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導讀：重印記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五十五歲。當時有郭大砲（郭國基）罵死傅大砲的說法。對於此事，當時的教育廳長陳雪屏在文章上有他親歷的說法，他說：「二十日省參議會開會，一整天都是有關教育行政的詢問，下午的會議中開始都由我答覆，最後郭參議員國基提出臺大招生放寬尺度及教育部存放臺大的器材處理問題，須由孟真先生答覆，他答覆完畢為六時十分，走下發言臺時我看到他步履不穩，上前扶持，他只說『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當時劉參議員傳來（是一位醫生）幫同把他扶臥在列席人員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事包便做為枕頭。從此他再未清醒，各種救急的治療都無效果，延至當晚十一時二十分逝世。」對於傅斯年是否確為郭大砲濫施轟擊所氣死，陳雪屏有所澄清，他說：「郭參議員平日在議壇上對行政方面詢問，往往盛氣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砲之稱。而他卻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視為前輩。當日所詢問的兩點本來很容易說明，五分鐘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費了三十分鐘，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態度，婉為解釋大學的入學考試必須保持公平，杜絕情面，因而不便輕易降低標準，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瞭此點，故不惜費辭。無論問者、答者雙方詞意中均未攙雜火藥氣味。第二天一部分臺大學生包圍省參議會要對郭國基有所行動？我曾趕到現場，和黃朝琴議長將當時實際情況說明，學生才散去。」由此可見傅斯年為郭大砲氣死的傳聞是以訛傳訛的說法。
本書原名《長眠傅園下的巨漢》是蒐集傅斯年去世後的追悼文章，有其一手的史料價值，上述陳雪屏的文章，即是一例。而更有傅斯年的師友、學生，如胡適、蔣夢麟、羅家倫、陶希聖、朱家驊、王世杰、李濟、陳雪屏、英千里、那廉君、程滄波、毛子水、董同龢、何定生、屈萬里、伍俶、陳槃、王叔岷等等的重要回憶文章，他們從各個不同層面來回憶這位北大的同學同事及台大的校長，從思想人格到為人處事甚至到辦公室裡的傅校長，可說是近身觀察傅斯年的一紀實文集。當然此書還蒐集到當時的《台大校刊》、台大各社團的刊物裡同學的懷念文章，及各報社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公論報》的社論及採訪。這些在歷經六十於年後的今天，可說是蒐羅匪易了，更見其歷史文獻的珍貴，因之我們將其重印打字校對，令此一史料不致於湮滅，並更名為《懷念傅斯年》，讓讀者更加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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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老師在作家生活誌的部落格
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今天這個日子，實在不容易說話。昨天我花了一個晚上把孟真遺集的鉛樣本從頭翻了一遍，所以格外體會到陳院長剛才所講的話。的確，我們失掉了這樣一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一種補償的。孟真同我是幾十年的朋友，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我會參加這樣的一個紀念會。在今天的紀念刊上曾印出我的一篇短文，是寫孟真遺著的序。這雖然是一篇短文，寫來卻很用心。其中曾說：孟真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同時理解力和判斷力也最強。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濶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又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許多難得的才性於一身。有人說他的感情很濃烈，但認識他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並不是脾氣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熱，往往帶有爆炸性，同時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的人。像這樣的人，不但在一個國家內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發現有很多的。
剛才陳院長曾說到孟真在臺灣這幾年的貢獻。我個人感覺到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一個力量。在學校裡做學生，在新潮社辦《新潮》雜誌，以及後來在外國留學，都是那些團體中的一股力量。他從歐洲回國以後，在朱先生領導的中山大學文學院，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多年，也是那些團體中的一個力量。在重慶、南京、臺灣等處，又是一個力量。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我總感覺，能夠繼續他的路子做學問的人，在朋友當中也有；能夠繼續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到處成為道義力量的人還沒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損失。在他過世二周年的時候使我感到最傷痛的，也是這一點；這是沒有法子彌補的。
今天我很簡單的說一說孟真的思想。剛才主席說我在他過世的時候寫過紀念的文章；其實我沒有寫。朱先生講的，大概是指當時在《臺大校刊》所發表的我致在臺北的一位朋友的信而言；在這封信中，我曾說起孟真的去世是我們國家的大損失。為什麼二年來沒有寫文章紀念他呢？實在是因為我與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筆來就有無限的傷感，所以紀念的文章總是寫不出來。昨天我看他的遺著，找出其中幾點，是可以為敬愛孟真的朋友們談一談的。
孟真活了五十五歲，他早年的情形我不很知道。我們可以把他從做學生時代到死，分為四個部分來說。第一部分是他青年做學生時代的思想；第二部分是他壯年個人做學術時代的思想；第三部分是他壯年時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時代的思想；第四部分是他晚年的思想，也是國家最危急最動盪的時候的思想。
第一，先說他做學生時代的思想。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給他校閱的，在新青年雜誌上刊出來。那時候，他就是最能了解當時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人。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是胡適之的「保駕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替我作了保護的工作。諸位看過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辯》第一集，上邊一個七萬字的長序嗎？裡邊曾說到我當時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情形。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剿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那時候他很注意北大一般教授提倡的新思想，他知道這個運動要成為一個很大的力量，就與他的一班同學朋友辦了一個《新潮》雜誌。他在《新潮》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現在都已收集在遺著第一冊裡邊。從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那個時代的思想，是贊成文學改革，白話運動的，是贊成新思想的。我可以引一段他的文字來代表他早年的思想。這篇文章叫做〈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他認為文學改革應該引起一個思想的改革運動。任何文章都可以用白話來寫；幾百年來曾有人用白話寫過最好的小說、詩、詞、曲等。但最重要的是白話文學運動應該是一個新思想運動；如果這個運動中沒有新思想，那麼這個運動是站不住的。所以他說：「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又說，「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這是很大膽的說法。他的結論：「是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而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裡面。」他年輕的時候這樣主張，到了晚年還是這樣主張。他所說的「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用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這個理想，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完全實現。這一點是我們後死的朋友應該接受而努力的，同時又是後死的朋友們應該常常想念到的。他的早年思想是前進的。他在文學改革新思想運動上是一個領導者，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能指導出一條正確的大路。
第二，他留學國外時期的思想。他初回國時，即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兼授文史功課。在這個時期，以及後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常將留學時所想過的許多有關古史或古代中國文學史的問題加以探討。他不贊成用哲學史的名字來講中國思想，而主張用中國思想史的名字。他的壯年幾本最偉大的，繼往開來的學術論著，都是在留學時期中就已想到的，他以最強的記憶，能夠綜合起來，在舊的材料中，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再配上新的材料，找出新的重要的問題。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孟真在中國學術史上佔了一個最高的地位。這就是他三十一歲至四十五歲這一時期。
我可以舉出這個時期中他的幾篇文章作說明。（一）《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這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許多種子；有些種子掉在石頭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種子撒在肥沃的泥土上，有了生命，就發生了力量。昨天晚上，我看他的書，想到恐怕有許多朋友都還不能十分了解他的重要性。一九二六年我到巴黎；他那時在柏林，知道我來到法國，特地從柏林趕來與我同住了許多天。我們白天同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讀書，晚上在中國館子吃飯，飯後常常談到晚上一二點鐘，充分互相討論。那個時候他就已經撒下了許多種子。他說：中國一切文學都是從民間來的，同時每一種文學都經過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從民間起來的時候是「生」，然後像人的一生一樣，由壯年而老年而死亡。這個觀念，影響我個人很大。說到這個觀念，我們常常想起孟真貢獻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國文學無論是小說、詞、曲、詩，都是來自民間，慢慢的才跑到上層，影響到士大夫階段。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後，就慢慢的老了、死了。這個觀念，曾經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撒下許多有價值的種子。我相信這些種子將來還可以繼續在中國文學史方面發生影響。（二）〈史學方法導論〉：在現在看起來還是有許多有價值的種子在這個導論裡邊。（三）《性命古訓辯證》：這是他唯一的一部寫成書的著作，其中方法是值得我們繼續的。（四）《古代中國與民族》：這是他沒有完成的一部大書，有的時候也想定名為「民族與古代中國」。這是說明古代民族的來源的。可惜這部偉大的著作沒有完成。但他曾經發表了幾篇論文：如〈姜原〉，提供了許多有助於研究的材料；另一篇為〈周東封與殷遺民〉，說明從周室東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個東部的情形。這一篇文章我公開承認影響我最大，最能夠表現他的思想。再有一篇是〈夷夏東西說〉，出版在蔡先生六十週年紀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豐富，將東西夷夏加以區分；很少人有這樣銳利的眼光。
現在回過頭來談談他〈周東封與殷遺民〉這篇文章。我在中國哲學史內提到古代服三年之喪這個問題，感覺到很困難。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說一年就夠了，但孔子卻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過了一百年以後，當滕文公繼承他父親為滕候時，孟子居然說動了滕文公，說喪禮應服三年。但當時滕國的士大夫都不贊成；他們都反對「三年」。他們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這兩句話與孔子的話是衝突的，孔子說三年之喪為天下之通喪，而滕國的大夫又說魯國未曾行過，我滕國也沒有行過，究竟是孔子說假呢？還是滕國大夫錯了呢？孟真在這一篇文章中說：「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大山而小天下』為證。」當時周統治中國，老百姓多為殷之遺民；上層階級均用周禮，一般老百姓則仍用殷禮。故孔子曾說：「丘也，殷人也。」殷朝雖然已經滅亡，但其後七百年間，上邊統治階級與下邊人民的習俗不同。絕對多數的老百姓是殷遺民，而三年之喪是殷民的制度；孔子自稱殷人，所以孔子以三年之喪為天下通喪是不錯的。而滕國大夫所講「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沒有錯；因為滕是文王的子孫，魯是周公的子孫，都是殷的統治民族，所以與老百姓不同。能夠把這個觀念來解釋論語先進篇第一章的，二千多年來，孟真還是第一個人。這章的原文是：
子曰：「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孟真以為「野人即是農夫，非如後人用之以對『斯文』而言；君子指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是泛指文化，不專就玉帛鐘鼓而言。名詞既定，試翻譯做現在的話如下：
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民，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的宗姓婚姻了。」現在有許多人提倡讀經：我以為對這幾句話解釋得通才配讀經；如果解釋不通，不配讀經！
孟真有絕頂天才，他替我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接受了他的觀念，寫了一篇五萬字的文章，叫做〈說儒〉，從這個觀念來講古代思想，根本推翻了我過去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見解。所以今天在各位老朋友面前，格外表示我對他無限的哀思。
第三，是要說第三時期也是他壯年的時期，他以偉大的力量將古代民族、古代歷史問題和古代史科，作了一個繼往開來的事業。但剛才所說的是他個人學術研究的部分，現在要說的這一部分則為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他是能夠實行從前英國大哲學家培根所講的「集團研究」的，一個人研究學問究精力有限；大規模的分工合作，團體研究是比較容易有成就的。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回國的時候，正是我國團體研究機關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孟真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是中國做團體研究最成功的。用不著我來詳細介紹。他在民國十七年時替歷史語言研究所定出三個目標：（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的系統，而不能豐富細密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能擴張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這就是他所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三）凡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以這三個目標與同人互相勉勵；後來二十年的成績可以證明他領導的能力。因為他有眼光、有方法、有領導能力，所以才有這樣的表現。
第四，是他中年至晚年的思想。他早年思想，是站在文學思想革命的前哨，是一個領導者，是一個力量。以後到晚年，他仍是繼續他早年在新潮時代的那種地位。這一時期他的重要的思想，我可以提出三點：
（一） 他是反共抗俄的大領袖。在思想上，無論在重慶、南京、臺灣，他都是反共抗俄的大力量。他有一文章〈自由與平等〉，指出了蘇聯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如果說蘇俄有經濟的平等，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第三篇文章〈我們為什麼要反共？〉、第四篇是〈共產黨的吸引力〉這四篇文章，是他在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他臨死前寫的文章。他在這些文章中表現了反共抗俄的思想。譬如在〈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這一篇中他說：「蘇聯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在〈我們為什麼要反共？〉一篇中說：「史大林真正集大成，集中古的近代的一切壞東西的大成。」在這一篇文中還提出三個目標，這在我個人是完全同意的。第一是「我們為中國的文明傳統，為世界的文明傳統，不能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二是「我們為保持人類自尊性，不能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三是「我們為人在世界上活著有意思一個道理，不能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而這些思想，在孟真早年的時候就已經具有了。
（二） 他講教育的文章。他對教育方面，曾寫了幾十萬字。他做臺大校長的時候，就說過「一個理想的大學，應該辦平淡無奇的教育。」他有兩句話。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來」：就是生活改善，加強功課，同時給以正當的娛樂。第二句是「品性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也就是「對人對物能立其誠」，就是「不扯謊」。這也是他從青年至晚年根本的認識。
（三） 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我們也可以說，他從新潮時代以來三十多年中，只有一句話，就是希望國家近代化。反過來說，就是反中世紀主義；不要以中古時代的思想拿來誤國誤民，阻礙國家的前途。他說：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須樹立的；但是，與其自信過去，何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的作我們建國的努力。這就是說，與其寄托自信心於新石器時代，或者「北京人」時代，何如寄自信心於今後的一百年，把一個老大病國變成一個近代化的國家。土耳其的凱末爾是個好例。凱末爾為什麼把許多回教國家的國粹毀掉不愛惜它呢？正因為這些國粹是土耳其走向進代化的障碍。我們的國粹運動，如果無節制的發揮起來，只是妨礙我們國家民族的近代化，其流弊是無窮的。所以孟真在獨立評論中曾有過幾篇文章反對讀經與中醫。他說：建設近代國家，無取乎中世紀主義。
我覺得我們要紀念孟真，很值得把他的文章重新註解、重新考慮、這是我今天匆忙中經過稍許整理而提出的報告，來紀念這個沒有法子彌補的好朋友。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孟真先生逝世兩週年紀念會上演講）
英千里：回憶幼年時代的傅校長
我與傅校長共事，是在最近的兩年內──自去年一月他來臺灣任臺大校長至本月二十日他逝世的那一天。但是在他的一般朋友中，我相信我是認識他最早的一個。我們倆初次會面時，到現在已有四十多年了。
在前清末年，先父斂之公在天津經理《大公報》，與一位飽學的進士侯雪舫老先生，交往莫逆。侯老先生每次路過天津，就住在我們家裡。有一次他說他家鄉裡有一個外甥名傅斯年，是一個極聰明極堪造就的孩子。中國的舊書雖然讀了不少，可惜在鄉間沒有得新學識的機會。侯老先生把這位外甥的幾篇作文給先父及其他的朋友傳看，大家都很賞識這孩子的天才；並極力勸侯老先生把他帶到大都市裡，來進「洋學堂」，受「新教育」。於是侯老先生在宣統元年，就把他這聰明而好學的外甥帶到了天津。那時天津的「洋學堂」，高級的有北洋大學堂，中級的有天津府第一中學堂，南開學堂及教會辦的新學書院三處，傅先生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學。當時學校尚無宿舍，他就住在我家裡。那時他年齡十四歲，我才九歲。幾個月以後，學校有了宿舍，他就搬進去了。可是每逢假期，他必到我家裡來看望。過了些時，他轉學到北平，我們倆也就不常會面了。
他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一種「敬而畏之」的心理。這種心理，雖然經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先母是最喜歡傅大哥的，說他聰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給他講教義，並在星期日帶他進教堂。他雖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對於教會人士好感，也未嘗不是因為受了先母的薰陶。
到了民國二年，我赴歐洲留學，一去前後共十二年，對於幼時的傅大哥，也就漸漸的遺忘了。回國後，先母先父，在年餘之間，相繼謝世。一直到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統一了中國之後──才得在北平某宴席上與傅先生重逢，是由先父的老友沈兼士先生給我們介紹的。交談之後，才把幼時的舊事一一的追憶起來。此後二十餘年之間，我們兩雖未共事。但始終不斷的維持著私人的來往及友誼。去年一月間，北平淪陷，我困在上海不能回去，他就邀我來臺大授課。萬想不到，正在他積極推展為國家民族最高尚最需要的大業時，他就突然與世長離了。對他我們可以說：「他是站著死的」（Moritusstoms）。關於他生時對學術的貢獻。死後於教育的損失已有各界人士異口同聲的在那裡表示，無須我贅述或補充。至於我個人精神所受的刺激及感情所負的悲痛，卻是筆難盡述的。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一○一期）
蔣夢麟
：憶孟真
十二月二十日午前，孟真來農復會參與會議。對於各項時論的問題，他會貢獻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其見解之明澈，觀察之精密，在會中美兩國人士，無不欽佩。他忽爾講中國話，忽爾講英國語，莊諧雜出。莊中有諧，諧中有莊。娓娓動聽，我們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他講的話，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講的話雖多，人不嫌多。有時，他會說得太多，我們因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氣的說：「孟真你說得太多了。請你停止罷！」他一面笑，一面就停止說話。我們的顧問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社會學教授安得生先生會後對我說：「你也太不客氣了，你為何那樣直率的停止他說話。」我回答說：「不要緊，我們是老朋友，向來如此的。」我記得好幾年前有兩次，我拿起手杖來要打他。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為我辯他不過，他是有辯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
同日午後，他在省參會議報告，他就在那裡去世了。我於第二天早晨看報才知道。那時我有說不出的難過。我就跑到殯儀館裡弔奠了一番。回到辦公室做了一付輓聯，自己寫就送了去。算是作了一個永別的紀念。輓聯說：
學府痛師道；舉國惜天才。
孟真辦臺灣大學，鞠躬盡瘁，以短促的幾個年頭，使校風蒸蒸日上。全校師生愛載。今茲逝世，真使人有棟折樑摧之感。
孟真之學，是通學，其才則天才。古今為學，專學易，通學難，所謂通學就是古今所說之通才。
孟真博古通今，求知興趣廣濶。故他於發抒議論的時候，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於觀察國內外大勢，溯源別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結論，往往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對於研究學問，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學識而論，孟真真是中國的通才。
但通才之源，出於天才，天才是天之所賦。不可以僥倖而致。國難方殷，斯人云亡，焉得不使舉國嘆惜！
我識孟真遠在民國八年。他是五四運動領袖之一。當時有人要毀掉他，造了一個謠言，說他受某煙草公司的津貼。某煙草公司，有日本股份。當時全國反日，所以奸人造這個謠言。我在上海看見報上載這個消息，我就寫信去安慰他。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見過面。到這年（民八）七月裡，我代表蔡孑民先生，到北平去代他處理北京大學校務，我們兩人才首次見面。他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藍布大褂，高談濶論的講了一番「五四」運動的來踪去跡。那年他剛才畢業，但還在北大西齋住了一些時。此後他就離校出洋去了。我們直至民國十一年方才在英國見面，他那時在學心理學。後來我在德國，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勸我不要無目的似的在德奧法意各國亂跑。他提出兩個問題要我研究。第一個，比較各國大學行政制度。第二，各國大學學術的重心和學生的訓練。這可證明他不但留心自己的學業，而且要向人家貢獻他的意見。
他後來在廣東中山大學擔任教授。我在北平，他在廣東，彼此不見面好幾年。直到後來他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當時我在南京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也在同一街上，兩個機關的大門正對著，所以見面的機會特多。當我在民國十九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
在那個時期，我才知道孟真辦事十分細心，考慮十分周密。對於人的心理也十分瞭解，毫無莽撞的行動。還有一個特點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他心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說一就是，說二便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
十二月十七日為北京大學五十二週年紀念。他演說中有幾句話說他自己。他有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他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後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他走下講臺以後，我笑著對他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他笑著就溜走了。
孟真為學辦事議論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則不遺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今往矣，惜哉！
（自由青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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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傅先生在政治上的二三事
不滿祖先傅以漸在清朝作官
不記得是在重慶還是南京，有一次我問他，你的老祖先傅以漸是怎樣一個人？他不回答。他知道我一定是對傅以漸在清初做大官一事心裡有所不滿，所以有此一問。他不回答，我也就不再往下說。不過也可以看出他對其先人之不滿，是由於強烈的民族意議與愛國思想。
勸胡適之出國辦國際宣傅工作
另外一段事是孟真先生與胡適之先生出國工作問題的關係。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廬山會議，適之先生到了廬山，見過了蔣先生。八一三滬戰爆發之後，那時在南京蔣先生對我說，我們現在的國際宣傅工作非常重要，我想找適之到歐洲和美國走一趟，替我國做些宣傅工作。這事我很贊成，我就去找適之談了兩三晚，適之先生未肯應允；但後來我請傅先生前往勸說，傅先生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竟把適之先生說動了。胡先生於八一三事變後，初則有與南京共存亡之決心，終因傅先生之勸說，斷然出國赴美，作國民外交工作，前後歷數年之久。傅先生此一勸說，影響至大。
古寧頭與登步島雙雙告捷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守，政府播遷臺灣，一時人心惶惶，都以為國民政府的戰鬥力已失，沒有希望了！當時從臺北到新竹，甚至有反對蔣先生的標語出現；而國防部的次長，居然竟是一個匪諜！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國軍在金門前線古寧頭，和舟山群島之登步島，雙雙告捷，殲滅進犯之匪軍數萬人。因此赤焰稍殺，臺灣的情勢乃得以穩定。是以金門古寧頭和舟山登步島之捷，可說是扭轉危局，安定臺灣和中興復國的契機。
當舟山的情勢正當十分危急之時，種種跡象顯示匪軍即將大舉進犯，當地之軍事指揮官於夜間電話請示，謂在眾寡懸殊，彈藥不繼，情勢極端不利之情況下，國軍將何以自處？究竟是抵抗還是不抵抗？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辭修將軍忿然表示：「我們現在還有什麼問的！還有什麼選擇！就只剩下臺灣一省和東南沿海的幾個小島，而這些小島正是臺灣的屏障，倘若再守不住，通通完了，退此一步，即無死所！還說什麼抵抗不抵抗！」他拿起電話就說：「你們給我打至最後一人！如果有不聽命令的，就軍法從事！」國軍在哀兵的情況下，在登步島打了一場大勝仗，消滅進犯的匪軍上萬人。
將左傾份子與共黨學生遣回大陸
在後方即臺灣島上當時也有一事是重要的安定因素。由於左派共黨學生滲透到各學校，鼓動風潮，造成社會不安。在金門和舟山兩次軍事勝利之後，陳辭修將軍就採取行動，清除這些製造風潮的左派份子，他得到傅孟真先生的充分合作，從各學校搜捕了一千多名共黨學生，用船遣往大陸。這些壞份子一去，臺灣內部社會乃趨於安定。
以上兩事是使臺灣在民國三十八年風雨飄搖之中得趨穩定的重要因素，而第二件是跟傅孟真先生有關的。傅先生他在學術文化上之事蹟和成就，大家都知道得比我多，我今天只舉一些他在政治上較少人知的二三事，向各位作簡單的報告。
杜維運：傅校長與臺大
傅校長的逝世，自由中國的各界人士，莫不惋惜與悲悼，但是最悲痛的還是臺灣大學的全體師生。
臺灣大學今日的進步，是有目共覩的，然而臺灣大學所以有今日的進步，則不能不說是由於傅校長的積極整頓所致。
兩年以來，傅校長的全副精神，沒有一時一刻不用在臺灣大學上，臺灣大學成了傅校長的家庭，傅校長為了臺灣大學，犧牲了一切，我們親眼看到傅校長的蒼顏白髮，一天天變得蒼白了，但是傅校長卻不因此而有所鬆懈。現在臺灣大學，在傅校長的領導下已經突飛猛進了。而傅校長卻溘然長逝，身為學生的我們，該是如何的悲痛！我們現在紀念傅校長，除了以血淚哭我們的校長外，最重要的我們要將傅校長的精神，發揚光大；我們尤其要將傅校長辦理臺大的精神與作風，公諸社會各界人士。
先從研究學術風氣的養成說起，無論任何一個大學，要想辦得合乎理想，首先要養成研究學術的風氣，研究學術的風氣不能養成，則無論設備如何完善，教授如何高明，經費如何充足，學校是不會辦好的，臺灣大學研究學術的風氣，可以說已經養成。自朝至夕，圖書館中，都是坐滿了同學，學生們不願出風頭，不願多事，重心集中在功課上，這和大陸上各大學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但這種風氣的養成，並非偶然，這是傅校長必血的結晶。傅校長辦臺大，首先注重成績的考核，成績優良的予以獎勵，成績不好的予以懲處，平時功課加緊進行，尤其是大一的功課，更使你有應接不暇的趨勢。學期考試，非常嚴格，要想護航和抄書，是辦不到的事情，學年終了，有書券獎勵辦法，以獎勵優秀的學生，每學期都舉辦國文英文論文比賽和國語英文講演比賽，暑期有暑期徵文，學生們的精神，都會聚在功課與寫作上，不敢稍涉鬆懈，鬆懈了不但得不到獎賞，而且有退學的危險，所以大家都兢兢業業，朝夕與書本為伍，蔚成學校良好風氣。
其次說到學校環境的安定。臺大環境的安定，為所有各大學所罕見，教授們能夠安心在學校裡教書，同學們能夠安心在學校裡讀書，沒有別的顧慮，這固然是由於教授與學生的各守崗位，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由於傅校長能夠解決師生的根本問題。校長對於學生的膳宿問題，都儘量設法解決，沒有地方住的同學，使他有地方住，沒有飯吃的同學，使他有飯吃。從前有獎學金，匪區救濟金，現在有工讀獎助金，臺籍清寒學生救濟金，清貧而優秀的學生，在臺大是不會被擯棄於門牆之外的。傅校長曾謂決不使成績好的學生因為沒有錢而輟學，傅校長以為不解決學生們的、生活問題而使學生們安心讀書，是不合理與不近人情的，校長為此事曾絞了不少的腦汁，嘔了不少的心血，也曾遭遇到少數人的反對，但是傅校長無論如何總是設法將同學們的生活問題解決，傅校長沒有為了個人而忘記了同學。
再說到學生素質的提高與教授陣容的堅強。臺大學生的素質，已在逐漸的提高，大多數的教授，更都是名流學者。傅校長對於聘請教授。非常慎重，決不隨便聘請任何一位教授，對於招考新生，更為注意，絕對以人才為原則，試卷分數高，合乎錄取的標準，就可以進臺大，分教低，不合乎錄取的標準，不管他是什麼人，只有請他止步。絕對沒有情面通融的餘地，傅校長為了聘請教授與招考新生，曾得罪了不少的人，不少的人為了不得進入臺大，曾對傅校長太肆攻擊，但是傅校長卻始終沒有因為別人的攻擊而改變他的初衷，所以臺大學生的素質能夠逐漸提高，教授陣容也與日堅強，促成了學校的良好風氣，公正社會人士，是會同情傅校長的苦衷的，站在辦教育的立場，傅校長的作風，更值得感佩與效法。
最後說到經濟的公開與民主的作風。傅校長對於經濟，絕對公開，並且公開徵求全體師生檢舉貪污，貪污的人在臺大是不會存留住的。至於傅校長的民主作風，更增加了同學們對傅校長的愛戴與擁護。同學們對學校有意見，可以隨時寫信與校長，只要意見合理，校長沒有不採納的。傅校長也與同學們寫公開的信，以答覆同學們的問題。傅校長已經與學生打成了一片，你時常能看到一個白髮老人站在同學們的群中談笑，同學們不怕校長，到校長室裡去的時候，校長非常客氣，宛若變成了上賓。傅校長喜歡說笑話，同學們都願意聽校長講演，傅校長不但是臺大同學的嚴父，並且也是臺大同學的慈母。
傅校長的偉大，筆者不能道其萬一，不過淺就所知，追述一二。現在傅校長已經與世長辭了，然而傅校長的精神，卻永久存留在人間。臺大同學的心目中，將永遠有一偉大而慈愛的傅校長存在；公正的社會人士，將永遠不忘傅校長對自由中國的貢獻；傅校長在學術上教育上留下的成績，將永遠燦爛輝煌於世界，吾儕身為校長學生的後生，惟有繼校長之後，發揚校長精神，完成校長未竟的志願，以慰我校長在天之靈！
（《臺大校刊》第一○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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