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個物種:致未來的下落不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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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個物種:致未來的下落不明者

文:芬雷

 

在世界歷史終結之後,現在開始的乃是人類的歷史。

——雅斯貝爾斯

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同類。

——勒內·夏爾

 

詩集《思辨患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現「人這個物種」的說法,是在《黑洞意識形態》一詩中:「它(黑洞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吸引人這個物種,就在於它所衍射的奇異之光,將一切潛在顯現為實在。」彷彿一個復活版的飛蛾撲火,詩人馮冬將人這個物種標記在了一段亞里士多德式的光波旅行之中。從潛在到實在,奇異之光的顯現充滿了「難以捉摸的總體效力」,更何況在這個顯現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總是製造一個又一個瞬間時刻:「瞬間相遇,瞬間分離,兩個瞬間之間夾一個事件,兩個事件之間夾一個瞬間……」(《時間循環》)在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瞬間,人們的認識與事件得以共時實現的同時也共時遮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摸不到事件邊緣,因為它將這個邊緣不斷轉化為我們腳下失去的地方,我們只能摸到無限延長的防風帶……」(《黑洞意識形態》)一方面,每個人都被攜裹進去,取消了運動的幻覺,「世界一片寧靜,黑暗本身在旋轉」,另一方面,「每個人看見的風暴都是風暴的一部分」。這無疑是一段極致之旅,在亞里士多德所謂潛能與實現之間,那個「一切意識形態之中……最隱蔽、最強大的」黑洞意識形態猶如一個光柵元件:無數個瞬間,無數個事件,它們置身無數個循環往復、看似刻板而麻木的光波狹縫之中,就是這樣的光波狹縫,卻藏匿著某種被瞬間短路或頃刻抹除而終究不可測度的「質詢一切」的力量。

這一經由黑洞意識形態衍射的奇異之光所照見的、從潛在到實在的顯現,哪怕仍有無限的力量棲身於瞬間的空白狹縫之間,卻也在黑暗中透露了「人這個物種」的種性。就像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九卷中所說,一如穀穗與穀粒的關係,人的實現在本體上先於人的潛能,這使得人的潛能總是被人的實現約制著。那些未能實現的或者說處於遮蔽狀態的人的潛能,似乎有著一種延宕或者說滯後的未能的能力,如此能力,在經年累月的黑洞漩渦之中養成了人這個物種的種性狀態:人們不得不在能力闕如之中前行,並因為這一能力闕如而一次又一次地見證能力的顯現,從而把自己的種性向那將一切潛在顯現為實在的奇異之光敞開。

這段旅程危機四伏。因為在沒有人的地方,在本應發現人的地方以及在人倒下的地方,總有其他的聲音代替人來說話。「人失語時會聽見機構的聲音 / 人以為人在說話……」(《人與機構》)那些顯現為實在的,不斷規劃著人的類屬,它帶來了人與人的相似性,人與種群的關聯性,同時也帶來了關於顯現本身的規定性:「在沒有人的地方總找到它 / 一件古代兵器,一種建制,掌控 / 水與土地,超越生死的 / 漫長治理中,它獨自加冕。」(《人與機構》)看似是發現之旅,卻又是殖民之旅,這是人這個物種在自身內部的殖民,是成年對幼年的記憶奪權,也是實現對潛能的顯現代理。那一個純粹的顯現的事件,正被納入一個充滿了「難以捉摸的總體效力」的、「可見物得以複製」(《黑洞意識形態》)的結構性生產線。面對這場有關實現的自我合法化運動,那個攜帶著稚性的闕如而依然在黑暗中前行的種性及其未能的能力持續被遣送至「大雪紛飛的邊境」,它們寧願投入一種匿名的潛能認領,也不願意「從人嘴裡學會『我們』」,哪怕迎接它們的只有荒野。人的潛能的實現正在成為人與其潛能的隔離,這或許是人這個物種的一個存在處境。這個處境,最通俗地來理解,就是「人人」。

「世界由人組成」,在《沒有詩意的理性》一詩中,詩人強調人對於世界的理解得益於把一切歸於「人人」:「人就是人自身的環境,人的內在嵌套著人。」人這個物種自然逃脫不了「自然法則的突變」(《貓與人》),但更多的突變卻是來自人類法則自身。對於政治意識形態以及科技沙文主義而言,人這個物種區別於驢子、螞蟻和水稻這些物種,在於人對於自身種性的複製、改寫、剪裁等一系列的自我干預,那些建基於諸多實現的歷史書寫了一切歷史;甚至歷史已經成為多餘的,而「人這個物種」的說法也將成為過時的,乃至反動的。馮冬在《沒有詩意的理性》開篇,用日常的筆調寫下了一個「人人」的荒漠化場景:「他關上毒氣閥門後就睡覺了。」

為什麼是毒氣室?這一「特殊處置」(Sonderbehandlung,納粹用語)的特殊空間,也許並不單單存於集中營,也不只是針對猶太人?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論述萊辛的那一篇文章裡,漢娜·阿倫特坦言,許多年以來,她始終把「我是一個猶太人」視為對「你是誰」這一問題唯一充分的答案,其中緣由並不在於她有意使用某種特別的人類——即人這個物種當中的某一個種類——來示範所有種類,而是在於猶太人被置入人種滅絕的事件呈現了人這個物種加之自身的受迫害現實。換而言之,毒氣室就是人這個物種之種性的赤裸地帶。基於如此事實,阿倫特無法接受「我是一個人」這樣的回答,因為這句話看似承認了「人人」卻抹除了人的種性,而這一被抹除的人的種性關乎人性(Humanität)。

我們很難去談論「一個人的人性」或「一個人的種性」,因為所謂人性和種性,關係到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向他人敞開」。而「人人」的環境,把朝向他人的溫暖作為「奇異之光」的家庭產物過程中,雖有將自身置入黑暗時代的危險,但是始終保持著人與他人、與現實、與生活世界敞開關聯的行動權力。阿倫特特別提及那些在智識和政治發生畸變的、人性與人脫節的時代中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這些人似乎放棄了人之於人性或種性的那種抵抗,他們讓自己無名化,逃避到不可見性的幽暗之中。這就是「內向移民」(inner emigration)的「無世界狀態」:「從公共領域的混沌無序中撤出來」(《內向移民》)。如此狀態雖說保持著個體的純粹性和私人化的自由,卻讓人的生存方式變得脆弱,甚至隨時都可能被拋入瞬間的可見的殘酷之中,並有著像幻影一般隨風消散的危險。

「他關上毒氣閥門後就睡覺了」,人這個物種在自己的種性之中已然瀕臨毀滅。「人這個物種」,在這個意義上所表達的,與其說是「作為人的羞恥」(普利莫·萊維語),不如說是「作為人的殘酷」。阿倫特對於「我是一個猶太人」的反復確認,是為了「人人」之政治的最少現實性,在她看來,如果我們無法在人性的問題上將這一最少的現實性——也即最少的公共領域責任——保持住,那麼政治的畸變以及人性的幽暗或將難以得到必要的糾正,而在如此境況之中,無論個體多麼渴望躲入自己靈魂的避難所,對最少的現實性的拋棄必然招致人性的喪失。在詩歌《內向移民》中,詩人回應了阿倫特對於「黑暗時代的人」的思考,而那些所謂的「內向移民」同時也是「手持空白護照」的難民:

 

一種劫後餘生的驚悸籠罩他們,他們各自說著來到河邊的經歷,有的被一路追獵至此,有的在夜裡遇見綠光,還有甚至失去了名字,手持空白護照。// 他們還驚奇地發現,每個人身上皆有一個 N,烙在不同部位,橫著、竪著或斜著,也有烙在頭頂的,被頭髮覆蓋。他們懷疑這是否定性的標誌。//(……)// 他們就這樣在河邊聚集,講著關於河另一邊的故事,過去很多天,當局置之不理,直到一個多風的夜晚,一艘幽靈船浮過來,帶走所有人。(《內向移民》)

 

仿若一個驚魂甫定的噩夢,於夢醒之際呆滯於巨大的虛空。這絕非「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安魂曲,而是在任何黑暗時代之中都可能發生的黑暗權力(可見但畸變的權力)吞噬黑暗力量(不可見且無名的力量)的過程。就像阿倫特提醒的,「無論力量在哪裡與權力對抗,屈服的總是力量」,也正因為此,當一個人無法面對「人人」加之頭頂上的否定性,逃至河邊試圖匿名「偷渡」之時,就總是落入黑暗的風暴漩渦。不管這條河及其沿途風景如何地內在與私人化,卻從來沒有誰渡過這條河。一切歸於「一場影子與沉默的喜劇」:「每個人看見的風暴都是風暴的一部分,被捲起後消除了運動的幻覺,世界一片寧靜,黑暗本身在旋轉。」(《時間循環》)

 

人的境況——人這個物種的種性土壤或人性環境——正在非正義的「燒灼之苦」中進入「類屬的幽暗」(《一個觀念的演化》),自由仍在尋找著與最少的現實相對應的最低的形式,與此同時,那些「被損毀的生命」並不知曉自身是否損毀於「這毫髮無傷的黑暗」(《黑蠟燭》)。詩人警告我們,「站在世紀的門檻上」,應該知道「如何進入這黑暗之山」。在《歷史的用途》和《黑蠟燭》這兩首詩中,詩人解構了歷史和書寫歷史的光輝,他把人這個物種在人類地層中的最後的呼吸,引入了一種幾乎不可能的死後重生般的殘酷情境之中。正是在這一點上,詩人從阿倫特所說往返於公共生活與匿名狀態之間的政治的現實,走向了政治的解構,從而給予了人這個物種的種性幽暗以「匿名的解放」的政治任務。如此任務,在阿倫特看來是無法完成的,她認為,在黑暗時代中,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匿名化的人性,將在真正的解放來臨之時徹底消散,以至於不再與政治的現實相關。

詩人首先向歷史發難(《歷史的用途》),從歷史的反復(「一個人在某一頁死了,在另一頁復活」)、起源(「另一個人跳下火車,剃了鬍鬚 / 奔跑回童年,進入子宮」)和篡改(「還有一個人徑直脫掉剪裁過的故事 / 拿塊粗布裹住淌血的身體」)追問歷史的用途。這些被一種「克制於毀滅」的光輝在」深黑淵面所書寫的「閃閃發光的」歷史書頁,每一頁無不遭遇著個體的反抗:向永無新日要生命的活力,向齊頭並進要個體的記憶,向書寫帝國要淌血的肉體……在前往明朗高處的光輝旅程中,歷史在看似克制毀滅的同時卻又製造著毀滅,它甚至在人類地層之中激起了一場時間內部的災難,每個人都在躲避追獵,每個人都在策劃逃亡:

 

一場偉大的靜止只能在時間內部尋找,內部有人一直在睡覺,沒完沒了地夢見許多人舉著車票叫嚷著要離開這鐘錶,他一個個發放黑護照,這車站牆上全是撕了又長出來的新的一頁。(《時間循環》)

 

「當所有星星都黑著 / 當所有嚮導都是盲人」,「如何進入這黑暗之山」?如果說黑暗正在成為黑暗自身的來源:「我們習慣在黑暗裡看書 / 在黑暗裡摸著寫字 / 在黑暗裡摸著。」那麼,黑暗是否也將成為黑暗自身的榮耀:「我們是被洞穴黑暗 / 填滿的天之驕子。」在《黑蠟燭》一詩中,詩人將黑的火引燃至「史前黑暗」一般的時間內部,以黑暗照見黑暗,以黑暗支撐黑暗:「憑那一點體內星火跋涉 / 而我們的火是黑的。」這時間的內部,何嘗不是那無數次見證了奇異之光將人的潛在顯現為實在的,最後史前時刻的內部?對於人這個物種來說,在奇異之光照射之前,人的種性被自身的潛能關照著,只是區別於奇異之光,如此潛能之中的黑火,將不可見還給不可見本身。於此內部,人的種性尚沒有吐露自己的稚嫩的萌芽,而人的潛能始終遊蕩在類屬的本體性幽暗之中。

一座黑暗之山,四處是史前的黑暗的風:「來,給你點一支黑蠟燭」。一支黑蠟燭並沒有為黑暗帶來光明,並沒有將「類屬的幽暗」變為「類屬的光輝」,反而卻將被損毀的生命化作「被洞穴黑暗 / 填滿的天之驕子」,這如何可能?點燃這支黑蠟燭,進入黑暗之山,進入被損毀生命的至暗榮耀之中:一切都是黑著的,就連幸存也呈現出一種瀕死或已死的狀態(「因為我們已經死了 / 因為那掛在樹上的一動不動的風 / 是我們最後的呼吸」),但如此黑暗並不像之前阿倫特所說的因為政治的畸變或權力的暴政而導致傷痛、畏懼和逃亡,而是恰恰相反,它讓「我們不再懼怕」,並且「沒有一個在黑暗裡痛著」。詩人通過這段黑蠟燭的旅程,改寫了被損毀生命的黑暗傳記,從一種政治的現實的人性轉向了詩歌的綻逸的人性。經由如此轉換,詩人讓這支黑蠟燭在被損毀生命的損毀之處照見一種不可能的生命任務,幸存著的傷痛與畏懼雖然仍在持續控訴,但新的勞動平面持續生成,人這個物種的類屬之幽暗因此進入一種遊蕩的革命狀態,一場無邊的、無名的種性起義由此開啓。

在《民工似的人們》中,詩人寫道:「一個人的屋頂就是另一個的地板 / 他們遊蕩在每一個自己搭建的平面。」這些民工似的人們,或者新的民工,將會像「建巴別塔一樣把剝奪的時間 / 壘砌成一次密不透風的暴動」。在《一個吸引垃圾的人》中,詩人讓「大批穿越生死線的思想難民在他身上 / 搭起帳篷」,無數走在無用的、被耗費的、被毀棄的路途上的人將在他的周圍聚集,並「畫出移動的光幕」。在《一個突然跑出來投票的人》中,詩人提議「為失落的幽暗黃金投上一票」,也不排除「帶著憤怒,帶著希望,帶著恐懼」,向一切可能的投票箱投以我們的石頭以及我們的睡意。在《一個失去孤獨的人》中,詩人讓失去的孤獨成為一個人無窮變換自身種性類屬的洞口,他將成為「一顆幽靈粒子」與「一」對撞。

與此同時,詩人在那個看似庸常的生活裡放黑的火,讓日常的黑暗與逸出的黑暗彼此對峙。「沒有軌道的人」,他走上的每一條軌道都會塌陷,而一個寫著「大地不動產公司」字樣的遙控器卻在他身上安了家。「沒有問題的人」,恰恰是他從未嘗試不以問題的方式來思考世界,因此他的生活被置入解決日常問題的非常幻覺。「沒有性格的人」,看似通過實在的現實抹平了潛能,實則落入了實在的謎團之中。「一個假裝思考的人」,試圖通過思考如何生活得像人而達成人的本質,卻讓人的本質起了白霧。一個「希望症患者」,一直從景觀的廢墟中,打撈希望的殘骸,直到開始混淆哪一個希望是借來的哪一個又是自己的。

這些起義者,在類屬的幽暗中,開始打量著人這個物種的不明形態。猶如人類的最後之人,起義者在種性的赤裸地帶集結游擊,隨時準備戰爭也隨時準備撤離,他們朝向畸變實現的關卡發起一次又一次地絕地反擊,他們朝向無以測度的黑暗山口實施一次又一次的內在撤離。詩人在《一個說著沉默的人》這首詩中,用一個簡短的句子描述了最後之人的存在情境:「生活消失了,人們卻還活著」。人們還活著,所遇見的人卻越來越少。這或許是最後的時刻,無人再為沉默作見證。但即使一切消失了,萬物毀滅了,沉默還在。最後之人,就是那個融化自己的嘴巴,將黑的火於時間的斷裂處點燃的,向「比宇宙更古老」的虛空訴說著沉默的人。

《走在一片沒有海的沙灘上》這首詩中,詩人刻畫了一個極致殘酷的末日情景:「海奇跡般消失了,退到地球另一個角落以便在 / 剝奪了生命的安頓後,再次襲擊村莊,風乾的岩石間 / 露出村子的殘跡,那些最後之人也如一縷縷炊煙 / 蜷曲著散入膠皮味的天空……」人的本質在最後之人瀕死的、絕對的疲倦之中得到清算,最後之人用黑的火燒時間,也燒自己。而在萬物毀滅之後,一個奇怪的物種「抹掉大寫的歷史」,重寫了人這個物種,「在死亡照射過的窪地裡重新開始生活」,他們幸存下來,作為陌異於生命的存在。這就是未來的下落不明者。

那麼,在最後之人的縱火行徑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從最後之人到未來的下落不明者,從人這個物種到一個奇怪的物種,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就像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書中曾經追問的:「在一個變得非人的世界中,我們必須保持多大的現實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簡化為一個空洞的詞語或幻影?換一種方式說:我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對世界負責,即使是在我們被它排斥或從它之中撤離時?」在詩集《思辨患者》中,詩人也在追問,那團黑的火焰,如何在人這個物種的天空划過而不帶來拯救或毀滅?(《天空行走者》:「你不能划過別的生物的天空而不帶來拯救或毀滅。」)一場黑色的起義如何讓每一個人穿越自身的漆黑空間,並在毫無生還之希望的情況下保持沉默不語?如何「以匿名的方式完成解放,然後從天空的洞口撤離」(《天空行走者》)?

對於以上諸多疑問,詩人好像並沒有直接回答,只是在詩集第 Ⅲ 部分零散的幾首詩中透露了些微的線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場火與棉的翻譯所引發的「灰燼程序」:「火翻譯棉,進入灰燼程序 / 如戰爭開啓時間,翻譯的倫理 / 一門自燃的藝術。」(《翻譯遊戲》)它確認了「一陣太陽黑子的閃耀」之下「無人之處」的人的誕生:「那是在目不暇接中誕生的人們 / 於無人之處造出的因果 / 構成宇宙的纖維,那是被心靈 / 反應堆溶化成的虛無之能。」(《火與棉》)灰燼程序所開啓的是戰爭的時間,也是解放的時間。不僅是雪與雨的無以保持原形的世紀相遇,而且是火與棉的相互點燃的虛擬遊戲,哪怕是虛擬的火,虛擬的風,以及虛擬的宇宙,在這樣一個時間,「石頭也在譯 / 阻滯在語言中的力」。詩人似乎在偶然之中提及了無邊的、無盡的起義者的誕生,同時也說出了誕生起義者的詩歌語言那種由此及彼的灰燼般的倫理:「從你耳邊淌過,如無常的聽覺 / 不及之處的萬物的鼻鼾。」(《火與棉》)詩人的工作,也就像詩中所說,「(述說)這內在追逐的光影,接近 / 一次高燒的表白……」

經由灰燼程序,詩人將阿倫特所謂被損毀生命的「無世界狀態」推至「無人狀態」,那個被阿倫特作為人的境況之思考情境的地球,甚至已不足以承載這一未來的下落不明者的存在狀態。《在黑洞邊上遊戲》一詩中,詩人將這樣「脫離太陽系的時間」,朝向「另一個維度的存在方式」的「逃逸的翻滾」,稱作一種「星際間生活方式」:「你要去太空安一個家 / 每日接受星辰洗禮,與星系一起旋轉。」這是一種,相對於阿倫特所謂在政治的現實中保持最少現實性而言,在星際平面上,於黑洞的閃耀中,保持最純粹語言的行動。「每走一步,都可能墜入 / 敘述開裂的深淵」,人們還在這裡,人們已不在這裡,人這個物種的種性地帶,作為潛在的生命空間,正像一個「太空骰子」一樣,在星際黃昏之際飄向「宇宙深處的……臥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詩集的結尾,這場未知的星際旅行卻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霧霾攔截了。在《霧霾幻想》這首詩中,霧霾劫持了城市,那些「從天空的屏幕空降而下 / 一同跳傘的特種顆粒」突襲了未來的下落不明者,「無人狀態」被呼吸的事件強行雕塑為一種充滿諷刺意味的後人類狀態,而「灰燼程序」被生態的現實拙劣地模仿成一次虛擬的末世。人類的「藍色的孩子」,從無痛的黑暗之山被瞬間挖掘出來,在一個離太陽最遠的冬至日,被迫去做「空氣的難民」。解放或許尚未開始,戰爭卻遠未結束。「你戴著防毒面具與看不見的恐怖作戰 / 又被一個未成年幽靈突襲」,而最後之人的沉默被生命的金融儀器顯現為一串空氣指數,「每個人都不能逃脫」。

這一突襲事件無疑說明瞭詩歌或詩意想象的脆弱,但是哪怕「每個人都不能逃脫」,哪怕是幻想,詩人仍然持續地開啓了那一無邊的、無盡的起義,甚至戲謔地聲稱要創造奇跡,讓呼吸開始體外循環。在一個滿是災難雲煙的節日裡,我們讓呼吸穿透每一個內在的黑暗之山,構建一個體外呼吸的流亡之國,如此看似微茫的行動或幻想,在詩人看來,卻是一次實在的主動出擊,是失眠者成為戰士的不斷醒著的時刻。就像詩人在《獵人便簽》一詩中所說:「誰向深淵放了一槍,誰穿過了大地裂口 / 前來匯合,以尚未廢棄的部分 / 重建流亡之國。」這或許就是阿倫特一直強調的最少的現實,對詩人而言,這一現實意味著一個最少的呼吸或最後的呼吸,如此最少的或最後的呼吸將接應著一切內外、一切循環,歸根結底,這一呼吸將以「無人」的未來作為賭注,重構陌異生命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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