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與縫合—評提子墨《浮動世界》的空間線索與幻景/洪敘銘

2020/9/3 下午 02:49      
本站分類:作家新動態
隔離與縫合—評提子墨《浮動世界》的空間線索與幻景/洪敘銘

 

倘若要針對當代「台灣推理」進行一種斷代式的閱讀,「科幻」、「玄異」、「羅曼史」與推理敘事的結合,可說是「本格復興」後台灣推理文壇特別受到矚目,也格外具有實驗性質的創作型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跨類型嫁接或融合的嘗試,都近於「21世紀本格」的「創造」;作為讀者,反而應該進一步思考的是,這些新的推理書寫形式,如何在台灣推理小說中,標誌出「台灣」的在地性——無論是狹義或廣義的「在地」——進一步回應或重新定錨大眾文學中,難以迴避的、關於主體性的類型邊界鐫刻。不過這種在地性的探索,在許多當代台灣推理小說中的實踐,或許已不見得只是確認區位的變化、地景所附有的歷史意義或社會事件中的某個記憶或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推理文學中對於本土化與在地化的追求,在本格復興的浪潮後,越來越顯示出一種一脈相承的探索與向前世代的回顧,2010年以降的台灣推理小說,現時的城市空間及其「部分」真實性的置入,在不同類型的推理作品中,漸漸成為重要的架構與基礎,無論是透過民俗文化(傳說)、歷史事件(新聞、軼事)、社會網絡的沿用或改造,大致上已對於彼時短暫興起的「台灣新本格」,做出了強而有力的回應與抗拒。

另一方面,倘若引領台灣推理小說的發展走向,已不再是究竟是「本土」或是「本格」的討論,那麼我們這一代的台灣推理作家及其作品,又如何談論「在地性」及隨之而來的認同焦慮?

提子墨的《浮動世界》以科幻小說的世界觀、懸疑恐怖的縫屍案,結合對世界(宇宙觀)、環境(外在社會)、人性與個體化(內在世界)的反思與各種質疑,作為某種對現時社會環境的對照甚至批判,許多評論者亦聚焦在此,特別是COVID-19疫情在全球化的國際社會愈趨嚴峻的當下,頗有一種近未來的末日寓言之感;事實上,2009年寵物先生的《虛擬街頭漂流記》及2014年林斯諺的《瑪雅任務》,都有過類似的嘗試,並具體展現台灣在發展科幻的可能性與各種限制,例如災難造成的末日感、對於科技失控而生的不信任、穿越甚至進出異質時空的方式等,在這樣的題材裡,融入本就帶有若干「排抗未知」色彩的推理情節:謎樣的屍體,警察及偵探身體的介入等……,使得應體現於未知世界或未來時間的人物情境與科幻元素,又多了那麼一點現時的影子——例如通訊、查案過程的諸多揣測;這當然也讓所謂「末日世界」的營造,成為一種不得不為之的必要設定,始能合理化「現在」與「未來」的時間落差與想像侷限。

也因此,《浮動世界》雖有完整的核心命題、世界觀和「有所本」的天文、地質科學、科技構造等背景設定,然而更特別的,是迥異的「兩種空間」驅力,最終重合在無論是否身不由己的「一種選擇」,這提供了對台灣推理小說不同的認識角度與詮釋徑路:如果從「異常」歸返「正常」是推理小說必然的線性時間觀,並且定位了偵探身體的正當性,那麼是否存在著一種屬於科幻推理這個類型的路徑:從「正常」進入「異常」?

這個疑問或探索,儘管在提子墨的筆下的主角認知中,仍顯混亂未知,但卻是前行作品中,較少被呈現的面向。

 

第一種驅力:隔離

第三次世界大戰區分出「圓之內」、「圓之外」(16-17),得以進入「地幔空間」,然而「內星政府與圓之內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區域,圓之內充其量就像內星政府的一個小小特區」(127),在太陽風暴消逝後,「在地幔內所有人類回歸地表之後,一座座的通道或軌道也再度關閉起來,彷彿回到過往幾百年以來,與地表人類完全隔離的狀態」(124);如同圓之外戰敗國民對被遺棄的不解,圓之內的權勢者亦無法進入內星政府所在的上部地函,且將地幔的人們回到地表後的「完全隔離」,都顯示出階級式的阻絕。

在智晏和內星人沐斯伍拉煦的一次交涉中,可以看出兩個不同階級交流下的尷尬與扞格;無獨有偶的是,在圓之外,不論是福滿壽博士或語菲嘗試的時空轉移,更招致了令人驚懼的死亡懲罰。這也表示,《浮動世界》的外部空間處在「強迫隔離」的狀態,遲遲不被人類重視的內星人警示、永遠無法聯繫圓之內的地表棄民、橫越不了地心海的智晏……,提子墨透過「死亡」與「遺忘」這兩種更深沉的絕望,一次次阻斷了空間重合的可能。

 

第二種驅力:縫合

然而,提子墨卻精心設計了兩場「縫屍案」,借用「原人」神話,再現了最原始人類的醜陋面貌及形態。從空間的線索來看,《浮動世界》並不追求一個時空全然扭曲、重構的世界,否則那些死去的屍身,只要永遠被拋擲在完全平行不相連的次元,也不要被找到就好——以小說中的科技想像,確實可以做到這件事;更細部來看,謀殺以及屍身之所以以縫合的形式現身,都係因不當「索求」後的懲罰,只是這種索求,卻來自於對已消失的人事劇烈、不可遏止的想望。這讓《浮動世界》的空間一方面不斷地需要強化人際間的隔離而膨脹,另一方面卻又藉由身體的縫合趨近親密。

襲人和晴雯這兩具「機械」正好成為兩種驅力下的見證,晴雯代表的或許是不可逆的悲劇與冷漠,而襲人卻充滿人情、感性與希望;這當然賦予了整本小說濃厚的既視感與社會性反思,有關疏離、親近與毀滅間的連結。

 

選擇:置換與轉移

《浮動世界》最終沒有給予讀者太多開放性結局的機會,智晏和亦瑄選擇走入了滿溢白光的無形之門,顯示這兩種空間的驅力,勢必需要在看似恢復正常的地表國家及社會復原裡重合,畢竟圓之內、外甚至地幔空間,都已形同不復存在;但是提子墨在被認為是科幻推理的小說最末,留下的最大懸念是,這些在災難後人們散落各處的「這個」世界,或是智晏、亦瑄所身處的「那個」充滿童話色彩的回溯世界,究竟哪個才是真的?或者,哪個才是現實?

這個疑問勢必帶來另外一層的疑惑及思考,當《浮動世界》兩種驅力重合,空間的線索不再具有解謎意義時,原初作者精心選定的城市地景與在地圖像,也將在無法辨別空間真偽的懸疑裡,成為時間的幻景;意即這樣的「異常感」和「不存在的兇手」(222),非但沒有歸返日常,反而留下了未完待續的伏筆。

這也讓小說開篇被轉移的雕像「空穴來風」充滿隱喻,這個位於捷運永春站廣場的巨型地標一夕消失,雜揉著個體與集體記憶的景觀「彷彿根本不曾存在過」(27),這種焦慮與懷疑,正表現出《浮動世界》中台北地景的不確定性——如同流動不止的都市更新與城市改造,或許我們透過推理小說所欲探索的在地與本土,及其社會現況與真實的反射,已不再是穩固不變、得以按圖索驥的樣子,而是必須更痛苦的,在浮動的時間裡找尋答案。

 

 

作者簡介/洪敍銘

台灣推理小說研究者、評論者,現職為編輯、文創策展人,「托海爾:地方與經驗研究室」主理人,著有台灣推理研究專書《從「在地」到「台灣」:論「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曾獲楊牧文學研究獎、東華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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