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一生三變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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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思想變化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

梁啟超十歲應童子試即獲神童之名,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23歲與老師康有為掀聳公車上書,1898年「百日維新」,名滿天下。不過,據學者統計,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後凡「十變」,重大轉變計三次。這在一向尊崇「從一而終」的中國,譏多讚少,落下詬病──「流質易變」。

梁漱溟〈紀念梁啟超先生〉──

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1934年2月2~6日《申報‧自由談》,〈梁任公在湖南》〉一文尾處──

說起來真可笑。「戊戌」前後,梁任公大新;「辛亥」前後,梁任公又舊了;「五四」前後,梁任公「跟著後生跑」,還趕不上;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真有點捉弄人。

甲午至戊戌時期(1894~1898),梁啟超在湖南主講時務學堂,以老師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張本,托古改制,搖撼舊法,倡平等、主民權,籲立憲,維新派赫赫大頭領。

梁啟超第一次重大轉變於戊戌政變次年,即戊戌至癸卯(1898~1903)亡命東瀛時期。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留徒梁啟超、韓文舉(1864~1944)、歐榘甲(1870~1911)等人於日本,在橫濱發行旬刊《清議報》。是年春夏間,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1855~1932)於早稻田私邸宴請孫中山(1866~1925)、陳少白(1869~1934)、梁啟超等,特為孫梁二人介紹,欲聯合孫康二派,共任國是。梁啟超與孫中山一番接談,傾倒孫論,相見恨晚。此後,梁啟超、歐榘甲等人與孫中山、陳少白、楊衢雲(1861~1901)等時相往還,「一時孫康合作之聲,轟傳於東京橫濱之間。」

梁啟超在日本與孫中山交往密切,漸有贊成革命之意,認識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無進步之望矣」(〈致康有為書〉1902年5月),準備放棄保皇立場,撮合孫康兩黨合作。這自然引起以保皇維新為己任的康有為及其黨徒的不屑。康黨主張漸進式改良,提倡君主立憲,與孫中山推翻滿清民主共和之宗旨大相徑庭。尤其康有為對提攜自己的光緒感恩戴德奉為明主,視反滿棄君類同「髮逆」。因此,梁啟超有悖師門的「反出朝歌」,深受康黨唾棄,斥為「叛徒」。中華傳統尤重五倫,天地君親師,背叛師門「大逆不道」。這一切,梁啟超都頂住了,他朝著激進革命的方向繼續前行,秉持亞里斯多德對老師柏拉圖所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梁啟超還介紹章太炎、唐才常與孫中山相見,擬行合作,共同反清,獲康派半數贊成。考慮到老師康有為絕不會同意棄保皇而就共和、捨維新而就革命,梁啟超聯合十三人,寫了長達千言的「上南海先生書」,略謂──

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促老師康有為退出政壇,勿干預晚輩行動。康有為收到勸退信,怒不可遏,嚴辭申斥,立派人攜款赴日,勒令梁啟超即往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不得延誤,再令歐榘甲赴三藩市任《文興報》主筆,分拆梁歐,此乃康梁師徒發生政治矛盾之始。各地康徒為之譁然,康徒當時仰其師如帝天,指十三人為逆徒,呼為「康門十三太保」。接到康有為的答書,梁歐離去,孫康合作之局瓦解,「十三太保」遂散。

這一時期,梁啟超在日本久受革命黨人影響,接受「適者生存」進化論,逐漸離棄保皇維新立場,從君主立憲逐漸轉向民主共和。他認識到喚醒民族意識、重組民族國家乃世界潮流,「外爭國權」需要全新組織形態,需要擴大民權,發動全民參與國事,不能只依靠少數官僚與皇帝的把舵。顯然,這一政治目的在儒家傳統思想框架內無法提供。梁啟超首次訪美寫下:「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這一時期的梁氏言論已類同革命黨,如〈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鼓吹排滿共和、全盤西化。

1903年,梁啟超赴美考察,看不慣美國政治的「混亂」,再看到三藩市華人區的髒亂差,對民主剛剛產生的讚賞很快消失,政治立場急劇改變,認為「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啟超認為美國的代議制「掛羊頭賣狗肉」,選舉過頻,舞弊過甚,政治家嘩眾媚俗,太注重短期效應,懷才者回避政治,總統不過平庸之輩。同時,他認為中美國情有異,各方面差距太大;中國家族主義劣根性深,自私少知,國民不夠資格實行充分民主,只能實行強有力的集權統治與壓制式管理。故而,他提出中國人應忘掉盧梭與華盛頓,牢記古老而嚴厲的法家傳統。他甚至警告:毀掉中國的將不是蒙昧主義,而是進步主義;如果以不受限制的代價「購買」自由,也許七十年之後仍享受不到自由的幸福。其依據是俄國在專制統治下同樣完成近代社會改革,效率顯著。

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支持國家集權。西方知識界看到法國為1789~1793年的大革命付出嚴重代價,八十年後才得些許回報,因此對民主懷有恐慌。這一時期,梁啟超鼓吹變革的言論顯著減少,從學術文化、史地人物等角度從事啟蒙。

基於以上認識,1904年《蘇報》案後,梁啟超拋棄1899年以來所信奉的「破壞主義」與排滿主張,回過頭來認同康有為的保皇維新,堅決捍衛君主立憲,發表了影響甚大的〈開明專制論〉,與孫中山的同盟會展開激烈論戰,再次成為維新黨中堅、同盟會勁敵。梁啟超判認中國不僅不宜進行激變,就是實行君主立憲仍以滿人在位為宜,並認為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惟一大道。此時,康梁一致認為走英式立憲制可避免社會激烈震盪,改革代價較小。換言之,梁啟超從一步到位的「激進論」退回君主立憲的「漸進論」。而「激進論」與「漸進論」乃同盟會與康黨劃然有別的楚河漢界。

世界現代史證明:越落後的地方,人們就越希望速變,一鍬挖一口井,一跺腳就改變面貌!因此,越是落後的國家,激進的東西就越容易取勝;越是落後的地區,革命方案也越偏激。而變革方案越燦爛,要革除的地方越多,要挪走的阻力越大,手段自然也就越殘酷越極端。同時,激進學說為贏得支持,總是將藍圖勾勒得盡善盡美,將大餅掛得似乎就在近前。但是,世上真有那麼好的事麼?真能一步進天堂麼?

1919年,梁再次遊歷歐洲,目睹凡爾賽和會列強嘴臉,認為歐洲文明已窮途末路積重難返,中國不必效法,應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所謂「自己的路」,即以傳統文明為內核,盡棄西方學說。第三次大變後的梁氏皈依傳統,回到儒家政治軌道。

梁啟超晚年對政治漸失熱情,潛心治學,1925年入主清華研究院(提攜後輩陳寅恪),1926年任北京圖書館長,1927年出任司法儲才館長。此時,梁氏或已看到文化與人才的重要性,一改中青年積極入世,深沉多了。

梁啟超迅速退回保皇立憲的維新立場,在同盟會看來無疑是政治上的墮落,最客氣的措詞也歸為「落伍」。辛亥以後,梁啟超支持袁世凱,組織進步黨對抗國民黨,出任袁政府熊希齡內閣司法總長,後又辭職,攛掇學生蔡鍔反袁。五四時期,胡適將梁啟超作為跟不上時代的一大典型。

今天看來,保皇維新或嫌緩慢,但也不能就此指說梁氏見解迂腐稚嫩。事實上,袁世凱死後,北洋群龍失羈,軍閥割據稱雄,再演三國故事,內亂頻仍,國家建設停滯,人民生活困苦,尤其給中共孵化閃出歷史空隙。王綱解紐,國家崩裂、思想紛雜,極端赤潮趁虛而入,中共執柄後的大災難大倒退。欲速實慢、欲進則退,還真被梁氏料到了。

因協和醫院「第一號事故」,梁啟超56歲辭世。儘管歲近老年,思想定型,若天假其壽,以他接受新事物之敏感,再度更易主張亦未可知。

有人總結梁啟超轉變軌跡:維新~共和~保皇~擁袁~反袁,最後退出政壇轉入學界。就大方向來說,從維新改良到倡導共和再回到虛君立憲,已三次矣。梁氏之易變,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留下兩則重要趣題:

一、為何從反叛傳統起步的梁啟超,最後卻皈依傳統?究竟中國傳統思想強大,還是西方思想無力?抑或梁啟超本人的動搖性?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一直搖滑於中西學術之間,至今仍無最後定奪。既捨不得老祖宗的遺產,又被時髦外來妹吸引。大陸思想界至今既未像台灣保存傳統血脈,又未學好人家歐美文明,整一個「四不像」。

二、梁氏如此易變,究竟是個人因素,還是那一代知識分子通弊?抑或只是梁氏真誠坦率,將心路歷程一路攤晾於外?

作為個人,梁啟超氣質熱情感觸靈敏,環境稍異便能敏而感之、起而迎之,迅速吸收不同學術思想,並不固執原有成見。他晚年說──

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在旁皇求索中。

鄭振鐸認為梁啟超的光明磊落便在於雖善變而未變宗旨,所變僅為手段方式。從另一角度,梁漱溟認為梁啟超因熱情而多欲,定力不夠,學術活動量過於質,未能達到含蓄深厚,其影響雖然空間上大於蔡元培,時間上卻不及蔡元培綿歷久遠。

以今天眼光,梁啟超的漸進論已得到更多理解。畢竟,漸進雖緩,代價較小,社會陣痛亦輕,容易維持秩序,守住歷史經驗凝結的傳統,不至於打翻一切重起爐灶。中共懸新說而「無法無天」,道德失範,司法真空,完全印證了梁啟超預見之「英明」。

當今世界非暴力為主流,就緩變而棄激變。漸進因基礎扎實,不斷調整不斷修補,阻力相應較小,代價較低。就整體速率,漸進式改良不僅不輸於需要不斷走回頭路的激進突變,而且可逆度大彈性足,變革品質大大優於激進。經歷中共的「激變」,大陸知識界痛定思痛,終於接受「漸進論」。儘管今天接受「漸進」,客觀上便宜了此前「激變」奪權的中共。

台灣一位政治學教授在總結台灣政改經驗,概括為兩句話:「開始要早,步子要慢。」思想認識可以前衛激進,實際行動宜穩宜緩。1996年,錢理群先生有一剖析──

這一「早」一「慢」……同學們不要小看這幾個字,這是總結了本世紀無數的經驗教訓(其中還包括了血的教訓)以後,才得出來的,千萬不要忘記。

初稿:1999年8~9月於杭;補訂:2002年8月20日於滬

原載:《香港文匯報》2001年10月11日(初稿)

全稿:《民主與科學》(北京)2010年第4期

本文節錄自《撩看民國名士──名絮集錦》,原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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