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舊道德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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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類幕僚，自命不凡，目空餘子。另一類，人以國士待我，而我以國士報之。才識副其懷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報。
知識份子常常是文弱書生，在抗戰期間的重壓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陳布雷：「他的身體很壞，用腦過度，面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象。」（《張治中回憶錄》）到他的身體已是風中殘燭的時候，他走幾步路都虛汗頻出，可是他的心裏，仍擔心「心無空閒，夜無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貽誤，又何堪設想？」張治中在成都帶他逛街，買小吃慰勞，他竟高興得像小孩。
●陳布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舊時代，報紙上那種淺易文言隨處可見，而真正堪稱純正、名下無虛的，是著名記者陳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氣的妙筆。他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上海《商報》撰寫〈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嘗謂「歲月遷流，忽忽一星終矣。國辱民擾，世衰道歇，山河崩決，莫喻其危……雖然，吾人之紀念逝者，其所奉獻之禮物，豈僅鮮花酒醴、文字涕淚而已乎」，即可見一斑。陳先生天縱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鬱，真積力久，根深葉茂，發而為文，必有可觀之處。大學者王力（了一）先生對他也甚為嘆服，以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見《龍蟲並雕齋瑣語》）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佈全民抗戰的聲明：「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即為陳先生手筆。他這樣一個極為自信的學者，後來竟墮入極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過量安眠藥而自盡，結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蔣介石發表廬山聲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政論文字的天才
陳布雷一九二六至一九四八年，長達二十餘年，為蔣先生之心腹助手。他長期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兼五組組長，他的心理背景乃是：「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他最重要的幕僚作業，是為蔣先生撰寫重要文章、文告、〈對張、楊的訓話〉、〈西安半月記〉均出其手。他的回憶錄寫至一九三八年，實際是他的自訂年譜。他的文章邏輯嚴密，思慮深遠，而他的修養，遂於經史，學問淹雅。其幕僚作業，思慮綿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大量涉獵中英文名著，歷史由沈尹默教授，稱作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內容，另致力於十九世紀晚期憲法史，比較憲法等課程。那時他已剪去辯子這「可恥之物」。一九一一年，他二十二歲，革命思想業已初步養成，畢業的時候，他的老師對學生說「望汝等不以此為止境，須知中國方在開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一九一一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勸他到東北，做藍天蔚的幕僚，他不願離開《天鐸報》，婉辭之，季陶還埋怨他胸無大志。
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撰發〈對外宣言〉，初稿為英文，王亮疇交到上海《天鐸報》，報社總經理陳芷蘭說是陳布雷即能翻譯，亮疇不信，馬上現場試譯一段，都覺得不失厚意，遂由他全篇譯之。
亮疇又將文字潤色一遍，天鐸報刊之，次日，民立報的徐血兒對于右任說，此文被《天鐸》譯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一九三八年夏，三青團籌建，劉健群執筆草擬〈宣言〉及〈告青年書〉，蔣公指定此二稿必須交由陳布雷修改，當時正撤退，輾轉重慶、武漢之間，五易其稿，仍覺原稿難以改好，最後不得已放棄之，由潘公展重新擬稿，布雷加文學潤色，才通過。
舊時幕僚，替人捉刀代筆，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須文采，只要沒漏洞即可稱佳。《幕學舉要‧總論》談到這一點，嘗謂「文移稿案，原屬平淺。留心細看，習練久則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識笑話就很不錯了。
但是陳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寫得專業、實用而文章氣勢逼人，而又妥貼安穩，將難以照顧周到的文章難點處理得恰到好處，可稱調和鼎鼐之手。也正因為太過用力費心，慘澹經營，他的身體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屬人生壯年，卻已無法支撐。
主佐文幕的經緯
布雷先生作蔣介石身邊做幕僚，貢獻極大、時間極長，而且用志不分，品格意志最為專一，同樣重要的幕僚還有陶希聖，但陶氏中途變節，復又反水，顛來倒去，真不好說。蔣緯國在他的口述自傳中說：「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志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
●陶希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九二六年春天，邵力子向陳布雷轉述蔣介石的慕重關心。其時布雷任職於商報。該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謁張靜江先生，翌日見到蔣先生。他來的時候，就拎著一個小包，帶著他自用的文房四寶到來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蔣先生發表〈告黃埔同學書〉，就是蔣氏口授，布雷根據其意思而起草的。這可以說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業。本來蔣氏要他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因彭學沛在任上，他辭謝了。一九二八年，北平克復，乃隨蔣先生赴北平，途中起草總司令呈文。接著又起草〈祭告總理文〉。這期間他兼任《時事新報》主筆、浙江教育廳長等職。
一九三四年在委員長南昌行營，蔣先生告訴他，幕僚方面，政務有楊永泰，軍事有熊式輝，文字方面，極需像他這樣的人在左右。其後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熊、楊為常委，開始網路青年留學生來此作研究、調查、設計等工作。
委員有二十多人，但陳布雷說：「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一九三五年初撰寫〈敵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軍閥之無知，發表後多方轉載，引起轟動。接著趕到南昌過陰曆年。行營設計委員會撤銷。改組設立於一九三三年的侍從室，設立一處二處，分工是一組總務、二組參謀、三組警衛，屬第一處，主任晏道剛；四組秘書、五組研究，屬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此後，他的行蹤，大處而言，就是武漢、重慶、南京，一直到自裁身亡。
他平時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軍事──蕭贊育〈在侍從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談到，陳布雷先生作為幕僚的作業性質，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蕭贊育和布雷先生首次見面於牯嶺，聊天閒話，首先他略述身世，身體及其興趣，並說：此次委員長要我跟隨在他左右，是要我幫忙他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幫他處理政務或預備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他隨蔣先生出行，每到一處，一有空閒，就是買書，像《陳后山詩注》就在南昌買得，所購圖書多為四部要籍以及英美近代史等文史類圖書。
一九三五年是他幕僚作業極為繁劇的一年。大致行程是，漢口、重慶、貴陽、昆明、個舊、開遠、重慶、成都、峨眉山、上海、浙江慈溪……
四月份他從漢口飛往重慶，住在上清寺農村。這期間他和四川軍政文化界接觸很多，他對四川人的感覺：「覺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沈著質樸之士殊不多覯。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上致力。文勝於質，志大而氣狹。」
這種看法和意見，他也作為心得貢獻於蔣介石之前。因而蔣介石初到四川，即以質樸誠信來勖勉川人，目的是勸勉川人服從軍政系統。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相同時間，郁達夫發表文章，對浙江人脾性力斥不留情面。「浙江自古是文化燦爛之邦，不過近幾十年來，弄得萎靡不振，鬼怪橫行。市民只知道喝喝茶、買買菜，無反抗心，無男子氣。一個軍閥來，就開一次歡迎會，一件事情已過去了，也打一個電報湊湊趣，閒下來就問問流年，看看八字，封建時代的生活樣式，還流行著也支配著……」（〈告浙江教育當局〉，郁達夫文集，第八卷，二三頁）
重慶尚未很熟悉，馬上就起程了，因為蔣先生到貴陽督促與紅軍決戰。五月初他和陳誠、吳稚暉同機飛築（貴陽），在此撰寫《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他在貴陽很忙碌，至於重慶大本營的參謀事務，乃由楊永泰代理。他還和吳稚暉到了修文縣，瞻仰王文成公（王陽明）祠。龍風山上一輪月，仰見良知千古光，這裏珍貴文物極多，祠堂四面遊廊相連，左右牆壁嵌有陽明書法石刻及陽明燕服線畫小像，以及錢大昕、袁枚、翁方綱、成親王、阮元、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清代學者多人的考證、題詠和遊覽祠堂的詩文石刻共數十方，俱為不可多得的碑刻菁華。
貴陽居停半月，馬上轉赴昆明，住在翠湖邊上。他很喜歡這裏的氣候，彷彿高原江南，覺得大勝貴陽。曾到昆華圖書館看書、到安寧溫泉沐浴，並隨蔣先生遊覽滇池。這期間，他見到了雲南人袁嘉谷──就是超越張一麐被點經濟特科狀元的那位。他曾任浙江提學使，與陳布雷有師生之誼。相見甚歡，袁先生給他介紹了很多滇中名宿，他的感覺是，這些人的言論：「皆通達時務，洞明學術，雖規模稍狹，然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這期間，蔣介石帶著龍雲，坐飛機飛至川康一帶的會理、西昌，向四川地方軍人空投命令及委任狀等。龍雲回來向陳布雷說，他是第一次坐飛機，在機中與蔣談話，益覺西南國防之重要。
然後，他和吳稚暉轉往個舊、開遠遊覽。這兩個城市，今均屬於紅河自治州轄區。那是六月份，因海拔低，已經很炎熱了。
回到重慶，馬上又轉赴成都。那時候，行政機構和人事糾紛中，矛盾多多，陳布雷所作的，就是勸大家互相體諒、信任：「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
七月份，隨蔣到峨眉山開辦訓練團。他住在山上，主要研究有關國防之財政經濟之方案。
八月，經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間為憲法起草事，訪問黃郛於莫干山中。
該年年底，蔣介石在國代會所作有名的報告，就由布雷先生起草，傳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張恨水先生在重慶新民報持續七年的抗戰隨筆時評專欄「最後關頭」，即典出於此。大會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寫提綱，布雷連綴成文，修改三次，費時二十餘個小時。
一九三六年侍從室在南京中央軍校內撥得固定辦公地址。他仍為二處主任，每天都要固定辦公六七個小時，這時他對第五組的秘書頗有意見，乃因各個秘書不明職務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調查某些機關狀況、或據坊間傳聞攻訐主管人員，或亂上條陳，陳布雷公開給他們說過多次，仍然積習難改。此事使他煩悶不安。
西安事變前他從洛陽回南京，未跟蔣先生到西安。原因是蔣介石對他說：西北天寒，有病之軀不宜同行……如有必要，當電召西來，否則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變發生，南京一時間風傳甚多。各要員乃群集何應欽家中商議。從此半個月中，陳布雷處於彷徨焦慮、繁忙痛苦的難言狀態，精神上可說是六神無主。同去的幕僚人員情形危殆，蕭贊育作為幕僚隨之前往，他說那次一同去的秘書人員，還有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蕭乃華則死在事變之中。事後據當時目擊者蕭自誠說，叛軍叫門，持槍突入，氣勢洶洶，蕭乃華匆忙中拿槍在手，準備對抗，卒被射殺。
他在這焦慮的狀態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聯名勸誡張學良；代黃埔軍人草擬警告電，協助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圍攻張學良；安慰宋美齡等等。蔣介石獲釋後，他到機場迎接，蔣先生給他一個草稿，他僅用二個多小時即撰成，即有名的〈對張、楊之訓詞〉。這段時間他在侍從室辦公時間，則從清晨延長至深夜。
抗戰軍興，一九三八年底，蔣先生到廣西設置桂林行營，布雷隨之。閒暇時蔣先生找他談論。其中，蔣介石對日本的大東亞共同體及連環互助論尤其深惡痛絕，說是此種桎梏，將斷送民族命運於永久，比軍事佔領還要可怕，萬不可中其奸計，因此也要做精神鬥爭。向陳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記錄要點，準備撰一長文。十二月二六日，他以一天的時間，為蔣介石撰成〈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演辭。張季鸞說此文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兩天後正式播發。一九三九年春，他常住重慶，還是為蔣撰寫文字。他平生為蔣先生作文，以這個時段最多最為集中。〈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式〉等文，都在此時寫成。他自謂精神尚佳，動筆很覺順暢。
幕僚作業的辯證
據楊樹標〈名豈文章著〉統計，抗戰期間，以蔣先生名義發表的文章共有六五七篇，包括演講四○三篇，書告八十二篇，文錄九篇，別錄一一五篇，談活四十六篇。其中大半都是陳布雷親筆撰述，文章主題均包含抗日鋒芒，大致涉及的方面有：全國軍民犧牲奮鬥，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後勝利日益接近；我國抗戰，目的一天不達，抗戰一天不停；全國軍民對於抗戰皆有應盡之責，必須緊守崗位，貢獻力量；全國軍民要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慨，以血肉的代價，來換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他精神佳好的狀態下，一般文章，真可說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這樣的時候，所作文章，文氣充沛，通體不懈，彷彿象徵抗戰之光明前途。一旦精神壓力增大，或失眠、或頭疼，則往往文氣不接，這樣修改的時間就大為增加。譬如有名的〈告空軍將士書〉，因腦力不濟，前後費時十六小時乃得完成。這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在上旬同一時段要完成的作品達六、七件。
布雷先生做人低調超乎尋常，而其內心，對於文章之道，則頗為自負。《《大公報》》在張季鸞去世後，由王芸生主筆政，王氏為人為文俱躁進張狂，言論偏頗一泄如注，布雷先生見此大為歎息，一次忍不住對報界的同仁胡健中說：「我如果年輕十歲，我就再下海做新聞記者，和他們周旋；也不應該讓他們這般人如此猖獗！他講了一句歷史上的話，好像是晉朝王敦說的：世無英雄，遂令孺子成名！」（胡健中〈我與布雷先生的交往〉）
他對自己的文章極為自負，當時蔣先生的文告十九皆出其手，蔣先生有時把他的文章改動幾處、他覺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樞的一位侍從秘書竟擅自改動了他的文章，他一連失眠了好幾夜，很不平的對胡健中說：「你看，某人現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陳布雷是文化、新聞總指導，宣傳方面負全責。報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導。
曹聚仁說，吳稚暉、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葉楚傖、邵力子、陳布雷、潘公展、程滄波等人，都是以新聞事業為敲門磚，進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場，就阿附權勢以取容了。
這個判斷，似是而非。其實這些人大半主業為革命，新聞事業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應手的利器。
北伐期間，風頭最健的媒體，是他從業的《商報》。從此受知於蔣，邀到南昌參與戎幕。一如汪康年為張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近日坊間青年，或者無根游談，將其定位於軍機大臣，乃是見風是雨的誇張猜度。
他的幕僚作業更多的成分，是文學侍從之臣。他負責起草文稿和文告，當中就會有次一級的政策擬定。內容雖授意於蔣，但也滲入個人意見，雖不全是言聽計從，但也多有採納。
〈西安半月記〉乃是陳布雷代蔣先生就西安事變所作的總結。期間也有對南昌行營已來的局勢、他的作為所做梳理、辨析。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說：「幸賴主義之照臨、同志之用命，曾不數月，湘、鄂、贛、閩全告複，此非中正所敢貪天之功，實中央執委會付託之專，用能集中號令，團結內部，不虞牽制，以克奏斯績也。何圖……奉鮑羅廷之發縱指示，造作種種蜚語，提出軍閥、獨裁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黨本軍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為中正有企圖軍閥及個人獨裁之傾向。」大概算得是一種背景的說明。
王芸生〈一個可悲的新聞記者〉嘗以為，陳布雷早年曾任上海《商報》的主筆，寫得一手漂亮文章，他覺得陳布雷是一個典型的文人，但又是一個可悲的新聞記者：「蔣的頭巾氣，不能不說是出於陳布雷之力。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識中何嘗有什麼禮義廉恥？標榜四維八德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宋元學案的擺設，都是受了陳布雷的影響」（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二三期）。
王氏此說不當，蓋本末倒置。蔣先生在賞識陳布雷之前，已經具備相當的傳統文化修養，正因如此，他才因欣賞而看中陳布雷。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在杭州，陳布雷和他的大哥陳屺懷拜會蔣先生於煙霞洞，蔣先生當張靜江面稱其文婉曲顯豁，善於達意。
他不希望政府官僚化，而期盼清明健全的組織。他看到那些所謂要人之顢頇誤國，悲憤無已，對於局勢的變異，他看清是非，但沒有勇氣力爭力諫，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
他的自殺，乃是幕僚作業最沉重傷懷的一筆。
悲涼結局和晚年心境
張治中也曾在侍從室工作，他將陳布雷視為最好的文學老師。基於同事之誼，他在生活上也很愛護陳先生，陳先生用腦過度，面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相，是典型的苦行僧，至於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認識。所以，張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後頭，逗他的興趣，以此法減輕他的苦腦，使之笑靨常開。張治中說：記得有一次在成都，與他同住一個地方，有一天上午，沒有什麼事，張氏笑著對他說：帶你去調整調整！布雷說：大哥（他老是這樣稱呼我，實則我們是同年，我不過比他大幾個月），我們到哪裡去？我說：你跟我走好了。這一天，我帶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館子，逛少城公國，喝了茶，又看了電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覺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問他：好吧？他稅：好！以後他常希望我帶他調整調整。（參見《張治中回憶錄‧一個文人》）
布雷先生自來體弱多病，常常要借助安眠藥才得以休息。結下終身文字之緣，生活清苦自勵。他晚年答記者：我這個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在用到不能再用，從前偶然修理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確已到了無可再修的地步。
一九四○年間，日本戰機大肆轟炸陪都重慶，採用輪番式的疲勞轟炸，試圖從靈肉兩面摧毀中國人的意志。布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內完成，體力漸感不支。初夏時節抵老鷹岩村舍休養，山居期間仍修改講詞，稍暇則讀陸放翁之《入蜀記》、《老學庵筆記》及陳后山詩等。六月間撰寫回憶錄，七月二十四日敵機猛炸重慶，敵人廣播，造謠說陳布雷被炸斃。是年十月，自稱：「余近來之身體精神大半視睡眠充足與否為轉移，然長服安眠藥則影響腸胃，不服則睡眠不佳，誠無可如何之矛盾現象也。」
他最後的幕僚作業，竟是屍諫！
徐蚌敗局已定之際，他到上海召集報界巨頭會議，他向友人說起蔣介石怪他精神頹唐。而在他的心裏，也在思考，心中陰影厚積：此時的蔣先生和北伐期間的奮進有為判若二人。
●徐蚌會戰，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他多年的貼身副官陶永標回憶說：「有一次，陳布雷同蔣介石密談至深夜，事後蔣送他步出總統府大門，我從侍衛室出來跟隨在後，聽見蔣介石對陳布雷講的幾句話，內容大意為：『目前戰局確是不利，國民黨可能被打敗，但不會被消滅，布公不必如此悲觀。』『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談判也保不住國民黨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們只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其後陶永標發現陳布雷的臉色很難看，回到寓所還自言自語歎道：『成敗在天，成敗在天！』一連數天抑鬱不歡。」
蔣先生對文官、武官態度淵然有別，對大文人、名教授往往禮遇有加，對學界人士之尊重又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大公報》張季鸞起先的地位並不很高，得蔣先生提攜，遂居重要影響之地位，而《大公報》的業務開展也盛極一時。對張季鸞是這樣，對程滄波、胡健中、潘公展、黃少谷諸位，他也很周到。對於陳布雷，蔣氏始終尊稱布雷先生。
他幾乎沒有什麼應酬。他謹慎、甚至拘謹的作風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如有重大文字任務，有時他會好幾天不下樓。陶希聖認為「在委員長的跟前，許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變質了。布雷先生則不然，他是一位報人，報人有廣闊的視線，客觀的思考，精確的批判，適於幕府的要求。布雷先生替委員長襄理機要，卻始終保留一個報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樞而對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員長尊重他。」他的自裁，必定飽含了非同尋常的劇痛的心靈矛盾，他的文人學者對本色，已經一壓再壓，臨了批判的精神在尋找最後的出口。
精神的打擊，加重弱軀病體的負荷；羸弱的肉體，更無法承受自尊心的頻受撞擊。於是形成惡性循環。
遺書重點，一是毫無價值的一生，二是書生無用，回首履歷，深覺有違初衷。其間「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乃是聚焦之點，讀之悚然，如冷水澆背，當頭棒喝。
布雷先生自裁前，已無計可施。計早出盡，有的不聽；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無效。至此則身頹而心如死灰，故無計可施。他本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廣眾中，總是走在旁邊輕輕側身而過，息事寧人，唯恐有所開罪。他在中壯年時期，還在做返回新聞界重操舊業的夢寐。他說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其所撰述，則又言不由衷，其議論國計民生在文字理論上頭頭是道。到了形勢河決魚爛之際，所有的矛盾糾結纏繞，一時俱來，這並非針對他一個人的業障，但對他的打擊較常人更甚千倍萬倍。
雲天在望，遙念廣寒深處，不知今夕是何年？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幾十年中布雷先生看過多少更替興亡，不少他更參與其中。其中必有一個理由，他想解開這個謎，但他實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絕望到也不想再等這個不祥的答案了。
做記者，寫政論，他胸懷千載，志吞八荒。掉鞅文壇，所向披靡。其間自有一種氣象和堅銳。而其做幕僚，而且始終是一位高級幕僚，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他的苦心和見解，從國家大政方針至於人事的協調融和，其跡雖不易見，而其功則不可沒。他敢於無名無權的位置，表面上看不出什麼赫赫之功，而實際上貢獻不少重要的決策。以一最高級幕僚的身份，他的私生活卻到了克勤克儉的地步。程滄波說他像戒律森嚴的公門中修士：「他在重慶美專校街時，每當傍晚我每從上清寺到他的寓處，晚飯時到，他常留我吃飯，叫傭人加菜。每次是兩個鹽蛋，這就是當時憲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大記者與大英雄〉）。
他的正義感，他的一介不取的超然立場，極細微處在在表現出傳統美德的附著。
唐縱〈從兩件往事看布雷先生〉裏面提到，戰時重慶物質供應緊張，人家送他幾筒三五牌香煙，唐縱知道布雷先生吸煙上癮，就拿去轉送給他，但他一再不肯接受。唐縱只得向他說明：這是朋友送的，而且並非有所干求，幾筒煙並不會有玷您的情操，您受了也是取不傷廉。這樣他才勉強收下。
另外就是一九四五年六全大會，中委提名，各方面向蔣先生推薦的候選人名單，很多既非對社會有何貢獻，也非為行政延納人才，而只是出於人事關係，你爭我奪，以致蔣先生很難定奪。布雷先生目擊這樣的情況，心情沉痛到極點。後來，中樞和他談到希望推擢一些不偏不倚的人才，問他有沒有適當的人，他為了不忍再增加蔣先生的困擾，乾脆一個人也沒有提。
唐縱感慨道：這樣大公無私的品格，說起來是理所當然，誰也應該如此；可是實際做起來，其困難是很難想像得到的。
關於陳布雷的工作特徵，最近《參考消息》（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章〈偉人大都懶惰〉可作參證。裏面寫到象陀螺一樣不停工作的人，因為破壞了生物鐘的運轉規律，往往變得遲鈍不堪，甚至因高負荷工作耗盡了生命的源流，據美國教授對多個歷史名人的分析，將天賦轉化為特殊的才能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所以據說愛因斯坦、牛頓、阿基米德、畢卡索都是以懶惰著稱，當中的迴環餘地反而為他們贏得了超強的想像力。
相反陳布雷先生缺乏適度的怠惰，思維處於壓力之下高速運轉，結果傷害到生命的根基，他在生命的壯年就已燈盡油枯，實在因為他過於勤奮，燃盡了作為物質燃料的身體機能，以一己身體的資源再生的渠道被阻斷，身體資源耗盡，加以戰局一挫再挫，可以說悲涼之霧遍抹心房，於是對死亡的防備崗哨，悉數解除，大門洞開……
布雷先生盡忠職守，俯仰無愧，超過了自身承受的極限，真可入幕僚史聖者之林。
本文節錄自《烽火智囊──民國幕僚傳奇》，原作者伍立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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