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華爾街風雲：民初銀行的政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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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經過辛亥革命的動盪，加以經營不善，放款大量虧蝕達二百八十萬兩以上，致資金枯竭，「行務停滯，幾有不能支持之勢」。梁士詒掌權以後，即千方百計籌集資金，復興業務。在袁世凱的同意下，首先從多方面擴大交行權力，使其與中國銀行（前身即戶部銀行）取得同等的國家銀行地位。

●梁士詒。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由Rowanwindwhistler上傳

一九一四年三月，交行為了鞏固它已取得的地位，經呈准交通部修改章程，比照「中國銀行則例」，頒佈了「交通銀行則例」。「則例」共二十三條，主要內容除經理交通四政存款外，並得受政府委托分理國家金庫、辦理國外款項，掌管特別會計之國庫金、發行兌換券、經辦國內外匯兌及一般銀行業務，使它事實上已具有國家銀行之性質。一九一五年十月卅一日，袁世凱又正式申令：「中國、交通銀行具有國家銀行性質，信用夙著，歷年經理公庫，流通鈔幣，成效昭彰。著責成該南銀行按照前此辦法，切實推行，以為幣制公債進行之輔助。該兩銀行應共負責，協力圖功，以副國家維護金融、更新財政之至意。」交行的國家銀行地位，於是確立。

一九一五年五月，交行第三屆股東會在北京召開，成立了第一屆董事會，選出董事七人。公推臭名昭著的大軍閥張勛為第一屆董事會主席。梁士詒在這屆會議上，正式被選為總理；任振采被選為協理，葉恭綽由交通部派為幫理。代表大官僚、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交通系勢力，在交行深深紮下了根子。

停兌風潮

袁世凱竊據了正式大總統並不心滿意足，蓄意等待時機，復辟帝制。梁士詒就是袁世凱蓄謀稱帝的忠實謀士和財政管家。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梁不僅組織所謂「全國請願聯合會」，帶頭鼓吹帝制，而且積極為袁稱帝籌款，大肆搜刮。梁士詒控制下的交行，便成為從財力上支持北洋政府的重要工具。

袁世凱上台以後，全部承認了清政府對外簽訂的一切喪權辱國條約，自然得到各帝國主義的支持。那時的北洋政府，財政一空如洗，「幾乎無一用款，不仰給於借貸」。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六月，各帝國主義給北洋政府先後貸款三十二次，貸款總額近四億元。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續借外債發生困難，而財政狀況，由於軍閥割据，「各省每以自顧不瞻，將向歸中央收入之款項，任意截留，自為風氣。」致使財政狀況更加惡化，不得不轉而乞靈於內債。

北洋政府於一九一四年八月成立了「內國公債局」，由梁士詒任總理。短短二年多時間，即先後發行三次內國公債，總額共二千萬元。梁士詒控制下的交行，每次經募債款均居各銀行之首。據統計，僅袁世凱為籌備帝制而設立的「大典籌備處」，即耗費二千萬元以上。掌握財政實權的梁士詒，看到借內外債暫時已無辦法，增稅又難以濟急。只有繼續通過他控制的中國、交通兩銀行借墊。從交行看，到一九一五年止即先後為財政部墊款三千一百一十五萬餘元。如此龐大的墊款要佔到該行全部存款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致造成庫存空虛，發行基金枯竭，不得不大量濫發兌換券，終至不可收拾，發生該行歷史上第一次停兌風潮。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政局更形紊亂，西南各省相繼宣佈獨立。段祺瑞還想用武力壓服各省，軍費不斷增加。中、交兩行墊款也與日俱增，社會信用開始不穩，廣東、浙江等省首先發生擠兌現銀的現象，接著濟南、京津等地亦相繼發生擠兌。安徽督軍倪嗣冲、官僚及資本家段芝貴即分別向中交兩行提取現銀達一百三十萬元以上。交行梁士詒即與中國銀行密商應付之策。梁力主發行不兌現紙幣，借圖取得喘息機會。剛上任不久的段祺瑞，忽忽忙忙接受了這一意見，由國務院於五月十二日直接下令停止兌現。

停兌令公佈時，「中交兩行共流行市面之鈔票計有七千餘萬元，而庫存現金只約二千萬元。」其中交行發行額為三千六百八十二萬元。停兌令的宣佈與實施，無異宣告政府財政金融之破產，資金籌劃更感困難，造成市場一片混亂，人心動盪，物價上騰，現銀逃匿，洋厘飛漲。投機家們及帝國主義冒險家們更借機混水摸魚，殺價收買中交鈔票，投機謀利，致造成鈔價不斷下跌，為廣大人民生活帶來嚴重的災難。

帝國主義者為了維護在華企業利益，紛紛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五國銀行團並申明：「鹽務收入既為外債的抵押品，則收款當用可以流通的貨幣。至鐵路之抵於外債者，倘政府銀行能擔保凡收入之紙幣能每日易成現銀，便可不加干涉。關稅定章，則每日收入應入現金項下，其責任由各地銀行負之。」北洋政府被迫於五月十七日宣佈部分改變停兌辦法：凡海關、鹽務、鐵路等所收中交鈔票均可照常兌換現銀。為了鞏固地方治安，軍警兩餉，亦准搭付現銀兩成。交通部亦令各路局於二十七日起，收入搭現款三成，其餘只准收取沿路各大站所在地交行鈔票。這樣，停兌令下達沒有幾天，就首先為國務院自己所部分破壞。從交行本身看，一方面要繼續增發紙幣，墊支財政需要；另一方面，現銀仍須繼續流出，使僅有的庫存更趨枯竭。

袁世凱倒台以後，梁士詒作為鼓吹帝制的禍首，於七月十四日被繼任總統黎元洪下令通緝。梁已聞風逃亡海外。交行由於財政墊款過多因此發生停兌風潮而幾乎拖到了絕境。

恢復兌現與西原借款

自中交鈔票停兌以後，北洋軍閥各派系由於混戰加劇，政府財政狀況更趨惡化，軍政開支有增無減，不足時主要依靠中交兩行增發鈔票以維持，致使兩行鈔券更加充斥市場，幣值日益低落，投機之風盛行，人民怨聲載道，迫切要求早日恢復兌現。經過財政部的努力，京津兩地的中國銀行，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先行恢復兌現，更增加了交行應付的困難。交行董事會遂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公推原外交次長曹汝霖為總理，力圖利用曹的勢力，挽回交行顏勢。因為曹不僅是梁士詒交通系的重要人物，清末擔任過交行稽核；而且是袁世凱統治時期親日賣國的重要助手，帝制失敗後，只是由於日本公使的庇護，才免於遭到通緝。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段祺瑞政權，由曹汝霖出任交行總理，自然是股東會矚目的人物。

曹上台後，積極籌劃恢復兌現基金。這時適值日本內閣改組，新任內閣首相寺內，鑒於前任侵華政策過分露骨，決定改變手法，由「霸道主義」改為「王道主義」，打出「中日親善」的旗號，加強政治欺騙，採用經濟滲透。寺內於十二月下旬派其私人代表西原龜三來華進行秘密活動。西原到北京後，通過總統府顧問板西介紹與剛到任的曹汝霖見面，他利用交行停兌危機與資金拮据的困難，向曹表示：「貴國目前最困難者莫為財政，因受四國銀行團之限制，我國不能單獨行動。此次以私人資格請見，如有所需，敝國願盡微力。」曹汝霖正為停兌問題籌措，見日方主動願意幫助，即很快達成協議。第一筆貸款五百萬日元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在北京正式簽約，期限三年。同年九月間，又以同樣名義借得第二筆借款二千萬日元。為了避免四國銀行團的干涉，上述借款均由日本興業、台灣、朝鮮三銀行出面與交行簽約，實際上借款均由日本政府大藏省撥出。借款用途名義上是為交行「整理業務，恢復開兌」，但除第一筆借款、五百萬日元由交行用於恢復兌現基金外，第二筆借款多數均用於彌補政府開支，充當內戰經費。據曹汝霖回憶說：「其時財政困難已達極點，各省應解之款都為督軍扣留。發行國內公債，則舊債尚未整理，續募為難。借外債則有四國銀行團之約束，緩不濟急。」這就是歷史上通稱的西原借款的一部分。

西原借款從交行借款開始，先後借與段祺瑞政府的貸款共八筆，借款總額共為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日本寺內內閣通過西原與段祺瑞政府相勾結，大肆拍賣中國主權。段祺瑞政府在向日借款擔保品名義下，不惜把東北鐵路、金礦、森林等重要資源抵押給日本，這種手法比之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並無遜色。正如寺內內閣倒台後自供說：「大隈閣向中國要求廿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其實際上扶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廿一條。」

第二次停兌風潮

第一次停兌風潮解決不到一年，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又發生了中交兩行第二次停兌風潮。

一次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矛盾重新激化。一九二○年直皖戰爭以後，皖系軍閥失勢，日本帝國主義又扶植奉系軍閥以與英美帝國主義為後台的直系軍閥相對抗。致戰禍頻仍，連綿不斷。一九二一年，南北統一的幻想已經破滅，新四國銀行團的借款仍未實現。奉直兩系共同控制的北洋政府的財政狀況瀕於絕境。政府機關各部門欠薪已達二十個月以上。代理財長潘復向北京銀行界商借秋季借款四百八十萬元，其中交行獨家承擔三百萬元。銀行同業中曾譏笑交行：「你們闊，一家擔。」中交兩行還為財政部向其他商業銀行借款開出保證性的存單多張，其中交行即達五百三十九萬元。存單陸續到期，財政部除撥還一百多萬元外，其餘大部分均無力歸還，兩行被迫兌現，以致頭寸愈緊，現銀日枯。這時交行全部發行額為四千零六十九萬元，僅有現金準備五百一十五萬元。北京、天津兩行發行額合共一千零五十三萬元，而現金準備剩四十萬元。中國銀行庫存也很緊張。致使櫃面應付捉襟見肘，現銀越兌越少。十一月初已發生擠兌現象。十一月十五日，北京銀根緊迫，謠言紛起。兩行門前人潮汹湧，擠兌加劇。北京交行開始採用限制兌現辦法，前後門軍警把守，限制兌現人數，空氣更加緊張。到了十六日，擠兌人數更多，交行已無力應付，只得宣佈停兌。消息傳出後，天津中交兩行亦相繼宣告停兌。

停兌風潮發生後半個月，中國銀行即於十二月一日在京津恢復無限制兌現。交行由於現銀籌措無著，一時尚無辦法，而梁士詒卻遠避香港未返。這時靳雲鵬內閣已無法維持下去，各部欠薪越積越多，一切政務均陷停滯。大總統徐世昌派人與直系軍閥曹錕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商量維持對策。為了解決緊迫的財政金融危機，協議支持梁士詒出面組閣，梁士詒遂於十一月底回到北京。在梁的授意下，交行董事會決議派原交行協理、交通系骨幹葉恭綽赴奉與張作霖商洽借款，以解決交行停兌危機。「張謂借款無問題，惟欲挽救交行，必須請梁組閣，必得政治上之維護而後交行可保也。」徐世昌原反對奉天借款，但又苦無其他辦法，只好同意。張作霖即於十二月十四日入京，靳雲鵬於是下台，由梁士詒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接任內閣總理。交行向奉天官銀號及興業銀行借銀四百萬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恢復兌現，第二次停兌風潮幸得短期解決。曹汝霖因停兌問題遭到各方責難，遂借任期屆滿機會，辭去交行總理職務。

梁士詒是在奉系軍閥支持下組閣的。但梁組閣僅一個月，即被直系軍閥吳佩孚攻擊下台。奉直二系共同掌握北京政權，局面自難維持。同年四月，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戰敗退出關外。梁士詒以戰爭禍首罪名再遭通緝。交行向奉系東三省官銀號借款四百萬元，原訂借期十個月，因政局變動，交行業務亦難有起色，結果拖了五年方始還清，僅積欠利息即達一百四十餘萬元。

一九二六年七月，歷史上有名的北伐戰爭開始了。由於北伐軍的節節勝利，梁士詒已預感到北洋政權行將覆滅，即將交行總處遷往天津，猶圖作最後觀望。一九二六年底，北伐軍國民政府進駐武漢，財政部長宋子文電邀梁士詒到武漢討財政問題，要求交行提供借款，支持北伐戰爭。梁士詒不僅沒有親去武漢，而且僅允借款五十萬元，只能在湘豫前綫使用，引起國民政府的不滿。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軍佔領江浙、上海以後，蔣介石已得到英美帝國主義的直接支持。梁士詒作為操縱北洋政府財政金融大權的代表，即於四月份被國民黨政府指名通緝。自此以後，交通銀行即從北洋軍閥手中轉移到蔣介石四大家族手中，成為國民黨政權壟斷全國金融、積累官僚資本的重要工具。

成都商業銀行是原創辦於四川成都的一家規模不大的私人銀行，從一九三八年七月開辦到一九四九年時結束，經營時間短，在當時金融界的名氣也不高，不過，這家小銀行在人事變革和經營手法上，卻具有不少特點，表現了那個年代銀錢業的怪象。

成都商業銀行前期（川股主持時期）經營情況

該行開辦之初，在成都市中心街租賃房屋營業，所有資本，除付購置生財用具等開辦費七千餘元外，全以法幣形式存行，夥同吸收的存款轉放生息。第二年董事長陳炳光調任樂山專區專員，總經理黃慶雲出任樂山師管區司令，他二人為了直接控制銀行，才在樂山設立分行，並把總管理處設在樂山，在樂山購置了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元的房地產作分行行址，其餘資金，仍以法幣存行放息。但以法幣一天天地貶值，利息收入跟不上貶值的速度，資本的實值逐步虧損。開辦時的資本，每元與硬幣一元的價值約略相等，二十二萬餘元約值黃金二千兩左右。但到一九四三年底該行增資為五百萬元時，原資本已僅值黃金二十兩左右，即僅剩原價值的百分一了。至於銀行存款，在物價長期保持上漲趨勢的情況下，有錢的人多以購囤貨物為主，存款生息的，不過是用途尚未確定的部分游資，數量很少，存放的時間也短。以後各年，以法幣幣值愈低，法幣籌碼增大，銀行賬面數字雖增，但存款實值反在減少。

但銀行的繳用開支，則從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一元（每月平均約二千元）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已增為一百三十五萬二千一百二十一元，即平均每月約二十二萬餘元，較五年以前增長了一百一十倍。該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全部利息收入僅為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七百二十二元，尚不足抵付行繳，而應付出的利息一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五十六元，及壞賬等項則全須賠貼（付出利息總額大於收入利息也是該行特點）。截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卅日，該行的全部資本不但已全部蝕光，反倒負純損約四百萬元。按照蔣政權公司法的規定，公司資本損失達三分之一，即須增資，損失達二分之一，即要停止營業，該行資本實際上從一九四一年起已全部虧蝕，但仍繼續經營，空中懸傘，拖渡歲月，這是金融業裏少有的現象，但卻是那個年代工商業裏常有的騙局。

總經理黃慶雲看見銀行形勢不好，急於抽身，除套借行款一百萬元兌回大足購買田產，到期不還，等於抽走了他的全部股金而外，又堅決辭去總經理；董事長陳炳光也借口做官事忙，無暇照料行務，把董事長職務請陳谷生代理。為了解救銀行危機，只有增資改組。曾任統捐局長的晝家黃夢元願入股二百萬元，來任總經理，陳谷生為要當正式董事長，加入了一百萬元的股金，又把樂山分行的房地產按時價升值作為開辦時舊股股權升值的資金，賬面上勉強凑成五百萬元的資本，填平虧折。

黃夢元搞油畫雖自稱內行，對銀行業務卻是「老外」。他是為「總經理」這個光采的頭銜來入股的，既想借銀行來做私生意，撈回股本，又想借「總經理」名義來結交權貴，爬上政治舞台。他盡量巴結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曾擴情和其他一些黨棍、官僚，用銀行的錢給這些人上會送禮。幫助這些人的政治活動。但他雖把不少的錢塞進了黑洞，而官職並未獵取到手。他又從事棉紗布匹的囤集買賣，想從銀行的本業以外來賺大錢；又通過樂山行經理曾克初的關係，初而買賣煤炭，繼而直接投資到樂山縣牛華溪經營煤礦；此外又買了兩部舊汽車來經營成樂間的運輸。遺憾的是，他雖然八方亂撞，而結果是四處失利。當時的貨價上漲，並非一道直綫，而是螺旋上升。他每每在貨價已漲時跟在別人後面搶購，轉瞬跌價，他為了要填補借來的頭寸，又把貨物蝕本售出。一九四四年夏秋間久雨成災，大水淹垮了他的煤礦，不能恢復出煤，他所售預貨，到期交不出來，只好照上漲的行市折價賠償或買煤替交，所受損失不小，尤其是預售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的煤，貪圖多用貨價，預售的數字大、價低，賠償的損失更巨。在大水中成樂公路的橋樑冲毀，路基塌陷，政府並未積極搶修，汽車運輸也經常停滯不通，黃夢元、曾克初經營的汽車運輸，也大走霉運。……集此種種因素，到一九四四年底該行結算時又堆存了一大筆損失，為數達五千萬元左右，超過資本十倍。這筆虧損的資金，須長期拉借頭寸來填前蓋後，於是這個名譽不好的小銀行，天天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黃夢元為了緩和陳炳光、陳谷生的指責，穩住自己的「總經理」職位，把銀行的創傷補起，就多方勸說他的于親家崇慶縣著名大地主張宥羣入股，許他以董事長的高位，想進一步把陳谷生趕走。陳自己有一個華慶豐銀行在手，兼挑了成都商業銀行這副重擔，本已力不從心，樂於卸甲；而張宥羣在崇慶縣有錢無勢，也正想巴結一批軍政人員，加入成都商業銀行，既可與本區直屬的大長官陳炳光專員親近，又可與顯耀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為黃夢元所暱稱的「擴大哥」曾擴情等人靠攏，陪襯自己的富而不貴的場面，於是出售好壩田數百畝，以一千萬元入股，二千萬元長期存入銀行，坐上董事長的交椅。

但由於張宥羣賣田躭延了一些時間，錢到銀行時，該行新舊虧損數字的本息已滾大到八千萬元左右，彌補不平，仍然天天差頭寸。而黃夢元本人挪用的行款，又無力歸還。陳炳光和劉伯華、林竹邨諸人密商多次之後，決定再度增資，把當時駐樂山的師長劉樹成請來合作。劉的資本多，又有兵力，當時四川省的主席張羣很賣他的賬，他的聲光遠勝於土老肥張宥羣，陳炳光認為劉來銀行，不但可使這塊濫銀行的招牌擦亮，而且在政治上對他私人也很有幫助。張宥羣在榮任董事長幾個月後，發現銀行天天缺頭寸，自己在工商軍政各界交游不廣，拉不動錢，受逼受氣，已覺得反不如坐在家裡享清福安穩；而陳劉兩人是管轄他本區的軍政大員，他也不敢阻抗不走。於是在一九四五年春間，張宥羣在陳炳光的壓力和頭寸逼迫下出面與劉樹成簽訂合辦條約，由劉樹成接任董事長，劉的經理處長趙元勛接任總經理，張的股款仍然留行，存款也暫不提走，按月取息，保留董事名義；黃夢元欠行款甚多，銀行虧本，要他負責，他當然下台。陳炳光代劉樹成出售了一批廢舊槍彈與本管區內各縣的紳民，又由趙元勛把劉的鴉片煙出售了一部分，凑成四千萬元，作為劉的股款，在劉看來，這不過是處理了一點剩餘物資，就拿到一個銀行，也是划算。

不過，劉趙進行以後，銀行業務仍無起色，成樂兩行的行繳月月賠貼（該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每月行繳平均約一百五十萬元，下半年每月平均約三百萬元），他加入的股款既仍未填平銀行的舊虧數，而新虧又追趕上來。趙元勛經手做了幾次匪集貨件的買賣，也蝕了大本。股東董監又套用行款，長拖不還，壞賬越累越多。到一九四五年底，該行新舊虧損數字，本利滾漲，竟積累到二億元左右。劉樹成不明銀行賬目底細，怪陳炳光騙他入股，使他下了火坑，不願再拿錢出來，並催陳把他「取脫」，甘願把股款送陳，只求銀行不在他手裡倒閉，累他賠償。於是陳炳光、劉伯華又多方設法，找人入股，想把這幢將倒的濫房子撐住。碰巧我【編注：此指本文作者米慶雲，他曾在成都銀行內部工作過，故可詳細追憶當時情況】在抗戰勝利後最先跑上海做了一趟單幫生意、發了一筆橫財，由劉伯華的介紹，把我拉入該行接任總經理，劉伯華任董事長，在上海開設了分行，使該行又轉入一個新的階段。

上海分行開業後，在副理王友琴（紹興人，原上海光大錢莊經理）用舊錢莊方式穩當經營下，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逐月均有盈餘，除開銷外，每月少則賺一千餘萬元，多則賺二、三千萬元，業務漸有起色。但總行因虧損過巨，經常缺少頭寸，要上海調款周轉；而上海分行副理祝震初出官場搞銀行工作，在他的江陰幫同鄉商人經常用酒食招待送禮捧場的迷惑下，放款不加考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物價上漲幅度不大，利息跑在物價漲值以上，工商業借款上架面的都賠本倒塌，祝震所放的款，年終有一億多元未能收回。我經手放出的款，也有六千多萬元成了「呆賬」。不但這半年所賺的錢完全落空，又給該行的虧損額增添一筆數字。至於成都、樂山兩行，每天除四處拉頭寸過難關以外，幾乎全無業務可言，當然要按月貼行繳。舊虧新蝕，日積月累，利上重利，到一九四七年一月，該行虧損數字總共已達九億元左右，按當時金價折算約合黃金三千兩。此項虧差之數，都堆在成都總行，成都碼頭小，總行信譽低，要經常拉借這筆巨款填前蓋後，軋平收付，頗不容易。如果總行有一天頭寸拉不攏，在中央銀行的票據交換時當天頭寸不能軋平，就要退出交換，停業清理。總行倒了，分行當然不能存在。當時借款利率上海日折八分，即每月百分之二十四左右，成都六分七分，也合每月百分之二十，按每周一轉的復利計，每隔七十天左右，九億元的虧損就要變成十八億元。我在備受煎迫，別無善策可以使銀行起死回生的時候，就決定走上海人習慣的投機路子，想用買空賣空的方法，在黃金證券的賭博中，短期內撈一筆錢來解除銀行的厄運。

一九四七年一月，蔣介石在軍事失利的情況下，財政經濟進一步惡化，物價開始直綫上漲。而當時在政治上失意的孔祥熙為要打擊當權的宋子文，遂由他的兒子孔令侃主持的揚子公司出面率領與孔系有關的工商金融界實力派，大量購囤黃金，金價由一月初每條（十兩）二百餘萬元到一月下旬漲到四百萬元。宋子文指示中央銀行大量拋售由美國借來的黃金，冀圖壓住物價，穩定法幣。但每天拋出的黃金雖多，而購囤的胃口愈大，中央銀行的黃金成噸地一批一批拋出，孔大少爺一系的大財佬竟成噸地吃進，金價愈壓愈漲，二月一日到二月十日竟由四百多萬元漲到六百萬元。二月十一日午後兩小時內再由六百萬、七百萬、八百萬元暴漲到一千萬元的高峯，市場上就像炸彈爆裂，蔣王朝馬上要垮，法幣馬上要成廢紙一樣。我在金價由二百萬元陸續上漲到四百萬、五百萬元的擋口，曾撈進五、六千萬元，本想稍為歇手，殊不知就在二月十一日這天下午金價暴跳的時候，我改變了主意，竟深深地捲入這一記陰惡的漩渦中。我在金價高漲到七百—九百萬元的過程中陸續吞進了五百多條（五千多兩），殊不知金價在九百萬元以上的高峯未站到二十分鐘就猛烈回跌，由九百萬、八百萬跌回七百萬的關口。在一片賣出聲中，只有一個比一個低的喊價，竟致無人成交，我要想蝕本斬割，也不可能。這一圈絞索就把我牢牢套住了。

二月初由於金價跳得太兇太快，南京國民黨政府象感到末日到臨一樣，蔣介石、宋子文在緊急會議後決定了幾項緊急措施，從十二日起，大量拋售各項物資，國家行局停止一切貸款，猛烈抽緊銀根，並於二月十六日公佈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停止黃金買賣，把黃金牌價降低到四百八十萬元，限定各行莊及私人把黃金美鈔照官價售與中央銀行；一面又由財政部和特務機構派出大批人員到南京上海各公私行號查賬，宣稱要嚴辦從事黃金買賣的負責人。同時孔宋兩系經過多日的幕後談判，業已得到妥協。孔系人物前此在把金價由二百多萬元拉抬到六百多萬元過程中陸續購進的黃金，已在中小投機商盲目追隨搶購，使金價由六百萬元狂跳到七百萬、八百萬和九百萬元的擋口全部售出，孔系得了巨利，停手不買；他們又清楚地知道政府將要採取些什麼措施，這些措施將會把物價制在多少時間之內可以不即飛漲，於是翻過手來，由多頭轉為空頭，大量拋空，就使金價跌勢加勁，增強了蔣政權經濟緊急措施壓制市場的力量。在這一猛升猛降的巨浪中，與政權有密切聯繫的豪商巨賈發了大財，而一般小投機商則傾家蕩產，倒號逃亡的人數很多，跳江服毒自殺的也不少。成都商業銀行這隻破船，也在這次冒險航行中最後觸礁沉沒。

抗戰時期，國民黨所賴以維持財政的唯一法寶就是法幣，這個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開始執行的法幣政策，幫助國民黨渡過了抗戰期間的財政難關。可是抗戰勝利後，情況就完全不同。

天文數字的票額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只有十四億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經過八年零一個月的抗戰，法幣發行額增加到五千多億元。膨脹的數字雖然是驚人的，但和勝利後的情況比較，那又顯得是小巫見大巫了。從勝利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發行金圓券止，短短三年期間，法幣膨脹又從五千多億元增加到六百數十萬億元，無論從絕對數或倍數來看，都遠遠超過了抗戰時期。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就醞讓著幣制改革。當時中央銀行掌握了五百幾十萬兩黃金和七億美元左右的外匯，還有根據一九四二年「中美互助協定」美國應當償還中國的駐軍費用及墊款，如果國民黨不挑起內戰，決心走和平的道路，是有條件進行幣制改革的。但蔣介石要打內戰，所以宋子文當上了行政院長後，並沒有認真考慮幣制改革，而只企圖以開放外匯市場管理進口貿易的辦法，延長法幣的壽命。

到一九四八年眼看法幣的壽命拖不下去了，由於經濟危機日益加深，也加速了軍事和政治的崩潰。大概在這年五、六月間，蔣介石就決心搞幣制改革。這時政學系張羣下台，翁文灝繼任行政院長，原財政部長俞鴻鈞再度調任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由王雲五擔任。蔣當時對王雲五和俞鴻鈞都作了改革幣制的指示。財政部的情況不大明了，我【編注：本文作者李立俠，曾參與當時的金融改革與金圓卷發行】只知道俞鴻鈞到中央銀行後就積極作改革幣制的打算。他在接任的前一天，在上海財政部部長官舍宴請中央銀行高級職員時，就和我私下談到法幣的前途問題，要我幫助他研究一下，能不能進行幣制改革。

過了兩天，他在中央銀行指定了一個四人小組，其中包括林崇墉、方善桂、吳大業和我，並指定我為召集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這時我負責中央銀行稽核處，林崇墉、方善桂兩人是經濟研究處副處長，林剛由漢口金融管理局調回，繼我之後兼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長，吳大業是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在張公權時代聘為中央銀行顧問。俞對我們講，要我們盡快地寫出一個方案，並將方案主要內容先和他談談。

密議救亡方案

當時我們的看法，法幣不作根本性改革，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如果驟然一改就會垮得更快。但財政方面，受了通貨膨脹的影響，收入只及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事實上也拖不下去。所以就聯想到擴大採用類似戰前發行關金券的辦法，在不改變法幣本位的基礎上，另由中央銀行發行一種稱為「金圓」的貨幣，作為買賣外匯及繳納稅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根據我們當時的估計，採用這個辦法，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當於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我把這種看法和俞鴻鈞談了之後，俞完全贊同，並叫我們根據這些原則擬具具體方案。

這個方案當時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中央銀行發行金圓條例，第二部分叫做發行金圓實施辦法。條例初稿是由我寫的，實施辦法初稿是由吳大業寫的。方案的主要內容都包括在實施辦法中間，比較詳細具體，其中分為好幾章，例如牌價的制訂，外匯的買賣，以及稅金的繳納等等。

這個方案的特點：第一是沒有改變法幣本位制度，法幣仍作為貨幣本位繼續發行流通；第二在法幣之外，另發行一種金圓，金圖匯價固定為百元值美金二十五元，持有金圓可以無限制買賣外匯；第三金圓與法幣比價由中央銀行隨時掛牌制訂；第四繳納中央稅收（主要是關鹽統稅）及輸出入貿易結匯一律使用金圓。

方案寫好後送給俞鴻鈞、他表示滿意，並說這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其實，這只是把過去發行關金券辦法擴大到繳納其他稅收及結算進出口貿易上去，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俞鴻鈞把這個方案加了一個說明，叫他親信秘書繕正後親自送給蔣介石。

俞鴻鈞拿著這個方案去南京，去時很高興，但在南京住了幾天之後回到上海，對這件事情絕口不談。有一天我問他這個方案有沒有下文，他說蔣介石看過了，不同意，認為這個辦法不能應付當時的局面。俞鴻鈞又講，看來要採用財政部的方案了。我問他財政部方案的內容，他說他也不知道。

財政部的密謀

俞鴻鈞事先是否知道財政部的方案，我不清楚，可是俞對這方案的內容一直是諱莫如深。在金圓券發行後，有一天發行局長梁平告訴我，俞鴻鈞在八月初才告訴他要發行新幣要他準備二十億新幣。他說當時急得要命，這一時怎麼來得及，幸虧想起了抗戰初期在美國鈔票公司訂印了二十億元林森像的鈔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票面，由於運到國內已經不值錢了，一直沒有發行。林森像的鈔票在國內還從沒有發行過，臨時拿出這一批存貨應急，事先用飛機密送各省分支行，就作為第一批金圓券上市，實際上這批鈔票連金圓券三個字都沒有印上。

財政部的方案就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公佈的所謂實行金圓券命令，其中包括：（一）金圓券發行辦法；（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三）中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四）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據說這些辦法是財政次長徐柏園起草的。但是不管怎樣，辦法盡管一大堆，但主要特點只有兩個：第一是限價政策，規定一切物品不得超過八月十九日的價格；第二是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這個辦法公佈後，不但全國人民反對，就是中央銀行一些人員也不贊成，認為這套辦法決不能解決當時財政經濟問題。

百萬黃金大搜括

現在回憶一下，當時財政部實行的所謂金圓券辦法，用來和中央銀行所擬訂而未實行的計劃比較，即可發現二者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在手法上有些不同。財政部的作法，完全是用政治壓力。中央銀行的辦法，主要是用欺騙手段拖延時日。當時我們以為蔣介石採用財政部的辦法是非常愚蠢的，其實完全沒有看到蔣介石別有用心的一面。

通過金圓券命令，蔣介石在上海一個地方就收兌了黃金一百十多萬兩，美鈔三千四百多萬元，還有大量港幣、白銀及銀元，總計在全國搜刮的數目約有兩億美元之巨。現在看來，這就是蔣介石發行金圓券的目的。所以在金圓券發行之初，蔣介石每天晚上要同俞鴻鈞通一次長途電話，要俞報告收兌金銀外幣的數字，其它的事情都不是他所關心的。

蔣介石為了逼兌黃金美鈔，把蔣經國派到上海「督導」上海地區的經濟管制工作。名義上俞鴻鈞是督導員，蔣經國是協助督導，督導員辦公處設在中央銀行，可是俞鴻鈞並不能過問，一切由蔣經國包辦。在督導員辦公處內完全是蔣經國的班底，外面有他的一批所謂「戡亂」大隊流氓特務。蔣經國的主要工作，除了限價以外，唯一的目標就是敲詐黃金美鈔。

到了十一月，金圓券崩潰的現象就已完全暴露，行政院只好又頒佈「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匯處理辦法」，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並開放限價。這時候蔣介石也搜刮得差不多了，在下野逃亡的前夕，密令俞鴻鈞把所搜刮的黃金、白銀、外幣，悉數運往台灣。

【小結：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戰後通貨膨脹，貨幣市場崩潰，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從本書看來，此現象從民初便一直存在，民初銀行與軍閥、政府的關係千絲萬縷，形勢詭譎多變，可說是另類的華爾街風雲，各種金融怪象層出不窮，卻因當時政要缺乏警覺而終致戰後變局，此間慘痛教訓，可為吾輩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