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協會在一九二○年代掀起的社會運動，雖在一九二三年底受到統治當局以治警事件強力打壓，然而文化協會的領導階層並未因此而受挫，李應章把文化講演的熱潮引進到農村，以實踐替代理論，把對農民的悲憫與同情化成抗爭的力量，團結起弱勢者，蔚為反剝削的力量；李應章所創立的二林蔗農組合，不僅是文化協會開拓城鄉社會運動資源的啟始，無疑的，也是台灣農民運動的先發部隊。
一九三二年，正是統治當局全面緊縮政治活動空間的時期，李應章離開了台灣，開始他赤色中國的悲歡歲月。做為醫師，做為社會運動家，做為政治家，李應章都交出了傑出的成績單。
台灣農民運動的先驅：李應章，一八 九七年十月八日，生於彰化縣二林鎮。由於他的父親是無照中醫師，常被警察故意刁難，所以李應章很早就「萌發了反抗日本的思想」。一九○三年，進私塾讀漢文。一九○五年，入二林公學校，與謝悅（謝春木﹝南光﹞之兄）、蔡淵騰（其子蔡慶榮﹝子民﹞為李之婿）結拜，一九一一年畢業後，先在父親的中藥鋪當學徒，繼於一九一四年，就讀彰化公學校商業實業科，次年，西來庵事件發生，時二年級的李應章在作文課上寫「嗚呼慘矣哉」短文，遭校長訓斥罰站；這時，喜愛舊詩詞的他還與同學組「藝吟社」，相互切磋。
一九一六年，勤學的李應章考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任班長，組織弘道會，與同學們閱讀《新青年》，關心中國的五四運動。是以當一九二○年十一月，謝文達返台做「鄉里飛行訪問」時，李應章與吳海水、林麗明、何禮棟、謝春木、盧丙丁等醫專和師範的學生，遂藉歡迎會的名義，在醫學專門學校大講堂召開本島人學生大會，進而鼓動學長蔣渭水出面組織團體：「全台灣青年會」，以與東京台灣留學生的「台灣青年會」相輝映。
一九二一年三月，李應章自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進入赤十字社醫院熱帶科研究，十月十七日，李應章等人終於促成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搖起了二○年代文化啟蒙運動的大纛，李應章被選為理事。次年，為助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新台灣聯盟」及其後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相繼遭禁，並導致當局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藉口議會運動違反治安警察法，全島大逮捕文化協會的重要成員（此即治警事件），李應章因皆參與其事，也被拘留三天。
一九二二年，李應章返鄉在自宅開設保安醫院，以其醫術博得鄉里的敬重，醫療業務增多，後來他興建起華麗的醫館，備有機車、汽車以為出診工具，這在當時的台灣實為異數。
●時間是早上七點四十五，保安醫院的李應章醫師已在看診。（李玉華提供）
●李應章常以自備的先進交通工具，四出外診。（林柏維提供）
然而，在診療的歲月裡，李應章直接接觸到在日本帝國主義下被剝削的農民，他們的貧困與無助，他們的悲哀與喪痛，使李應章體認到須啟發農民智識，始能解脫農民的桎錮，要與殖民經濟的宰制者抗爭，唯有組織的力量方能爭取農民的權益。
一九二四年六月，文化協會彰化支部成立，李應章首先提出農村問題的運動路線，雖未被採納，但是他卻以實際的行動開拓了文化協會紮根農村的大道。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李應章開風氣之先，在二林成立農村講座，他與詹奕侯、劉崧甫、蔡淵騰、陳萬勤等文化協會會員，「鳩集地方的知識階級並有志，每週一回的討論和調查的報告，並每月一回的農民大會。」啟發民智，繼於一九二五年元旦，召開首次農民大會，李應章成為二林地區的農民領袖，代表農民向會社、總督府陳情：「甘蔗買收價格，不得不望其改善也，會社取搾取手段，對於各等買收價格，與一般物價相逆行。」要求製糖會社提高甘蔗買收價格，全無得到善意的回應。
農村啟蒙的成效，表現在：當林獻堂一行應邀在四月到二林講演時，農民們以大鼓吹、音樂隊、竹篙炮，如迎媽祖般歡迎講演辯士。這一驚人的發展，使二林蔗農組合很快地在六月廿八日成立，李應章被選為總理，劉崧甫、詹奕侯、蔡淵騰等則為理事，針對「耕作者無共秤權，又無監督權。刈葉之清節與否，皆由會社自己認定。買收價格，以一會社之私，擅自決定。」展開農民與資本家、無力者與有力者的抗爭。
一九二五年十月，台灣史上第一個農民組織：二林蔗農組合在李應章的領導下，開始與林本源製糖會社展開採收價格的談判，屢遭拒決，會社甚至片面決定：在廿一日強行刈取甘蔗。蔗組幹部則四處號召農民團結，強力抗爭，謂：「吾農民最可怨的死活問題在本日」。
次日，會社在警察持劍的護衛下強刈甘蔗，農民群呼：警察是會社的走狗，群情激忿的農民們在奪下兩名警察的佩劍後，知事態嚴重，遂四散逃逸。
十月廿三日，北斗郡役所如臨大敵般，調集數百名警察開赴二林，大逮捕李應章、劉崧甫、詹奕侯、蔡淵騰及農民等九十三人，嚴刑拷打後，將四十八人移送台中監獄（名曰：未決拘留），經預審後，被起訴者達三十九人，震驚全島，此即二林事件。
一九二六年八月廿六日，一審公判，日本勞動總同盟政治部長麻生久特地來台，為李應章等人辯護，九月三十日一審判決：繫獄中的李應章被判刑八個月。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三日，二審公判，被告共三十一人，日本勞動組合聯合會長布施辰治來台辯護，四月十三日，二審判決：李應章仍被判刑八個月。
●1927.3.23.〜25.，二林事件第二回公判，布施辰治來台辯護。（林柏維提供）
三審前，李應章依然無畏於牢獄壓迫，會集蔗組幹部，在四月改組二林蔗農組合為二林農民組合，「吾們所爭的點：一、人格解放的要求，二、請減刻薄些的要求。」要與台灣農民組合，南北呼應。六月，台灣農民組合二林支部成立，李應章應聘為顧問。
●1927.4.20.，二林事件後，李應章（右）、詹奕侯、劉崧甫等人於四月十日改二林組蔗農組合為二林農民組合，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簡吉（左）特地前往聲援，繼續舉辦農村講演，李應章、簡吉在竹塘與農民會談，竟也被視為違法集會，被檢束、留置於北斗郡役所。（李玉華提供）
二林事件是台灣農民運動的先聲，它鼓舞了台灣農民，鳳山、大甲、竹崎、曾文、虎尾等地的農民組合相率成立，繼而在簡吉、趙港等人的後續努力下，組成台灣農民組合。
一九二七年是台灣社會運動左右分流的一年，五月，李應章參與了台灣民黨的創立。七月，二林事件三審駁回，李應章入獄服刑，獄中打草鞋做苦役，卻折服不了他反日的意志：「朔風凜冽鐵窗寒，短袖紅衫一領單；幸得身如松與樹，凌霜傲雪不凋殘。」被禁止與家人面會通信，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刑期屆滿，當局為避免民眾以英雄式來迎接李應章，特以官用車直接送抵家門，及下車，竟是家園全非，父已逝、家屋為祝融所焚，李應章為社會運動付出了最大的犧牲。
一九二八年二月，李應章為父親料理葬事，由林幼春主持，全島三千餘人與會，輓聯竟也遭當局沒收。重整家園、重拾聽診器之餘，李應章依然站立在農民組合的講演台上，依然走在社會運動的不歸路。七月，他被選為台灣民眾黨的勞農委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選為文化協會的中央委員。一九三○年四月，李應章與詹奕侯、林伯廷、卓金水成立民眾黨北斗支部，並兼任北斗總工友會顧問。
一九三一年，總督府當局強力壓制社會運動，緊縮政治活動的空間，這一年，民眾黨被禁止，文化協會形同瓦解，李應章自然是列管有案，除被家宅搜索外更有被捕之虞。於是在一九三二年農曆春節（二月），逃亡至廈門，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在一九三四年逃至上海，易名李偉光，經營偉光醫院，成為中共地下黨員。
一九四六年，李應章被選為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九月短暫回台，旋於次年，參與謝雪紅在香港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擔任理事，國共內戰期間，負責掩護上海地區的中共黨員，因而在中共的權力網絡中建立了紮實的基礎。一九四九年，被選為政治協商會委員，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華東總支部主委，並與謝雪紅系統開始長期的宗派鬥爭，一九五四年，被選為中共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同年十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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