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專訪】美國杜魯門大學教授令狐萍談新書《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

2017/12/22 上午 11:00

本站分類：作家新動態

◆令狐萍老師親訪秀威

作者&受訪者介紹／令狐萍（Huping Ling）

國際著名移民史研究專家，現任美國杜魯門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前任系主任），亞洲研究學位委員會創辦人與前任主席，教授東亞史與亞裔美國史。美國羅特格斯大學出版社「當今亞美研究」叢書創始與首任編輯，前美國亞裔研究學會旗艦期刊《美國亞裔研究》主編，美國福特基金獎作家。

在中國任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僑務理論研究中心，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僑務理論研究武漢研究基地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暨南大學華人華僑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國廣東省人民政府華僑華人研究會海外顧問等職務。

曾多次受邀到國際級研究機構與高等院校做學術報告或演講。長期從事華僑華人、美國亞裔與華裔社會以及美國亞裔與華裔婦女的研究寫作，首創移民「文化社區理論」，共計編輯出版24部學術專著與百餘篇史學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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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萍老師在秀威與蔡登山老師相談甚歡。

訪談內容紀錄

◆訪問者：秀威資訊編輯（簡稱Q）　受訪者：令狐萍老師（簡稱A）

Q：

令狐老師好，首先歡迎老師到臺灣來，希望老師您還習慣臺灣濕冷多雨的天氣。當我讀完老師您在兩年前所寫的《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增訂本）》後，深深覺得本書雖然是深具學術性質的書，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卻不會覺得枯燥生硬，或許除了同為華人而對此書主題深感切身之外，還有部分也是因為感受到了老師您在書寫過程中的誠摯與專業吧。後面我會陸續請教幾個與《金山謠》一書相關的問題，大部分是我在閱讀的過程中萌發的，相信也會是其他讀者們所可能會有的問題。此一專訪後續也會刊載在秀威的網站「作家生活誌」中，希望令狐老師可以不嗇與讀者們分享。

首先，也許老師之前已經在自序中簡單分享過了，但作為一名好奇的讀者，還是不免想要請教老師，為什麼當初想要會想投入移民婦女史的研究呢？而在過了這麼多年後，未來老師您覺得在這一塊的研究方向會是甚麼呢？不知道老師您是不是能再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想法與經驗。

A：

我為亞裔婦女作傳﹕《金山謠》與《心聲》

一九八五年﹐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浪潮﹐我被國家選派﹐漂洋過海﹐赴美求學。從此走上探索海外華人世界的不歸路。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美國華裔婦女的歷史。研究寫作華人社會﹐除了兒時受中外遊記的影響之外﹐更是結合我的個人具體情況與學術界的研究狀況而定。依據我的個人情況﹐我來自中國﹐有較為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我是女性﹐又對美國社會史有興趣﹐自然應該選擇能運用我的中國文化知識﹐又符合我對美國文化研究的興趣的題目。縱觀美國學術界的研究狀況﹐亞裔及華裔美國史的研究與教學﹐是美國人權運動的成果之一﹐是一九六○年代末新興的一門學術研究領域﹐亟待發展。特別是對亞裔及華裔婦女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屈指可數。研究成果缺乏﹐說明該領域大有可為。因此﹐我決定博士論文的題目為美國華裔婦女歷史。從此﹐每年的暑期與節假日都是我埋頭檔案館﹐翻閱史料﹐或深入華人與亞裔社區﹐實地考察﹐訪談各界人士的極好機會。

我的博士論文在加工提煉之後﹐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出版。書名為《奮鬥金山──美國華裔婦女歷史》（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A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ir Liv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由於書中的新穎觀點與縝密研究﹐該書成為學術界公認的首部綜合全面研究美國華裔歷史的學術著作。許多專家學者都給予極高的評價。世界著名華僑研究專家王賡武教授力讚該書為「非常有獨到見解的開拓性的力作。」美國亞裔與族裔研究首席權威羅傑‧丹尼爾斯（Roger Daniels）教授認為該書「是對美國亞裔史﹐移民史﹐婦女史的重要貢獻。作者不但有極強的研究能力﹐而且具有難以取代的作為留學生移民的親身經歷。」該書的中文版《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獲得福特基金出版獎﹐入選中國美國學會「中華美國學叢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九年出版﹐成為中國美國學研究的經典教科書。

《金山謠》的成功﹐使我受人民出版社邀請寫作《萍飄美國──新移民實錄》﹐由人民出版社的山西分社──北岳文藝出版社於二○○三年出版。《萍飄美國》以史學的眼光﹐文學的筆調﹐從大陸新移民的角度﹐細緻入微地分析解剖了美國多元化的社會制度﹐人文習俗﹐和價值觀念﹐ 是一部雅俗共賞的傳記文化史。此外﹐我以數十年來自美國留學﹐教學﹐研究中的第一手資料﹐在附錄中解答了青少年與家長最關心的有關出國留學與移民的具體問題﹐該書亦成為留學出國的實用指南。

從研究華裔婦女﹐我進一部擴展到研究亞裔婦女。在三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 我訪談了三百多名年齡不等﹐各行各業﹐遍居美國各地的﹐各族裔的亞裔婦女﹐針對她們的文化教育背景﹐移民美國的動機與方式﹐工作就業環境﹐子女教育﹐家庭生活﹐政治參與等諸方面﹐從中發現許多有關美國亞裔婦女在移民﹐就業﹐與家庭等至關重要的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答案。第一﹐亞裔婦女的移民動機﹐雖因送出國經濟文化背景與移民時間的差異﹐不一而同﹐但是﹐仍受經典移民理論中「推力」（來自移民送出國的天災人禍﹐戰爭動亂﹐政治與宗教迫害）與「拉力」（來自移民接收國的民主自由﹐比送出國優越的就業教育機會等吸引力）兩大力量的制約。第二﹐美國亞裔婦女的就業情況﹐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本土出生抑或外國移民而異。一般來說﹐擁有高學歷﹐高技能的移民婦女或本土生婦女就業機會較為優惠﹐多成為教育﹐研究﹐或管理專業人士。而低學歷﹐低技能﹐英語語言能力差的婦女﹐特別是勞工階層的新移民婦女﹐往往困居唐人街﹐小西貢﹐小馬尼拉﹐成為車衣女工﹐餐館侍者﹐美容師等。第三﹐在亞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狀況不斷改善的同時，亞裔美國人中與異族通婚的現象也日益普遍。

亞裔美國人中的異族通婚現象有如下特點。第一，居於美國西海岸的亞裔的異族通婚比例高於東海岸的亞裔。在紐約市，根據華裔美國社會學家李瑞芳（Betty Lee Sung）教授的統計，華裔美國人中異族通婚的婚姻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均占百分之二十七。在加利福尼亞州，華裔美國人中異族通婚的比例較紐約更高。一九八○年，百分之三十五點六的在加州的華裔美國人與異族通婚。第二，在美國出生的亞裔與異族通婚的比例高於非美國出生的亞裔。在舊金山灣區，美國土生亞裔更傾向於與亞裔之外的其他族裔通婚。在部分亞裔人口中，與異族通婚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第三，亞裔美國人中女性與異族通婚的比例高於男性。而且，亞裔女性中的異族通婚者多與美國白人結婚。一項近期的對舊金山縣婚姻記錄的抽樣調查顯示，四倍於亞裔男性的亞裔女性與美國白人結婚。此外，一些知名度較高的華裔女性與美國白人的婚姻也使這種現象更為引人注目。例如，華裔美國女政治家趙小蘭，華裔女外交家張之香，華裔女作家包柏猗、黃婷婷、譚恩美，以及華裔電視女主播鍾毓華等。亞裔女性與異族男性戀愛的現象在美國西海岸的大學校園中也隨處可見，以至於「亞裔綜合症」（Asian-American syndrome）、「亞裔女性狂熱」（Asian-women-alcoholics）等說法普遍流行。

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亞裔美國人男性與異族通婚低比例的現象在改變。近年來，亞裔美國男子與異族女子通婚的比例在逐步增加。人口學家Larry Hajime Shinagawa 在其最新著作《亞裔美國人：異族通婚與戀愛的社會結構》中，考察了加利福尼亞的結婚證頒發統計資料，得出了如下結論：出生於美國的亞裔美國男性比亞裔新移民中的男性更有可能與美國白人婦女（18.9%）、其他亞裔美國婦女（22.7%），或者其他美國少數族裔婦女（6%）結婚。Shinagawa估計這種趨勢會持續發展，許多其他學者也在期待著二○二○年的人口統計將會顯示亞裔美國男性與異族通婚的比例以更高的速度增加。

這些研究結果收入《心聲──美國亞裔婦女史》（Voices of the Heart: Asian American Women on Immigration, Work, and Family,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2007）﹐由杜魯門州立大學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該書是首部囊括美國亞裔各族裔婦女於一集的學術專著。該書從我二十多年來口述訪談的三百多名亞裔婦女中精選54 例﹐生動再現美國亞裔婦女的歷史。這些亞裔婦女來自各行各業﹐既有美國土生﹐亦有移民入籍者﹐均娓娓傾訴心聲。她們如何移民尋夢﹐如何沖破種族偏見﹐如何處理家庭與事業的平衡﹐如何既融入美國社會又保存族裔遺產﹐讀者均可從書中找出答案。

◆令狐萍教授專著之一

◆令狐萍教授專著之二

同時﹐在對美國華裔與亞裔的研究中﹐華裔與亞裔社區形態與社區結構引起我的極大興趣﹐因為社區形態與社區結構是瞭解海外華人社會的樞紐與關鍵。針對美國亞裔與華裔研究中「重沿海﹐輕中部」的不平衡局面﹐我從八○年代末起﹐專門研究美國中部亞裔社區。

記錄華人社會, 寫出雙城記《聖路易的華人》與《芝加哥的華人》

中國人不論走到哪裡﹐都會將幾千年來文明形成的獨特文化生活習慣帶到哪裡﹐形成與所在國文化不盡相同的華人聚居地與商業活動區﹐被稱為「唐人街」。同時﹐所在國本土文化對華人的排斥﹐也迫使中國人建立唐人街﹐自保自立﹐得以在異域求生。在中國移民涉足較早的東南亞國家﹐到處都有唐人街。在歐洲各國的大城市徜徉﹐也都會發現唐人街。比如﹐在英國倫敦﹐唐人街以繁華的商業中心西敏市爵祿街為重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唐人街與國際旅遊熱點—紅燈區毗鄰。

在美國大陸﹐多數華人定居於加州與紐約。唐人街在舊金山﹑洛杉磯﹑紐約更是生機勃勃﹐熱鬧興隆﹐成為美國多元化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舊金山的唐人街最早建立﹐因而被稱為「大埠」。紐約﹑芝加哥的唐人街後來居上。紐約的唐人街﹐自本世紀以來﹐吸收了大部分的新移民。芝加哥唐人街規模宏大﹐故而被稱為「二埠」。這三地的唐人街﹐三足鼎立﹐成為美國傳統唐人街的三大中心。但是﹐學術界對於美國中部地區的研究﹐一直處於落後的狀態。我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傾心研究美國中部地區。我先從聖路易著手﹐寫出《聖路易的華人》（Temple U. Press, 2004）。然後﹐立足芝加哥﹐完成《芝加哥的華人》（Stanford U. Press, 2012）。這兩部著作﹐記述美國中部兩大重鎮的亞裔社會﹐幫助扭轉了美國亞裔研究「重（東西）兩岸﹐輕中部」的局面。

◆令狐萍教授專著《聖路易的華人》封面

◆令狐萍教授專著《芝加哥的華人》封面

1﹒《聖路易的華人》﹕首創「文化社區」模式

《聖路易的華人— 從唐人街到文化社區》（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宏概華人在聖路易一世紀半的艱辛奮鬥史。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記載聖路易唐人街的興起﹑興盛﹑凋零直至煙飛灰滅﹐ 突出聖路易早期華人對主流社會的貢獻。第二部分敘述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聖路易華人文化社區的形成與發展及其重大意義。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八十年代之後﹐新型的華人社區在聖路易西郡各市區迅速興起發展。不同於聖路易的老唐人街 Hop Alley﹐新型的華人社區沒有華人商業與住宅合一的專門地理區域﹐而是以中文學校﹑華語教會﹑以及華人社區組織為核心的一種特殊的社區。我在分析﹑比較﹑研究北美歷史中各種類型的華人社區之後﹐將聖路易的華人社區定義為「文化社區」（Cultural Community）﹐並從理論上為文化社區的結構與特性定義。不同於當代美國東西海岸許多地區以商業利益而形成的新型郊區唐人街﹐聖路易華人的文化社區是由於中華文化凝聚力而產生的社區﹔華人聚集一堂﹐不是為了（或者不僅是為了）經商貿易﹐ 而是（或者更多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同時﹐不同於傳統的唐人街或新型的郊區唐人街﹐聖路易華人的文化社區沒有明確的地理界限﹔聖路易的華人多數就業於主流社會的公司﹑機關﹑與學校﹐定居於白人為主的郊區中產階級住宅區﹐而在業餘時間﹑週末﹑或文化活動中﹐聚集形成華人的文化社區。

我首創的美國少數族裔「文化社區」的模式﹐成為全面確切解釋新型華裔社區與其他少數族裔社區的新理論﹐在美國種族研究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美國權威種族研究學術雜誌《美國種族歷史研究》主編貝爾博士（Ronald H. Bayor）讚揚道﹐「令狐萍教授的文化社區模式不僅助益於我們理解其他華人社區﹐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非亞裔社區。」美國亞裔研究的創始人與權威羅傑‧丹尼爾斯博士（Roger Daniels）稱《聖路易的華人— 從唐人街到文化社區》為「一部突破性的學術專著﹐是第一部全面記述美國中西部城市少數族裔的史著。」美國亞裔研究學會主席 Franklin Ng博士評論道﹐「《聖路易的華人》的文化社區模式是對學術研究的重要貢獻﹐它將幫助我們思考理解華人社區並不局限於傳統的唐人街理念。作者技巧地將聖路易華人社區置於美國城市歷史與華裔史學史的宏觀背景中﹐ 使該書富有見解﹐老練深奧。」

2﹒《芝加哥的華人》﹕跨國移民運動的影響

《芝加哥的華人》（Chinese Chicago: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是首部全面考查芝加哥華人的綜合歷史,記述芝加哥唐人街，從梅氏三兄弟於1870年代抵達風城﹐到當今三足鼎立的多元化美國族裔社會一百多年的歷史。該書運用跨國移民理論框架﹐探索芝加哥華人如何在這多文化融匯多族裔混雜的工業大都市﹐在種族歧視的社會大環境下﹐謹慎策略地斡旋於主流社會與邊緣社會之間﹐成功地劈出一塊族裔飛地，與欣欣向榮的族裔經濟。芝加哥的唐人街不僅為源源不斷的新移民提供就業與定居的場所﹐更推動美國中部地區族裔經濟貿易的發展﹐並促進美國社會的文化多元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步伐。

《芝加哥的華人》是首部全面概述芝加哥唐人街的學術專著，又是一部引人入勝的歷史傳奇，將中國移民胼手抵足，夾縫生存，堅韌頑強，靈活機智的特性淋漓展述。其中文版於2015年8月由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版新增許多英文原版沒有的寶貴參考資料：華僑華人大事年表、2010美國人口普查有關亞裔華裔的統計數據、中外華僑華人研究機構介紹、中外華僑華人社團組織、網站介紹等。

◆狐萍教授專著《芝加哥的華人:1870年以來的種族、跨國移民和社區》封面

Q：

在傳統的美國華人史研究中，多半將在美華人分為（一）1848-1882的自由移民時期（二）1882-1943的禁止移民時期，以及（三）1943年至今的戰後時期等三個時期。老師您在本書《金山謠》中，在史學斷代與分期上別出心裁地使用了不同的分期法，將傳統上前兩個時期結合為一，並將1943-1965的戰後時期作為第二時期，而1965年《新移民法》頒布至今的當代則另做第三時期。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的高偉濃教授就指出，此舉可謂學界研究之創見。想請問老師，不曉得像這樣以1960年代民權運動與其影響做為分水嶺的時代斷限法，是否與這二十年來歷史學界開始對社會史、文化史和人權運動史的重視有關？或是有其他因素影響了老師您發展出此一新的分期模式？

A：

傳統的華裔史分期法將其分為三段。第一段為無限制的移民期﹐從一八四八年加利福尼亞黃金潮大批華工入美至一八八二年《排華法》的通過與實施﹐華工被禁止入境。第二段為移民限制期﹐ 從一八八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排華法的廢除。第三段為戰後期﹐從一九四三年至今。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此種分期法不能如實正確地反映華裔婦女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因為早在所謂的「無限制的移民期」中國移民婦女已被阻擋境外。此外﹐將二戰以來的美國華裔婦女歷史統歸為一個時期﹐無法全面闡述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發生於美國華裔婦女中的深刻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心理變化。因此﹐我將二戰以及一九六○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一九六五年美國新移民法為兩個分水嶺﹐劃分美國華裔婦女歷史為如下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一九四三年所有排華法令的撤銷﹐研究早期中國移民婦女﹔第二時期﹐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新移民法﹐重點考查戰後時期的美國華裔婦女﹔第三時期至今﹐討論當代美國華裔婦女。這種分期法﹐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許多學術著作開始使用我的分期法。

Q：

承續上一個問題，在閱讀《金山謠》的過程中，我注意到美國亞裔民權運動的傳播似乎有地區上的差異。大體而言，由西而東，而海岸大都市又比中西部與南部內陸來得更早些。除了時間斷限上的分類，不知道未來對美籍華人史的研究，是否有可能引進地理區域的向度呢？或是學界早已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了？不知道老師能否談談此一部分。

A：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美國華人的研究從初始，便是以地理區域為特徵的研究領域。為什麼會有如此特徵，與美國華人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美國的華人社會，基本集中於都市，特別是口岸城市。華人旅美的經歷基本是一種城市現象。自二十世紀以來，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字，華人定居城市的比例逐漸上升。在一九三○ 年代，64％的華人居於城市。一九四○ 年代，該百分比上升至71％。至一九五○年代，有90％的華人居於城市。這種趨勢在近年有增無減。因而，在美華研究中，城市研究必然成為學術界各學科的研究熱點。

北美華人城市社區的形成原因，可分為外部的推力（push）與內部的拉力（pull）兩種。外部的推力，主要包括美國政府一系列的反華排華政策及其實施，和美國社會的排華情緒與種族歧視現象。內部的拉力則包括華人的文化與經濟情結。

美國華裔社區的研究以地理區域分類，一般集中於對舊金山、紐約和洛杉磯等大的華裔集中地的研究。

華人社區的研究始於對舊金山唐人街的研究。倪偉德（Victor G.）和Betty de Bery Nee的研究基於口述訪談案例，闡述舊金山唐人街的種族和諧與華人的堅韌努力。華裔學者陳參盛（Thomas W. Chinn）的著述進一步考察舊金山唐人街的社會結構與人文環境。華裔學者盧秋蟬（Chalsa M. Loo ）的專著則側重於研究與舊金山唐人街居民有關的社會問題。華裔歷史學家陳勇的史著考察一世紀以來舊金山華人在社會文化諸方面的深刻變化。印裔歷史學家Nayan Shah的研究則將舊金山唐人街置於該市的公眾衛生問題的背景之下。如上著述從不同側面推動了對舊金山唐人街的深入研究。

自一九八○ 年代以來，美國華人社區經歷了深刻的變化，舊的唐人街或消亡或更新。面對華人社區的發展，學者們進一步闡述唐人街的結構與性質。華裔學者鄺治中（Peter Kwong）將紐約的唐人街分為「上城」（Uptown）與「下城」（Downtown）。他認為紐約的唐人街貌似種族和諧，但實質上存在階級分化。上城的職業工作者與商界領袖投資於房地產開發業，與居於下城的勞工階層嚴重對立。與此同時，華裔學者陳祥水（Hsiang-shui Chen）具體研究一九六五年以來紐約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臺灣移民社區，對華人社區得出新的結論，認為這些社區「唐人街不再」（Chinatown No More），而是多族裔混雜的社區。華裔學者林建（Jan Lin）進一步認為紐約的唐人街是「全球城」（Global Town）。如上著述顯示學術界對紐約的唐人街結構與性質的各樹一幟的多樣化詮釋。

美華研究的學者也對一九六○年代之後的加州洛杉磯唐人街重新定義。華裔社會學家遆姆•馮（Timothy P. Fong）多方研究論證洛杉磯地區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 City）的華人社區，將其定義為「郊區唐人街」。臺灣學者曾嬿妢（Yen-Fen Tseng）認為洛杉磯地區的華人族裔經濟已在聖蓋博谷（San Gabriel Valley）地區的郊區地帶形成多核心的集中。新移民資產與企業家的湧入將該地的華裔經濟與亞太圈經濟融為一體。華裔地理學家李唯（Wei Li）更提出洛杉磯地區多族裔定居為「族裔郊區」的新模式。如上著述近一步顯示學術界對新型華人社區研究的努力與貢獻。

我們知道，人類社區可以分解為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地理空間包括某社區的地理區域，而社會空間則包括某社區的社團活動、文化慶祝活動，社區成員的文化需求、情感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等因素。

上述理論模式均著重於對華人社區地理空間的考察與分析。二十世紀六○年代以前的華人社區可以用唐人街的模式來解釋分析，但自從一九六五年美國《移民法》之後，新移民在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在加州的裡奇蒙德（Richmond）和舊金山的日落區（Sunset District）, 和洛杉磯的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 City）等地建立了新型的華人社區，傳統的唐人街模式便不再適用於對這些新型華人社區的理解與詮釋。而在聖路易等地，新興的華人社區沒有一定的地理界線，因此「郊區唐人街」、「全球城」、「族裔郊區」等注重地理空間的模式都無力解釋聖路易的華人社區，學術界亟待新的理論構架對新華人社區定位與解讀。

經過多年的對聖路易華人社區的考察（筆者曾訪談過近百名聖路易華人社區各界人士，訪問華人餐館、雜貨店、保險業、律師事務所、診所，甚至研究了華人公墓，遍閱聖路易所有公立與私立檔案館、資料館與圖書館），和對所有華人社區理論構架的分析解讀，筆者逐步形成了「文化社區」（Cultural Community）的理論構思。該理論已發表於多家美國重要學術刊物。筆者的專著《聖路易的華人─從唐人街到文化社區》（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亦由美國天普大學出版社（Temple University Press）於二○○四年出版。

文化社區理論的定義、意義、後顧、前瞻

（一）文化社區的定義（結構與特徵）

不同於以往的唐人街，聖路易的華人社區沒有華人商業與住宅合一的專門地理區域，而是以中文學校、華語教會以及華人社區組織為核心的一種特殊的社區。不同於當代美國東西海岸許多地區以商業利益而形成的新型郊區唐人街，聖路易華人的文化社區是由於中華文化凝聚力而產生的社區；華人聚集一堂，不是為了（或者不僅是為了）經商貿易，而是（或者更多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同時，不同於傳統的唐人街或新型的郊區唐人街，聖路易華人的文化社區沒有明確的地理界限；聖路易的華人多數就業於主流社會的公司、機關與學校，定居於白人為主的郊區中產階級住宅區，而在業餘時間、週末或文化活動中，聚集形成華人的文化社區。

（二）文化社區的意義

首先，文化社區理論提供了詮釋華裔美國人社區的新視角。多數新型的華裔社區中的華裔美國人，在職業與經濟上已融入主流社會，而在文化上仍依戀於中華文化，因此，文化社區的理論適用於對這類社區的解讀。

其次，文化社區的模式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文化社區的形成不再是為了互助自保的經濟需要，而是為了文化與種族認同的需求。當美籍華人散居於中產階級與高中產階級的住宅區，發現形成華人的地理集中區域既困難又不實際。但是，他們仍然有與同胞交流，保持與維護中華文化的渴求。這種渴求可以通過中文學校、華語教會、華人社團組織、長期或臨時性的各種政治委員會以及文化慶祝活動來宣洩、滿足。在這些場所與活動中，大規模的華人人口的聚集與出現，有助於他們找到自己的文化與種族的認同感。這種文化與種族認同為他們帶來心理的滿足與安慰，而這種滿足與安慰在他們日常的生活環境中是難以得到的。

第三，文化社區的模式展示美國歷史中移民同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歷史已向我們揭示出美國社會中移民或少數族裔在政治與經濟發展過程中一般經過三個階段。[1]第一階段，為了經濟生存的需要而形成地理區域集中人口聚居的種族區域。第二階段，為了種族認同的需要而形成文化聚集現象。第三階段，為了民主與正義而參與政治或與其他族裔結盟。

移民或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首先需要生存。當美國社會對他們不友善甚至懷有敵意時，這種外部環境不可避免地導致移民或少數族裔採取互助自保的策略，形成移民或少數族裔社區。這種社區在美國歷史上被統稱為「貧民窟」（ghetto）或「族裔聚居地」（enclave），更具體化為「德國城」（German Town）、「猶太城」（Jewish Town）、「唐人街」（China Town）、「小東京」（Little Tokyo）、「小西貢」（Little Saigon）、「小馬尼拉」（Little Manila）、「小臺北」（Little Taipei）等。在此階段，這種地理區域與人口集中適應於移民與少數族裔的生存需求。

當移民或少數族裔在職業上與經濟上同化於主流社會時，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便不再是互助自保以達到經濟生存的目的。這種心理變化導致移民或少數族裔聚居地的瓦解與消失。這些經濟上被同化的居住分散的少數族裔，現在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在沒有少數族裔聚居地的情況下保持光大本族裔的傳統文化。時至二十世紀六○年代，歐裔移民均被同化於美國的白人文化。但是，這些經濟上被同化的歐裔少數族裔，例如猶太人，仍然需要尋找與保持自己的種族與宗教認同。這種需求產生了各種展現猶太人文化的猶太教會、希伯來文學校、文化團體與文化聚會。亞裔移民也展現了類似的保持文化認同的模式。例如在紐約的韓裔移民在基督教會與社區組織中找到了穩定社區的因素。二十世紀六○年代之後的聖路易華人形成了文化社區。在此階段，文化與社會空間，而不是地理空間，形成了少數族裔社區。

當少數族裔在經濟上具有安全感之後，他們會主動參與主流政治，通過選舉或與其他族裔結盟的方式，以維護民主與社會正義，同時也保護自己的利益。比如一九七三年成立的美華協會（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or OCA）與一九八九年成立的由百名華美各界名流組成的「百人團「（Committee of 100），就是華人參政的極好範例。

（三）文化社區理論的後顧與前瞻

1. 文化社區理論的後顧

讀者可能會提出疑問，文化社區是否僅在聖路易一地存在？

回顧歷史，類似的移民社區曾出現於波士頓的移民中。如著名美國移民史學家奧斯卡• 韓德林（Oscar Hadlin）在其《波士頓移民》一書中，提到波士頓的各族裔移民組織了不同的文化社團，以尋求自己的種族認同。[2]

在聖路易的歷史上，早期的德裔移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沒有集中的聚居地，而是形成了以各種社團為中心的「同樂社區」（筆者譯, gemuthlich community）。gemuthlichkeit是個難以直譯的德語名詞，包括同胞情、酷愛文化慶祝、玩紙牌、分享德國文化、狂飲德式啤酒等多種含義。所以「同樂社區」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社區。根據筆者的研究，在堪薩斯城，也可以發現一個類似於聖路易文化社區的華人社區。無獨有偶，美國中部重鎮芝加哥，自一九八○年代以來，也形成了南華埠、北華埠、和郊區文化社區三足鼎立的華人社區。[3]

2. 文化社區理論的前瞻

讀者可能還會提出疑問，文化社區是否只是存在於某些地區？

筆者認為，文化社區不僅只是存在於聖路易華人社區的一種文化現象。文化社區理論適用於任何沒有地理聚集地的少數族裔社區。它也適用於少數族裔在經濟與就業方面已同化於主流社會，但在文化上仍保持其種族特性的社區。它特別適用於少數族裔多為職業工作者的社區。

文化社區現象標誌著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地位的上升。只要美國是個多元與多種族社會，就會有文化社區。

Q：

老師您在《金山謠》一書曾屢屢提及，華裔美人，特別是婦女，必需要面對雙重的文化偏見。一方面，中國人不認為他們是中國人，而另一方面，美國人也不認為他們是美國人。華裔美人宛若成了法國文豪卡謬筆下，一個心靈上永遠的異鄉人，一個與既定的社會格格不入的局外人。要改善這樣的社會性與制度性問題，不知道我是否能夠借用老師在第六章〈與華裔婦女有關的諸問題〉結尾中曾指出的話，「華人欲在美國社會受到公正對待，必須積極踴躍參政」，來做為從根本上改善此一現象的解方？

A：

對。得益於美國一九六○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華人自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也入主美國政壇，許多優秀的華人，在美國聯邦、州、地方政府任職，增加了華人的政治能見度。

華人參政的原因主要可歸因於兩種因素。第一，民權運動的錘鍊。在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華裔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同其他少數族裔一道，投入了爭取平等權益、改革美國社會的鬥爭。在這些運動中，他們耳聞目睹了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現象，決心通過對政治的改革，來改善少數族裔的處境。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美國政府被迫通過了一系列民權法案，給予少數族裔更多權益。這一切使他們認識到了參政的重要性。在民權運動中，他們經受了錘鍊，也學到了許多鬥爭的策略。

第二，亞裔人口結構的變化。自一九六○年代以來，亞裔人口迅速增長，為華裔參政提供了群眾基礎。在美國的政治選舉中，為了爭取選票，政治家不惜作出任何政治許諾。亞裔人口的增加，使美國政治家逐步認識到亞裔在政治選舉中的價值。此外，華裔在教育與就業方面的成就，以及華裔中產階級人數的增加，改善了華裔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華裔的形象從愚昧無知的「苦力」（Coolies），或者拒絕與美國主流文化同化的「旅居者」（Sojourners），上升為教育程度高、經濟能力強的「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基於上述原因，華人進入美國主流政治，在地方、州和聯邦各級政府為選民服務。

Q：

我對於老師您在書中提及的「模範少數族裔」這個概念特別感興趣。根據書中的說法，這個從六○年代開始被主流媒體包裝的「正面」華人形象（或說，刻板印象），背後居然有「被用來批評那些倡導以激烈的抗議活動來改善其社會狀況的美國黑人與拉丁裔民權運動活動家」這樣的歷史脈絡。老師書中雖然特別提及這樣一個「模範少數族裔」僅只看見華人在美奮鬥史中較為成功的那一面、並忽視了不在此一典範內、飽受居住與工作環境惡劣之苦的一般華裔新移民們的真實處境，但我仍感到好奇的是，像「模範少數族裔」這樣被包裝的刻板印象，是否仍有其代表性或基礎存在？也就是說，在替自己族裔爭取權益的民權運動史中，華裔是否長期或普遍來說，選擇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方式？如果是，是什麼樣的歷史淵源造成了這樣子的取徑差異？還是這只是純然的刻板印象，不具有代表性？不知道老師您可否稍微談談「模範少數族裔」這個部分。

A：

自從六○年代以來，美國華人經歷了文化、政治與心理的深刻變化，取得了教育、就業、參政方面的顯著成就。因此，華裔作為「模範少數族裔」的媒體形象開始流行於美國社會。

一九六六年一月，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在紐約《時代》（New York Times Magazine）雜誌發表一篇文章褒揚日裔美國人，認為日裔已成功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該文歷數日裔美國人在美國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並指出對教育的重視是日裔在美國成功的關鍵。同年十二月，美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雜誌也載文推崇華裔美國人在社會經濟方面的成就。在新聞媒體的宣傳推動下，模範少數族裔成為亞裔在美國公眾眼中的刻板形象，被用來描述亞裔美國人通過刻苦勤奮、尊重傳統觀念、謙和禮讓而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功。

二十多年之後，模範少數族裔理論（model minority thesis）又被新聞媒體重新炒作，引起美國公眾對華裔的再度注意。80年代，美國主要電視傳播網絡與流行雜誌爭相報導亞裔美國人的成就。美國政治家也及時呼應媒體，白宮對亞裔美國人大加表彰。一九八四年，美國總統裡根在白宮接見一批亞裔人士，對他們發表講話，表揚亞裔人的成就，並指明其重要性。裡根表揚亞裔為所有美國人樹立了榜樣，並對此表示感激。他說：我們需要「你們的價值觀念，你們的勤奮刻苦」，因為這些特質與美國的政治制度絕對兼容。

模範少數族裔理論不是來源於真空，而是基於許多統計數據。各種統計資料都證明亞裔美國人取得了顯著的社會經濟成就。根據一九七○年的人口統計資料，華裔與日裔美國人的家庭平均收入超過美國白人的家庭平均收入。日裔美國人的家庭平均收入與美國白人的家庭平均收入相比，高出3000美元。華裔美國人的家庭平均收入也較美國白人的家庭平均收入高2000美元。一九八○年的人口統計資料也顯示，亞裔美國人完成大學四年高等教育的百分比高於美國黑人、美國拉丁裔人口與美國白人。具體百分比如下：菲律賓裔（21.7）、韓裔（21.2）、華裔（15.8）、日裔（15.6）、亞洲印度裔（14.1）、白人（9.4）、黑人（4.9）和拉丁裔（3.5）。二○一○年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美國亞裔人口已超過1千7百30萬，其中1千4百70萬人為純亞裔（Single-Race Asian），2百60萬人為亞裔與其他族裔混血（Asian in combination with one or more additional races）。純亞裔家庭的年平均收入為67,022美元，為全美各族裔之首。同期，有50%的年齡超過25歲的純亞裔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而年齡超過25歲的全美一般人口僅有28%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雖然模範少數族裔理論承認亞裔美國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社會經濟成就，但是，該理論在六○年代的出現則有其特殊政治背景，服務於某些人的政治目的。亞裔美國人通過艱苦奮鬥，保持傳統價值觀念而取得成功的故事，被用來批評那些倡導以激烈的抗議活動來改善其社會狀況的美國黑人與拉丁裔民權運動活動家。此外，模範少數族裔理論進一步強調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家，美國的民主制度仍然在繼續鼓勵並保障個人成功的普遍觀念。

模範少數族裔理論只突出描繪了亞裔美國人成功的玫瑰色圖畫，而對存在於亞裔人中的一些與模範少數族裔成功經驗相矛盾的事實視而不見。

事實之一，雖然人數不斷增加的華裔與其他亞裔進入美國中產階級的社會階層，定居於以中產階級白人為主的美國大城市的郊區，享受著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大多數華人、尤其是那些新移民，仍然被局限於美國大城市內的華人社區。美國華人社區中一般存在就業機會有限，工作環境危險、不健康，居住條件擁擠不堪、低於法定標準, 以及精神壓抑等問題。有關專家學者已在其著作中，詳盡記錄了這些社會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仍然為主流社會所忽視。

事實之二，雖然與美國黑人，拉丁裔以及白人相比，有更高比例的華裔與其他亞裔美國人取得高等教育學位，但是，與具有同等教育程度的上述族裔相比，他們卻得到較低的收入。根據一九九○年人口統計資料，除日裔美國人外，所有具有大學學歷的亞裔美國人的年平均收入低於具有同等學歷的美國黑人、拉丁裔美國人和美國白人。

事實之三，典型的「模範」華裔和亞裔美國人一般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專門職業者，包括教授、教師、醫生、護士、技師和圖書館員等。然而，極少數的亞裔美國人能夠升上管理或領導性的職位，由於所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限制，即一種認為亞裔美國人普遍「沉默寡言」（quiet）、「不會抱怨」（uncomplaining），因而不適合作為領導人。根據美國《財富》（Fortune）雜誌的統計，名列於該雜誌的1000家屬於製造業的公司和500家屬於服務業公司的男性資深經理中，只有3%為亞裔美國人。

事實之四，與其他族裔相比，有更多的華裔和其他亞裔美國婦女全職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根據一九七○年的人口統計，約有60%的華裔與日裔美國家庭夫妻同時工作。與此相比，只有51%的一般美國家庭夫妻雙雙工作。[4]根據一九九○年的人口統計資料，在一九八九年，56%的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家庭和50%的非美國出生的華裔家庭中，有兩人參加工作。而同期只有41.7%的一般美國家庭有兩人工作。

模範少數族裔理論不僅不能正確反映亞裔美國人的現實，而且阻礙他們的社會經濟發展。例如，一九九○年代在舊金山的符合政府救濟的窮人中，約有1/3是亞裔人口。然而，舊金山市的政府社會福利計畫基金（social welfare program funds）中，只有6%被分配於亞裔。與此相類似，在二○○八至二○一二年之間，居住於紐約皇后區的亞裔（半數的紐約亞裔居於該地區）中，收入低於貧困線的從22% 增加至29%。但是，該地區的政府福利服務機構卻難以為亞裔貧困居民撥款救貧，因為亞裔美國人在一般公眾眼中被視為經濟成功的典範。亞裔的有限的參政程度自然與這種對政府公共補助基金的不公平分配有關。毫無疑問，模範少數族裔理論影響了許多政府決策者。他們認為，既然亞裔已經取得了顯著的社會經濟成就，政府沒有必要將有限的公共補助資金分配給他們。因而，模範少數族裔理論在現實中成為對華裔及其他亞裔美國人的一種變相的種族與文化歧視。

Q：

最後，老師在2015年的《金山謠》修訂版的結尾中，曾語重心長地提到，儘管華裔婦女在美國自1920年代以來已逐漸見於地方社區和聯邦政府的各級機構中，但一直要到2009年才出了第一位民選的華裔女性國會眾議員趙美心。對於華裔婦女在參、眾兩院長期缺乏代表的情況，老師您曾提到美國華裔政治活動家們已感受到此一問題的急迫性，不曉得最近幾年這樣的情況是否已有改善的跡象？如果沒有，又是什麼樣的原因？另外，普遍被視為對移民不友善的川普政府在今年上臺後的舉措，是否也會對增加華裔婦女在國會中的代表性一事造成影響？

A：

很不幸，華裔婦女在參、眾兩院長期缺乏代表的狀況現在仍然持續。但是，值得慶幸的是，從亞裔美國人整體來看，亞裔參政的情況在近年有了長足的進展。二○一七年一月四日，美國第115屆國會的新科議員宣誓就職，其中共有18位亞裔美國人議員（相比於114屆國會的14位亞美人國會議員）。

Q：

很感謝令狐老師您精彩詳盡的說明，也謝謝老師您替我們帶來《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這樣一本富有啟發性的著作。我想不管站在全球史、國別史、社會史或性別文化史來說，美國華裔婦女史真的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章，需要持續地來書寫與探索。很期待老師未來的新作，能給學界和大眾讀者都帶來更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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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註釋：

[1] Ling, 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p.14.

[2] Oscar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1790-186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160.

[3] 參見令狐萍，Huping Ling, Chinese Chicago: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A study of Selecte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ies Based on the 1970 Census, Vol. Ⅱ: Asian Americans.p.108,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