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丘彥明:我與金庸──從文學台灣黃金時代報紙副刊說起

201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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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作協專欄】丘彥明:我與金庸──從文學台灣黃金時代報紙副刊說起

1949年以後,國民黨一黨獨大,1987年台灣解除黨禁,民間可自由組黨,政治環境開始朝向民主。1949年至1988年臺灣“報禁”時期,總共31家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是僅有的兩家民營報紙,地位重要。20世紀70年代初,這兩民營報合占全臺灣報紙發行總數不到四成,70年代末卻達到六成,至1987年創下七成五的高峰。解除報禁、解除限張之後,兩報影響力逐漸往下掉,尤其電子媒體普遍之後,紙媒不敵時代潮流,已成黃昏企業。

1980年代,《聯合報》頭版的半版廣告,據我所知,要五十萬、一百萬吧,廣告商捧著錢排隊等著上報紙版面。每日印刷報紙像印鈔票似的,給副刊作者的稿酬格外豐厚,編輯薪金也高,那時一般人收入6000元台幣,而我拿一萬多。

正因《聯合報》、《中國時報》經營思路靈活,社會影響力大,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雖軍旅出身,但眼光長遠又有史觀;中國時報創始人余紀忠先生為文化人,對文藝有獨特的偏愛;在激烈競爭之下,兩報均給予副刊財力、人員最大的支持。例如當時聯絡主要依賴電話與信件,打國際電話費用昂貴,但副刊編輯隨時拿起電話就撥,向海外作家約稿,遇有重大緊急事件,甚至通過電話唸稿,爭取時效;加上兩報各自日銷量上百萬份,而副刊版面固定占據每日三大張報紙的1/12,整整一頁,讀者眾,影響力大;所以,1970年代後半與整個1980年代,造就了文學在台灣的黃金年代。

作家群:老一輩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名家仍持續筆耕,累積許多厚重的作品。日據時代以日文或中文創作的老作家,重新被尋找出來,部份因此恢復創作,有的雖年邁不再寫作,但日文舊作在這時被譯為中文,形成另一道風景。創辦《現代文學》、《文季》的大學生,這時有的已從美國大學取得學位,進入美國大學任教;有的留在自己的家鄉工作,都仍在創作,寫作不論作品受西方影響,或追求鄉土表現,由當年的青澀時代,轉臻為成熟時期,各領風騷。1949年跟隨政府到台灣的流亡學生、軍中士兵,其中的文藝愛好者,寫詩組織詩社、寫作散文、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蔚成一股力量,這時更是意氣風發。年輕一代的新生力軍,則因報紙舉辦文學獎,提供高額獎金、舉辦<新人月>活動,挖掘出不少具潛力有才份的新面孔,其中有幾位更得到數年每月生活資助,讓他們在課餘能更用心創作;鼓勵培養下,這些人在這個世紀成為了社會上文化的重要聲音。另外,經由香港僑生在台求學期間和台灣文壇建立深厚關係,後來他們努力將香港文學引進。打開國際文壇的窗戶,把世界的新思潮、新創作形式,積極介紹入內。這時,大陸文革結束,傷痕文學興起,如何透過特殊管道、特別方式,把這些作品呈現在讀者眼前,副刊編輯絞盡腦汁,在敏感線上游走、突破。另外,新的文學形式,像:報導文學、微型小說、文學論戰,開出文學列車奔向各縣市,舉辦文藝營活動,都紛紛展開,將靜態平面的狹義文學,轉化成動態立體轉化成動態立體的廣義文化副刊,提高深度知寬度。 

副刊變革,主要緣於當時執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高信疆。他畢業于文化大學新聞系,是我的學長,在校園即是風雲才子。新聞背景出身的他,主持<人間>,很自然一改文人氣息厚重的中國傳統副刊風格,強調新聞化理念,開始涉足文化話題。1970年代中期,<人間>打破禁忌邀請柏楊、李敖作長期撰稿人,引進新思潮,開闢論辯議題,在臺灣社會刮起一陣旋風,也給老牌的聯合報<聯副>很強的刺激。

聯副曾經由林海音、平鑫濤、駱學良(筆名馬各)陸續執掌<聯副>,這裡一向是堅持純粹文學的園地。1977年,詩人瘂弦在美國成斯康辛大學取得碩士學柆,應王惕吾先生邀請,返台出任<聯副>主編,與<人間>高信疆比劍。瘂弦很快改變副刊形式從靜態而動態,內容也從心靈抒懷轉向社會文化的公共話題,五四運動、本土意識、眷村文化、女性權益等「敏感」議題,很快進入人們的視野。

「副刊王」(瘂弦,本名王慶麟)和「副刊高」(高信疆)之間的「爭霸戰」開啟了臺灣報紙副刊最輝煌的時代。我大學將畢業時,信疆學長回系裡找編輯,系上原推薦我前去,我當時才接一位學姊在美商廣告公司的企畫與公關職位,基於道義不便辭去,挽拒去<人間>的機會,沒想到1978年參加聯合報記者編輯招考,進入聯副擔任編輯之一,仍然介入了副刊的變革和戰爭,參與了文學台灣的黃金時代。後來我與瘂弦與其他同仁共創《聯合文學》雜誌,執行主編做到總編輯,直至1987年底離職,1988年1月飛往歐洲留學,從此長居海外。

我在副刊時代,由於瘂弦的提攜,參與副刊的各種競爭與變革,也和老中青的作家和藝術界人士都有或多或少的往來和接觸。

兩報副刊最激烈的較量之一,就是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報導。結果公佈前夕,雙方嚴陣以待,看誰能做出更快、更有深度的獲獎者專訪。這場「戰爭」的關鍵在於爭取一個人——鄭樹森。

鄭樹森當時是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文學教授,與國內外很多重要作家都有聯繫,我們編輯同仁贊嘆他「地上的事全知道,天上的事知道一半」,是位神奇獨角獸。有好幾年,諾貝爾獎一公佈,鄭樹森第一時間就能找到獲獎者做出專訪,比世界其他媒體更快速。於是兩報副刊挖空心思與鄭樹森保持最好的關係,為他的聯絡、採訪提供最大的支援,不計成本;不論昂貴的越洋電話打到哪裡,費用全包。鄭樹森後來曾寫文章回顧,稱兩副在競爭中形成快速報導諾貝爾文學獎的機制,大大擴展了臺灣文壇的視野。

兩報副刊爭戰還有一個回合讓我印象深刻。臺灣鄉土文學作家王拓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在獄中創作了新長篇小說。假釋出獄時,王拓表示要「回到文學的道路」, 文壇一片歡迎。在瘂弦的授意下,我迅速拜訪作者 ,預定了新作連載。沒想到,《中國時報》的信疆學長聽說,即搶先拿走了手稿。

我去質問王拓,他無奈道:「沒辦法阻擋,若妳拿得回稿件,我當然交聯副發表。」有了這樣的首肯,我二話不說,掉頭就沖向《中國時報》人間的辦公室追索。高信疆大概沒有料到我真的會去「搶」,但王拓有約在前,信疆學長這時表現出了風度,交出手稿,讓我英雄般地離去。

可惜也沒有得意太久。王拓的文章刊出沒幾天,國民黨「中常會」開會,當局對這位「前政治犯」仍有顧慮,次日稿子便被撤換了下來。

還有我任《聯合文學》總編輯,第一期推出《沈從文專號》。出版前夕,警備總署派人帶著槍追到了印刷廠。後來又打了一通電話到編輯部威脅,我毫不客氣頂撞回去,義正言辭批判了對方半小時。所幸問題解決,專號得以出版。兩個月後,《聯文》又刊登臺灣學者對這一專刊的反響;聯合文學出版社同步推出《沈從文自傳》,很快銷售一空,臺灣社會掀起一股「沈從文熱」。

那個年代的臺灣,報章雜誌做「敏感」的題目確實能引發矚目,造成影響力。但,你得運氣好啊,運氣不好就進監獄了。有好幾次沈君山教授找我,人稱他是台灣「四大公子」之一,除了在學術界,他在政府有一定的訊息管道。他委婉的勸我:「妳要記住,妳沒有什麼有力的背景,策畫什麼專題,刊登什麼作品,都要多考慮一下。」我只是笑笑。年輕時還真有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的志氣。

編輯年代身不由己的還有影評刊登。那時電影成本高,動輒投入幾千萬、上億,報紙批評意見對票房會有很大衝擊。著名影評人焦雄屏當時剛從美國德州奧斯汀分校影視專業畢業回來,躊躇滿志地想建立新的影評形式,要有批評,不能只說好話。電影發行公司向報紙發行部門施加壓力,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黑道勢力。沒多久,聯合報發行人找來焦雄屏委婉地說:「你文字很好,不過以後還是不要批評了吧。」

副刊上每日刊登的內容,最必不可少的是武俠小說和歷史小說——因為這才能為報紙留下穩定的訂戶,是萬萬不能撤的。臺灣報紙中最早連載武俠小說的是《中央日報》,我小時候追看的是諸葛青雲的作品;那時中央副刊背面是廣告,武俠小說刊登在廣告那一頁上方,我一定會翻到背面去看。

<聯副>的歷史小說連載屬於高陽。他自1962年在<聯副>發表取材唐傳奇的歷史小說《李娃傳》一舉成名,從此一發不可收。高陽是個天才人物,每天寫一千五百字,寫出來的歷史小說非常精彩,不只是一般人喜歡讀,許多政治家、商人都愛看。高陽小說是好幾位台灣「重要人士」在馬桶上的必讀物,偶爾一天斷稿,「關切」電話立刻就進來了。

1979年,金庸武俠小說在臺灣解禁,《聯合報》、《中國時報》爭相連載,我當然因緣際會參與了整個過程。儘管臺灣在1987年、1988年才相繼解除黨禁、報禁,但文學作為社會感測器中最敏銳的一環,早在二十世紀七0年代末已經湧起思想變革的暗流。金庸小說的解禁,正是這大時代中的一朵浪花。

金庸曾被視為「左派」人士,他創作的武俠小說內容,又被認為隱含政治人物與時局的影射,臺灣當局將之列入查禁目錄。事實上,官方查禁不息,民間盜版不止,地下交易中改個書名、把作者改作「全庸」,仍然風靡。

年輕的沈登恩當時創辦遠景出版公司不久,頭腦靈活有膽識,意識到照章辦事的查禁背後,其實原因模糊不清,有鬆動的可能。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前往香港找到金庸,提出先簽下出版合同的請求。金庸欣賞他衝闖的精神,以極低的價格將版權授予,鼓勵其勇氣。同時,沈登恩在臺灣尋找關係,最終取得管道請托蔣緯國、王新衡(後者是蔣經國在蘇聯時期的同學)等人從中周旋,幫忙探口風、呈請籲求,經過兩年努力,終於等來金庸小說的解禁。

沈登恩很有策略,就在獲得第一批金庸武俠《倚天屠龍記》和《連城訣》兩本小說即將解禁的消息時,先找《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透信。這是很厲害的一招策略,以他對兩報主事者的瞭解,如果《聯合報》先刊金庸武俠小說,《中國時報》一定會跟進,反之則不一定有這個效果。

那段日子,我每天進報社編輯部大辦公室,會看見張作錦在座位上埋首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連城訣》篇幅短,《倚天屠龍記》篇幅長;以精彩程度而言,《倚天屠龍記》更勝一籌。金庸武俠迷人,但誰也不敢保證長期刊登連載,讀者反應究竟會怎麼樣?張作錦讀後與瘂弦商議,決定選篇幅短的《連城訣》做個試探。

《連城訣》在聯副刊載那天,高信疆果然暴跳起來,立馬找到沈登恩,責備他不講義氣,要走了《倚天屠龍記》。第二天,《中國時報》副刊整版推出《倚天屠龍記》,配上林崇漢的大幅插畫,氣勢恢宏,一鳴驚人。結果,這場發佈金庸小說的比拼,儘管《聯合報》首發,卻還是讓《中國時報》勝了一籌,而最大的贏家是沈登恩,兩報副刊等於每天替遠景出版社免費打廣告賣書。

去年--2016年,香港文化界為紀念金庸創作武俠小說60周年,2015年下半年,發起「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獎」徵文比賽活動,歐洲華文作家協會也收到比賽辦法,會長郭鳳西轉發,通告所有會員,截稿日期2015年12月31日。徵文獲獎除了獎金,還給香港往返機票及四天三夜食宿招待參加2016年7月的頒獎典禮,我讀此眼睛一亮,香港,多年沒去,我的「養父母」李歐梵教授夫婦、摯友鄭樹森教授、好友作家西西、閨蜜薛曉光等,都住在香港,很是掛念,雖然買機票去香港非難事,若能免費飛一趟,豈不大快人心。

心想,身經台灣金庸武俠小說解禁這樣大的歷史事件,而且後來曾數次與金庸接觸:金庸夫婦來台,聯副宴客,找來學界金庸武俠高手作陪論劍,我敬陪末座;金庸先生應沈君山教授之請,去新竹清華大學,與棋聖林海峰、學人余英時教授一起座談,我陪同並與他們在校園內的招待所停留一夜,該晚有幸聆聽諸家的清談。再者,我自己也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忠實讀者,閱讀中愛其內容的原創,更愛文字裡深藏的「纖細溫柔」,流露經典藝術創作動人的特質。何況,我的丈夫唐效痴迷金庸,曾對我直言:「妳在家排名第一,但我讀武俠時,金庸絕對第-妳第二。」  對這位「第三者」,實在不吐不快。寫出有內容的文章絕非難事。

下筆寫出規定2000字至3000字的「我與金庸」散文後,卻猶豫了:真要參加徵文?其實,因為先前的念頭動筆,如今有了個回憶的記錄留下,已經足夠了。文稿便這樣在身邊擺了兩個多月,直到截稿前夕,在唐效的再三催促勸說下,才以電子郵件發了出去。

2016年4月底,收到徵文主辦單位的邀請函,邀約在香港書展期間,參加7月23日在香港的頒獎典禮。得訊先是大喜,果然得獎;接著便患得患失了,因為名次留在頒獎當場宣佈,獎分第一二三名、優異獎與入圍獎,得前幾名去領獎當然光彩,但如果只得個入圍獎,千里迢迢跑去領獎多丟人現眼呀!

我跟唐效說,算了,不去香港。他很不以為然,勸說:事情重在參加,而且我去,他這個「金迷」才有機會一睹大師的風采。我答道,金庸先生不會出席這種場合。唐效不同意我的分析,堅持:「若他出現了呢?」好吧!為了唐效能見到金庸,豁出去,決定赴會。

隔一段日子,接獲另一邀請,參加7月24日「從世界閱讀金庸」交流講座,做為主講發言人之一。我對唐效說,看來應該不是只得入圍獎了,主辦者總不會找個只得入圍獎的人,做有限的幾個講座發言者之一吧!唐效嘴快且壞:那倒不一定,也許海外就妳一人入圍所以找妳代表。

唐效陪我在邀請日期早一天去了香港,先見親朋好友,大家聽了我寫金庸文章內容對我得大獎有信心,說要觀禮,上海好友夫婦也特別飛來。我求爺爺告奶奶,請他們千萬別出席,萬一得的不是大獎,我到那兒鑽地洞?再三懇求,他們才同意不出席,但要第一時間告知獲什麼獎的訊息。

「我與金庸」散文徵文頒獎典禮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廳舉行,名次依序公佈:我得了「優異」獎。事後和評委交流,自己再估算,在整個排名應是第5或第6吧!

從主辦單位的報告得知,這項徵文反響很大,吸引了全球近一萬件作品參賽,居然金庸的髮小、以他寫博士論文的學者、法文譯者、中醫、盲人等等各行各業人士都參加,金迷無遠弗屆,十分有趣。

主辦單位極有效率,頒獎典禮同時,得獎作品已經編印成書發送。我馬上看了第一名的得獎作品,作者李堯是位盲人,現為台灣一所盲校的教師。他閱讀金庸的經歷太特別了:小時候,父親帶他治眼疾,等待治療的時間,父親便閱讀《倚天屠龍記》,他很羨慕,想一定是很好的書能讓父親那般入迷。後來他自己用放大鏡,很吃力一字一字看完《倚天屠龍》的第一冊,非常喜愛,便找來有聲書聽完這整部作品。後來,由於金庸免費無償提供所有武俠作品譯為點字書,嘉惠盲人,他得以讀完全部作品。

徵文評審標準:內容50%,表達能力30%,創意20%。這故事太動人了,該得第一。作者經歷坎坷不屈服,金庸默默獻出愛心,皆令我敬服。原本以為上台領優異獎,自己會很傷心,結果不然,非常高興,便是因為李堯的得獎,讓我知道了另一個金庸。頒獎典禮結束,我立刻走到李堯身前,與他握手,表達最深切誠摯的祝賀。

讀完全部「我與金庸」得獎作品,我發現自己文章居然沒被丟進垃圾桶算是幸運,因為文章都對金庸武俠一片贊美,我雖贊美但仍有批評,如說修訂版不及原版,又寫我與金庸客氣的保持些許距離。一位決審委員就說,我這文字背後肯定隱藏了其他寓意。

我在《聯合報》工作時的社長劉昌平,今年94歲,現任《聯合報》系副董事長,看到報紙刊登我得獎的消息後,寫信給我,告訴一個刊登金庸小說的幕後故事。

原來當年劉昌平在美國時,在小說家楊文璞家中小住,讀了金庸小說,非常欣賞。回臺灣後他告訴總編輯張作錦,密切注意金庸小說,他判斷可能會解禁,到時《聯合報》應刊登。待沈登恩送來兩部書稿,劉昌平與張作錦商量,決定保守些,選擇連載《連城訣》。

昌老信中寫,選刊《連城訣》(較短小)是他與張作錦的決定,現回頭看太保守,是錯誤決定。所以他信中幽默自己和作老也只能得「優異獎」。

我一直以為選刊《連城訣》是張作錦和瘂弦的決定,沒想到幕後還有最重要的人物。感慨萬千--儘管是親歷者,但有時就像瞎子摸象,以為自己在真相當中,其實只摸到了其中的一面。

我把感觸回信給昌老,他覆函:那一仗,原來作老和瘂弦討論,不只是我和張作錦的決策,應三人分擔錯誤。

回顧那個文學與報業的「黃金時代」,是不可複製的時代:經濟起飛,社會變革,禁忌和反抗形成的張力下思潮激蕩,沒有眼花繚亂的選擇與誘惑,一切以蓬勃而單純的面貌示人。這段歷程影響我文學厚度的積累最為深遠:身處一個很好的時代,接觸到第一流的人物、第一流的作品,給予我成長最好的養分。

如今的臺灣報業市場早已不是兩報獨領風騷的時代,激烈的市場競爭也沒有如人們所冀提升報紙的品質,副刊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聯副版面從1/12稀釋到1/60,《中國時報》乾脆取消了副刊。文學副刊早已不是唯一的心靈出口,藝術、體育、影劇、明星、遊戲……從內容選擇到媒介方式都越來越多元化。

很難講那個時代更好?「黃金時代」畢竟有太多局限。常有在臺灣從事編輯工作的朋友向我訴苦,抱怨當下的行業現狀讓人感到困頓。我有時覺得現今紙媒的衰敗真可惜,但知道自己無能為力。只能希望,就算要消失,也要慢慢地消失。這種現象我當然擔憂,但不會憤怒,有時又不免興起期待--或許走到極端後,反而會回頭,重拾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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