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的恶魔：谁在保护犯罪的未成年人

2019年10月20日，13岁大连男孩蔡某某将在同小区内居住10岁女孩小琪（化名）杀害，并抛尸灌木丛。后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这个事件曾引发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

近年来，因中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增多，“未成年人保护法”亦被一些人谑称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

按照中国《刑法》规定，未满14岁不必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警方的处理方式其实符合法律精神。此事引发争论的关键在于，有人认为案件中男孩实施抢劫、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若完全不予追责，似乎对于受害者一方有失公平。

显然，这一特殊的个案，已经打破了法律正义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平衡。有观点认为，这一问题如果不得到回应，则有可能被认为是对低龄犯罪行为的纵容。于是，公众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是否应该调低《刑法》中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界线，对14岁以下的犯罪行为也给予立案处罚。

参照国际经验，刑事年龄有高有低，因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据统计，在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像中国一样以14岁为刑事责任年龄的占多数。更高的设定可至16岁，更低的没有年龄下限。但有个数据值得一提，设定在11岁以下的有89个国家。

这说明，中国目前确立的刑事年龄符合一般情况，但也存在可调整的空间。而具体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则有待深入探讨。

目前舆论中存在两方面不同的观点。

一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物质水平的提升，青少年生理和心理成熟年龄已大为提前，此时适当调低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有其必要。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案件增多，“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已逐渐背离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

另一方则认为，以极端个案代表未成年人的整体状况是不合理的，同时指出，人体科学并非影响刑事年龄设定的充分理由。他们称，目前国际社会都在倡导提高而不是降低刑事年龄，这体现了当代社会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保护的原则。

两方观点各有理据，但又似乎很难契合中国的现实。就当前面临的具体问题而言，无论是降低年龄起点，还是维持现状，都有人表示反对，而且认为是不符实际的。

那是否存在第三种选择？

其实是有的。考虑到单纯以年龄划线缺乏充分的灵活性，久而久之还容易流于僵化，英美法系国家早就确立了“恶意补足年龄”的原则。简单说，就是对于那些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赋予地方司法机构特别批准权，由其决定是否可突破一般年龄限制，追究刑事责任。

从社会共识度和法规可行性两方面考虑，这一原则都值得中国借鉴。依托全样本和大数据科学划定年龄界线，即使被认为是最佳的解决方式，也需要较长的周期。而在此之前，参照“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出台过渡性措施是优先选项。

但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如何调整中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既要参考域外做法，又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势。比如特批权赋予哪一级机关，如何赋予，如何建立配置的机制，这些方面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中国《刑法》有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据媒体调查，在实践中这些条文并未有效落实。如果要调整刑事年龄，这些方面也需要同步跟进。

处罚犯罪者并不是法律的唯一目的，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影响他们的一生。因此，教育、惩戒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仍是关键。中国有必要重新规划和设立科学系统的教育、惩治机制，让那些犯错的熊孩子能够各得其所，避免再入歧途。这既是对受害人有所交待，也是对加害人以及社会的未来发展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