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爺雍正在位期間做的一件事,穩定了整個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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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與福建臺灣局

為江南經濟做出重大貢獻的曹寅家族,是康熙皇帝打破民族歧視、重用漢族知識份子的一個典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還有一個人,他不但是漢族,而且還是降將,此人就是被稱之為「大將軍」的一代名將施琅。

施琅的貢獻有二,一是康熙元年主動奏請將「臺灣」列入中國版圖,二是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率水師收復臺灣,將臺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並且興建「福建臺灣局」,鑄造在臺灣地區流通的「康熙通寶」。「背臺錢」,自然也成為了臺灣自古是中國領土的歷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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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通寶

施琅原來是明朝大將鄭芝龍的部下,鄭芝龍、鄭成功與鄭經祖孫三代擊敗荷蘭人收復臺灣之後,意圖在臺灣「反清復明」,並且屢次重用、縱容自己的親信。這種倒行逆施自然引起了施琅的不滿,他處決了觸犯法令的鄭氏家臣曾德。無疑,這大大觸怒了鄭成功的威信,他竟將施琅全家下獄並處斬。施琅從死囚牢中逃出,主動降清。

康熙皇帝執政後,重用精通水師的施琅。康熙元年即擔任福建水師提督。上任後,他屢次挫敗了鄭經的海上騷擾,並且,他高瞻遠矚地向康熙帝提出建議,要求將臺灣納入清朝的版圖。

自臺灣被納入清朝的版圖之後,康熙帝就不放棄對臺灣的統一。自康熙元年至二十二年,康熙帝主導了對臺灣鄭氏家族的九次談判,但每一次都無功而返。在最後一次談判中,康熙帝做出了最大的讓步:答應鄭家世襲臺灣最高管理者,為清王朝承擔「保境安民」的職責,但是臺灣必須聲明是清王朝的領地,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一構想堪稱是「一國兩制」的最早雛形。但此時鄭經做「土皇帝」的「台獨」之心已經萌芽,竟然果斷拒絕了這一促使國家統一的大好機會。本應功標青史的他,卻成為了歷史的罪人。第二年,鄭經在臺灣病死。

鄭經死後,鄭氏家族開始爭奪臺灣的最高統治權。借此機會,康熙帝任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大學士明珠積極支持施琅的征臺,向康熙帝進言「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康熙帝用人不疑,將征台軍務工作全部交給施琅。年過六旬的施琅掛帥出征,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臺灣的武力收復。

有趣的是,施琅武力收復臺灣並不是攻下臺灣島,而是攻下了澎湖,將澎湖經營為「人民樂業,雞犬不驚」的福地,進而迫使盤踞臺灣的鄭氏家族棄暗投明。在這樣的語境下,鄭氏家族只好率部投誠。施琅「攻城為下,攻心為上」的策略,使得臺灣免遭炮火的荼毒,和平解決了臺灣問題。

施琅收復臺灣後,朝廷內有人主張放棄臺灣的治理權。施琅向康熙皇帝陳述臺灣的富庶及其重要意義,「(臺灣)耕桑並耦,魚鹽滋生,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經織不乏,舟帆四達,絲縷踵至」,而且在軍事意義上,臺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在施琅的力主下,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設立臺灣府,歸福建省管轄。

設立臺灣府之後,施琅考慮到臺灣是離島,與內地資訊交流有所不暢,於是力主在臺灣開爐鑄幣,籌興「福建臺灣局」。在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的支持下,「背臺」的「康熙通寶」開始在臺灣島內流通,這一高度自治的政策,保證了島內貨幣的流通穩健與經濟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施琅不但是一位驍勇善戰的武將,還是一位深通經世濟民之學的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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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侯施琅像

前些年,臺灣成功大學八十年校慶,該校文學院邀請我作為大陸唯一演講者去做一場學術報告。在臺南的文物市場上,我意外地發現了一枚「背臺」的「康熙通寶」,這讓我激動不已。因鄭成功曾以此地為首府,臺南被稱之為「府城」。

這枚「康熙通寶」,正反映了康熙年間清政府收復臺灣的歷史景象,也是那個大時代的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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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歸流」說雍正

一位研究電視劇的朋友笑談:「八○後」眼裡的雍正,是《雍正王朝》裡的唐國強,而「九○後」眼裡的雍正,則是《甄嬛傳》裡的陳建斌。

但是我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怕的就是臉譜化。雍正既不是唐國強飾演的「千古一帝」,當然更不是陳建斌所演繹的「陰險之徒」。作為清朝初期承前啟後的一個君主,他有著自身的侷限性,但是他在治國理政的成績上,確實可圈可點。特別是「改土歸流」制度的推行,可謂開天闢地的舉措,為後來的乾隆、嘉慶時代帶來了穩定、和睦的民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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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像

我們知道,自唐宋以來,對中央政權產生威脅因素的少數民族政權分為兩種,一種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種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清王朝本身是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權,所以,之於清王朝來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已經被解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如何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緩解當地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成為了幾位清初皇帝的心頭病。

土司是什麼呢?就是由朝廷冊封的、負責當地治理的少數民族首腦,相當於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是世襲制。中央政府一開始頒布土司制度,用意肯定是美好的。一是希望瞭解少數民族民風民情的人來治理少數民族地區,既能服眾,而且也不會與老百姓產生觀念上的溝壑;二是中央不直接面對少數民族的宗教、習俗矛盾,而是將「土司」作為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民眾之間的緩衝帶,替中央行政。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後來,就會發生問題,其中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土司辜負朝廷信任,變「父母官」成為魚肉鄉里的惡霸,造成少數民族民眾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前面講過,「萬曆三征」中有一征,就是南征播州的土司楊興龍。此人作為世襲土司,不但不造福鄉梓,相反還欺男霸女,成為了鄉裡的禍害。結果由於「土司制度」的保護,中央政府也無法將其免職,但少數民族民眾卻認為此人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如此違法亂紀,定是中央政府所支持的。

而且,土司和土司之間也時常因為信仰、風俗以及家仇族怨而發生械鬥。尤其在雲南、貴州與湘西等地,這種本不應發生的械鬥卻時常發生。每一場械鬥,帶來的都是成千上萬人頭落地。在「土司制度」的庇護下,一方土司仗著中央政府不能將其罷免的特權,上述各類肆意妄為的事情是家常便飯,這自然讓中央政府威信掃地。自明代以降,南方少數民族因為土司的專橫而多有不滿,時常釀起民變。

雍正帝執政後,雲貴總督鄂爾泰面對難以忍受的「維穩壓力」,向雍正帝痛陳土司稱霸一方的禍害,並建議廢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職,旨在將一些作惡多端的土司的權力剝奪掉。「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雍正帝聽從了鄂爾泰的建議,就此問題專門頒布「改土歸流」政策,先在黔東南地區試行。可以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壯舉。

所謂「改土歸流」,即將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動性、非世襲的官員即「流官」取代土司。這個官員上任後,一旦政績不佳,或是因為倒行逆施激起民變,中央政府就直接就地免職,更換新的官員上任。這雖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卻以法律的形式,客觀地保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改土歸流」是中國封建王朝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管理的政治探索,見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也顯示出了雍正帝的開明、智慧之處。事實也證明,在雍正之後,中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穩定程度是空前的。

前幾年,在雲南地區田野考察時,偶得「雍正通寶」一枚。我不知道這是否當時「改土歸流」的見證,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寶」作為一般等價物在西南邊疆地區的流通。史家一般認為,「改土歸流」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改變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狀況。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改土歸流」讓一部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從奴隸制度轉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們的封建化進程,是歷史的進步。對於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來說,「改土歸流」及其推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寫進上下五千年的史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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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通寶

衍伸閱讀
四爺穿龍袍娶若曦!身為清朝人,就該這樣談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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