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幕僚的最後餘光:蔣介石文膽、民初報人陳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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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舊道德的楷模

首頁圖來源:百度百科

有一類幕僚,自命不凡,目空餘子。另一類,人以國士待我,而我以國士報之。才識副其懷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報。

知識份子常常是文弱書生,在抗戰期間的重壓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陳布雷:「他的身體很壞,用腦過度,面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象。」(《張治中回憶錄》)到他的身體已是風中殘燭的時候,他走幾步路都虛汗頻出,可是他的心裏,仍擔心「心無空閒,夜無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貽誤,又何堪設想?」張治中在成都帶他逛街,買小吃慰勞,他竟高興得像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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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舊時代,報紙上那種淺易文言隨處可見,而真正堪稱純正、名下無虛的,是著名記者陳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氣的妙筆。他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上海《商報》撰寫〈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嘗謂「歲月遷流,忽忽一星終矣。國辱民擾,世衰道歇,山河崩決,莫喻其危……雖然,吾人之紀念逝者,其所奉獻之禮物,豈僅鮮花酒醴、文字涕淚而已乎」,即可見一斑。陳先生天縱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鬱,真積力久,根深葉茂,發而為文,必有可觀之處。大學者王力(了一)先生對他也甚為嘆服,以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見《龍蟲並雕齋瑣語》)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佈全民抗戰的聲明:「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即為陳先生手筆。他這樣一個極為自信的學者,後來竟墮入極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過量安眠藥而自盡,結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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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發表廬山聲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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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論文字的天才

陳布雷一九二六至一九四八年,長達二十餘年,為蔣先生之心腹助手。他長期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兼五組組長,他的心理背景乃是:「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他最重要的幕僚作業,是為蔣先生撰寫重要文章、文告、〈對張、楊的訓話〉、〈西安半月記〉均出其手。他的回憶錄寫至一九三八年,實際是他的自訂年譜。他的文章邏輯嚴密,思慮深遠,而他的修養,遂於經史,學問淹雅。其幕僚作業,思慮綿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大量涉獵中英文名著,歷史由沈尹默教授,稱作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內容,另致力於十九世紀晚期憲法史,比較憲法等課程。那時他已剪去辯子這「可恥之物」。一九一一年,他二十二歲,革命思想業已初步養成,畢業的時候,他的老師對學生說「望汝等不以此為止境,須知中國方在開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一九一一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勸他到東北,做藍天蔚的幕僚,他不願離開《天鐸報》,婉辭之,季陶還埋怨他胸無大志。

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撰發〈對外宣言〉,初稿為英文,王亮疇交到上海《天鐸報》,報社總經理陳芷蘭說是陳布雷即能翻譯,亮疇不信,馬上現場試譯一段,都覺得不失厚意,遂由他全篇譯之。

亮疇又將文字潤色一遍,天鐸報刊之,次日,民立報的徐血兒對于右任說,此文被《天鐸》譯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一九三八年夏,三青團籌建,劉健群執筆草擬〈宣言〉及〈告青年書〉,蔣公指定此二稿必須交由陳布雷修改,當時正撤退,輾轉重慶、武漢之間,五易其稿,仍覺原稿難以改好,最後不得已放棄之,由潘公展重新擬稿,布雷加文學潤色,才通過。

舊時幕僚,替人捉刀代筆,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須文采,只要沒漏洞即可稱佳。《幕學舉要‧總論》談到這一點,嘗謂「文移稿案,原屬平淺。留心細看,習練久則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識笑話就很不錯了。

但是陳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寫得專業、實用而文章氣勢逼人,而又妥貼安穩,將難以照顧周到的文章難點處理得恰到好處,可稱調和鼎鼐之手。也正因為太過用力費心,慘澹經營,他的身體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屬人生壯年,卻已無法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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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佐文幕的經緯

布雷先生作蔣介石身邊做幕僚,貢獻極大、時間極長,而且用志不分,品格意志最為專一,同樣重要的幕僚還有陶希聖,但陶氏中途變節,復又反水,顛來倒去,真不好說。蔣緯國在他的口述自傳中說:「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志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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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九二六年春天,邵力子向陳布雷轉述蔣介石的慕重關心。其時布雷任職於商報。該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謁張靜江先生,翌日見到蔣先生。他來的時候,就拎著一個小包,帶著他自用的文房四寶到來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蔣先生發表〈告黃埔同學書〉,就是蔣氏口授,布雷根據其意思而起草的。這可以說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業。本來蔣氏要他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因彭學沛在任上,他辭謝了。一九二八年,北平克復,乃隨蔣先生赴北平,途中起草總司令呈文。接著又起草〈祭告總理文〉。這期間他兼任《時事新報》主筆、浙江教育廳長等職。

一九三四年在委員長南昌行營,蔣先生告訴他,幕僚方面,政務有楊永泰,軍事有熊式輝,文字方面,極需像他這樣的人在左右。其後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熊、楊為常委,開始網路青年留學生來此作研究、調查、設計等工作。

委員有二十多人,但陳布雷說:「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一九三五年初撰寫〈敵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軍閥之無知,發表後多方轉載,引起轟動。接著趕到南昌過陰曆年。行營設計委員會撤銷。改組設立於一九三三年的侍從室,設立一處二處,分工是一組總務、二組參謀、三組警衛,屬第一處,主任晏道剛;四組秘書、五組研究,屬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此後,他的行蹤,大處而言,就是武漢、重慶、南京,一直到自裁身亡。

他平時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軍事──蕭贊育〈在侍從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談到,陳布雷先生作為幕僚的作業性質,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蕭贊育和布雷先生首次見面於牯嶺,聊天閒話,首先他略述身世,身體及其興趣,並說:此次委員長要我跟隨在他左右,是要我幫忙他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幫他處理政務或預備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他隨蔣先生出行,每到一處,一有空閒,就是買書,像《陳后山詩注》就在南昌買得,所購圖書多為四部要籍以及英美近代史等文史類圖書。

一九三五年是他幕僚作業極為繁劇的一年。大致行程是,漢口、重慶、貴陽、昆明、個舊、開遠、重慶、成都、峨眉山、上海、浙江慈溪……

四月份他從漢口飛往重慶,住在上清寺農村。這期間他和四川軍政文化界接觸很多,他對四川人的感覺:「覺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沈著質樸之士殊不多覯。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上致力。文勝於質,志大而氣狹。」

這種看法和意見,他也作為心得貢獻於蔣介石之前。因而蔣介石初到四川,即以質樸誠信來勖勉川人,目的是勸勉川人服從軍政系統。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相同時間,郁達夫發表文章,對浙江人脾性力斥不留情面。「浙江自古是文化燦爛之邦,不過近幾十年來,弄得萎靡不振,鬼怪橫行。市民只知道喝喝茶、買買菜,無反抗心,無男子氣。一個軍閥來,就開一次歡迎會,一件事情已過去了,也打一個電報湊湊趣,閒下來就問問流年,看看八字,封建時代的生活樣式,還流行著也支配著……」(〈告浙江教育當局〉,郁達夫文集,第八卷,二三頁)

重慶尚未很熟悉,馬上就起程了,因為蔣先生到貴陽督促與紅軍決戰。五月初他和陳誠、吳稚暉同機飛築(貴陽),在此撰寫《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他在貴陽很忙碌,至於重慶大本營的參謀事務,乃由楊永泰代理。他還和吳稚暉到了修文縣,瞻仰王文成公(王陽明)祠。龍風山上一輪月,仰見良知千古光,這裏珍貴文物極多,祠堂四面遊廊相連,左右牆壁嵌有陽明書法石刻及陽明燕服線畫小像,以及錢大昕、袁枚、翁方綱、成親王、阮元、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清代學者多人的考證、題詠和遊覽祠堂的詩文石刻共數十方,俱為不可多得的碑刻菁華。

貴陽居停半月,馬上轉赴昆明,住在翠湖邊上。他很喜歡這裏的氣候,彷彿高原江南,覺得大勝貴陽。曾到昆華圖書館看書、到安寧溫泉沐浴,並隨蔣先生遊覽滇池。這期間,他見到了雲南人袁嘉谷──就是超越張一麐被點經濟特科狀元的那位。他曾任浙江提學使,與陳布雷有師生之誼。相見甚歡,袁先生給他介紹了很多滇中名宿,他的感覺是,這些人的言論:「皆通達時務,洞明學術,雖規模稍狹,然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這期間,蔣介石帶著龍雲,坐飛機飛至川康一帶的會理、西昌,向四川地方軍人空投命令及委任狀等。龍雲回來向陳布雷說,他是第一次坐飛機,在機中與蔣談話,益覺西南國防之重要。

然後,他和吳稚暉轉往個舊、開遠遊覽。這兩個城市,今均屬於紅河自治州轄區。那是六月份,因海拔低,已經很炎熱了。

回到重慶,馬上又轉赴成都。那時候,行政機構和人事糾紛中,矛盾多多,陳布雷所作的,就是勸大家互相體諒、信任:「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

七月份,隨蔣到峨眉山開辦訓練團。他住在山上,主要研究有關國防之財政經濟之方案。

八月,經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間為憲法起草事,訪問黃郛於莫干山中。

該年年底,蔣介石在國代會所作有名的報告,就由布雷先生起草,傳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張恨水先生在重慶新民報持續七年的抗戰隨筆時評專欄「最後關頭」,即典出於此。大會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寫提綱,布雷連綴成文,修改三次,費時二十餘個小時。

一九三六年侍從室在南京中央軍校內撥得固定辦公地址。他仍為二處主任,每天都要固定辦公六七個小時,這時他對第五組的秘書頗有意見,乃因各個秘書不明職務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調查某些機關狀況、或據坊間傳聞攻訐主管人員,或亂上條陳,陳布雷公開給他們說過多次,仍然積習難改。此事使他煩悶不安。

西安事變前他從洛陽回南京,未跟蔣先生到西安。原因是蔣介石對他說:西北天寒,有病之軀不宜同行……如有必要,當電召西來,否則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變發生,南京一時間風傳甚多。各要員乃群集何應欽家中商議。從此半個月中,陳布雷處於彷徨焦慮、繁忙痛苦的難言狀態,精神上可說是六神無主。同去的幕僚人員情形危殆,蕭贊育作為幕僚隨之前往,他說那次一同去的秘書人員,還有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蕭乃華則死在事變之中。事後據當時目擊者蕭自誠說,叛軍叫門,持槍突入,氣勢洶洶,蕭乃華匆忙中拿槍在手,準備對抗,卒被射殺。

他在這焦慮的狀態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聯名勸誡張學良;代黃埔軍人草擬警告電,協助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圍攻張學良;安慰宋美齡等等。蔣介石獲釋後,他到機場迎接,蔣先生給他一個草稿,他僅用二個多小時即撰成,即有名的〈對張、楊之訓詞〉。這段時間他在侍從室辦公時間,則從清晨延長至深夜。

抗戰軍興,一九三八年底,蔣先生到廣西設置桂林行營,布雷隨之。閒暇時蔣先生找他談論。其中,蔣介石對日本的大東亞共同體及連環互助論尤其深惡痛絕,說是此種桎梏,將斷送民族命運於永久,比軍事佔領還要可怕,萬不可中其奸計,因此也要做精神鬥爭。向陳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記錄要點,準備撰一長文。十二月二六日,他以一天的時間,為蔣介石撰成〈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演辭。張季鸞說此文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兩天後正式播發。一九三九年春,他常住重慶,還是為蔣撰寫文字。他平生為蔣先生作文,以這個時段最多最為集中。〈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式〉等文,都在此時寫成。他自謂精神尚佳,動筆很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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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作業的辯證

據楊樹標〈名豈文章著〉統計,抗戰期間,以蔣先生名義發表的文章共有六五七篇,包括演講四○三篇,書告八十二篇,文錄九篇,別錄一一五篇,談活四十六篇。其中大半都是陳布雷親筆撰述,文章主題均包含抗日鋒芒,大致涉及的方面有:全國軍民犧牲奮鬥,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後勝利日益接近;我國抗戰,目的一天不達,抗戰一天不停;全國軍民對於抗戰皆有應盡之責,必須緊守崗位,貢獻力量;全國軍民要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慨,以血肉的代價,來換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他精神佳好的狀態下,一般文章,真可說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這樣的時候,所作文章,文氣充沛,通體不懈,彷彿象徵抗戰之光明前途。一旦精神壓力增大,或失眠、或頭疼,則往往文氣不接,這樣修改的時間就大為增加。譬如有名的〈告空軍將士書〉,因腦力不濟,前後費時十六小時乃得完成。這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在上旬同一時段要完成的作品達六、七件。

布雷先生做人低調超乎尋常,而其內心,對於文章之道,則頗為自負。《《大公報》》在張季鸞去世後,由王芸生主筆政,王氏為人為文俱躁進張狂,言論偏頗一泄如注,布雷先生見此大為歎息,一次忍不住對報界的同仁胡健中說:「我如果年輕十歲,我就再下海做新聞記者,和他們周旋;也不應該讓他們這般人如此猖獗!他講了一句歷史上的話,好像是晉朝王敦說的:世無英雄,遂令孺子成名!」(胡健中〈我與布雷先生的交往〉)

他對自己的文章極為自負,當時蔣先生的文告十九皆出其手,蔣先生有時把他的文章改動幾處、他覺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樞的一位侍從秘書竟擅自改動了他的文章,他一連失眠了好幾夜,很不平的對胡健中說:「你看,某人現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陳布雷是文化、新聞總指導,宣傳方面負全責。報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導。

曹聚仁說,吳稚暉、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葉楚傖、邵力子、陳布雷、潘公展、程滄波等人,都是以新聞事業為敲門磚,進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場,就阿附權勢以取容了。

這個判斷,似是而非。其實這些人大半主業為革命,新聞事業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應手的利器。

北伐期間,風頭最健的媒體,是他從業的《商報》。從此受知於蔣,邀到南昌參與戎幕。一如汪康年為張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近日坊間青年,或者無根游談,將其定位於軍機大臣,乃是見風是雨的誇張猜度。

他的幕僚作業更多的成分,是文學侍從之臣。他負責起草文稿和文告,當中就會有次一級的政策擬定。內容雖授意於蔣,但也滲入個人意見,雖不全是言聽計從,但也多有採納。

〈西安半月記〉乃是陳布雷代蔣先生就西安事變所作的總結。期間也有對南昌行營已來的局勢、他的作為所做梳理、辨析。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說:「幸賴主義之照臨、同志之用命,曾不數月,湘、鄂、贛、閩全告複,此非中正所敢貪天之功,實中央執委會付託之專,用能集中號令,團結內部,不虞牽制,以克奏斯績也。何圖……奉鮑羅廷之發縱指示,造作種種蜚語,提出軍閥、獨裁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黨本軍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為中正有企圖軍閥及個人獨裁之傾向。」大概算得是一種背景的說明。

王芸生〈一個可悲的新聞記者〉嘗以為,陳布雷早年曾任上海《商報》的主筆,寫得一手漂亮文章,他覺得陳布雷是一個典型的文人,但又是一個可悲的新聞記者:「蔣的頭巾氣,不能不說是出於陳布雷之力。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識中何嘗有什麼禮義廉恥?標榜四維八德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宋元學案的擺設,都是受了陳布雷的影響」(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二三期)。

王氏此說不當,蓋本末倒置。蔣先生在賞識陳布雷之前,已經具備相當的傳統文化修養,正因如此,他才因欣賞而看中陳布雷。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在杭州,陳布雷和他的大哥陳屺懷拜會蔣先生於煙霞洞,蔣先生當張靜江面稱其文婉曲顯豁,善於達意。

他不希望政府官僚化,而期盼清明健全的組織。他看到那些所謂要人之顢頇誤國,悲憤無已,對於局勢的變異,他看清是非,但沒有勇氣力爭力諫,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

他的自殺,乃是幕僚作業最沉重傷懷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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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涼結局和晚年心境

張治中也曾在侍從室工作,他將陳布雷視為最好的文學老師。基於同事之誼,他在生活上也很愛護陳先生,陳先生用腦過度,面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相,是典型的苦行僧,至於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認識。所以,張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後頭,逗他的興趣,以此法減輕他的苦腦,使之笑靨常開。張治中說:記得有一次在成都,與他同住一個地方,有一天上午,沒有什麼事,張氏笑著對他說:帶你去調整調整!布雷說:大哥(他老是這樣稱呼我,實則我們是同年,我不過比他大幾個月),我們到哪裡去?我說:你跟我走好了。這一天,我帶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館子,逛少城公國,喝了茶,又看了電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覺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問他:好吧?他稅:好!以後他常希望我帶他調整調整。(參見《張治中回憶錄‧一個文人》)

布雷先生自來體弱多病,常常要借助安眠藥才得以休息。結下終身文字之緣,生活清苦自勵。他晚年答記者:我這個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在用到不能再用,從前偶然修理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確已到了無可再修的地步。

一九四○年間,日本戰機大肆轟炸陪都重慶,採用輪番式的疲勞轟炸,試圖從靈肉兩面摧毀中國人的意志。布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內完成,體力漸感不支。初夏時節抵老鷹岩村舍休養,山居期間仍修改講詞,稍暇則讀陸放翁之《入蜀記》、《老學庵筆記》及陳后山詩等。六月間撰寫回憶錄,七月二十四日敵機猛炸重慶,敵人廣播,造謠說陳布雷被炸斃。是年十月,自稱:「余近來之身體精神大半視睡眠充足與否為轉移,然長服安眠藥則影響腸胃,不服則睡眠不佳,誠無可如何之矛盾現象也。」

他最後的幕僚作業,竟是屍諫!

徐蚌敗局已定之際,他到上海召集報界巨頭會議,他向友人說起蔣介石怪他精神頹唐。而在他的心裏,也在思考,心中陰影厚積:此時的蔣先生和北伐期間的奮進有為判若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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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蚌會戰,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他多年的貼身副官陶永標回憶說:「有一次,陳布雷同蔣介石密談至深夜,事後蔣送他步出總統府大門,我從侍衛室出來跟隨在後,聽見蔣介石對陳布雷講的幾句話,內容大意為:『目前戰局確是不利,國民黨可能被打敗,但不會被消滅,布公不必如此悲觀。』『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談判也保不住國民黨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們只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其後陶永標發現陳布雷的臉色很難看,回到寓所還自言自語歎道:『成敗在天,成敗在天!』一連數天抑鬱不歡。」

蔣先生對文官、武官態度淵然有別,對大文人、名教授往往禮遇有加,對學界人士之尊重又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大公報》張季鸞起先的地位並不很高,得蔣先生提攜,遂居重要影響之地位,而《大公報》的業務開展也盛極一時。對張季鸞是這樣,對程滄波、胡健中、潘公展、黃少谷諸位,他也很周到。對於陳布雷,蔣氏始終尊稱布雷先生。

他幾乎沒有什麼應酬。他謹慎、甚至拘謹的作風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如有重大文字任務,有時他會好幾天不下樓。陶希聖認為「在委員長的跟前,許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變質了。布雷先生則不然,他是一位報人,報人有廣闊的視線,客觀的思考,精確的批判,適於幕府的要求。布雷先生替委員長襄理機要,卻始終保留一個報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樞而對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員長尊重他。」他的自裁,必定飽含了非同尋常的劇痛的心靈矛盾,他的文人學者對本色,已經一壓再壓,臨了批判的精神在尋找最後的出口。

精神的打擊,加重弱軀病體的負荷;羸弱的肉體,更無法承受自尊心的頻受撞擊。於是形成惡性循環。

遺書重點,一是毫無價值的一生,二是書生無用,回首履歷,深覺有違初衷。其間「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乃是聚焦之點,讀之悚然,如冷水澆背,當頭棒喝。

布雷先生自裁前,已無計可施。計早出盡,有的不聽;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無效。至此則身頹而心如死灰,故無計可施。他本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廣眾中,總是走在旁邊輕輕側身而過,息事寧人,唯恐有所開罪。他在中壯年時期,還在做返回新聞界重操舊業的夢寐。他說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其所撰述,則又言不由衷,其議論國計民生在文字理論上頭頭是道。到了形勢河決魚爛之際,所有的矛盾糾結纏繞,一時俱來,這並非針對他一個人的業障,但對他的打擊較常人更甚千倍萬倍。

雲天在望,遙念廣寒深處,不知今夕是何年?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幾十年中布雷先生看過多少更替興亡,不少他更參與其中。其中必有一個理由,他想解開這個謎,但他實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絕望到也不想再等這個不祥的答案了。

做記者,寫政論,他胸懷千載,志吞八荒。掉鞅文壇,所向披靡。其間自有一種氣象和堅銳。而其做幕僚,而且始終是一位高級幕僚,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他的苦心和見解,從國家大政方針至於人事的協調融和,其跡雖不易見,而其功則不可沒。他敢於無名無權的位置,表面上看不出什麼赫赫之功,而實際上貢獻不少重要的決策。以一最高級幕僚的身份,他的私生活卻到了克勤克儉的地步。程滄波說他像戒律森嚴的公門中修士:「他在重慶美專校街時,每當傍晚我每從上清寺到他的寓處,晚飯時到,他常留我吃飯,叫傭人加菜。每次是兩個鹽蛋,這就是當時憲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大記者與大英雄〉)。

他的正義感,他的一介不取的超然立場,極細微處在在表現出傳統美德的附著。

唐縱〈從兩件往事看布雷先生〉裏面提到,戰時重慶物質供應緊張,人家送他幾筒三五牌香煙,唐縱知道布雷先生吸煙上癮,就拿去轉送給他,但他一再不肯接受。唐縱只得向他說明:這是朋友送的,而且並非有所干求,幾筒煙並不會有玷您的情操,您受了也是取不傷廉。這樣他才勉強收下。

另外就是一九四五年六全大會,中委提名,各方面向蔣先生推薦的候選人名單,很多既非對社會有何貢獻,也非為行政延納人才,而只是出於人事關係,你爭我奪,以致蔣先生很難定奪。布雷先生目擊這樣的情況,心情沉痛到極點。後來,中樞和他談到希望推擢一些不偏不倚的人才,問他有沒有適當的人,他為了不忍再增加蔣先生的困擾,乾脆一個人也沒有提。

唐縱感慨道:這樣大公無私的品格,說起來是理所當然,誰也應該如此;可是實際做起來,其困難是很難想像得到的。

關於陳布雷的工作特徵,最近《參考消息》(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章〈偉人大都懶惰〉可作參證。裏面寫到象陀螺一樣不停工作的人,因為破壞了生物鐘的運轉規律,往往變得遲鈍不堪,甚至因高負荷工作耗盡了生命的源流,據美國教授對多個歷史名人的分析,將天賦轉化為特殊的才能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所以據說愛因斯坦、牛頓、阿基米德、畢卡索都是以懶惰著稱,當中的迴環餘地反而為他們贏得了超強的想像力。

相反陳布雷先生缺乏適度的怠惰,思維處於壓力之下高速運轉,結果傷害到生命的根基,他在生命的壯年就已燈盡油枯,實在因為他過於勤奮,燃盡了作為物質燃料的身體機能,以一己身體的資源再生的渠道被阻斷,身體資源耗盡,加以戰局一挫再挫,可以說悲涼之霧遍抹心房,於是對死亡的防備崗哨,悉數解除,大門洞開……

布雷先生盡忠職守,俯仰無愧,超過了自身承受的極限,真可入幕僚史聖者之林。

本文節錄自《烽火智囊──民國幕僚傳奇》,原作者伍立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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