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標準 (二)

2015/2/11  
  
本站分類:創作

翻譯的標準 (二)

多年後隨著社會進步和語言發展,「信、達、雅」的標準也浮現侷限不足之處,許多譯家皆曾提出修正或賦予不同的解釋。例如林語堂於〈論翻譯〉一文把嚴復的「信」改稱為「忠實」,指譯者對於原文作者該負的責任,需「忠實於原文,不負著者的才思與用意」;把「達」改稱為「通順」,是譯者對於譯文讀者該負的責任,且「與尋常作文之通順問題無甚差別」;而「雅」因無法充份說明藝術詩文戲曲的翻譯特色,林語堂就把「雅」代換為概念更大的「美」,成為譯者對於藝術該負的責任,應「以原文的風格與內容並重」。而思果也有類似修訂,把「信、達、雅」改成「信、達、貼」。「信」是表出作者原意,不要表錯;「達」是指讀者看得懂作者原意;「貼」則是指「原文的文體、氣勢、說話人的身份等各方面是否做到恰如其分的地步」。而劉重德則把「信、達、雅」改成「信、達、切」。「信」為保全原文意義,「達」指譯文通順易懂,而「切」乃切合原文風格之意。劉重德認為嚴復的「雅」只不過是各文體風格中的其中一種,尤其是指古漢語,不適用於現代中文;而「切是個中性詞,適用於各種不同的風格」,故將「雅」改為「切」,成為新的翻譯標準。另外,吳潛誠更直言批評嚴復「信、達、雅」不合時宜,他認為現代文學作者風格變化多端,許多作品(如荒謬劇)的原文既不達又不雅,則譯文如何求得既達又雅?充其量一個「信」字以求忠實於原文也就夠了。趙元任於〈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一文中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如果原文不雅不達,而譯文達雅的話就失信了,因此「還是得拿信作為翻譯中的基本條件」。

 

除「信、達、雅」之外,也有譯家提出其它翻譯標準的範疇,諸如「神似」和「化境」等。陳西瑩在〈論翻譯〉一文中認為「信」還分有三種不同境界:「形似」、「意似」、「神似」。「形似」就如同忽略原文風格且過分拘泥字面的直譯;「意似」則是超乎形似、模仿原文個性風格的翻譯;唯有「神似」才能捕捉到原文的神韻。另外,茅盾在〈譯文學書方法的討論〉曾剖析「形貌」和「神韻」的關係。他認為中西文字不同,翻譯時難以同時保存原作的「形貌」和「神韻」。因此「有時譯者多加注意於原作的神韻,便往往不能和原作有一模一樣的形貌;多注意了形貌的相似,便又往往減少原作的神韻」。茅盾主張若兩者不能兼顧,則寧保「神韻」而略微讓「形貌」有點差異,因為在文學翻譯上「神韻」比「形貌」更具感人的力量。但在實務譯事上,保留「形貌」易,而捕捉「神韻」難,而且「形」與「神」實為相輔相成的一對矛盾體,只要「形貌」有所偏差,則「神韻」也難以周全。另外還有受到中國傳統美學和藝術理論影響,傅雷博採眾家之長,為「神似論」作總結。他於〈高老頭重譯本序〉說:「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認為「傳神」重在理解、體會、感受、領悟原作的精神,「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筆,是為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等)化為我有」(〈論文學翻譯〉);再者就是做到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最後是氣息文脈貫通,「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文作者的中文寫作,那麼原文的意義與精神,譯文的流暢與完整,都可以兼籌並顧」(〈高老頭重譯本序〉),也就是文章風格必須統一完整,傳達原文的精神。

 

而王宏印主張「化境」之說源自於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意境」或「境界」說,如錢鍾書認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境」,他在〈林紓的翻譯〉一文裡便說:「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也就是說,需使譯文讀起來有如原文,而且一點也沒有翻譯的痕跡。他還引用17世紀西方的說法將翻譯過程比喻成「投胎轉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而譯作可謂是原著的再生,「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不過錢鍾書自己也認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只是一種嚮往的最高境界。而王宏印則評論錢鍾書雖「用了化境這樣高妙的術語,其描述的譯品卻只能用忠實這一傳統的翻譯標準來衡量,或者用讀起來不像譯作而像原作者的外文寫作這一古老的說法來擬」,卻未進一步說明翻譯化境的基本性質。化境成為一個抽象的形上世界,只能存於觀念中,不可能完全實現。

 

近來也有學者對於中國傳統譯論中翻譯標準的概念斥為空泛含糊,多為看似玄奧實則空洞的印象式用語。如黃宣範認為如果「境界」、「神韻」、「風神」等詞彙與翻譯有任何關係的話,我們就應該可以從作品中找到它們的語言基礎,它們也應該是語言結構的一種客觀表象,但是事實上這些概念在原文中根本難以找到可以解析的共同基礎。而「信、達、雅」就是因為概念過於模糊才具有高度可塑性,使得許多人都可加以詮釋並賦予個人主觀的用法。吳潛誠也認為譯者能掌握的原文語言結構才是最客觀的材料,其它如「傳達原作神韻」、「揣摩原作者寫作的心境」都是主觀印象式的臆測,犯了邏輯上的意圖謬論(intentional fallacy),此種論述模式的翻譯標準並無助於翻譯品質的提升。而葉維廉更宣稱要破除「信、達、雅」的迷思,他認為翻譯必須在原文和譯文兩種文化系統與語規之間掙扎,不論譯者是偏向哪一方,都不是「信、達、雅」可以說明清楚,因此「與其在信達雅上做文章,反不如把翻譯的藝術的討論和翻譯的實踐視為兩種文化對話所必然產生的不安(這包括外來文化入侵所引起的本源文化的邊緣化)和從而得出打開視野、擴展感受網、擴展表達潛能和逼我們反思自己文化的優異與弱點的一種活動」。他認為傳統「信達雅之說實在是粗糙而缺乏靈識…不了解文學上造『意』傳『意』的疊合交錯的複旨,完全不了解美感經驗之不能以『內容』來概括」,難免容易縮限譯者的思維、圈定傳達的情境,不足為取。

節錄自《翻譯教學理論、實務與研究》https://www.iread.com.tw/ProdDetails.aspx?prodid=B000320202

 

今日人氣:1  累計人次:121  回應:0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