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船堅炮利和起義:東方最後王朝與邊疆民族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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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鑄乾隆奉此同

隨手拿出一張人民幣紙幣,翻到背面,都有「中國人民銀行」及貨幣面額的五種語言: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壯語與中文拼音。這象徵著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一幣印刻有多民族語,卻非人民幣首創,元朝就早已有之,在清朝已經形成規制。自「順治通寶」以來,鑄幣正面以「年號」加「通寶」的漢文,加上背面標明鑄造地或面值的滿文,成為了清朝錢幣的主要特徵。但更加鮮為人知的是,回文、滿文與漢文共同出現在一枚錢幣上,也是在清朝出現的。它見證了中央政權對於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懷柔治理,也有力地證明了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

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中國新疆回部白山派首領霍集占兄弟發動叛亂。霍集占與其兄波羅尼都出自中亞伊斯蘭教白山派和卓家族,故稱波羅尼都為大和卓,霍集占為小和卓。這次叛亂聲勢浩大,來勢兇猛,史稱「大小和卓之亂」。

大小和卓是怎麼來的呢?

乾隆執政之初,西北地方的準噶爾汗(即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一帶)率兵侵犯新疆地區,乾隆帝將其平定之後,並釋放了被準噶爾汗囚禁的新疆部落首領霍集占兄弟。兄弟倆向乾隆帝保證:「若荷恩得回故土,情願招服喀什噶爾、葉爾羌各處人眾,同來歸順」。

乾隆帝相信了他們的話。但是霍集占卻有自己的打算,他曾對自己的哥哥波羅尼都表示想擁兵自立,這一背信棄義的想法遭到了波羅尼都的反對,他批評弟弟:「以前我們被別人抓住都要殺頭了,如果不是國家幫我們,我們怎麼能夠回到故鄉還能繼續管理地方呢?這種忘恩負義的事情千萬不能做」。但霍集占依然一意孤行,非要發兵叛亂,波羅尼都實在拗不過弟弟,只好表示:「我們家族自祖父開始,一直被準噶爾囚禁,幸好國家來救了我們,現在我們管理地方,應為國家盡力才是。我是不會做叛徒的,如果你非要做,我也管不了你」。霍集占一看哥哥的口氣有所緩和,覺得大有希望。於是攛掇了一些部落首領,強勢要求波羅尼都和他一起「起事」。最後受迫於弟弟的淫威,波羅尼都只好同意霍集占起兵叛亂的想法。

大小和卓的叛亂之舉,讓乾隆帝非常意外,也相當惱火。因為他非常信任自己親自營救出獄的大小和卓,怎麼也不相信這兄弟倆會走上一條這樣的不歸路。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乾隆帝終於下旨,要求出兵全力平定大小和卓之亂,統一整個新疆。

經歷了數年的征戰之後,大小和卓均被處死,新疆也重新真正地回歸到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乾隆帝有感於新疆長期以來處於不同少數民族部落各自為政的狀況。於是決定在新疆設立「葉爾羌(即今天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莎車縣、葉城縣一帶)辦事大臣」與鑄幣的「葉爾羌局」,將新疆所有流通的、各種各樣的貨幣統一回收,鑄造背後有回文與滿文「葉爾羌」字樣的「乾隆通寶」,這是新疆地區歷史上第一次幣制統一,標誌著新疆真正、完全地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管轄範圍之內。

「葉爾羌局」的鑄幣在實施前,其實還有一段小插曲。具體負責這件事情的是首任葉爾羌辦事大臣兆惠,他將新疆叛亂分子所有的軍械全部毀掉,然後再回收了所有流通的鑄幣,準備鑄幣,但是具體的形態,還需要向乾隆皇帝彙報。其實「滿回合文」也是兆惠的想法,但他有點拿不準,於是也將自己的建議寫在奏摺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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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文與滿文「葉爾羌」

乾隆帝很高興,迅速批復了兆惠的奏摺。並且表示,有感於當時新疆冶金、鑄幣業不發達,請「陜西省局」的鑄幣工程師專門到新疆,訓練了一批新疆自己的鑄幣師。這些鑄幣師最後都留在了新疆,成為了新疆地區經濟、技術發展的重要力量,為新疆在清中葉的繁榮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據史書記載,這種「背葉爾羌」的錢,在葉爾羌、喀什噶爾(即今天的喀什)和和闐(即今天的和田)三城通用。

《西域圖志》曾有記載,當乾隆帝看到「背葉爾羌」的鑄幣時,非常高興,曾賦詩一首:

天佑西師葳大功,勞徠泉府貴流通。形猶騰格因其俗,寶鑄乾隆奉此同。
景德開元溯所有,和親互市鑒於中。篋藏巨詡聲靈暢,垂德懷柔慎自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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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嘉慶寶藏」論嘉慶治藏

常言道,富不過三代。

在世界歷史上,沒有日不落帝國。世界上的國家千百個,王朝更是成千上萬。若有一個國家,或是一個王朝,能夠在世界上有一個叫得響的排名,我認為已經非常了不起了。清朝自一六四四年順治入關,到一七九九年乾隆駕崩。歷經四帝共計一百五十五年的盛世,也算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人類進入到十九世紀,封建化逐漸不再是主潮。現代科學所引領的醫學、工商業、航運業與通訊業開始進入並影響人類歷史,但曾經的大清王朝自從趕走了來訪的英使馬格爾尼(George Macartney)之後,便自覺或不自覺地關上了與世界溝通的大門。因此,「天朝上國」也開始走起下坡路來。這一走,竟是兩百多年。

筆者至今都記得,中學歷史有一道填空題:清朝衰落於哪個皇帝?

答案是:嘉慶。

嘉慶帝在中國歷史上的口碑說好不好,說壞不壞。在位期間,做了最大的一件好事就是打死了和珅這隻大老虎。和珅是乾隆朝的寵臣,也是滿族貴族中的皇親國戚。當然,也有後世史家認為,嘉慶抓和珅,暴露出了他的無能。因為到了嘉慶朝,國庫空虛,嘉慶並無其他的辦法來救濟,於是只有把手伸向了富可敵國的和珅,靠抄沒他的家產來救國庫空虛之難。所以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一說。

但筆者認為,嘉慶並非昏君。他的問題在於:盲目守成,造成了他缺乏世界性的眼光。這是他讓中國落後於世界的歷史根源。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證明就是他在位時所頒布的治藏政策。

我們知道,西藏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也是中國的西南大門,其戰略意義與重要地位一直為中央政權所重視。雍正五年時,中央政府曾設立「駐藏大臣」一職,來管理西藏的各項事務,這是西藏被納入中央政權管轄的重要歷史證明。

《清史稿》裡有記載,乾隆帝平息準噶爾汗與大小和卓之後,為了穩定西藏,頒布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對於西藏的內政、民生、駐軍、財政、宗教等各項事務,做了詳細的要求與規定,強化了中央政府對於西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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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帝為藏傳佛教寺廟壽安寺所題寫的匾額

到了殖民者橫行的十九世紀,西藏的地位再一次被凸顯。乾隆末年,英女皇派遣曾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的蘇格蘭貴族馬格爾尼拜見乾隆皇帝,提出中英兩國建交、開展對外貿易等訴求,遭到乾隆帝的果斷拒絕。但這並未消解掉英國意圖殖民中國的想法。因為那時的中國的西南陸上鄰國印度,已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了。

在馬格爾尼使團無功而返之後,英國決定以另一種形式進入中國:從印度打開喜馬拉雅山的通道,從西藏包抄中國的「後路」。

這是一個相當陰險的軍事陰謀,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英國人接連發動了印度北部與廓爾喀(今尼泊爾)的戰爭,將戰火燒到了中印邊界。廓爾喀的首領向清王朝求救,嘉慶帝慌了神,竟然要求駐藏大臣不予出兵援助,任憑其被英國侵佔。

因此,英國人騷擾西藏邊境、發動相關戰爭時,中央政府其實已經收到了駐藏大臣多次緊急奏摺。但從個人魄力上說,嘉慶帝並沒有其像曾祖父康熙皇帝那樣,敢於拒俄國人於千里之外並要求對方簽下《中俄尼布楚條約》。甚至可以說,英國人是何方神聖,有什麼樣的武器,他們的實力如何等等,一切皆一無所知。在這樣的情境下,嘉慶帝只好趕緊下旨,要求駐藏大臣不但不准幫廓爾喀,甚至以「寧謐地方」為準則,必須「處以鎮靜」、「閉關自守」,不要與英國人起正面衝突。

這是清朝面對西方外敵時以「閉關鎖國」相對抗的濫觴,自嘉慶之後,「閉關鎖國」成為了清朝皇帝們的家常便飯,但是「閉關鎖國」根本救不了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英國人在西藏的邊境線上確實沒有撈到任何好處,但是他們開始轉變觀念,在「廓爾喀戰爭」之後的二十五年,發動了改變世界歷史的中英鴉片戰爭,將中國澈底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嘉慶帝治理西藏時,曾發行過西藏本地的銀幣,叫「嘉慶寶藏」,相當於「嘉慶通寶」,統一了西藏的幣制,這在客觀上確實帶動了西藏經濟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他卻忽略了西藏的戰略意義,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歷史損失。從這個角度來看,嘉慶帝又是缺乏大局觀的。因此,後世對於嘉慶帝的治藏成績,必須要嚴格地一分為二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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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甘回民起義的背後

有一次,我參加了北卡廟嶺分校亞洲學系的一個交流活動,是一個小範圍的學術對話。與我對話的是一位南韓裔女老師,是系上年輕的講師。她問我,「作為一名歷史學者,你如何看待鴉片戰爭?」

這個問題很尖銳,我想了想,於是給了一個這樣的回答: 

「我剛來美國時,專門留意了一下圖書館裡關於中國歷史研究的書。在你們西方人看來,鴉片戰爭是一場全球化的、偉大的戰爭。甚至還有白人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場『光榮的戰爭』,作為一名中國人,我並不知道這場戰爭的『光榮』在哪裡。」

「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不只是把中國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眾所周知的。我個人認為,鴉片戰爭在當時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瓦解了中國的農村經濟,導致物價飛漲,糧價下跌,田賦翻倍,進而使得大量農民失地之後流離失所。最終,釀成你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義和團運動」。 

我並非危言聳聽,「物價飛漲,糧價下跌,田賦翻倍」,這些都集中出現在同治年間,史書裡記載戰爭使中國農民、手工業者跌入「廢時失業」、「民窮財盡」的深淵。我們知道,清朝最鼎盛時期是康雍乾三朝,康熙外禦俄國於千里,簽下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並使臺灣回歸中央政府;雍正「改土歸流」,實現了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而乾隆皇帝平息大小和卓叛亂,收復了新疆,穩定了西北邊境。外交也好,內政也罷,康雍乾三朝都做得可圈可點。

但是自道光以降,局勢卻在悄悄起變化。西方列強不斷通過堅船利炮,在海防線上叩開中國的大門,咸豐年間英法聯軍又燒了圓明園。清政府幾乎將所有的兵力、資金全部投到了東南海防,但仍擋不住全球化時代的殖民列強。與此同時,北方卻嚴重空虛。隨著白銀的大量外流,租界打開,導致全國一片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加劇,農耕文明遇到了土崩瓦解的危機。

在康雍乾三朝統治時,西北地方的回民對於中央政府的舉措是積極擁護的。在《清稗類鈔》中就有記載:「凡以回籍服官者,薦擢至三品,即須出教,以例得蒙賞喫肉,不能辭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有回族知識份子被朝廷提拔為三品官時,就不得再信伊斯蘭教了,因為這時要參加皇帝賞賜的酒肉宴席,而這又是不能推辭的。在「漢回一家」這樣積極的民族政策下,不少回族知識份子進入到國家政權中,擔任重要職務。

但在同治年間之後,國力衰落,社會矛盾加劇。隨著東南沿海成為國家財政的重大負擔之後,西北、華北地區成為了滿足沿海戰事的「錢袋子」。田賦漲了一倍半,而糧價卻大量下跌,許多農民不願種田,甚至情願「交卸農具」而外出乞討。而漢族的地主、團練與地方官員依然橫徵暴斂,不管當地回民死活。社會矛盾混雜著民族矛盾,相互推動不斷升級,陜甘回民大起義,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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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通寶

陜西、甘肅為代表的西北地方是回民聚居地,自古環境惡劣,生活艱苦。按照清朝一貫的策略,這樣的情況,同治皇帝理應採取「撫恤」的策略才是。但是晚清咸、同年間,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其父咸豐帝倉皇逃亡並病死在熱河。這樣的時代變局,堪稱「五千年從未有過」,被「垂簾聽政」的同治帝幾乎自顧不暇,哪裡還有心思來處理國內的民族矛盾?因此,他只有以最粗暴的「鎮壓」方式來解決問題,結果這種武斷的手段,幾乎釀成了將清王朝顛覆的大規模農民起義。

陜西巡撫譚廷襄曾對陜甘回民大起義有公正的評價,「雖實回民滋事,實由漢人有以激之也」。而負責督辦此事的陜甘總督左宗棠也認為,「陜回之禍由於漢回構怨已久,起釁之故實由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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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平定回民起義的左宗棠

同治通寶樣態輕薄,宛如風雨飄搖時的大清王朝。我們知道,陜甘回民起義的歷史背景是複雜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一個國家落後於全球化的大時代時,它所出現的問題都是相互聯繫的―包括民族問題、外交問題與經濟問題等等。最終,這些問題會變成社會變革的助推器,這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必然聯繫。

本文節錄自《讀錢記──誰把歷史藏在錢幣裡》
編輯、整理/杜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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