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前哨》2015年3月号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七時四十分～十一時四十五分，我在羅湖被「邊檢」、海關扣壓、滯留整整四小時。在一間帶攝像的特別檢查室被逼接受褪脫內褲的檢查。當然，這一以羞辱為主旨的「訓誡性談話」，在我被迫褪下內褲的一瞬間，也是中共自褪文明自曝野蠻，褪去本人對這個政權最後一點懸系。原以為這些年中共多少有點長進，不料「關鍵處」原形畢露，還是那麼「不成器」。如此粗魯羞辱自己的公民、暴力逼迫六旬教授脫褪內褲，不等於刻出這個政府的文明度麼？
既然這個政權視我為敵，故意羞辱我，剝奪我的基本人權，我當然不便再對它有任何「認同感」，不可能再認為它是保護我各項權益的「國家」。你們的毛主席可是有一條「最高指示」——哪兒有壓迫，哪兒就有反抗。這大概是最本能的「生理性反應」吧？難道還指望我會笑呵呵「理解」這樣的國家暴力?
中共的目的當然達到了：要我為自己的思想與文字如此這般「負責」，逼我褪下內褲以「留憶深刻」。我被迫領受國家暴力，切膚品嘗紅色恐怖，同時化羞辱為仇恨，再化仇恨為力量。我會用餘生所有時間與力量抗議中共給予的這幾秒鐘羞辱！你有暴力，我有錐筆，效用不一定比你的暴力低。你不過羞辱我幾秒鐘，我則會讓你「償還」幾十年！
在此，本人正告那些曾經聯繫我接觸過我，以及今後還準備聯繫我的「有關部門」，本人今後不再接受你們的任何約見，不再接聽你們的任何電話。你們只有一個機會見到我：逮捕我的時候。
經過：
一月三十一號清晨七時，我攜妻與一女碩士生，結束為期二十天的港臺訪學，從香港中文大學趕往羅湖，幾個月前就訂好機票，11∶30深圳起飛的回滬航班。不到八點，過關旅客不多，大陸「邊檢」只開兩個櫃檯。妻子先入，一劃證件，「滴」一下；女碩士生也「滴」一下；她們的證件被收走。大概電腦顯示我們一行三人，櫃檯裡的「邊檢」在等我這位「主客」。忽然想起俞梅蓀告知的這一聲「滴」——終於露出獠牙了！我如立刻退回香港，不入境了，估計「中國邊檢」會很麻煩，既不便沖到香港這邊來抓我，也不便硬要我過關，本人合法滯港時間還有兩天。考慮到拙妻與學生已被扣下，只能「風雨同舟」。我當然也有那聲預料中的「滴」。邊檢員收走我們三人證件，引至檢查室。我們沒有經驗，很順從地打開各自行李箱。女碩士生那只漂亮小拖箱錯了密碼，打不開，受到威脅：「如果不打開，我們將用破拆性工具。」
在檢查室，我們被扣留近一小時。他們懷疑我們謊報航班，檢查了女研究生的訂票短信。很奇怪，他們既不准我們喝自己攜帶的茶水（怕我們自殺？），又不准上廁所，所有的回答都是「等等」、「等等」，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得請示幕後的上級。
羅湖「邊檢」的態度極其蠻橫，距離「文明執法」差得很遠，任意拿走我們的書刊紙張、打開電腦、檢查照相機，整個過程好像不是他們拘留刁難我們、延誤我們的時間，反而還是我們的不是，妨礙到他們什麼。
「為什麼每天二十萬過關旅客，不查別人就查你？！」
「誤了航班，你們自己負責！我們不管那個？是你自己妨礙國家安全！」
「你可以申請國家賠償！」
至此，我才明白羈留檢查的罪名——「妨礙國家安全」。本人在「反動港刊」撰文十年，去年四月在臺灣出版「赤潮禍華」為主旨的拙著《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怎麼至今才「妨礙國家安全」？但跟眼前這些執行命令的「邊檢」，跟這一張張帶著愚昧眼神的年輕臉龐，實在提不起「說幾句」的興趣。因為，跟他們辯不清理，說了白說，白說何必說？中共那些歪歪理還在荼毒一代代青年，奈何？不過，無論「邊檢」還是海關，那些穿制服的見本人竟是《紅色生活史》的作者，翻看這本台版新書，得知我還是上海一所名校的大學教授，十分驚訝，大概他們還沒遇到過我這一層級的高知。他們確實有理由驚訝：飄著長鬚的大學教授怎麼會「妨礙國家安全」？以他們成長於鐵屋的思想，不可能懷疑中共意識形態，也就不可能理解本人這些印刷品何以「妨礙國家安全」。當然，現實是只有中共政府「妨礙」我的人身安全，我怎麼可能去妨礙這架國家機器的「安全」。我惟一的「妨礙」是未按中共政府要求進行思考，未能成為它的「思想順民」。
此後，我們被「檢查室」移交給特別檢查室。本人、拙妻、女碩士生分別進那間小屋子接受「舉手投降式」檢查。事後才領悟，決定「移交」升級，一定經過請示上峰，「提高」待遇的目的只有一個：羞辱一下本人——逼我褪脫內褲。因為，此時他們只搜查出九本《開放》，再無其它敏感違禁品。就是這幾本《開放》，也不可能「合法」進一步羈押我。按說，幾本《開放》，只能移交海關，由海關決定沒收哪些書刊。但那位幕後上峰下令「接」我們入特別檢查室，無非是給我吃點辣貨醬。
在逼褪內褲的一瞬間，我本能大叫：「他媽的！太過分了！我抗議！」
你們知道接下來那位中年警官的訓詞麼？他如此訓斥我：「一個大學教授，有點身分的人，怎麼會說『他媽的』！」如此侮辱了我，我不過抗議一下。你給的是行動性侮辱，做都做得，我為什麼說不得？不過口頭抗議，居然還是我的錯？？對這樣的政權，對執持此種邏輯的警官，還有理可說嗎？還想與他說理麼？當時，因無心理準備，氣得發抖，只問道：「有這個必要嗎？」有必要逼人褪下內褲麼？尤其對待我這樣的文人，有這個必要麼？
他們還有一條邏輯：「凡是進這間屋子的，必須接受這一檢查！不是對你一個人！」似乎逼人褪下內褲很「公道」。出來後，我聽到有人傳遞上峰指令：「可以了，快點，他們的航班在11點……」我不笨，瞬間明白了進特別檢查室的意圖。
海關
羅湖「邊檢」帶著我們一行三人及一批書刊移交前面的海關，說是由海關決定放行哪些扣壓哪些。帶隊移交的一位中年女邊檢（好像是個科長），臨別還打招呼「再見」，我禮節性點點頭，心裡叫道：「再見個鬼？誰願再見你們？！」無故強行搜箱搜身、逼迫褪褲、扣押我們兩小時，一句交待都沒有，這就是「以法治國」的中共政府！
海關只能扣物無權扣人，確認這批書刊是本人攜帶，先放行拙妻與女生，女生已購當天下午回浙江義烏的高鐵車票。此時已過十點，無論如何趕不上航班，只能趕往機場於起飛前改簽航班。她倆必須趕往機場，我留下等待這批被扣書刊的處理。海關比「邊檢」文明一些，我向他們抱怨「褪褲」一節，並說將在港刊寫出這一截，一位中年海關人員立即提醒；「那是他們『邊檢』不是我們海關。」一語透心，是非自在人心。
當值海關官員無力辨識我的書刊哪些可放行哪些違禁，一通通打電話，一小時後來了一幫人，又拍照又翻看，但無力辨判。最後，我被告知，如我自願放棄拙著《紅色生活史》在內的一批書刊，《蕭軍日記》、《二十一世紀》等書刊可放行。我當然不願放棄自己的《紅色生活史》。迫於無奈，我提出留下《紅色生活史》等書刊待檢，帶走其它放行書刊，仍不被允許。此時，只有兩项選擇：一、等待正在趕來的鑒別官員（當值女官員懷孕了），並被告知至少需要四小時，因為人家「甄別科」下午十四時才上班，估計得十五時才能結束「甄別」。二、留下全部書刊待檢，包括《蕭軍日記》、《二十一世紀》，甄別結束後，由他們打電話通知，我再托深圳友人領重播行書刊。此時，拙妻在機場改簽13∶30分的航班，只能選擇留下全部書刊。海關還要求我寫一證明：「自願」留下全部書刊待檢。
●《前哨》雜誌2015年3月目次
出海關時，我看了一下時間，被耽誤至少四小時。被扣書刊清單如下：
一、書籍
1、《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迷案19件》
2、《蕭軍延安日記》（上下冊）
3、《紅色生活史》兩本
4、《勞動教養和留場就業研究》
5、《她們沒有青春》
6、《煉獄如歌》
7、《政治滄桑六十年》
8、《中國第一罪》
9、《滄桑歲月》
10、《自由女人》
11、《當秀才遇著秀才》
12、《記憶的聲音》
13、《往事》
14、《探索與攀登》
二、雜誌
1、《二十一世紀》兩本
2、《明報月刊》一本
3、《開放》九本
幾天後經嚴密審查，最後扣去書目清單：
全部雜誌，竟包括境內可以公開發行的《二十一世紀》
書籍：
1、《蕭軍延安日記》（上下冊） 購價300港幣∕套
2、《紅色生活史》兩冊 自購四折價：52元人民幣∕冊
3、《探索與攀登》 友人贈送
經濟損失：
機票：我們一行三人兩月前預訂東航深圳～上海1月31號11∶30分起飛的機票，單價630元（人民幣）∕人。由於誤時改簽，必須補足全額機票，每人須加1145元人民幣，。白白損失機票差價1145元×3人＝3435元。這筆相當本人半月退休金的損失，中共政府當然「不管的」，也算在「給你吃點辣貨醬」裡。
時間：原本我們下午14點以前抵滬，改簽航班後，由於「流量」延誤，最後我們那架飛機17點才起飛，19點才抵滬，白白耽誤五小時。這還不算在羅湖口岸被耽誤的四小時。
2月4日，羅湖海關旅檢八科來消息，包括拙著《紅色生活史》在內的十數本書刊不予放行，說是境外刊物，不准內地發行。可我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又不發行售賣。但面對國家暴力，只有服從，哪兒說理去？這還不包括得麻煩我在深圳的學生花時間去取，再花錢寄滬。
一件往事
本人這次1月11日出來， 31日回滬，先訪台再訪港，收穫甚大。在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拍回上百本「禁書」。之所以拍攝，一則買不到，一則複印太重帶不動，三則也怕帶不進來。為防萬一，經香港時在友人處留了電子備份，中共已無法像前年那樣「截留」我的訪學成果了。
中共用特務手法對付我已非首次。二○一三年五月底，「有關方面」先是阻撓我半年前預定的六月一日赴港，迫我必須於「六·四」後的七號才能走。四位隨訪研究及拙妻的往返機票與住宿費用等（共約兩萬人民幣），均由我供職的大學賠出。最惡劣的是派了一位青年譚姓特務，在我訪學的香港中大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接近我，利用我的善良與不設防，假意幫我升級電腦，趁我不備植入「特別軟件」，同時假意幫我拍攝資料，最後一周千餘幅資料照片，至今未給我，致使本人寶貴的一周訪學成果付之東流。在與這位特務的接觸過程中，他曾向我借過100港幣，說不定這也是其上級的精心安排，以便接近我。
萬萬沒想到自己會得到官家如此重視，會派出專門特務貼近我，會如此「合法」截留我的訪學成果。莫非我對香港中大的訪學也「危害國家安全」？
經驗：
這次過關被「滴」一下，「重視」程度增加，待遇升格，上了臺階，進了「滴」一下的黑名單，以後出入估計都會享受同等待遇。不過，有了這一次的打底，我不會再像這次那麼配合，不僅不會再脫內褲，而且不會進那間屋子，除非「安檢」使用暴力。凡是對我的任何搜查，均會要求出示法律依據，出示搜查證，而且不買回程機票，拿出時間跟你耗，陪你玩。沒了我急於趕機的焦急，你那邊又有不能超過24小時扣留時間的法律底線，下次碰到我的「邊檢」，怕是要不方便了。對於這一點，本人先在此聲明一下，不要說我「言之未預」。
結論：
中共很蠢，以為這麼來一下，給我吃點辣貨醬，我就會「識相點」，會降低我的「反動」分貝。老實說，恰恰相反，你使用暴力如此羞辱我，點點滴滴到心頭，只會徹底激發我的「階級仇恨」，認清你的反文明本質，與你「幹到底」。分貝不是下來，而是立即上去（如本文）。這點暴力怎麼可能嚇退一位六旬「堅定革命者」？再說，這次毫無收穫的「邊檢」——既未查出罪證以懲罰我、反而提高本人的「反動分貝」，換來本人的徹底仇恨，留下這篇紀實文字，值嗎？借用一句你們毛主席的語錄——所有反動派都是愚蠢的。
我當然不希望入獄，但也不害怕入獄，怕死不革命麼。活到六十一歲，還能與你拼一下，用我的生命證明你的反文明，值！維護自由、捍衛正義，本來就得支付代價。何況入獄會增加我的「知名度」，也有一點「正能量」收穫。至於判我的刑，估計中共政府並不方便，安置什麼罪名呢？僅僅在境外發表「反動文章」、「反動著作」，就判我「妨礙國家安全罪」麼，豈非承認「文字獄」？想槍斃我，怕你們已不敢，也做不到。老實說，本人年過六旬，寫了自己想寫的文章，出版了自己想出版的書，尤其在臺灣秀威已出版《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紅色生活史》，且上了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圖書館的書架，差不多了。就像重判劉曉波送人家諾獎，中共殺了我，只會使我成為「烈士」，進入「民主忠烈祠」，中共願意給我這份歷史榮譽麼？
2015-2-1～4 上海·三湘
●裴毅然教授(左二)今年來訪秀威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