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一個角度,看今天的中國。--《大國小民--十個故事裡的中國》

2018/1/16  
  
本站分類:創作

從另一個角度,看今天的中國。--《大國小民--十個故事裡的中國》

大國崛起,小民卻每每成為被遺棄的人,甚至是國家的敵人?

1994年,22歲的聶樹斌被錯判處死,聶母與揭發疑點的記者、偵辦警察及律師,竟耗費二十一年才能洗冤?/從資方律師到勞方律師,再到維權律師,以「技術派」路線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律師夏霖,終被「技術化」罪名捲入政治漩渦,他是否後悔當年的選擇?/「7.09」事件被捕的律師妻子們,從互不認識,到現在王全璋律師妻子李文足、謝陽律師妻子陳桂秋、謝燕益律師的妻子原珊珊、李和平律師的妻子王峭嶺、維權人士勾洪國的妻子樊麗麗、維權人士翟巖民的妻子劉二敏,已如盟友。丈夫被捕一年多來,她們如何為丈夫、為自己、為兒女,也為更多的中國人奮鬥?/從文革「黑五類」到女權主義者,從學院到田野,獨立導演艾曉明的紀錄片如何「困獸猶鬥」?/在新疆,這個中國最為凋敝的省份,硬是培養出政治覺悟最高的臣民。返鄉的江一,是回到故鄉,還是進入「全景監獄」?/上海少年桑可曾經熱血投考國防生,卻在臨近畢業入伍時,花去16萬贖回自由。大學四年,這名世界最大軍隊的後備幹部,為何幻滅?/曾滿懷理想,矢志揭發真相的調查記者「湖南四害」羅昌平、鄧飛、龍志和歐陽洪亮,為何終於也俠客轉身,拋下新聞台?/從北面農村走出的三個「零背景」青年,90年代末聚頭深圳,竭力抓住自己、城市、乃至國家的命運,二十年後,他們三人在商、在政、在獄,深圳夢還在嗎?/在2012年的反日遊行中,李建利因開日系車上街,被「愛國青年」砸穿了顱骨,五十個月後,他仍然半身癱瘓,「砸日本車,那不都是中國人的血汗?」/北京四周的四百多個垃圾場,生存著十六萬拾荒大軍。來自安徽的周守義,一家六口,在這個底層食物鏈的最末梢掙扎了二十年,貧窮的瘟疫正在跨代蔓延。--端傳媒記者透過10則深度紀實報導,揭示當代中國的真實地景!

☆書末特別收錄〈北京切除〉一文,報導2017年末北京退清「低端人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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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本節摘自【律師夏霖和他的時代】/江雪

★「資方律師」的選擇:「我要進去了,你也給我好好整!」
  「夏霖總是對別人說,他的人生是被我帶偏的,沒想到的是,最終,他因我繫獄,」三十九歲的郭玉閃說。
  2015年9月,郭玉閃在被關押將近一年之後,以「非法經營罪」取保候審。在他獲得自由時,他的辯護律師夏霖已被關押十個月。
  他們相識在2001年前後的北大。那時,一批公民運動的思想者和行動者,正在初興的互聯網上嶄露頭角。郭玉閃當時在北大讀政治經濟學碩士,在北大BBS論壇「一塌糊塗」上,他是公民生活版的活躍分子,也是青年行動者中的佼佼者。在茅海建的近代史課堂上,他遇到旁聽生夏霖。「我們是臭味相投。」郭玉閃說。
  他們都喜歡飲酒、論辯。2014年,郭玉閃在獄中時曾用詩回憶那段生活:「當年匹馬入京城,年少張狂五嶽輕。朋輩呼求唯快意,風雲嘯聚任豪情……」
  2004年之前,郭玉閃常在北大靜園組織草坪沙龍,請一些獨立學者來沙龍與年輕學子分享。校方不能明著驅趕,每次沙龍,便開始澆灌草坪。2004年9月,「一塌糊塗」BBS被關閉,郭玉閃和朋友們在靜園草坪聚會抗議。那個下午,夏霖揣著他的律師證,徘徊在被水浸過的草坪外。參加抗議的每個人,都給夏霖寫下了授權委託書。
  2006年,郭玉閃牽線,王振宇律師等人成立了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依託於中華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主要辦理一些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當了第一任的義派所主任。「義派」,是從英文「impact」音譯而來。意為「影響」,表明了他們希望通過個案影響制度的理想。

☆郭玉閃說:『我要進去了,你給我好好整!』夏霖回應:『我要進去了,你也給我好好整!』

  在這之前,夏霖曾糾結過,差點回了貴州。郭玉閃記得他們還一起喝了告別酒。但他終於還是回來了。「在貴州,他自稱『資方律師』,吃香喝辣的,最終,他還是徹底告別了那種生活,把自己和公共領域連在了一起,」郭玉閃說。
  2007年,郭玉閃成立傳知行研究所,做出租車行業研究、稅務研究,也介入對三聚氰胺毒奶粉所致的「結石寶寶」的救助等。2012年,他參與解救山東盲人維權者陳光誠,批判的思想與行動不斷走向縱深,最終,牢獄之災迎面而來。
  2014年10月,郭玉閃被抓,與十年前北大靜園草坪一樣,夏霖成了辯護律師。
  在公民行動的道路上越走越深,他們對彼此的處境,都有心理準備。2014年5月,浦志強被抓之後,郭玉閃回憶,在夏末的夜市上,幾個人一邊討論對策,一邊碰杯。郭玉閃說:「我要進去了,你給我好好整!」夏霖回應:「我要進去了,你也給我好好整!」此時,旁邊的傳知行研究員黃凱平也湊過來,為他們「作證」,三人一起舉杯。
  之後不到兩月,在香港「佔中」風暴的席捲中,他們三個,全都「進去」了。
  如今,郭玉閃重獲自由,黃凱平也回到了家。而夏霖,在被關押582天之後,迎來審判。

★只戰法庭:「政治案件法律化,法律案件技術化」

  作為律師的夏霖,對自己的專業技能頗為自負,常以「技術派」自居。2006年他曾代理的崔英傑案,就被認為是「技術派」辯護公共議題的成功個案。
  崔英傑,退伍軍人,為養家餬口,在北京擺攤。城管要沒收三輪車,他跪地請求,而不被允許,激憤之下,刺死了城管李志強。之後,北京授予死者李志強「革命烈士」稱號,崔英傑則面臨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危險。
  十年過去了,崔英傑的父親還記得初見夏霖的情景,他們全家把夏霖當作了最後的救命稻草。林茹則記得,那年,兒子十歲,看報紙,突然對爸爸說:你去幫幫他們吧。

☆我平時又不說過多的話,都是決戰法庭,沒事的。

  「他確實為崔英傑案傾注了心血,」哥哥夏洪說。他到現在還記得弟弟的辯護詞,闡述了城管制度的弊病,向死者家屬道歉,也有對「引車賣漿者」民生疾苦的描述,「感情和理性結合得很好。」郭玉閃則認為,崔英傑案中,夏霖最高明的一點,是在輿論尚未被點燃之前,提前給全國人大寫信,詢問城管是否屬於國家公務員序列,並獲回函,確認了城管不屬於公務序列,這就使崔英傑「妨害公務」的罪名無從被談起。
  夏霖的同事李瑾記得,當時輿論非常熱烈,法學界還舉辦了針對城管制度的研討會,夏霖思量再三,沒有去參加,是怕惹怒法庭,「盡可能地為崔英傑著想」。
  最終,崔英傑被判處死緩,保住了性命,這是一個律師所追求的不錯結局。自此,他也對自己的「技術派」觀點更有信心。「律師的舞台就在法庭之上,」他帶著專業的驕傲,也曾安慰擔心自己的哥哥:「我平時又不說過多的話,都是決戰法庭,沒事的。」
  也是在崔案之後,他受浦志強律師的邀請,加入了華一律師事務所。
  夏霖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政治案件法律化,法律案件技術化」。但他的「技術派」處理方式,放在中國的環境裡,用武之地不多,更常常被真正從事政治反對的人批評。
  譚作人案就是典型一例。四川地震後因追查倒塌學校細節,被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作家譚作人由華一所辯護。譚作人的夫人王慶華,至今記得那次開庭的細節:
  律師要說的話,幾乎全部都被法官打斷,而當女審判長敲響法槌,宣布擇日宣判時,夏霖一下子就跳起來,指著審判長的鼻子,用四川話大罵:你把老子們的證人名單騙起去,就是為了把證人堵在法庭外面,真他媽的太卑鄙了!格老子把西南政法大學的臉丟盡了!四川公安搞出來的爛事,你格老子去頂啥子雷……
  那天開完庭,門外有兩百多人在圍觀,夏霖後來向朋友們回憶,來圍觀的人們在鼓掌,「我眼淚又快下來了,一扭頭,進了衞生間,」他得意於自己當時「忍住了眼淚」。

★不介入政治的「偽裝」不堪一擊

  夏霖代理了不少人權案件,卻不希望被貼上「人權律師」的標籤。有記者曾在報導中提及他是人權律師,反被他指責了一頓。他認為:「不貼標籤,才是對自己的保護。」
  原立人大學的李英強曾經認為,夏霖當然對體制有很清晰徹底的認識,但他一直在行動中小心翼翼地不撕破臉皮,試圖維持與體制的和平共處。
  他反倒樂於被認為自己耽溺於「吃喝玩樂」。「他一直喜歡鬥地主。貴州的風俗便是這樣。他喜歡賭,我知道他的毛病。但真沒想到最終在這個毛病上出事,」哥哥夏洪說。
  但不管是「技術化標籤」,還是「偽裝」不介入政治。當時局惡化,夏霖的自我保護,其實也就不堪一擊。

☆『律師不可能擔當革命者的角色,但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個案推動法治,一個案子再大,我也就是個律師。還是通過案件影響一個個知道案子的人,』律師王令說。

  「多數的此類案件,其實是一個邏輯。例如對郭玉閃,先是尋釁滋事,做不成,就成非法經營,」萬聖書店老闆、與夏霖認識十年的劉蘇里認為,當局對夏霖沒有以政治罪名抓捕,而是以「詐騙」這一罪名來處理,這一開始,就讓同情者心中有了顧忌。
  在劉蘇里的印象中,夏霖比較「狡猾」,自己做的事不太說,這也使得外界並不很了解他:「他是個低調、以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發揮一流辯護技術的律師。也因此,他的付出和知名度並不匹配。」
  夏霖案偵查階段的代理律師王令則說:「他做的抗爭性案子,也只是一部分。平時做的多的,還是商業案子。他也常說,代理貪官、黑社會的案子,收錢不能手軟。」

★當技術派律師遇見「技術化」罪名

  2014年11月9日,夏霖被抓,案由是三個月之前的一場賭博。之後,夏霖的罪名被升級為「詐騙」。而檢察院指控提出的幾位債主,都是他有經濟往來的朋友。
  最初,郭玉閃也一度被警方列為「受害人」。據郭玉閃介紹,夏霖被抓初期,警方曾再三要求他指控夏霖詐騙,被他拒絕了。「其他幾位,失去人身自由一段時間,又都是生意人,壓力之下,只好控告他借錢不還,」知情者介紹。
  王振宇律師認為,這種國家非要出面去替私人「討要借款」的行為,正暴露出了夏霖案的「政治特色」。但「詐騙」的聲名,有效影響了輿論對夏霖的關注。
  另一個事實是,夏霖長期以「技術派」自居,與其他勇於在公共領域發聲的「死磕派」律師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從2013年以來,中國律師裡開始出現「死磕派」,他們在案件中與官方「死磕」程序,熟練運用互聯網和自媒體,發聲揭露不公,往往讓司法部門被動尷尬。2013年,貴州「小河案」,以及其後的「北海案」,死磕律師抱團取暖,爭取律師權益,一時風生水起。在律師周澤看來,夏霖一向與「死磕派」團體保持距離,過去也較少參與到死磕律師的維權過程中來。在一些個案中他採取的策略,也得罪了一些律師界的朋友。
  「我始終認為,律師是一個很有行動力的職業共同體,只要不是聽命權勢鼓點起舞的敗類,律師間無論辦案方向、理念有怎樣的差異,個人關係上有什麼問題,關鍵時刻,還是應拋開歧見和隔膜,團結起來,」倫理學者肖雪慧說。而一直關注這個案件的作家徐曉,則認為,對律師來說,可以當自己的技術派,但必要時,也一定會去支持死磕派。「我內心有自己的看法。但面對公共空間,永遠選擇與專制對立的道路。」
  律師王令則依然支持夏霖:「法律人本能地反對以行為藝術的方式來表達觀點,法律人的舞台應該在法庭上。你可以質疑,但要就事說事,而不是預設立場。 」
  「律師不可能擔當革命者的角色,但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個案推動法治,一個案子再大,我也就是個律師。還是通過案件影響一個個知道案子的人,」王令說,越是環境惡劣,越要「保重有用之身」。
  夏霖的妻子林茹說,丈夫被帶走後,警察找過她兩次。告訴她,「夏霖壞透了」、「我要是你,早就和他離婚了」……「我就問他們。他那麼壞,那你們查到他有別的女人嗎?警察愣了一下。說,還沒查到。」
  最近她常常夢見他,「在夢裡,他穿灰衣服,短髮,好像在監獄裡,一個電子屏幕上有他的名字,我總是非常擔心,」她說。丈夫正與這時代最嚴峻的問題迎頭相遇。「我想過,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無論外界怎麼看待他,我都會等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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