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人」的糾葛

2015/8/14  
  
本站分類:創作

「文」與「人」的糾葛

周作人

我們常聽人說起「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一類的話,但在實際上這「文」與「人」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不論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文」,只能無限地走近;因此要透過「文」去了解「人」,其實是有其難度的。至於「人」之相知,難也。儘管有作者的自白、親友的旁述、評論家的月旦,似乎也只能得到一個側影。何況其漫長的一生,還有其波瀾起伏、曲折變幻的不同面影。

再則「作品」與「人品」對某些人而言,似乎很難劃上等號的。例如在二三0年代,周作人的抒情散文,為人所津津樂道,有所謂的「啟明體」,它與「魯迅風」是截然不同的。「閒適小品」成了周作人的註冊商標。人們似乎忽略了他雜文的成就,也很難想像他也有「浮躁凌厲」的一面。但同為「五四」時代的溫源寧在評價周作人時,就說他有「鐵與溫雅」。其中「溫雅」的部分是大眾所熟知的周作人形象,至於「鐵」的部分,恐非如溫源寧之觀察入微而實際有接觸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溫源寧說:「周先生還有另外一面,我們切莫忘記。他大有鐵似的毅力。他那緊閉的嘴唇,加上濃密的鬍子,便是堅決之貌。他潔身自好,任何糾葛,他都不願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個攔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擊敵手,又快又穩,再加上又準又狠,打一下子就蠻夠了。」也就是說一向給人感覺「平和沖淡」的周作人,有時卻有著「深刻潑辣」的一面,周作人自己也說:「平常喜歡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時亦嗜極辛辣的,有掐臂見血的痛感。」表明了他一旦憤怒起來,會「抓到事件的核心,彷彿把指甲狠狠地掐進肉裏去的」。這顯示出他和魯迅一樣都有浙東地方性格中的「硬氣」,只是它被「刻意」地掩蓋起來罷了。

據統計,自1918年至1930年間,周作人自編文集未收的就有四百餘篇,而這些散見於《晨報》《晨報副刊》《語絲》《京報副刊》《世界日報•副刊》等的文章,更能看出周作人早期思想及文學道路的發展與轉變。當然在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頗為「辛辣」的「罵人」文章,只是後來他不願這些「少壯勇且厲」的文章,收入自編文集中,而強迫人們只認識他「平和沖淡」的一面。周作人是個復雜的人物,他斑雜的思想是需做整體的考察,而從他自己刪削的大量集外遺文,你才能看到作家的另一面!你才能印證他思想駁雜的一面!

正如他後來扮演一個「附逆」的尷尬角色,在對日抗戰中,他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幫兇,都是需要被正視的問題,而不能因為他文學上的成就而輕輕放過,這是大是大非的事。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否則設若周作人在八道灣客廳遭暗殺時,設若那銅扣沒有擋住子彈,那就沒有後來成為「漢奸」的情節,他那些早就存在的「頹廢的歷史觀」將無所附麗,是這些對歷史悲劇性循環的無可奈何,難有作為的嘆息,蒸發出一股銷蝕鬥志的冷氣,也因此而引墮到「茍全性命於亂世」的政治漩渦中,一切是其來有自的。這不禁使我們想起白居易的著名詩句:「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是的,假使周作人當年身死,則後面「附逆」的事,無從發生,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但造化弄人,終究讓我們看清了周作人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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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柳存仁

同樣在二00九年八月去世的國際著名的道藏學者——柳存仁教授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是華人漢學界「宗師」級的人物。學者余英時都讚佩其治學精神說:「他的著作,無論是偏重分析還是綜合,都嚴密到了極點,也慎重到了極點。我在他的文字中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句武斷的話。胡適曾引宋人官箴『勤、謹、和、緩』四字來說明現代人做學問的態度,柳先生可以說是每一個字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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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雨生主編的《風雨談》雜誌

但瞭解上世紀四0年代上海淪陷時期文學的人都知道,柳存仁曾以柳雨生之名,活躍於當時的文化界,是一附逆文人。柳存仁在早期寫的自傳裡說,「存仁」,是舅公左子興秉隆為他取的名字,至於「雨生」則是後來上海友人星卜家袁樹珊為他取的,袁樹珊說他五行缺水,遂取名雨生。柳存仁後來,對他早年經歷是諱莫如深的。有訪談者問起他抗戰期間在上海的歷史,他總是不著一語。他的友人對此段經歷也是避而不談。二00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筆者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參考書室見到已九十高齡的柳教授,身體還算硬朗,慈祥溫和,聊了一會他對小說史及道教史的研究,我邀其把近年發表的論文結集出書,他表示需要有時間整理,對於學術研究,他總是一絲不苟的。我當然也不敢觸及他的忌諱,談他早年的經歷。但歷史是不容回避的,尤其對於一個人,我們總不能稱頌其英雄光輝的歲月,而掩飾其怯懦不光彩的時刻,否則都是失真而不全面的。對於柳存仁教授,我也是做如是觀。他在淪陷時期上海文壇的失足,歷史自有其是非功過的評定;而他遷居海外,多年來一直在異域堅持研究和張揚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成績斐然,這也是事實。從柳雨生到柳存仁,正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巨變中的一種出處選擇。而「一生兩世」也正是他生命歷程的概括。

要了解一個人,並非易事。尤其是身處大時代的變局中,仕與隱、出與藏,在在都是艱難的選擇。愛國與叛國常在一念之間,弄不好常常會「一生分作兩回人」。就像汪精衛當年「引刀成一快」何其豪氣干雲,但到後來居然落到一個漢奸的下場。因之我們在評價一個人一定要看全面,大陸學者僅批判柳雨生的附敵與海外學者只頌揚柳存仁的成就,都失之於未窺全豹。同樣看周作人的作品而不談其集外遺文,亦不免侷限於一隅。至於「文」與「人」之間還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不可等閒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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