兩位重要女性,一是跟陳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黃萱,一是同為廣州嶺南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的女教授冼玉清。

冼玉清生於一八九五年,小陳寅恪五歲。她原籍廣東南海縣,但出生於澳門。她十二歲入澳門灌根學塾(即子褒學校),跟從中國近代文化教育革新者的先驅陳子褒學習,並深受其影響。冼玉清說:「我一生受他的影響最深:也立意救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為一有室家,則家庭兒女瑣務,總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師,難免失良母賢妻之職;想做賢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師之職,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歲我就決意獨身不嫁。」儘管如此,年輕的她仍不乏追求者,聽秦牧說當初有位相當有名的教授曾追求過她:但冼玉清曾賦詩笑談其事,其中兩句是「香餌自投魚自遠,笑他終日舉竿忙」,話說得相當決絕。

冼玉清二十一歲時,由其父送她到香港聖士提反女校(St. Stephen's College for Women)讀英文。兩年後轉入廣州嶺南大學附中讀書,又兩年畢業,升入嶺南大學文學院,一九二四年畢業。次年起任教於嶺南大學,直至一九五五年退休。

冼玉清除了是位著名學者之外,還是位傑出的女詩人、女畫家。一九二九年在翰林學士江孔殷(霞公)、嶺南大學國文系主任楊壽昌的引薦下拜見嶺南詩宗黃節(晦聞),她回答黃氏作詩之法,頗為黃氏所讚許,更常讀其《蒹葭樓詩集》,以學習詩法。同年十月冼玉清復見黃晦聞於北京大羊宜賓胡同之「蒹葭樓」,並以其所作《碧琅玕館詩集》呈覽,黃氏批曰:「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其意要其「務去陳言」,追求「真切」。是月,冼玉清也拜謁詩人鄭孝胥,並呈上詩稿,鄭氏題曰:「古體時有雋筆勝於近體。」

一九三七年夏,冼玉清以《碧琅玕館詩集》呈給當時客居故都北平的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散原老人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淡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足以推見素抱矣。」並親筆爲冼玉清的書齋「碧琅玕館」題寫一匾。不久,北平淪陷,陳三立日夜憂憤,拒藥治病,後竟絕食五日,於同年九月十四日以死殉國。

一九四一年陳寅恪受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許地山之邀,任職客座教授,年底日軍佔領香港,當時港大停課,陳寅恪生活極其困苦,正如他詩中所云:「乞米至今餘斷帖,埋名從古是奇才。劫灰滿眼看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當時客寓香港的冼玉清,託人給陳寅恪送去四十元港幣,雖然陳寅恪沒有接受,但雪中送炭之誼,銘感五內,無時忘懷。當一九六五年冼玉清逝世後,陳寅恪悲痛地寫下一首輓詩。詩云:「香江烽火猶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戰起與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幣四十元相贈,雖謝未受,然甚感高誼也)。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吊詩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陳寅恪受陳序經校長之聘,來嶺南大學任教,在北門碼頭上迎接陳寅恪一家的隊伍中就有冼玉清的身影。同年九月冼玉清出版《流離百咏》詩集,並贈之陳寅恪。陳氏為題曰:「大作不獨文字優美,且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者,必有所資可無疑也。」一向「以詩證史」的陳寅恪,無疑地視冼玉清的詩作有「史詩」的另一種意涵。

一九五0年一月,陳寅恪夫婦與冼玉清結伴作了一次郊遊,即遊覽清代名勝漱珠崗純陽觀,該地距離嶺南大學僅四里,是當時許多詩人詠梅之處。陳寅恪寫有〈己丑仲冬純陽探梅柬冼玉清教授〉詩云:「我來祇及見殘梅,嘆息今年特早開。花事已隨浮世改,苔根猶是舊時栽。名山講席無儒士,勝地仙家有劫灰。遊覽總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臺。」冼玉清以〈漱珠崗探梅次陳寅恪韻(己丑仲冬)〉和之:「騷懷惘惘對寒梅,劫罅憑誰訊落開。鐵幹肯因春氣曖,孤根猶倚嶺雲栽。苔碑有字留殘篆,藥竃無煙剩冷灰。誰信兩周花甲後,有人思古又登臺。」

一九五二年二月陳寅恪有〈題冼玉清教授修史圖〉,三絕句,其一首云:「流輩争推續史功,文章羞與俗雷同。若將女學方禪學,此是曹溪嶺外宗。」冼玉清治學嚴謹,其研究側重史學,又以考據、藝文、人物爲主,畢生致力於嶺南文化歷史人物的發掘與系統研究,開一代之風氣。陳寅恪以曹溪六祖慧能南派禪宗作喻,給予極高的評價。第二首云:「國魂消沉史亦亡,簡編桀犬恣雌黃。著書縱具陽秋筆,那有名山淚萬行。」此詩陳寅恪用了他最擅用的「今典」,陸鍵東就指出:「其時,新編的中國歷史『簡編』一類的書籍在文化界大行其道,並成一統天下之勢。陳寅恪連用『桀犬吠堯』、『信口雌黃』兩典貶之,直見電閃雷鳴之色。」陳寅恪痛罵了當時修史的「應時」之作,也同時肯定了冼玉清的著作自有見地,「文章羞與俗雷同」。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逢舊曆正月初一,陳寅恪贈與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寫、唐篔手書的春聯云:「春風桃李紅爭放,仙館琅玕碧換新」。冼玉清何其有幸得到陳氏父子兩代人先後題匾及寫聯。

一九六四年冼玉清到香港治病,留港約十個月,當時好事者卻謠言滿天飛,說她「逾期不歸」,必定已經「逃港」了。殊不知冼玉清在香港立下遺囑,將自己多年持有的香港股票全數捐給廣東有關醫院。同年十月她帶著十萬捐款返回廣州,陳寅恪寫了〈病中喜聞玉清教授歸國就醫口占二絶贈之〉,其一云:「海外東坡死復生,任他蜚語滿羊城。碧琅玕館春長好,笑勸麻姑酒一觥。」給予冼玉清「同情的瞭解」,並褒揚她的一身正氣。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冼玉清病逝廣州,幸運的是她沒有遇到「文革」的風暴,而反觀陳寅恪卻在四年後,在目盲足臏之下,被紅衛兵活活整死。一代史學大師晚年「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勝唏噓!

冼玉清寧守孤寂,不談婚嫁,兀兀窮年,專心致志做著補史證史的工作,這和陳寅恪的研究何其相似,他們在劇變的時代中找到了最後的精神寄託,雖然這段患難之交只經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紀,但卻帶給兩人無限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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