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
唐代李白受到兩次讒毀，被打為「世人皆欲殺」的罪人，因為文字（詩文）惹下的禍。郭沫若之子世英被打為「反動學生」，勞教於前，被迫害致死於後，也因為文字（書信、日記、詩文）惹下的禍。
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始於一九六九年初春，距世英命喪大樓窗外，僅隔半年多的時間；文人寫作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在了裏面的」（郭沫若語），他對於文化大革命「有些事情我們不能理解」（郭沫若語），對世英的慘死，他懊悔痛心之極。多方面的證據說明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是懷有隱痛的。這隱痛就是借李白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表述他的痛心、憂傷、鬱悵與憤懣。「此心鬱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郭沫若借用李白詩句，表示自己這樣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也。
郭沫若對唐代詩人李白產生了激情，於一個深思熟慮之後的清晨，他操起了那支使用有年的湖州毛筆，不無感慨地寫下一句話：「李白生平曾經受過兩次讒毀。」
這句話寫在一九六九年夏秋之間—一個史無前例的人心惶悚的內亂年代。這句話似繩子一樣繞住他寫作《李白與杜甫》時的不平靜的思考。讒毀、栽誣等詞，郭沫若在書中似乎忒有所感，使用頻率之高是少見的。
「李白生平曾經受過兩次讒毀」，讓我們翻開其中受過的第一次讒譭，時在李白三十歲，即開元十八年（西元七三○年）。李白應召赴京都長安，授命為翰林院待召。翰林院是怎樣的機構，郭沫若並不在意，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有一則專記〈翰林院〉，其文字如下：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皇帝宴樂居住場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召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
關於翰林院學士，《夢溪筆談》卷一，也有一則筆記如下：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又學士院北扉（門）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舊有規定）也……至如挽鈴故事（拉門鈴的老規矩），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官吏，亦止於玉堂門外（止步於玉堂門外等候召見），則其嚴密可知。
翰林學士院規章制度嚴格，出入，應對，草詔，坐次，乃至行止，穿衣，著靴，戴襆等，均有嚴格規定。這是郭沫若忽視的。李白作為一介書生，連科場都未涉足一次，對學士院的規章制度、對應對禮儀，對詔告之類文體的格式、語氣、稱謂、尊卑等的遣詞造句未必熟稔，他又是個不及檢點生活細節的人，難免被左右供奉官員哂笑與議論。李白在長安宮中不到一年，準確點說是開元十八年秋至開元十九年春，即被唐玄宗生厭，但是讓李白不失面子，賜金還山，賜給李白一筆銀兩，放歸民間，做他的謫仙詩人去。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拙著《大鵬折翅》中曾經敘及郭沫若則抓住李白受到讒毀，做大文章。李白有一首詩，題〈翰林讀書言懷〉這是李白在長安宮中任翰林院待召時候寫的，是抒懷之作，張垍憑此詩讒毀李白。郭沫若這樣寫道：
他（張垍）手裏也掌握著可供讒毀的第一手資料，那就是上舉〈翰林讀書言懷〉那首詩。張垍既在供奉翰林，李白的詩當然也「呈」了給他。他盡可以把這首詩拿去給唐玄宗看，說李白十分清高，身在魏闕而心存江湖。這樣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李白驅逐出朝了。
進讒者張垍之外，還有宦官頭目高力士，還有楊玉環，證據在古代小說、筆記中，郭沫若舉出《太平廣記》與宋代樂史撰寫的〈李翰林別集序〉為證據。
總之，李白在唐玄宗照拂下而賜金還山，放歸民間，原因在於受到讒毀。
「李白生平曾經受過兩次讒毀」。讓我們翻開其中受到的第二次讒毀，時在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即西元七五六年。李白跟從起兵平定安史之亂的永王李璘，充當幕僚。李璘兵敗於兄長肅宗，被肅宗麾下的高適等人征討，最終被殺害。李白因此獲罪入獄流放，「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闖下了殺身之禍，什麼原因呢？郭沫若認為是再一次受到了讒毀，也就是李白受到的第二次讒毀。
李白是詩人，他看到李璘起兵沿江東下的軍紀是相當好的，寫到李璘的水軍：
「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遙看五色光。」寫到李璘用兵出征的動機在於收復黃河以南地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再加上李璘派人專做李白的勸說工作，李白懷著「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光明磊落的動機，踏上了李璘水軍的樓船，加入了平定安祿山叛亂的隊伍。不到兩年時光，李璘遭到異母兄長李亨（也就是唐肅宗）對其沿江東下搶先收復江東富庶地區大為懷疑，因而死命追殺，李璘最終被殺於江西大庾嶺下。作為社會名流的李白，作為李璘麾下的幕僚，李白遭到嚴厲無情的整肅，入獄，流放；遭到不實的讒毀。官方的輿論是一律的，紛傳謠言說李白接受了李璘拉攏他的「五百金」，因而捨命為人主。「世人皆欲殺」，李白竟犯上了彌天大罪。李白在一首長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太守良宰〉中辯駁了讒毀，但是無救於他的入獄流放。郭沫若把李白的受到讒毀與戰國詩人屈原遭到讒毀同日而語，可見郭沫若對已經陷入政治大案中的李白，深懷同情與尊敬。
李白的入獄流放皆因為從璘而闖的禍，這是《李太白集》注釋者清代王琦早已辯論過的；郭沫若卻把坐牢與流放分開論處。他認為入獄是因為從璘而得的禍，流放是因為有一篇文章〈為宋中丞自薦表〉而得的禍。郭沫若又認為自薦表不是李白寫的，是別有用心者認為李白「世人皆欲殺」的官僚「任意栽誣」的。（郭沫若僅憑推測，並未列出證據）這是郭沫若的獨創之見。
郭沫若為什麼這樣深文考索，是不是有別的用意，筆者在下文會說到的。李白從璘得禍，根源在於讒毀與栽誣，這就是「李白曾經受過兩次讒毀」的第二次讒毀。
敘寫這兩次讒毀，郭沫若用了李白部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大肆渲染，別有用意也。
二
我複述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中的兩次讒毀，用了不短的篇幅，似乎不是不必要的。文人著書立說，表述的思想、理念與隱衷是複雜的，正確地發掘深蘊於著作中的豐富內涵，發掘作者感時、感遇、感懷的縱深層面的隱衷，是深入的、獨創的學術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筆。很可惜的是，歷來似乎有人忽略了這一層面的探討，所以魯迅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年代講過一段話，不妨錄下：
「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
知人論世，顧及全人，顧及社會狀態，是理解文人著作的一條原則，那麼，郭沫若在寫作《李白與杜甫》之前，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了嗎？話得從一九六三年說起。
北京有所一○一中學，很有名氣，只因為學生多為高幹子女。其中北京大學哲學教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解放軍將門之子孫經武，還有一位女同學葉蓉青等，這四位是一○一中學的同窗，張鶴慈與郭世英堪稱摯友。後來他們離開一○一，郭世英進入北京大學，張鶴慈進入北京師範學院，葉蓉青進入北京醫學院，孫經武進入部隊。在此期間，組織了一個叫X詩社的團體，發起人就是上述四位。另外還有十九位學生作為X社成員，其中高幹子女六人，一般幹部子女六人，高級知識份子子女三人，反革命份子子女和右派份子子女四人。這是X社案發後一份公安部門報告上寫的。X社出版雜誌名「X雜誌」，發表文章詩歌和通信。郭世英寫文章是出名的，深得郭沫若的喜愛。郭世英寫了不少文章在X社雜誌發表，雜誌對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集團，對大躍進，對中國言論自由等都提出了與主流媒體相悖的言論，後來，這個X社被一位同學檢舉揭發，被打成反動社團一鍋端掉，發起人被公安部門逮捕，郭世英等受到審訊，書信、文章、日記均被作為罪證抄沒。此案震動高層，震動高校，公安部門有一份絕密文件題〈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時在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作了批示。張、孫、葉三人被判刑勞改，惟有郭世英未判刑，發往河南華西農場勞動教養，這或許是周恩來總理批示的效力，從輕發落。但是此案對郭沫若夫婦精神壓力之大是不難想像的。郭沫若如果有所難解的話，他不能不對文章、書信、日記的「反動性」結論表示懷疑。他對這位「稚子」真的喜愛的話，他不能不袒護世英，稱那些檢舉之輩是讒毀之徒了。他如果為世英的勞教有腹非的話，他必然會想到世英是被人讒毀的犧牲品，是極左政治路線下的犧牲品。質言之，世英的勞教是作為父親的郭沫若產生讒毀之論的溫床。
如果說世英的勞教像磐石背在在郭沫若年邁無力的精神肩膀上的話，那麼，世英的不正常死亡的遺體，則將郭沫若立足於左派的精神防線徹底摧垮了。據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的回憶：
「世英所在的農業大學裏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於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作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後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
僅僅一年，在鋪天蓋地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接連失去了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
郭世英慘死在北京農業大學一幢大樓的窗外，時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郭民英是世英胞弟（同為郭夫人于立群生），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因為用當時希罕之極的盤式答錄機欣賞古典樂曲，被斥為崇拜大（人）洋（人）古（人），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澤東很快批示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後來參軍進海軍部隊，聽聞胞兄世英慘死，在部隊自殺身亡。兩個兒子在同年同月（一九六八年四月）非正常死亡。這真是郭沫若匪夷所思的事了。
一九六八年世英民英像花朵一樣凋謝。郭沫若拿起寫了多年使用的湖州毛筆寫起了《李白與杜甫》，時在一九六九年初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郭世英的遺體，橫在一幢大學樓窗外的地上，血肉模糊，作為父親的郭沫若，這樣的現場刺激不會不痛徹心肺，不會不在心靈上留下傷疤。他寫作《李白與杜甫》時能將血肉模糊從眼前趕走嗎？何況這是他的才華橫溢的兒子，何況曾是一個活鮮的嘉年華的珍品，更何況這個血鑒不遠，就在猴（戊申）雞（己酉）之間的一瞬之轉呢！
文人寫作往往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了在裏面的。」（郭沫若語）。此前九年，郭沫若寫了劇本《蔡之姬》。他在序中說：
「法國作家福樓拜，是有名的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他曾經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我也可以照樣說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
郭沫若還這樣說：
「因此在《蔡文姬》劇本與現代之間，讀者或觀眾可能發生某些聯想，是在所難免的。」
那麼，我們閱讀《李白與杜甫》的時候，會在郭沫若與李白之間產生某些聯想，會在郭沫若家難特別是世英與李白之間產生某些聯想。什麼聯想呢？就是「曾經受到兩次讒毀。」
李白在長安翰林院受到的第一次讒毀，在於一首詩〈翰林院讀書言懷呈集賢院諸公〉，在於文字之禍。世英在×社雜誌上也發過詩文，也是當作把柄被人讒毀的。李白此詩基調也不是挑戰性的，他不過是自我檢點，有自我否定的意味，郭沫若也找不到確鑿的史料來證明，張這位皇上附馬是拿此詩作讒毀的。但是郭世英是在文字上引發亂子的，郭沫若似乎在硬生生地拼湊一個雷同的先例，以默寫自己心中的難以排解消蝕的鬱悵。不啻於此，郭沫若為了寫李白的遭讒而失敗，他引用的論據竟然有用小說筆記如《太平廣記》中的記述，虛構的真偽難分的小說零星文字怎能說服人呢？郭沫若不會不知道；但是為了讓讒毀成為結論，以暗合世英遭難的起因（讒譭），郭沫若也顧不上這些，讓黃牛拉來當馬騎吧──很有意思是，許多專家批評《李白與杜甫》，卻沒有批評其論據的軟弱無力與生湊。
李白遭受的第二次讒毀，下獄受罪，與世英的遭受嚴刑逼供，很能讓聯想能力不發達的人作出活的聯想。李白第二次遭讒，還在那篇〈自薦表〉上。〈自薦表〉是文字的東西，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一幫人綁走之後，讒毀、栽誣、刑訊拷打的證據，除了在北大時的勞教這一扉紅色的歷史之頁外，就是郭世英此前寫下的日記文學。據說有九冊之多。日記應是私人的思想放飛的天空，日記應是憲法言論自由條款劃撥給每個公民的思想自留地。郭世英這位見多識廣、思維活躍，敢於獨立思考的郭沫若家得寵的稚子，不會不坦率地記下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言論，記下難免與主流媒體扞格的獨立思考。這些都是那個「史無前例」年代不容許的，反而成為了上綱上線的材料，成為了據之加工為讒毀、栽誣的罪證。
李白與郭世英都是殤於詩與文字。我的這個聯想還有根據。上個世紀末，我為了寫作已經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詩詞史稿》，曾經到前海西街一幢古老庭院郭沫若故居參觀過，世英的日記置放於書桌的右上角。據館中工作人員說，郭沫若從世英死後，日記是他經常翻閱的，直到他最後去世。這本充溢血淚的日記，成為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揮之不去的聯想，完全是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不必多作推論，我這樣說有證據嗎？有，證據在郭沫若留下的信件中。一九六九年一月郭沫若寫給郭世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同窗周國平（今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的信上這樣說：
我在看世英留下的日記，剛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大書特書的兩句：「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裏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瞭解的。
郭沫若寫此信的日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九六九年一月，正是寫作《李白與杜甫》的時期。信中末尾二句「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郭沫若這樣痛苦與懊悔的經驗肯定會寫進書中的，因為郭沫若在寫作《蔡文姬》時說過：文人寫作往往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了在裏面的。」
三
《蔡文姬》也罷，《李白與杜甫》也罷，郭沫若均在擺弄歷史人物，都是把自己的經驗融化進了作品中。「蔡文姬就是我」──坦率的獨白倒不在於此話的石破天驚，而在於給了我們理解郭沫若筆下歷史人物的一把鑰匙。不禁要問，郭沫若從李白身上借到了什麼題目呢？
對於文化大革命郭沫若理解嗎？從他發表於文革期間的大量詩詞看，他是歌頌的；從他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上的發言看，他是覺醒的。但是，從他私下的話語看，他對文化大革命不會否定的，但對有些做法是「不理解」的。據郭沫若的忘年交陳明遠回憶：「一九六六年底（海按：應為十二月十四日）吳玉章追悼會上，陳明遠最後一次見到郭沫若。」當時文革已經如火如荼。他說，有些事情雖然我們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慮。從這話裏也能感到他內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郭沫若。請注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郭沫若已經產生了「不能理解」。郭沫若說的「有些事情雖然我們不能理解」句中的「有些事情」，不會不包括抄家、遊街、戴高帽、武鬥、打人至於傷人死人等事情吧。
陳明遠又說：「一九六三年以後他心情明顯不好。一件大事是階級鬥爭搞到了他們家裏。他的兒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動學生送去勞教。
當時問題是從信件中查出來的。郭世英出事後，郭沫若把我的信還給了我。」（見同上）
由信件與日記羅織罪名、無限上綱、深文周納，那是不會不用讒毀這個經典方法的。郭沫若從李白身上借到的就是讒毀的論題。
再舉郭沫若的秘書黃烈談到的：「在林彪『四人幫』猖獗的時期，郭老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沒有停下手中的筆，他仍然在戰鬥。一九六九年十月，我接到郭老一張便箋，要我幫他查一首儲光熙的詩，當我得知他正在寫《李白與杜甫》時，不勝感慨。」「他的心情是沉重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句話。
在這樣嚴重家難背景的陰影下，在心情明顯不好的背景陰影下，在心情沉重的背景陰影下，特別是在「四人幫」的猖獗背景的陰影下，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他內心世界的狂瀾，他長期積壓的憂傷，他失子之痛的抑鬱，怎能不有所釋放呢！郭沫若說過：「他（李白）不敢明言，卻屢屢借題諷喻。」（《李白與杜甫》第六十四頁）郭沫若借到了李白生命史的兩次讒毀的論題，曲折而筆帶感情地敘寫自己在階級鬥爭火線上掛花負傷的聲聲歎息。
許多杜甫研究者認真評論《李白與杜甫》，寫了不少批評文章，似乎還沒有人發現郭沫若的隱衷：痛心、憂傷、鬱悵與憤懣，這不能不說是學壇上的一個不大不小的遺憾。
說《李白與杜甫》存在隱衷，還可從此書的著作體裁上說幾句。大概沒有人不把此書看作郭沫若專業的學術論著，我卻不以為然，論著是有嚴密的學術規範的，是一絲不苟的，可是此書不乏隨意的閒筆，不乏隨心的想當然之言，不乏筆記、傳說、小說、札記的引章摘句，這些都能埋下結論動搖的禍種，與撼泰山易撼結論難的學術論著要求差之遠矣。我仔細考察，認為此書是論著與隨筆的結合體。隨心所欲的筆記或放言是俯拾即是的。涉及個人遭際的話語為文體所限，但也不是沒有透露。例如：
「本來是出於一片報國憂民的誠意，誰想到竟落得成為一個叛逆的大罪人？他是異常悲憤而傷痛的。」（《李白與杜甫》六十八頁）
另外一處，文章本來可以畫上句號了，但郭沫若又加上一句：「作父母的對於自己的兒女，儘管已經長到二三十歲了，始終是看作『稚子』的。」
是啊，世英死時二十七歲，同年同月死的民英二十四歲，這樣的「稚子」卻像鮮花一樣突然凋謝無存。隨筆式的絮絮的短語中寄託了郭沫若一片深情的懷念。
讀者沒有發現，我卻發現郭沫若寫李白的遭遇充滿憐憫、同情的語調，有時隨意抒懷，句句動人，卻不像寫杜甫專論部分那麼拘謹，那麼嚴肅，那麼板實，這難道沒有心路歷程的痕跡嗎，結論應該是郭沫若「把自己的體驗融進了作品中」。所以說把郭沫若褒揚李白，當作一種學術態度，而不當作一種人生歎息，來自一位年邁力衰的浪漫詩人，他從殘酷的階級鬥爭火線上敗下陣來，未免太遺憾了。不把李白當作郭沫若的形象代言人，真是太遺憾了。
宋代詞人劉克莊也喜好用詞牌〈沁園春〉作詞，他在一首〈沁園春〉中吟道：
「老去胸中，有些塊壘，歌罷猶需著酒澆。」
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就是借李白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這就是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寫作的隱痛。
四
《李白與杜甫》在郭沫若去世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批評，有的人認為郭老在寫作《李白與杜甫》之前是揚杜抑李的，一九五三年他題成都杜甫草堂的抱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濤。
郭老稱杜甫「聖哲」，聖哲一樣的詩人。有人想不通，沒過幾年，郭老又改變為揚李抑杜了。是的，郭老壓抑杜甫，褒揚了李白，當你知道了郭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先後痛失兩個「稚子」的嘉年華的生命，當你知道郭老遭受這麼嚴重的家難，當你知道這種家難又是不正常的內亂之劍戕害的，當你知道這種戕害又是與讒毀、栽誣相糾結，且與李白有相似之處的，當你知道郭老遭此厄難而又無處訴說甚至無處可以一哭，這時候，你也會得出結論，郭老是借李白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郭老在無法明言的窘況下，作借題發揮的文章，他怎能不把自己的經驗寫進書中呢，他怎能不把階級鬥爭火線上的切膚之痛寫進書中呢，他怎能不在李白身上傾情宣洩自己的失子之痛呢？知道了這些，郭老「揚李」完全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鑒諒的了。
《李白與杜甫》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年出版前後，郭沫若於此書不發一言，沒有寫過文章，沒有寫自序，沒有寫後跋，這在郭沫若寫作研究生涯中是僅見的，他留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凡是自己編定的專著，總會寫上或長或短的序跋，此著卻放棄自己的話語權，絕對地表示緘默。「此心鬱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請注意一個「愧」字，這兩句被郭沫若借用過的李白詩句，似乎已經為自己的鬱悵，自己的隱衷寄託在《李白與杜甫》中，作了曲盡其苦的辯護，表示這樣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也！
本文節錄自《流聲的歲月──近代中國著名學者的側影》，原作者吳海發
分享：
今日人氣：0 累計人次：14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