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實】天國與皇國？大中華與台灣國？──轉變下的長老教會國家認同（上）

2018/2/26 下午 01:00

本站分類：作家面對面

長老教會一直是台灣民間社會一股重要的力量，從1930至1990年代近一甲子的時光，他們的「國家認同」與台灣的政治發展，關係密不可分！

先是歷經1930年代的奮興運動與皇民化運動，二戰時期身處大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基督徒，如何身兼「天國的子民」與「皇國的臣民」，榮耀神／國；又於戰後轉向關懷斯土斯民，自覺為「臺灣的住民」？

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中「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一句，是否真是威權時代橫空打響的「台獨」第一聲？隨著中泰賓館事件、美麗島事件、蔡(有全)許(曹德)事件以及鄭南榕自焚事件陸續發生，長老教會又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兩位歷史研究者盧啟明與鄭睦群爬梳大量教會史料，於2018.02.03（六）14:30-16:00的國家書店現場分享台灣長老教會「國家認同」轉變的歷程，講座由秀威與說書共同舉辦，特邀「說書」創辦人陳建守主持，精彩的全文分兩篇連載，與未到場的朋友一同分享！

────────以下【上篇】正文開始────────────────

陳建守：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主持這個講座，這場活動是由「說書」跟秀威合辦，討論的主題是台灣基督徒的認同問題。

首先介紹一下今天的兩位講者：盧啟明正在攻讀師大歷史系博士班和臺灣神學院，他這本研究論著《傳道報國──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1937-1945）》是以二戰時期身處大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基督徒為主角；鄭睦群現在任職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望教會執事，他的論著《從大中華到台灣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及其論述轉換》探討1970至1990年代長老教會的認同變遷。

兩位講者都是基督徒，我自己雖然不是，但是國中、高中都讀長榮中學，直到現在，有時中學時代學校裡做禮拜的音樂都還會在我腦中浮起。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先請兩位講者各自發表20分鐘左右的短講。

圖／主持人「說書」創辦人陳建守

盧啟明：

首先從我為什麼想要做這個題目說起。今天的題目是有關認同。身分認同（identity）是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要面對的問題：你是誰，你是什麼人，住在什麼地方，有什麼角色……，身分是我們每天都會遇到的，當然也包括更大的國族問題，國家民族的認同。

台灣這四百年來很多政權交替，我們感受很深。在這種政權的轉移、或者異民族的統治底下，會更彰顯出認同的張力。特別是日本時代，是殖民統治時代，如果你問一個基督徒在那個時代會有什麼認同的張力，我想大概會有幾個：一是臺灣本地的住民，在那個時代，有人一生下來就是日本人，他出國（包括去中國、朝鮮、去外國）是拿日本護照的，是日本的國民。基督徒就更明顯了，他是天國的子民，或說是上帝的子民，他要如何在那樣的處境下去回應這個張力，在現實生活去投入信仰的實踐與反省。

信仰不是只有在天空飛，如果在天空飛，那是沒有根的信仰，具體落實在土地上如何回應，才是真的有根的信仰。

所以我一開始的好奇是，前輩牧師、長老在殖民統治下如何回應這樣的議題。

非常有趣的是，這些長者很多是跨越世代，甚至跨越三代的元老（清代、日治、戰後時期），經歷了日治後期皇民化等等有關國族的運動，我們會發現這些前輩有時回憶的文字、後來的作品，和他們當時寫下的文字有很大的落差。包括他們怎樣看待日本這個國家、怎樣看待戰後台灣這個新的國家。

所以我的問題是：同樣一個人，看待同樣一個事情，比如作禮拜要唱國歌、向日本天皇敬禮、中學要參拜神社、教徒對日本好像也很嚮往……等等，在不同時間會有什麼樣不同的反應。有這個動力讓我想了解他們為何有這樣的轉變、在當時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在日本統治的過程中，日本總督府在政治、經濟和教育方面，對台灣是壓抑的。但宗教方面，不管是外國的宣教師，或者是台灣的信徒，當時對日本政府的施政所抱持的回應是，他們帶有一種進步的氣息。相較於清朝的統治，日本是現代的統治。在那樣的處境下，對教會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圖／（中）講座主講人、《傳道報國－－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1937 -1945）》作者盧啟明

可是我們也知道，日治末期，受到戰爭的影響，有推行一些社會教化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等等，這是宗教統治的情況。在那個時期，基督徒信仰的內涵、國家的意識、民族的概念及政教的關係，都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變遷的過程中，基督徒的回應就很有意思，他的角色和認同出現了變動。

戰時，政治的神學相應而生。我們既是「天國」的子民，也是「皇國」的臣民──1930年代的台灣基督徒曾熱情響應殖民政府的宣傳，投入社會實踐。

我在《傳道報國》這本書中所採取的方法，是以文化研究中有關認同、延續、斷裂的理論和概念去作分析。

另一方面也提出教會的本土性：它怎樣從一個被接受的外來的宗教，進一步自立，直到外傳的歷程，也就是一方面注重教會性，一方面注重地方性。在整個結構上，我一開始探討的是1930年代基督徒怎樣回應信仰。

那時日本統治已超過半個世代，幾十年了，剛剛講到長榮中學是1885年創立的，在當時已經是定根本土的狀態。1930年代可說是組織化的時期，教會不管是教育、醫療或宣教各方面，都組織齊備。那時剛好也是日本國力最巔峰的時期，所以會看到大家有一種奮起的心志。

當時的基督教會辦一種奮興佈道大會，最早就是三○年代有位宋尚節博士，來台佈道。這可能是台灣歷史上的第一次奮興佈道。他對好幾萬人佈道，很多人在當場覺得我的信仰應該要回應上帝，進入社會，改造社會，投入奮興的心志。不管南部、北部的信徒，都希望對信仰能有一種實踐。接著時間來到戰爭時期，1937年但盧溝橋事件爆發，台灣自此進入戰爭時代。（如果是日本本土，則是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就進入了戰爭時期。）此時日本帝國圈推行一種把國家、政治、天皇崇拜、國力動員結合起來，用總體國力去打仗的情況，即所謂的總體戰。

那時誠如前述，基督徒有種奮起的心志，而日本本土的基督教覺得他們的神學、實踐比較呼應日本政府的走向，甚至你會看到有些著作說，聖經〈出埃及記〉裡面的迦南地（Canaan）剛好跟「華南」日語發音是一樣的，所以有的日本基督教認為進出華南，侵略中國，是聖經的應許：出埃及進入迦南，得地為業。那時出現這種呼應政府的神學，政治的神學就跑出來了。

這情況其實和當時的德國很像，納粹興起，當時德國的教會一開始並沒有反對，而是對戰爭也有相當的呼應。而在台灣的基督徒看見日本的基督教制度很嚴整，也很有組織，神學也蓬勃的發展，覺得應該可以再多向日本學習，多一點互動。所以在那個時代你會看到基督教雖然是從英國、加拿大傳進台灣，可是在1930、40年代，台灣的基督教受日本的影響很大，不能忽視。

大概在1930年代後半期，是傳統的教會史比較不會注意到的部分；傳統的教會史比較注意1940年代開始、太平洋戰爭後期，教會確實有受到一些壓迫，有些教會的學生要去勤勞奉公，中學生要參拜神社，必須要有相應、回應政府的動作。傳統的教會史比較著重這個比較受苦、壓迫的部分。

可是1930年代的這些人，其實對日本的政策和基督教有相當的呼應，所以我的書名會取「傳道報國」，就是在講這個概況。那個「國」，好像既是報效「天國」，又是「皇國」，他們透過社會實踐的行動，呼應政府的宣傳。覺得身為天國的子民，你也是帝國的子民，有一份責任去回應社會。所以當時教會可以看到有人的心態很顯明，表示對日本很認同，這是「傳道報國」這個概念的來源。

二戰後期，台灣的基督徒開始受到殖民政權的壓迫，讓他們逐漸從苦難當中找到信仰；從受壓迫的種種無奈，去找到對這塊土地的認同，最後定根本土，找到對社會國家的責任。

慢慢持續到1940年代的後半，二戰打得如火如荼，日本節節敗退。

而在那個年代，台灣的基督教又是如何呢？剛剛提到台灣的基督教想與日本聯合，把組織擴大，可是不要忘記，教團的勢力是誰？是總督府的文教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好像肉粽串，一方面是種回應，另一方面政府管控的力量也會進來。

特別的是，台灣想要直接跟日本本土的基督教結盟，卻被認為是殖民地的教會，不能跟日本本土聯結、結合，只能在台灣成立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台北的濟南教會，現在還在，以前是台北日本教會，有位上與二郎牧師，他就是教團的統理者，他有雙重的角色，一方面是教團的統理者，另一方面在總督府底下，他也會受到總督府的影響，這時基督徒的處境確實有被壓迫。許多牧師回憶當時他向國旗敬禮，向天皇遙拜時，他的心情確實是感到痛苦與難過的，覺得對不起信仰。

我在書中也以主日學舉例，當時的國家政策、皇民化運動，怎樣連小孩子的宗教教育都受到影響？你會發現主日學的課本會提到，你要尊君愛國，要愛上帝，要愛地上掌權的人，在地方有警察，有縣長、市長，有總督，有天皇，這些都是鼓勵孩子要尊敬長上、在上掌權者。甚至也會報導這些小孩子去迎接前線的士兵。我舉這小小的例子，是說連最基礎的宗教教育都會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可見這樣鋪天蓋地的政治張力有多大。

在日本統治最後這一段傳道報國的時代，如果你去深究，基督徒的信仰認同是沒有改變的，他不會不拜上帝，去拜天皇，他還是自勉要傳道、報答天國，他沒有被國家神道所動員；但是在政治上，他會隨時局而變動，徘徊在台灣、日本、中國甚至外國，之間有種猶豫和掙扎。

剛剛漏提一個，主日學當時也在討論要教什麼，是要教宗教教育，還是要教日語教育，還是傳統的台語白話字，有這種張力跑出來。

當時臺灣的基督徒認為傳道、回應社會是一種責任，跟日本政府或日本基督教合作，是出於一種護衛台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的心。所以基督徒在殖民統治中，從信仰進行反省，從國族的張力去發現矛盾，從宗教讓他的良心漸漸甦醒。可以說是在苦難當中，去找到信仰；從受壓迫當中的種種無奈，去找到對這塊土地的認同。最後讓他更加定根本土，找到對社會國家的責任，因為他認為傳道報國的生命認同是在那個時代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我相信這個題目對現代仍有一種關懷，我們還是必須去問自己：我是什麼人？我的身分是誰？怎樣像改革宗的加爾文（Calvin）講的，要怎樣進入社會、改造社會，怎樣在這塊土地找到功課與責任，這是我們必須去回應，自己反省的問題。

鄭睦群：

談起這本書的誕生，如同啟明一開始說的，我們都是PK，都是牧師的孩子，在媽媽的肚子裡就開始接受信仰，沒得選擇。

我還記得小時候第一次演戲，我的角色就是耶穌，因為剛剛出生，被抱在馬槽裡面。所以在我們小時候，還不認識上帝、教會的時候，就在這樣的環境慢慢成長，也接受教派對我們的滋潤與養育，這就是我們從小的身分認同：我是個臺灣人，我是長老教會的信徒，我是牧師的小孩。

我的爸爸在1985年搬到淡水，在淡水的教會佈會。我從小在淡水長大，淡水是馬偕博士設立的第一間教會所在地，有非常漂亮的磚紅色禮拜堂。我高中、國中與建守學長一樣，我們都是念教會學校，不過他是念長榮，我念淡江。我念了六年的教會學校，在大學決定要考什麼系的時候，猶豫了一下，我喜歡歷史，也在充滿歷史的環境下長大，所以很自然的選擇了歷史系作為志願。

其實我碩士班的論文與國家認同沒有關係，我碩論是研究淡水教會怎麼面對二二八時代與美援時代，例如怎麼樣去發放麵粉？是不是用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會做這樣的研究是因為我爸爸是淡水的牧師，所以我們很理所當然的比較可以拿到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資料，可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去翻閱教會公報，卻產生了第一個疑惑。

誠如方才所說，我們從小在長老教會長大，接受了長老教會的價值觀，包括長老教會在1970年代對台灣民主發展有很大的貢獻，特別是1977年發表的〈人權宣言〉，裡面有一句「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讓當時的社會受到很大的震驚和很大的鼓舞。它鼓舞了黨外陣營，把這句話不斷運用在主張台獨的論述當中；同時也激怒了當時偏向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團體，在報章雜誌對我們長老教會極盡所能的抹黑。這個故事基本上我從小聽到大，所以從小我就認為這團體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它也是台灣宗教團體中喊出台獨的肇始，而且這個肇始就是以1977年〈人權宣言〉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國家認同是會變化的，沒有一個人會在一出生就因為他的膚色、他的頭髮跟眼睛的顏色，就確定他是哪邊的人。

圖／（左）活動主講人、《從大中華到台灣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及其論述轉換》作者鄭睦群

回到我剛剛的碩士論文，我在翻教會公報的時候，翻到1970年代，我第一個感覺是，怎麼1970年代所傳達出來的國家認同氛圍跟我的學習和過往接受到的意識型態是不太一樣的？飄揚著濃厚的中國味。

再往前看，1975年，那一年蔣介石過世，現在你去看教會公報、偏長老教會學者的論述，其實大致上都已經把蔣介石定位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兇，甚至是必須要為威權時代必須付上代價的統治者。可是當1975年蔣介石過世時，我看到的是當時的長老教會為了這位民族的偉人、人類的救星而哀悼，而且特別做了一個特刊，圖文並茂。

我想教會公報畢竟是報紙、是有時效性的刊物，或許鋒頭過了，就沒事了。結果我再繼續往下翻，看到1976年到1977年，其實都還有為蔣介石舉辦追思禮拜，而且是地方教會，並不是總會發起的運動。

這讓我覺得非常衝突，因為「長老教會偏獨」「長老教會偏綠」是我們都知道的常識，但是怎麼會在1970年代有如此濃厚的中國味和對這國家制度的認同？於是我去問了經歷過當時的長輩和師長，得到的解釋是，因為那是威權時代，白色恐怖時期，如此言論和紀念活動未必完全出自內心，有時只是一種時代的跟風。雖然這回答不能完全滿足我當時的問題，但是畢業最重要，我還是先發麵粉好了（笑）。

但是這問題一直跟著到我考上博士班。我的指導教授張瑞德老師建議我應該多往這地方去爬梳，利用多一點社會科學理論，再結合史料，找出新的不同的解釋道路。所以我會做這題目，第一個主要是我覺得我的問題沒有被解決，所以在新的環境中（博士班）去解決。

此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常常有人會問，為什麼長老教會這麼獨派呢？為什麼這麼不喜歡中華民國？這麼不喜歡的話，就不要用新台幣呀！這讓我跟別人分享信仰時，有時會卡關。

從小到大，我有幾個階段，分享信仰都卡關。

第一個是國小時，跟人家講說「來教會呀，我們有主日學，可以告訴你天地是怎麼來的，上帝花六天創造世界。」完蛋了，當我講上帝花六天創造世界時，馬上被當時自然科很好的小朋友狂打臉：「你這跟小牛頓講的不太一樣，我覺得小牛頓講得比聖經還要正確。」所以我那時就覺得：「啊，我的聖經輸給了小牛頓。」我就回到聖經，沒有再跟同學說，你可以來教會、我可以跟你分享上帝的故事。

後來年紀較大，我對聖經的理解已經可以超越小牛頓了，可是他們就會問你一些事：為什麼長老教會這麼偏台獨、你們為什麼這麼不喜歡中華民國？我當然便會就既往的認知說，因為我們定根本土，我們最早，而且我們其實一向都支持台灣本土，只是因為在過去的威權時代，必須隱忍，等到戒嚴後，我們才顯露出自始至終都沒有更改的態度，1977年的〈人權宣言〉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可是我後來發現，其實我這個回答，對我自己也沒有很大的說服力。因為國家認同是會變化的，沒有一個人會在一出生就因為他的膚色、他的頭髮跟眼睛的顏色，就確定他是哪邊的人。只能說在血統上他或許是偏華人，但是什麼地方造就他的性格，這完完全全是後天的建構。就拿林書豪來講，我們說他是台裔球星，可是很明顯，他的思維邏輯跟他現在的國家認同是哪裡？是美國。所以國家認同是會轉變的。所以我就帶著碩士班的疑惑以及與人分享福音的挫敗，到了博士班，形成我往這方向研究的一條路。

博班的老師與我分享，可以從三個地方來研究，一是制度認同，二是族群認同，三是文化認同。

族群認同是我們最早了解國家認同的第一道門，就是我剛剛所說的，以前我們會認為你的血液、膚色這是改變不了的，這是第一道認同；可是後來又發現，不同的生活環境會有不同的文化，所以生活習慣加上文化變動，這是國家認同的第二道門。那第三道門是什麼？是制度。舉美國的例子，英國的移民移民到美洲去，他繼承了英國的血統，開始移民的文化，如此不同的文化又創造出兩種不同的制度，一個是君主立憲，一個是民主的國家。所以國家認同其實有三個向度去理解、探討。這也是我研究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時，三個不同的向度。

而我的主要史料是教會公報──台灣最早的報紙。這個也是台灣長老教會自認、也被公認的機關報。我選用這個史料採用了敘事理論：我們就來看看長老教會自己的報紙如何訴說自己的故事；從以前到現在，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認同；當你說「我是誰」的時候，你如何從「我是中國人」慢慢變成「我是台灣人」。

如此的意識型態和問題意識也就成為我博士班五年中，相當重要的研究路線。

其實我第一個要挑戰的就是1977年的〈人權宣言〉。長老教會宣稱這是我們教派大聲高喊台獨的肇始。裡面有一句話很重要：「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當時這句話一發表馬上受到抨擊，但長老教會當時的回應是，其實我們這個宣言不是政治性的，這個宣言是宗教性的，是基於愛國、愛鄉而發起的。

在1970年代，台灣的國家認同受到很大的震盪，以前中華民國政府罩的住，我們在聯合國有位置，我們的護照在各國通行，但是在1970年代，一方面被逐出聯合國，而且中國其實在非洲國家下了很大工夫，所以我們的危機不是七○年開始，而是在1970年代，就接受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從邦交國減少、被逐出聯合國，直到後來跟美國斷交，所以長老教會才會在1970年代發表三則宣言：〈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再加上〈人權宣言〉。它是有一個時代完整性和時代的脈絡。可是這個人權宣言發表時，長老教會非常明確的表示它是一個愛國、愛鄉土的宣言，跟台獨全然沒有關係。

但很有趣的是，一開始的澄清，和後來1980年代鄭南榕自焚之後，他們重新去追認：當時我們就是要追求台灣獨立。於是一套宣言，從來沒有改變過的內容，充滿了文本的變動性。甚至作者自己脫手之後其實也無法掌握。所以我的研究第一個要攻的山頭就是：我如何論證〈人權宣言〉前後的論述，並作出有系統的解釋。

1970年代，台灣人跟長老教會逐漸對國家認同產生動搖，他們的路徑其實是不遠的；大致上要等到1980年代，才會出現台灣和中國認同交錯的情況。所以最早的〈人權宣言〉一般是被定義為：「愛國、愛鄉土，要自覺」；可是到了1980年代，開始出現比較模糊的狀態；再到解嚴後，長老教會就公認說，對，我們的人權宣言當時就是要宣稱台灣獨立。

長老教會最早的台獨形象，其實是由偏國民黨立場的報章媒體塑造而成的！

非常巧妙的地方是，長老教會最早的台獨形象，不是自己寫的，而是〈人權宣言〉發表之後，一些比較偏國民黨政府、或者說比較偏中華民國政府的報章雜誌，開始幫長老教會撰寫它的台獨形象。

比如說：其實不是從〈人權宣言〉開始，在〈國是宣言〉的時候，長老教會就已經有台獨的禍心了，而且遍布海內外。（它把台灣人海外自覺運動的人也算了進來），所以這個教派早就是已經要台獨了；第二個，長老教會彼此也分裂的非常嚴重。我們都知道長老教會也分南部、北部，後來戰後實質上合一。

但他們在書寫時稱，長老教會分南派、北派，南北兩派各自心懷鬼胎，這兩派不合，主要是南派在主導北派。看這個論述就好像在看武俠小說一樣，好像長老教會已經要分裂了。

第三，大家其實不要替長老教會擔心，長老教會是被少數人把持，大家只要把這幾個牧師，像高志明什麼的趕走，長老教會就可以得救。它是被一撮小魔鬼所控制的教派，只要把這一小撮人趕走，它就能回到為上帝服務、純正的教派當中。

所以其實〈人權宣言〉發表後，長老教會不斷在跟這些謠言奮戰，像是沒有什麼南北派，南北後來合作了，實質合一；而且其實也不是一小撮人，長老教會是代議制度，選出中會，中會再選出總會；而且〈人權宣言〉是總會常置委員會起草，再經過總會全部的全體會員投票通過、追認的，所有程序都符合民主政治。

第三，它要強調再強調，我們這個宣言是愛國家、愛鄉土，跟台獨全然沒有關係，跟這個標籤奮戰了好久。可是奇妙的是，這個標籤撕不掉，但當整個社會的發展和民主發展的衝撞已經開始成功了，長老教會就把過去的標籤當成是它的冠冕──我就不拿下來了。所以現在你去看一般教會的論述，會告訴你，長老教會自始至終從1977年就宣布要台灣獨立。他們其實忽略了這個東西是有變動性存在的，而且這個定論出來之後，有多少學者、研究生、社會人士就用這條線，慢慢的走下去，一直走到現在。

所以我做這個研究，第一個很大的困難是，我的論述跟學術界的定見是相對抗的，但是相對抗，就比須有所本。確實講政治有點敏感，所以我在書中也舉了幾個軟性的指標，譬如長老教化中國文化觀的流變、孫文形象的流變。

談到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的時候，大致上在公報上都是比較軟性的文章，談過年、美食、生活習慣……，所以在1970年代，你會發現，他們講「我們」的時候，是指什麼人？中國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文化。

那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文化，我們有什麼特色呢？大部分都是好的：守時、重美食、重家庭倫理……，總之，只要在1970年代，中華文化大概都是正面的象徵。

可是到1980年代，開始有些交錯，有人開始覺得其實我們應該是多元的文化。開始把一個政黨找出來，鞭打它，那就是中國國民黨。

1980年代尤其是末期的時候，中華文化開始變成一個負面的象徵。那是誰把這個負面的象徵帶過來的？就是國民黨。又或者是，中華文化有好的那一部分，但在國民黨身上完全找不到。所以說這個文化已經被你們搞亂了，它變成台灣的沉疴，所以我們就要建立一個台灣的新文化。

所以從七○年代，中華文化完全是正面的；到了八○年代開始交錯；再到八○年代末、九○年代的時候，它已經變成沉疴，開始要建構一個屬於台灣的新的文化。

討論文化時，與政治沒有什麼關係，有很多文章其實是在告訴你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有什麼樣的特色，用自己的報紙來告訴你我們的身分認同。

當巴斯光年發現自己不是宇宙警察的時候，他內心衝擊何其大，但是他總是要接納現況，才會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另一個觀察的指標是，孫文，國父。

我們從小被告知孫文是國父，而且有些節日會放假。所以當週休二日啟動，它其實扼殺了很多「偉人」在我們生活中的存在。像蔣公誕辰和蔣公逝世，以前會記得，但現在基本上都忘記了。

回到剛剛說的「國父孫文」。國父是哪一個國？當然是中華民國。所以當教會公報還稱呼孫文是國父，它不會是台灣國的國父。所以與剛剛中國文化觀的流變其實非常相似，從七○年代，孫文是國父；到八○年代，開始有人討論：台灣國的國父到底是不是孫文？孫文適不適合當這個國家的國父？然後到九○年代，孫文才開始褪下「國父」的華服，變成一介平民，一個歷史人物，跟一個基督徒的政治家。

所以孫文算是安全下莊，蔣介石就不一樣了，他從七○年代的「民族救星」，然後到八○年代末期，他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後來甚至有了「屠夫」的形容。所以我提出了非常多的面向來觀察制度認同、文化認同跟族群認同，它的線條基本上是一致的，從七○，到八○，到九○。所以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基本上是變動的，它並不是像這個教派的主流論述所宣稱，「自始至終」都主張台灣獨立，且1977年的人權宣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我只能夠說，〈人權宣言〉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但這個轉捩點絕對不會是台獨與否的重要轉捩點。所以寫完這本論文時，它解決了我心中一個重要的問題，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是轉變的，而且確實我當初有些震撼──就好像各位應該都有看過「玩具總動員」，當巴斯光年發現自己不是宇宙警察的時候，他內心衝擊何其大，但是他總是要接納現況，才會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我拋下太空警察的記憶，我接受伍迪這一群人是我的朋友，那我就要用這個玩具的身分，繼續在這個家庭生活下去。

當我們把過去的誤解當冠冕，其實就築起了一道牆。正視長老教會認同轉變的過程，才能展開與另一方對話的空間。

所以我當初覺得說，怎麼會這樣，但是我依然敬重這個教派在台灣民主過程中所做的貢獻。所以我要反省的是，除了歷史貢獻之外，你的歷史後設敘述，是不是太多，我一直都覺得，在傳教的過程中，當你把過去的誤解當冠冕，你其實就築起了一道牆。特別是對所謂的本省教派跟外省教派一樣。所以我寧願把這個過程當成是一個分享的見證。

我們可以先不討論偏台灣或偏中國，哪個對哪個錯，但是你至少可以告訴人家，我們以前也是有滿滿的大中華的情懷，但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和動力，我們才從大中華的這一端，慢慢走向台灣這一端，這是我們的轉變，我們的見證，可以一起來分享。

但是當它否認這個過程的時候，其實你堅持了越久，這道牆就越高。到最後就是壁壘分明：我們，台灣本土，台獨；而你們另外一端就是我們的對立面。所以我是希望寫了這本小小的學術成果，也可以獻給長老教會。

很多人問我，你寫這個會不會被趕出長老教會？會不會被邊緣化？我想應該不至於，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其實我現在就已經是邊緣，沒有辦法再邊緣了（笑）；第二，我至少不會被趕出我當時做研究的這間教會，因為我的母會的牧師非常支持我，因為這個牧師是我爸爸。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