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李白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記郭沫若暮年的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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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

唐代李白受到兩次讒毀,被打為「世人皆欲殺」的罪人,因為文字(詩文)惹下的禍。郭沫若之子世英被打為「反動學生」,勞教於前,被迫害致死於後,也因為文字(書信、日記、詩文)惹下的禍。

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始於一九六九年初春,距世英命喪大樓窗外,僅隔半年多的時間;文人寫作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在了裏面的」(郭沫若語),他對於文化大革命「有些事情我們不能理解」(郭沫若語),對世英的慘死,他懊悔痛心之極。多方面的證據說明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是懷有隱痛的。這隱痛就是借李白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表述他的痛心、憂傷、鬱悵與憤懣。「此心鬱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郭沫若借用李白詩句,表示自己這樣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也。

郭沫若對唐代詩人李白產生了激情,於一個深思熟慮之後的清晨,他操起了那支使用有年的湖州毛筆,不無感慨地寫下一句話:「李白生平曾經受過兩次讒毀。」

這句話寫在一九六九年夏秋之間—一個史無前例的人心惶悚的內亂年代。這句話似繩子一樣繞住他寫作《李白與杜甫》時的不平靜的思考。讒毀、栽誣等詞,郭沫若在書中似乎忒有所感,使用頻率之高是少見的。

「李白生平曾經受過兩次讒毀」,讓我們翻開其中受過的第一次讒譭,時在李白三十歲,即開元十八年(西元七三○年)。李白應召赴京都長安,授命為翰林院待召。翰林院是怎樣的機構,郭沫若並不在意,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有一則專記〈翰林院〉,其文字如下: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皇帝宴樂居住場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召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

關於翰林院學士,《夢溪筆談》卷一,也有一則筆記如下: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又學士院北扉(門)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舊有規定)也……至如挽鈴故事(拉門鈴的老規矩),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官吏,亦止於玉堂門外(止步於玉堂門外等候召見),則其嚴密可知。

翰林學士院規章制度嚴格,出入,應對,草詔,坐次,乃至行止,穿衣,著靴,戴襆等,均有嚴格規定。這是郭沫若忽視的。李白作為一介書生,連科場都未涉足一次,對學士院的規章制度、對應對禮儀,對詔告之類文體的格式、語氣、稱謂、尊卑等的遣詞造句未必熟稔,他又是個不及檢點生活細節的人,難免被左右供奉官員哂笑與議論。李白在長安宮中不到一年,準確點說是開元十八年秋至開元十九年春,即被唐玄宗生厭,但是讓李白不失面子,賜金還山,賜給李白一筆銀兩,放歸民間,做他的謫仙詩人去。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拙著《大鵬折翅》中曾經敘及郭沫若則抓住李白受到讒毀,做大文章。李白有一首詩,題〈翰林讀書言懷〉這是李白在長安宮中任翰林院待召時候寫的,是抒懷之作,張垍憑此詩讒毀李白。郭沫若這樣寫道:

他(張垍)手裏也掌握著可供讒毀的第一手資料,那就是上舉〈翰林讀書言懷〉那首詩。張垍既在供奉翰林,李白的詩當然也「呈」了給他。他盡可以把這首詩拿去給唐玄宗看,說李白十分清高,身在魏闕而心存江湖。這樣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李白驅逐出朝了。

進讒者張垍之外,還有宦官頭目高力士,還有楊玉環,證據在古代小說、筆記中,郭沫若舉出《太平廣記》與宋代樂史撰寫的〈李翰林別集序〉為證據。

總之,李白在唐玄宗照拂下而賜金還山,放歸民間,原因在於受到讒毀。

「李白生平曾經受過兩次讒毀」。讓我們翻開其中受到的第二次讒毀,時在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即西元七五六年。李白跟從起兵平定安史之亂的永王李璘,充當幕僚。李璘兵敗於兄長肅宗,被肅宗麾下的高適等人征討,最終被殺害。李白因此獲罪入獄流放,「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闖下了殺身之禍,什麼原因呢?郭沫若認為是再一次受到了讒毀,也就是李白受到的第二次讒毀。

李白是詩人,他看到李璘起兵沿江東下的軍紀是相當好的,寫到李璘的水軍:

「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遙看五色光。」寫到李璘用兵出征的動機在於收復黃河以南地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再加上李璘派人專做李白的勸說工作,李白懷著「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光明磊落的動機,踏上了李璘水軍的樓船,加入了平定安祿山叛亂的隊伍。不到兩年時光,李璘遭到異母兄長李亨(也就是唐肅宗)對其沿江東下搶先收復江東富庶地區大為懷疑,因而死命追殺,李璘最終被殺於江西大庾嶺下。作為社會名流的李白,作為李璘麾下的幕僚,李白遭到嚴厲無情的整肅,入獄,流放;遭到不實的讒毀。官方的輿論是一律的,紛傳謠言說李白接受了李璘拉攏他的「五百金」,因而捨命為人主。「世人皆欲殺」,李白竟犯上了彌天大罪。李白在一首長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太守良宰〉中辯駁了讒毀,但是無救於他的入獄流放。郭沫若把李白的受到讒毀與戰國詩人屈原遭到讒毀同日而語,可見郭沫若對已經陷入政治大案中的李白,深懷同情與尊敬。

李白的入獄流放皆因為從璘而闖的禍,這是《李太白集》注釋者清代王琦早已辯論過的;郭沫若卻把坐牢與流放分開論處。他認為入獄是因為從璘而得的禍,流放是因為有一篇文章〈為宋中丞自薦表〉而得的禍。郭沫若又認為自薦表不是李白寫的,是別有用心者認為李白「世人皆欲殺」的官僚「任意栽誣」的。(郭沫若僅憑推測,並未列出證據)這是郭沫若的獨創之見。

郭沫若為什麼這樣深文考索,是不是有別的用意,筆者在下文會說到的。李白從璘得禍,根源在於讒毀與栽誣,這就是「李白曾經受過兩次讒毀」的第二次讒毀。

敘寫這兩次讒毀,郭沫若用了李白部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大肆渲染,別有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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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複述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中的兩次讒毀,用了不短的篇幅,似乎不是不必要的。文人著書立說,表述的思想、理念與隱衷是複雜的,正確地發掘深蘊於著作中的豐富內涵,發掘作者感時、感遇、感懷的縱深層面的隱衷,是深入的、獨創的學術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筆。很可惜的是,歷來似乎有人忽略了這一層面的探討,所以魯迅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年代講過一段話,不妨錄下:

「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

知人論世,顧及全人,顧及社會狀態,是理解文人著作的一條原則,那麼,郭沫若在寫作《李白與杜甫》之前,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了嗎?話得從一九六三年說起。

北京有所一○一中學,很有名氣,只因為學生多為高幹子女。其中北京大學哲學教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解放軍將門之子孫經武,還有一位女同學葉蓉青等,這四位是一○一中學的同窗,張鶴慈與郭世英堪稱摯友。後來他們離開一○一,郭世英進入北京大學,張鶴慈進入北京師範學院,葉蓉青進入北京醫學院,孫經武進入部隊。在此期間,組織了一個叫X詩社的團體,發起人就是上述四位。另外還有十九位學生作為X社成員,其中高幹子女六人,一般幹部子女六人,高級知識份子子女三人,反革命份子子女和右派份子子女四人。這是X社案發後一份公安部門報告上寫的。X社出版雜誌名「X雜誌」,發表文章詩歌和通信。郭世英寫文章是出名的,深得郭沫若的喜愛。郭世英寫了不少文章在X社雜誌發表,雜誌對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集團,對大躍進,對中國言論自由等都提出了與主流媒體相悖的言論,後來,這個X社被一位同學檢舉揭發,被打成反動社團一鍋端掉,發起人被公安部門逮捕,郭世英等受到審訊,書信、文章、日記均被作為罪證抄沒。此案震動高層,震動高校,公安部門有一份絕密文件題〈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時在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作了批示。張、孫、葉三人被判刑勞改,惟有郭世英未判刑,發往河南華西農場勞動教養,這或許是周恩來總理批示的效力,從輕發落。但是此案對郭沫若夫婦精神壓力之大是不難想像的。郭沫若如果有所難解的話,他不能不對文章、書信、日記的「反動性」結論表示懷疑。他對這位「稚子」真的喜愛的話,他不能不袒護世英,稱那些檢舉之輩是讒毀之徒了。他如果為世英的勞教有腹非的話,他必然會想到世英是被人讒毀的犧牲品,是極左政治路線下的犧牲品。質言之,世英的勞教是作為父親的郭沫若產生讒毀之論的溫床。

如果說世英的勞教像磐石背在在郭沫若年邁無力的精神肩膀上的話,那麼,世英的不正常死亡的遺體,則將郭沫若立足於左派的精神防線徹底摧垮了。據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的回憶:

「世英所在的農業大學裏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於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作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後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

僅僅一年,在鋪天蓋地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接連失去了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

郭世英慘死在北京農業大學一幢大樓的窗外,時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郭民英是世英胞弟(同為郭夫人于立群生),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因為用當時希罕之極的盤式答錄機欣賞古典樂曲,被斥為崇拜大(人)洋(人)古(人),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澤東很快批示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後來參軍進海軍部隊,聽聞胞兄世英慘死,在部隊自殺身亡。兩個兒子在同年同月(一九六八年四月)非正常死亡。這真是郭沫若匪夷所思的事了。

一九六八年世英民英像花朵一樣凋謝。郭沫若拿起寫了多年使用的湖州毛筆寫起了《李白與杜甫》,時在一九六九年初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郭世英的遺體,橫在一幢大學樓窗外的地上,血肉模糊,作為父親的郭沫若,這樣的現場刺激不會不痛徹心肺,不會不在心靈上留下傷疤。他寫作《李白與杜甫》時能將血肉模糊從眼前趕走嗎?何況這是他的才華橫溢的兒子,何況曾是一個活鮮的嘉年華的珍品,更何況這個血鑒不遠,就在猴(戊申)雞(己酉)之間的一瞬之轉呢!

文人寫作往往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了在裏面的。」(郭沫若語)。此前九年,郭沫若寫了劇本《蔡之姬》。他在序中說:

「法國作家福樓拜,是有名的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他曾經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我也可以照樣說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

郭沫若還這樣說:

「因此在《蔡文姬》劇本與現代之間,讀者或觀眾可能發生某些聯想,是在所難免的。」

那麼,我們閱讀《李白與杜甫》的時候,會在郭沫若與李白之間產生某些聯想,會在郭沫若家難特別是世英與李白之間產生某些聯想。什麼聯想呢?就是「曾經受到兩次讒毀。」

李白在長安翰林院受到的第一次讒毀,在於一首詩〈翰林院讀書言懷呈集賢院諸公〉,在於文字之禍。世英在×社雜誌上也發過詩文,也是當作把柄被人讒毀的。李白此詩基調也不是挑戰性的,他不過是自我檢點,有自我否定的意味,郭沫若也找不到確鑿的史料來證明,張這位皇上附馬是拿此詩作讒毀的。但是郭世英是在文字上引發亂子的,郭沫若似乎在硬生生地拼湊一個雷同的先例,以默寫自己心中的難以排解消蝕的鬱悵。不啻於此,郭沫若為了寫李白的遭讒而失敗,他引用的論據竟然有用小說筆記如《太平廣記》中的記述,虛構的真偽難分的小說零星文字怎能說服人呢?郭沫若不會不知道;但是為了讓讒毀成為結論,以暗合世英遭難的起因(讒譭),郭沫若也顧不上這些,讓黃牛拉來當馬騎吧──很有意思是,許多專家批評《李白與杜甫》,卻沒有批評其論據的軟弱無力與生湊。

李白遭受的第二次讒毀,下獄受罪,與世英的遭受嚴刑逼供,很能讓聯想能力不發達的人作出活的聯想。李白第二次遭讒,還在那篇〈自薦表〉上。〈自薦表〉是文字的東西,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一幫人綁走之後,讒毀、栽誣、刑訊拷打的證據,除了在北大時的勞教這一扉紅色的歷史之頁外,就是郭世英此前寫下的日記文學。據說有九冊之多。日記應是私人的思想放飛的天空,日記應是憲法言論自由條款劃撥給每個公民的思想自留地。郭世英這位見多識廣、思維活躍,敢於獨立思考的郭沫若家得寵的稚子,不會不坦率地記下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言論,記下難免與主流媒體扞格的獨立思考。這些都是那個「史無前例」年代不容許的,反而成為了上綱上線的材料,成為了據之加工為讒毀、栽誣的罪證。

李白與郭世英都是殤於詩與文字。我的這個聯想還有根據。上個世紀末,我為了寫作已經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詩詞史稿》,曾經到前海西街一幢古老庭院郭沫若故居參觀過,世英的日記置放於書桌的右上角。據館中工作人員說,郭沫若從世英死後,日記是他經常翻閱的,直到他最後去世。這本充溢血淚的日記,成為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揮之不去的聯想,完全是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不必多作推論,我這樣說有證據嗎?有,證據在郭沫若留下的信件中。一九六九年一月郭沫若寫給郭世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同窗周國平(今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的信上這樣說:

我在看世英留下的日記,剛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大書特書的兩句:「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裏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瞭解的。

郭沫若寫此信的日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九六九年一月,正是寫作《李白與杜甫》的時期。信中末尾二句「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郭沫若這樣痛苦與懊悔的經驗肯定會寫進書中的,因為郭沫若在寫作《蔡文姬》時說過:文人寫作往往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了在裏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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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姬》也罷,《李白與杜甫》也罷,郭沫若均在擺弄歷史人物,都是把自己的經驗融化進了作品中。「蔡文姬就是我」──坦率的獨白倒不在於此話的石破天驚,而在於給了我們理解郭沫若筆下歷史人物的一把鑰匙。不禁要問,郭沫若從李白身上借到了什麼題目呢?

對於文化大革命郭沫若理解嗎?從他發表於文革期間的大量詩詞看,他是歌頌的;從他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上的發言看,他是覺醒的。但是,從他私下的話語看,他對文化大革命不會否定的,但對有些做法是「不理解」的。據郭沫若的忘年交陳明遠回憶:「一九六六年底(海按:應為十二月十四日)吳玉章追悼會上,陳明遠最後一次見到郭沫若。」當時文革已經如火如荼。他說,有些事情雖然我們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慮。從這話裏也能感到他內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郭沫若。請注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郭沫若已經產生了「不能理解」。郭沫若說的「有些事情雖然我們不能理解」句中的「有些事情」,不會不包括抄家、遊街、戴高帽、武鬥、打人至於傷人死人等事情吧。

陳明遠又說:「一九六三年以後他心情明顯不好。一件大事是階級鬥爭搞到了他們家裏。他的兒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動學生送去勞教。

當時問題是從信件中查出來的。郭世英出事後,郭沫若把我的信還給了我。」(見同上)

由信件與日記羅織罪名、無限上綱、深文周納,那是不會不用讒毀這個經典方法的。郭沫若從李白身上借到的就是讒毀的論題。

再舉郭沫若的秘書黃烈談到的:「在林彪『四人幫』猖獗的時期,郭老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沒有停下手中的筆,他仍然在戰鬥。一九六九年十月,我接到郭老一張便箋,要我幫他查一首儲光熙的詩,當我得知他正在寫《李白與杜甫》時,不勝感慨。」「他的心情是沉重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句話。

在這樣嚴重家難背景的陰影下,在心情明顯不好的背景陰影下,在心情沉重的背景陰影下,特別是在「四人幫」的猖獗背景的陰影下,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他內心世界的狂瀾,他長期積壓的憂傷,他失子之痛的抑鬱,怎能不有所釋放呢!郭沫若說過:「他(李白)不敢明言,卻屢屢借題諷喻。」(《李白與杜甫》第六十四頁)郭沫若借到了李白生命史的兩次讒毀的論題,曲折而筆帶感情地敘寫自己在階級鬥爭火線上掛花負傷的聲聲歎息。

許多杜甫研究者認真評論《李白與杜甫》,寫了不少批評文章,似乎還沒有人發現郭沫若的隱衷:痛心、憂傷、鬱悵與憤懣,這不能不說是學壇上的一個不大不小的遺憾。

說《李白與杜甫》存在隱衷,還可從此書的著作體裁上說幾句。大概沒有人不把此書看作郭沫若專業的學術論著,我卻不以為然,論著是有嚴密的學術規範的,是一絲不苟的,可是此書不乏隨意的閒筆,不乏隨心的想當然之言,不乏筆記、傳說、小說、札記的引章摘句,這些都能埋下結論動搖的禍種,與撼泰山易撼結論難的學術論著要求差之遠矣。我仔細考察,認為此書是論著與隨筆的結合體。隨心所欲的筆記或放言是俯拾即是的。涉及個人遭際的話語為文體所限,但也不是沒有透露。例如:

「本來是出於一片報國憂民的誠意,誰想到竟落得成為一個叛逆的大罪人?他是異常悲憤而傷痛的。」(《李白與杜甫》六十八頁)

另外一處,文章本來可以畫上句號了,但郭沫若又加上一句:「作父母的對於自己的兒女,儘管已經長到二三十歲了,始終是看作『稚子』的。」

是啊,世英死時二十七歲,同年同月死的民英二十四歲,這樣的「稚子」卻像鮮花一樣突然凋謝無存。隨筆式的絮絮的短語中寄託了郭沫若一片深情的懷念。

讀者沒有發現,我卻發現郭沫若寫李白的遭遇充滿憐憫、同情的語調,有時隨意抒懷,句句動人,卻不像寫杜甫專論部分那麼拘謹,那麼嚴肅,那麼板實,這難道沒有心路歷程的痕跡嗎,結論應該是郭沫若「把自己的體驗融進了作品中」。所以說把郭沫若褒揚李白,當作一種學術態度,而不當作一種人生歎息,來自一位年邁力衰的浪漫詩人,他從殘酷的階級鬥爭火線上敗下陣來,未免太遺憾了。不把李白當作郭沫若的形象代言人,真是太遺憾了。

宋代詞人劉克莊也喜好用詞牌〈沁園春〉作詞,他在一首〈沁園春〉中吟道:

「老去胸中,有些塊壘,歌罷猶需著酒澆。」

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就是借李白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這就是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寫作的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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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杜甫》在郭沫若去世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批評,有的人認為郭老在寫作《李白與杜甫》之前是揚杜抑李的,一九五三年他題成都杜甫草堂的抱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濤。

郭老稱杜甫「聖哲」,聖哲一樣的詩人。有人想不通,沒過幾年,郭老又改變為揚李抑杜了。是的,郭老壓抑杜甫,褒揚了李白,當你知道了郭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先後痛失兩個「稚子」的嘉年華的生命,當你知道郭老遭受這麼嚴重的家難,當你知道這種家難又是不正常的內亂之劍戕害的,當你知道這種戕害又是與讒毀、栽誣相糾結,且與李白有相似之處的,當你知道郭老遭此厄難而又無處訴說甚至無處可以一哭,這時候,你也會得出結論,郭老是借李白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郭老在無法明言的窘況下,作借題發揮的文章,他怎能不把自己的經驗寫進書中呢,他怎能不把階級鬥爭火線上的切膚之痛寫進書中呢,他怎能不在李白身上傾情宣洩自己的失子之痛呢?知道了這些,郭老「揚李」完全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鑒諒的了。 

《李白與杜甫》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年出版前後,郭沫若於此書不發一言,沒有寫過文章,沒有寫自序,沒有寫後跋,這在郭沫若寫作研究生涯中是僅見的,他留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凡是自己編定的專著,總會寫上或長或短的序跋,此著卻放棄自己的話語權,絕對地表示緘默。「此心鬱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請注意一個「愧」字,這兩句被郭沫若借用過的李白詩句,似乎已經為自己的鬱悵,自己的隱衷寄託在《李白與杜甫》中,作了曲盡其苦的辯護,表示這樣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也!

本文節錄自《流聲的歲月──近代中國著名學者的側影》,原作者吳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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