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大師、《風蕭蕭》作者徐訏：為了自由而流浪

　　　　　　　　徐訏照片來源：互動百科

徐訏一九○八年十一月生於浙江慈溪，一九二一年，十三歲的徐訏就離開了家鄉，開始了他數十年的漂泊流浪的人生，最後客死於遙遠的香港。早年的徐訏外出求學，奔波在北京與上海等地，後來他遠赴巴黎，到法國留學。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有著這樣類似的人生經歷。只有早年走出家門，到外求學，後來才可能有所成就。這幾乎是每個現代知識分子人生成長的必然定律。只不過，各人所到的地方，所學到的東西不同而已。徐訏的外出求學經歷了一番波折，最終成為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或者說他早年的外出求學，培植了他強烈的自由觀念和思想意識。

當然，徐訏並不是一開始就走上自由主義道路的，他最初所追求的是馬克思主義。徐訏後來回顧自己當時入迷於馬克思主義的原因和情形時說：「不用說，那時候不相信這一套理論當然被認為是落伍的。我們還時時以自己是知識分子為可恥；恨不得自己父母是無產階級。當時凡是在別種體系學說中得來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有出入而懷疑之時，馬上警惕到這又是自己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意識作祟。覺得以克服這種小資產階級意識而堅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才算進步。這使我有一個時期幾乎不敢亦不願讀別種思想的書，覺得想瞭解各種學說與思想也就是知識分子的劣根性。這種處處提防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實在使我的心理永遠有些可怕的綜錯。」（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四一頁）一九二七年，徐訏來到北京大學讀書，他所讀的是哲學。當時的北京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各種西方文化思潮都出現在這裡，特別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在積貧積弱而且面臨嚴重民族危機的中國更是被奉為圭臬，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希望從馬克思主義這裡找到救世良方，來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工農運動風起雲湧，她所推動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同樣風靡全國。這樣，青年學生一方面出於血氣方剛的激進要求尋找到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出於趕時髦而走向馬克思主義。從徐訏當年的情形看，信奉馬克思主義還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就是強烈的排他性，將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推到錯誤和反動的一邊而加以排斥，動輒給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簡單地貼上「小資產階級」的標籤，將不合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行為指責為「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加以否定。

徐訏信奉馬克思主義一度使他思想陷入迷誤，產生偏見。當年，史達林與希特勒媾和，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他儘管並不理解，但是還是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用『無產階級祖國』的利益種種為蘇聯辯護。」（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四三頁）不過，徐訏當時僅僅在思想意識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沒有像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那樣投入到共產黨的懷抱，從事革命工作，也沒有像許多作家那樣加入左聯組織，從事革命宣傳。因而，他沒有被捲入政治漩渦，參加到政治鬥爭中來。


經歷了大約十年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徐訏最終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自由主義道路，實現了「由一個狂熱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到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懷疑論和否定論者的思想轉變」（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四五頁）。對於徐訏的這種轉變，有人認為是「物極必反，狂熱過後，有時便導致懷疑。」（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四五頁）這種說法表面上看很有道理，而且還可以舉出林昭等由左轉變為右的類似例子，但是，徐訏的轉變首先在於他是一個比較純粹的知識分子，無論他怎麼狂熱，其實他的意識深處懷有一定的理性，這使他與其他的狂熱者不同，隨著知識的積累而不斷增長，他終將從狂熱中冷靜下來而回歸理性，這是他實現轉變的最根本的內因。從外因來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出了問題。首先是史達林對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狄克等人的殘酷整肅和清洗，引起了徐訏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深刻懷疑，就像後來的林昭讀到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發表反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一樣。稍後，徐訏讀到了紀德的《從蘇聯歸來》等書，進一步瞭解到真實的蘇聯，進而認識到蘇聯的獨裁專制的本質。徐訏雖然對受到整肅和迫害的托洛茨基等人表示同情，但是他並不認同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因為「如果倒過來，托洛茨基當權，對史達林派也一定會採取同樣殘酷的手段的。」（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四六頁）這是由其獨裁專制的本質所決定的。從這裡開始，徐訏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共產主義，並且揚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徐訏的外出求學，從北京、上海到法國巴黎，思想經歷的巨大的轉變，最終由知識理性推動他邁上了自由主義道路，讓他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一九三八年初，徐訏從巴黎回國。此時，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當他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候，上海已經淪陷，徐訏只好棲身租界，從事他的文學創作和編輯。他的創作與當時一般的「孤島」文學不同，如果說於伶等人的寫作以以古諷今的手法表達抗日的思想，如果說陳汝惠等人的寫作通過寫實反映淪陷區與「孤島」青年的迷惘與投身抗日的壯舉，那麼徐訏的寫作則通過對異域生活與他族人物的描寫和敘述表達對自由的追求。他的《吉布賽的誘惑》所表達的實際上就是「自由的誘惑，追求自由是作品的靈魂」。（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一四一頁）就他的為人來說，他「生性坦率，耿直，『似乎是一個落落寡合，孤高自處的人，一貫我行我素，獨來獨往，』他是一個『非組織的人』，一生未加入任何黨派」。（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一四六頁）如果是在和平時代，沒有加入某個黨派，尚且可以，然而在戰亂時代，就需要特別堅強的意志。因為在戰亂歲月裡，個人總是特別脆弱的，加入某個黨派，可以得到黨內同志的支持和幫助，精神上有個依靠。然而，徐訏寧可忍受孤獨，也沒有加入某個黨派，即使是與他同在上海「孤島」的那些《魯迅風》的老鄉們先後加入了某個組織，他也沒有；即使是他與這些老鄉們發生了筆墨之爭，他也沒有想到通過加入某個組織以得到支持，哪怕是孤軍奮戰，他都堅持他的自由主義秉性。他的浙江同鄉巴人（王任叔）寫文章，給他扣上一頂又一頂帽子，「罵辭頗多」，而且「出口傷人」，他都沒有以牙還牙，「保持風度，不與之抗衡」（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一五○頁），顯示出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者的深厚涵養。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本侵略者侵佔上海租界，徐訏賴以棲身之地沒有了，為了不至於淪落為日本侵略者的御用文人，保持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尊嚴，徐訏被迫離開上海，輾轉於大後方。他衝破重重阻攔和封鎖，歷經艱辛，先逃難到浙江金華，但是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又逼近金華，於是他又不得不逃難到湖南，再由湖南奔波到廣西，隨後輾轉來到了戰時陪都重慶，在這裡他才稍許安定下來。在重慶，徐訏僅僅生活了短短兩年。然而，就在這兩年時間裡，他的創作取得了輝煌成就。他的長篇小說《風蕭蕭》（小編按：秀威底下品牌釀出版，於２０１５年５月重新出版《風蕭蕭》，並拆為上下兩冊）一經出版，立即洛陽紙貴，列為一九四三年「全國暢銷書之首」，因而這一年被人稱為「徐訏年」（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一八○頁）。與那些通俗文學作家不一樣，徐訏作品的暢銷，不是以媚俗賺取讀者廉價的追捧，不是以色情和低級趣味以迎合某些讀者的口味，他以深厚的哲學底蘊與深刻的心理分析從而創作出那個時代的「經典」。（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一八○頁）


一九四四年秋，徐訏跨越浩瀚的太平洋來到了美國。然而，當他踏上美國國土的時候，他最深刻的感受卻是強烈的思鄉，進而令他嚴重失眠。幫他克服漂泊他鄉思念故土的是他在美國遇到了北京大學的同學與來自國內的著名作家。胡適、汪敬熙、林語堂、老舍等人與他頻繁來往令他在異國他鄉有了些許的精神撫慰。在美國的思鄉失眠是很痛苦的，但是也給他帶來了詩的靈感。孤獨和寂寞是難以忍受的，但是給他可以帶來某種意想不到的自由，他至少不必為國內的黨派政治鬥爭所困擾，可以自由地抒寫自己的情懷。因而，他在美國寫到那些詩作沒有染上政治的色彩，專致地表達他心底的聲音。在美國待了兩年，徐訏回國了。


徐訏從美國回到上海，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但是這個平靜很快被國共內戰打破了。隨著國民黨的頹勢日益顯現，中共在內戰中節節勝利，徐訏越來越感覺到屬於他的時代即將過去，當上海被「解放」的時候，徐訏不像許多作家感到歡欣鼓舞，興高采烈，而是「蝸居在上海的家裡陷入了痛苦的思索與冥想之中。」（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一四頁）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雖然存在著「文化圍剿」和嚴重的腐敗現象，但是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徐訏畢竟可以發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發表自己的意見，然而在即將建立的新社會裡，像他這樣脫離了成為新政權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並且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能夠繼續發表自己的作品嗎？此時的徐訏怎麼能不與沈從文等人一樣感到焦慮、迷惘和困惑呢？國民黨在離開大陸前曾經制定了拯救知識分子的計畫，將一批願意跟著到臺灣的著名學者教授用飛機接到了臺灣，但是這名單裡沒有身在上海的徐訏。因而他只好待在了上海的住所裡。當時的徐訏常常晚上「一人獨自坐在書房裡，點著煙，思索著社會的變遷和命運的無常。我所信仰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此時在新中國的陽光普照下，顯得那樣渺小，那樣微不足道；而自己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又被棄之一邊，沒有人理解，也無人惠顧。」（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一五頁）更令他感到提心吊膽的是，他覺得有一天他可能受到審判和政治迫害，未來的前途實在難以預料。他這個被左翼文人斥為「黃色作家」與「逆流」作家的人到了新社會還會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呢？沈從文就因為這種嚴重的焦慮和對未來的絕望而自殺（未遂），徐訏此時怎麼能不感到懼怕和擔憂呢！


讓徐訏等人深感僥倖的是，上海剛剛獲得「解放」之時，有關當局正忙於解決戰爭的後遺症和國計民生的許多大事，無暇顧及徐訏他們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問題，這就給了他們一定的空隙，於是他和張愛玲等人正是利用這個空隙離開了大陸，來到了香港。


離開大陸到香港，對於徐訏來說是十分痛苦而又無可奈何的選擇。一方面，這些年來他將家安在上海，他有妻子葛福燦和出生才三個月的女兒，本來可以甜甜美美地生活在一塊，但是他現在必須離開上海流亡海外，而且不能帶著愛妻和愛女一道出走。而他要去的香港此時還是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來到香港後究竟如何生活，未來的前途怎樣，都還難以預測。更重要的是，他這一離去，由於大陸與香港社會制度的不同，相互之間很難來往，因而他更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到上海去看望他的妻女，何時才能與他們團聚，何時才能夠回到他的家鄉浙江慈溪去看一看。但是，他為了自由必須出走，試想當徐訏從深圳跨過邊界來到香港之際，他的內心是慶幸、激動和興奮，還是痛苦、憂愁和悲哀，心頭的滋味一定十分複雜，難以言說。後來，葛福燦雖然到香港來探望徐訏，並在港逗留了數月，但是回到上海之後，她還是與徐訏辦理了離婚手續。徐訏的這次離婚並不是他與葛福燦之間出現感情危機，而是大陸越來越嚴酷的政治形勢迫使他們夫妻分離。徐訏當時之所以主動提出離婚，是因為一方面葛福燦到香港來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則是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可能給葛福燦帶來很大的麻煩，讓她受到政治牽累。對於徐訏的良苦用心，葛福燦還是理解的，同時她也考慮到漂泊在海外的徐訏孤身一人，生活很不容易，因而希望他能夠有人相陪相伴，照料他的生活，於是同意與徐訏離婚。儘管如此，到了瘋狂的「文革」時期，葛福燦還是為她與徐訏的夫妻關係而受苦受罪，她還是被認為是「反革命家屬」，是「黃色作家太太」，不僅遭到了抄家，而且還「經常挨批鬥」，吃了不少「皮肉之苦」。（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一四頁）就在葛福燦為他所牽連而受苦受累之際，徐訏當然也在牽掛著她們母女。這就是他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從大陸來到香港，對於徐訏來說，確實得到了自由，免卻了受到政治迫害的苦難，但是香港並不是天堂。且不說他剛來香港時內心深處的迷惘，也不說他首先必須面對的生存問題，他對香港社會的適應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在商業化和政治化雙重壓迫下如何保持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本色的問題。五○年代的香港，一方面嚴重的商業化給比較純粹的知識分子留下的空間十分有限，當徐訏和朋友創辦刊物時就面臨著保持刊物的純正的文學性還是走向世俗的問題，而且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社會裡，人情世薄，人際關係比較冷漠。當年在上海，徐訏以自己的創作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和榮耀，而今來到香港卻頗受冷落，因而失落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化雖然不像內地那樣極左而瘋狂，卻也有被政治所利用的陷阱。就連聲名顯赫的張愛玲來到了香港，為了生存不也為金錢所誘惑可悲地寫作反共的「綠背文學」嗎！在這樣的環境中，徐訏感到的是社會的冷漠，所以常常自嘲自己是「難民」。（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二六頁）直到來港二十年他才將「難民」的帽子脫掉。所以他在來港後的小說創作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強烈的「流放感」。（吳義勤、王素霞的《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二八頁）徐訏來到香港後，不僅要抵制這種金錢的誘惑，而且還面臨著某些政治勢力的攻擊和「圍剿」。由於他的創作「與當時香港、臺灣文化界文學界濃烈而狂熱的『反共』氣氛格格不入」，他在香港最初「不受歡迎」。（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三三頁）特別是他的《馬倫克夫太太》出版後被人批為「沒有『反共意識』、『缺乏時代意義』」，甚至還有人將他貶為「黃色作家」。（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三四頁）這次「圍剿」讓徐訏的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直接影響到他對香港和臺灣的文化認同，他內心深處壓抑感之沉重可想而知。如果說五○年代對徐訏的「圍剿」主要來自政治的壓迫，那麼七○年代徐訏再次遭到「圍剿」則主要來自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當時，徐訏因寫了悼念曹聚仁、吉諍與唐君毅等人的文章而不慎得罪了某些人。徐訏的得罪人主要在於他「敢說敢當、不為賢者諱的性格」。（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三七頁）他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與認識，寫出自己心中真實的看法，這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理性的表現，也是自由主義者人格尊嚴的具體體現。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裡，一方面堅持理性，追求真理；另一方面以其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立足於世，決不屈服於人，也不受利益誘惑而取媚於人，敢於講真話，表現出凜然正氣。徐訏曾經就他為人處事談了他的原則：「我是一個憨直的人，說的都是我自己的真感實覺，如果我的真感實覺是錯的，有人指正我，我是會感激的。我是看不起昧著良心，口是心非，人云亦云，討好於世俗而說假話的人。」「我並不強人相同，我也不喜歡有人強我相同。但有一點，我可以向老友說，我是民主主義者，在思想上主張百家爭鳴，那種要把某種學派定於一尊的主張者，我覺得其本質上往往是褊狹專橫與獨裁的，而最後總是不允許別種思想發展的。」（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三七頁）正因為如此，他長期受到排擠，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臺灣，都不為主流文壇所承認和接納。徐訏的這種狀況正如寒山碧先生所撰寫的輓聯中所說：「左不逢源，右不討好，文章數十卷，當代竟無人評說！春葬落花，秋葬枯葉，筆耕卅餘年，後世自必有公論。」（寒山碧：《〈鬼戀〉──一個迷途者的悲歌》，寒山碧編著：《徐訏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研究出版社，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一一○頁）儘管香港的人文環境如此惡劣，但是徐訏還是以其堅強的毅力和巨大的勇氣在香港站穩了腳跟，這不是由於他的妥協讓步，而是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和獨立自尊的為人終於贏得了人們的敬佩和景仰。


離開大陸的徐訏由於得到了香港的自由的庇護，他可以回過頭來客觀冷靜地返觀內地，對內地的文藝及其政策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五○年代的香港和臺灣都曾彌漫著濃郁的反共政治氣氛。在這當中許多人都是出於對中共的仇恨而將中共簡單地妖魔化，在反共的方式上也大多流於說教和口號式的謾罵。對此，徐訏表示反對，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論學養，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來觀照內地的社會制度和現實狀況，對內地的文藝現狀和文藝政策進行深入的研究，從而揭開了極左政治面紗背後內地文藝及政策的真實面目。他的《十八年來之大陸文壇》以科學與理性精神充分分析了大陸文藝及其政策存在的種種問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和很高的學術價值。與此同時，他創作出反映大陸社會現實的小說《小人物的上進》（短篇小說集）、《康悌同志的婚姻》與《悲慘的世紀》等作品。就在內地作家們在專制政治的高壓下被迫按照階級鬥爭觀念寫作，紛紛粉飾太平之時，徐訏的這些作品則能夠讓讀者看到當時中國大陸真實的社會現實，看到人性的異化，更看到「文革」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徐訏在香港的惡劣的人文環境中仍然異常艱難地堅持自由主義立場，深刻挖掘人性中的醜陋，在表現可怕的人性的異化的同時也表現人性中的愛與美好。相比之下，當時的香港文學在嚴重的商業化社會裡已經「像是賣淫的妓女，打扮得越來越俗氣，粉越搽越厚，但越顯得可憐憔悴與空虛。」（徐訏：《門邊文學》，香港南天書業公司一九七一年版，第二六四頁）在這樣的文學語境中，徐訏的創作更是難能可貴，他的作品在當時不僅具有當代中國史的價值，而且以其獨立的姿態顯示出文學的尊嚴和力量。特別是長篇小說《江湖行》出版後震動文壇，受到了司馬長風、趙聰、陳紀瀅和蕭輝楷等人的高度評價，從而確立了他在香港文學史上極其重要的地位。


漂泊在海外的人，儘管在事業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身心總是免不了疲憊的。徐訏孤身一人來到香港，在一個陌生的世界裡打拼，同周圍的冷漠與「圍剿」作戰，多麼需要精神的依靠和靈魂的依託。一九五四年，徐訏與張選倩結婚，這使他在長期的漂泊中終於有了精神棲息的場所。妻子的體貼照顧，給了他無限的溫暖和撫慰。「人們從那時徐訏的臉上看不到昔日憂鬱與落寞的神情」。（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五六頁）更可喜的是女兒伊白漸漸長大，與他關係相當融洽，父女「二人宛若兄妹」。（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第二六二頁）這很容易讓人想到汪曾祺與兒子的關係，他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這樣融洽的父女關係當然給晚年的徐訏以極大的撫慰和幸福。然而女兒後來離開了香港到美國發展事業並安了家，這多少讓徐訏有些失落。幸而結識了臺灣著名女作家三毛，進而結成了乾父女關係，從三毛那裡找到了又一份女兒的愛。僅僅有這些愛是不夠的，徐訏還需要精神的寄託，到了晚年，他專心思考人生的境界，探討存在的本質與人生的意義，追尋超越此岸奔向彼岸的途徑，最終他在天主教這裡尋找到了精神的歸宿，終於讓這個漂泊數十年的靈魂得到了安妥。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就在他病危之際，長相最與他相似的身在大陸的女兒葛原來到香港，來到了他的病榻前陪伴他度過人生最後的一程。


徐訏人生幾十年在外漂泊流浪。自從一九二一年他十三歲外出求學時他就遠離家鄉，成為一名遊子，此後的幾十年裡他很少回到他的家鄉。如果說他早年的在外遊歷培植了他的自由之魂，那麼後來的三十餘年他則為保持自己的自由而付出的沉重代價。如果說他的前半生是主動走出故土，那麼他後半生的出走則實在是無可奈何。這可以說是二十世紀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