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爺雍正在位期間做的一件事，穩定了整個大清王朝

施琅與福建臺灣局

為江南經濟做出重大貢獻的曹寅家族，是康熙皇帝打破民族歧視、重用漢族知識份子的一個典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還有一個人，他不但是漢族，而且還是降將，此人就是被稱之為「大將軍」的一代名將施琅。

施琅的貢獻有二，一是康熙元年主動奏請將「臺灣」列入中國版圖，二是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率水師收復臺灣，將臺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並且興建「福建臺灣局」，鑄造在臺灣地區流通的「康熙通寶」。「背臺錢」，自然也成為了臺灣自古是中國領土的歷史證明。

●康熙通寶

施琅原來是明朝大將鄭芝龍的部下，鄭芝龍、鄭成功與鄭經祖孫三代擊敗荷蘭人收復臺灣之後，意圖在臺灣「反清復明」，並且屢次重用、縱容自己的親信。這種倒行逆施自然引起了施琅的不滿，他處決了觸犯法令的鄭氏家臣曾德。無疑，這大大觸怒了鄭成功的威信，他竟將施琅全家下獄並處斬。施琅從死囚牢中逃出，主動降清。

康熙皇帝執政後，重用精通水師的施琅。康熙元年即擔任福建水師提督。上任後，他屢次挫敗了鄭經的海上騷擾，並且，他高瞻遠矚地向康熙帝提出建議，要求將臺灣納入清朝的版圖。

自臺灣被納入清朝的版圖之後，康熙帝就不放棄對臺灣的統一。自康熙元年至二十二年，康熙帝主導了對臺灣鄭氏家族的九次談判，但每一次都無功而返。在最後一次談判中，康熙帝做出了最大的讓步：答應鄭家世襲臺灣最高管理者，為清王朝承擔「保境安民」的職責，但是臺灣必須聲明是清王朝的領地，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一構想堪稱是「一國兩制」的最早雛形。但此時鄭經做「土皇帝」的「台獨」之心已經萌芽，竟然果斷拒絕了這一促使國家統一的大好機會。本應功標青史的他，卻成為了歷史的罪人。第二年，鄭經在臺灣病死。

鄭經死後，鄭氏家族開始爭奪臺灣的最高統治權。借此機會，康熙帝任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大學士明珠積極支持施琅的征臺，向康熙帝進言「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康熙帝用人不疑，將征台軍務工作全部交給施琅。年過六旬的施琅掛帥出征，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臺灣的武力收復。

有趣的是，施琅武力收復臺灣並不是攻下臺灣島，而是攻下了澎湖，將澎湖經營為「人民樂業，雞犬不驚」的福地，進而迫使盤踞臺灣的鄭氏家族棄暗投明。在這樣的語境下，鄭氏家族只好率部投誠。施琅「攻城為下，攻心為上」的策略，使得臺灣免遭炮火的荼毒，和平解決了臺灣問題。

施琅收復臺灣後，朝廷內有人主張放棄臺灣的治理權。施琅向康熙皇帝陳述臺灣的富庶及其重要意義，「（臺灣）耕桑並耦，魚鹽滋生，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經織不乏，舟帆四達，絲縷踵至」，而且在軍事意義上，臺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在施琅的力主下，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設立臺灣府，歸福建省管轄。

設立臺灣府之後，施琅考慮到臺灣是離島，與內地資訊交流有所不暢，於是力主在臺灣開爐鑄幣，籌興「福建臺灣局」。在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的支持下，「背臺」的「康熙通寶」開始在臺灣島內流通，這一高度自治的政策，保證了島內貨幣的流通穩健與經濟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施琅不但是一位驍勇善戰的武將，還是一位深通經世濟民之學的文臣。

●靖海侯施琅像

前些年，臺灣成功大學八十年校慶，該校文學院邀請我作為大陸唯一演講者去做一場學術報告。在臺南的文物市場上，我意外地發現了一枚「背臺」的「康熙通寶」，這讓我激動不已。因鄭成功曾以此地為首府，臺南被稱之為「府城」。

這枚「康熙通寶」，正反映了康熙年間清政府收復臺灣的歷史景象，也是那個大時代的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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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歸流」說雍正

一位研究電視劇的朋友笑談：「八○後」眼裡的雍正，是《雍正王朝》裡的唐國強，而「九○後」眼裡的雍正，則是《甄嬛傳》裡的陳建斌。

但是我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怕的就是臉譜化。雍正既不是唐國強飾演的「千古一帝」，當然更不是陳建斌所演繹的「陰險之徒」。作為清朝初期承前啟後的一個君主，他有著自身的侷限性，但是他在治國理政的成績上，確實可圈可點。特別是「改土歸流」制度的推行，可謂開天闢地的舉措，為後來的乾隆、嘉慶時代帶來了穩定、和睦的民族關係。

●雍正皇帝像

我們知道，自唐宋以來，對中央政權產生威脅因素的少數民族政權分為兩種，一種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種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清王朝本身是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權，所以，之於清王朝來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已經被解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如何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緩解當地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成為了幾位清初皇帝的心頭病。

土司是什麼呢？就是由朝廷冊封的、負責當地治理的少數民族首腦，相當於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是世襲制。中央政府一開始頒布土司制度，用意肯定是美好的。一是希望瞭解少數民族民風民情的人來治理少數民族地區，既能服眾，而且也不會與老百姓產生觀念上的溝壑；二是中央不直接面對少數民族的宗教、習俗矛盾，而是將「土司」作為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民眾之間的緩衝帶，替中央行政。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後來，就會發生問題，其中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土司辜負朝廷信任，變「父母官」成為魚肉鄉里的惡霸，造成少數民族民眾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前面講過，「萬曆三征」中有一征，就是南征播州的土司楊興龍。此人作為世襲土司，不但不造福鄉梓，相反還欺男霸女，成為了鄉裡的禍害。結果由於「土司制度」的保護，中央政府也無法將其免職，但少數民族民眾卻認為此人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如此違法亂紀，定是中央政府所支持的。

而且，土司和土司之間也時常因為信仰、風俗以及家仇族怨而發生械鬥。尤其在雲南、貴州與湘西等地，這種本不應發生的械鬥卻時常發生。每一場械鬥，帶來的都是成千上萬人頭落地。在「土司制度」的庇護下，一方土司仗著中央政府不能將其罷免的特權，上述各類肆意妄為的事情是家常便飯，這自然讓中央政府威信掃地。自明代以降，南方少數民族因為土司的專橫而多有不滿，時常釀起民變。

雍正帝執政後，雲貴總督鄂爾泰面對難以忍受的「維穩壓力」，向雍正帝痛陳土司稱霸一方的禍害，並建議廢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職，旨在將一些作惡多端的土司的權力剝奪掉。「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雍正帝聽從了鄂爾泰的建議，就此問題專門頒布「改土歸流」政策，先在黔東南地區試行。可以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壯舉。

所謂「改土歸流」，即將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動性、非世襲的官員即「流官」取代土司。這個官員上任後，一旦政績不佳，或是因為倒行逆施激起民變，中央政府就直接就地免職，更換新的官員上任。這雖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卻以法律的形式，客觀地保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改土歸流」是中國封建王朝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管理的政治探索，見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也顯示出了雍正帝的開明、智慧之處。事實也證明，在雍正之後，中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穩定程度是空前的。

前幾年，在雲南地區田野考察時，偶得「雍正通寶」一枚。我不知道這是否當時「改土歸流」的見證，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寶」作為一般等價物在西南邊疆地區的流通。史家一般認為，「改土歸流」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改變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狀況。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改土歸流」讓一部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從奴隸制度轉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們的封建化進程，是歷史的進步。對於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來說，「改土歸流」及其推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寫進上下五千年的史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