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樓房/古冬

         香港的樓房/ 古冬
   香港，一彈丸之地，居住著七百多萬人，住屋問題有多嚴重，可想而知。
   正常的人口增長，每個城市都有，問題不大。但像潮水般一擁而入的，如處理失當便成災難了。香港就遇上三次，影響深遠。
   第一次是二次大戰後，特別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間，突然從大陸湧進大量軍人、商人和藝人，投靠無門的，就在石峽尾、調景嶺等地搭建木屋棲身，從而形成了香港的貧民窟。
   一九五三年歲晚，一場空前大火燒毀了石峽尾大片木屋，令五萬八千多人流離失所。政府為了安置災民，於原地興建了首批兩層高的貧民大廈，並著手開發徒置區，逐漸讓所有木屋區居民得以安居，於是有了許多「徒置大廈」。
   第二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葉，廣東和福建的僑眷，以及早前因印尼排華而返國的僑胞，紛紛移居香港。這些人多有外匯收入，安居心切，大大促進了香港建築業的發展。但是遠水不救近火，也不是人人買得起樓，住屋始終是個大問題。
   然後是六十年代初的偷渡潮，成千上萬大陸人從四方淹至，再次給香港的住屋帶來巨大的壓力。
   從此「咚咚」的打樁聲嚮起，一幢幢三、四層高的舊樓陸續被拆卸，一座座六、七層高的新式唐樓、公寓式大廈相繼落成。
   這些新樓的單位面積大多五、六百呎，格局與舊樓一樣，都是一片片的相連著，只有前後兩端有窗。業主為了節省成本，與保持空氣流通，內部裝修多採用木料，房與房之間僅一板之隔，墊起腳幾可窺見隔壁的春光，故有「火柴盒」與「板間房」之謂。可是仍然供不應求。
 一些人口不多的業主，見有利可圖，遂將中間房與尾房，或者還有個床位，公開招租；當然整層出租的也有，於是就有分租與包租現象，以及「包租婆」的壞名。
   但不論分租或包租，都有個大毛病，就是一個「火柴盒」可以住上數戶不相關的人，共同用一個浴室和廚房。慶幸這個時期的香港，人心安定，社會和諧，大家都努力工作，少有暴戾的事情發生。這大概可以叫作唐樓時代。
   與此同時，政府開始推出廉價大廈，對象主要是一般打工階層。因為租廉，民眾漸漸積聚了財富，也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可是住的問題並未因此而有所紓緩，反而愈加嚴重。因為人口愈來愈多，而可用之地則愈來愈少，雖然不斷填海移山，也無濟於事。於是樓房愈蓋愈高，房價愈賣愈貴，而可住面積卻愈來愈小，終於就有「白鴿籠」的污名。
   但這還不是真正的白鴿籠。有人把房子間隔成許多個兩格床位，逐一裝上鐵網，使每一格都成為一個獨立單位，無論住客在「家」與否，皆可把網門關上。這麼一來，住在裡面的人就真像關在籠子裡的鳥，名副其實是「籠民」了。
   香港至今仍有「籠民」，因為窮或單身，沒有資格申請徙置大廈或廉價大廈。
   後來有人嫌「白鴿籠」無私隱，就捨鐵網而改用木板，把床位遮蓋起來，再稍加粉飾，升級為「房」，不過名稱更糟，叫「棺材房」。
   到了一九七八年， 政府為了攏絡人心，讓部份有心置業又買不起私樓的「夾心」階層一圓業主夢，一種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新型樓宇「居者有其屋」簡稱「居屋」鳴鑼上市。
   不要小看這種居屋，它比不少私樓更加寬敞舒適，可惜像申請廉價大廈一樣，受諸多條件限制，而且要抽籤，要長期輪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住得進去。
不錯，地產業也曾有過不景氣的日子。尤其是零八年的金融風暴，給它重重的敲了一錘，令大多數房屋變成負資產，令吃慣魚翅撈飯的暴發戶不得不重新勒緊褲頭。
幸虧，僅數年而已，復甦後的樓價非但不跌，反而變本加厲。沒有地皮，就把十餘層高的大廈拆掉，改建成八、九十層高的摩天大樓；人們買不起大屋，就建「納米樓」，把原來每層五、六百呎的面積縮小成二、三百呎，而售價卻比「大屋」更高。結果，住在家裡有如坐在飛機上，狹小，搖晃，心懸在半空。
但即使多了這麼多空中樓閣，還是解決不了住的問題，一些頭腦靈活的業主便效法六十年代的板間房，將房子切割成許多個一百來呎的小房間，每間都裝上洗盆和坐廁，再在坐廁上面加塊木板，權充廚房和餐桌，還給它起了個十分貼切的名字___劏房，主要租給單身人土。
這個設計原是不錯，可惜太狹窄，而且安全堪憂，諸如走火與承受力等等。政府也說問題嚴重，但就是不處理。
說政府無能吧？卻有天文數字的庫存，因為土地是它的！說商人貪婪吧？卻賺得合法合規，政府管不上！圓不了業主夢和挨貴租的升斗小民，唯有望樓興嘆了。（原刊於世界日報上下古今2017/2/24__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