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躁鬱的國家》中凝視荒誕的回聲

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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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躁鬱的國家》中凝視荒誕的回聲

  若要提到台灣文學中與政治文化相關的作家與作品,我的第一個反應肯定是黃凡與〈賴索〉。黃凡是台灣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與現實議題有著相當緊密的連繫,對於政治文化、社會意識、人文精神皆有關注。他的成名作〈賴索〉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第二屆短篇小說首獎,內容不僅探討政治人物的現實,也反映世人盲目追求信仰式神話目標的真相。

  《躁鬱的國家》是黃凡繼〈賴索〉之後,再度針對政治文化為觀察的長篇小說。從〈賴索〉到《躁鬱的國家》相隔十多年的時間,對於黃凡來說,面對政治生態的議題是否有了不同的體悟?或是在時間的推演之下,政治文化有了本質上的改變?這是我們要從《躁鬱的國家》中去剖析與思考的重點。

  《躁鬱的國家》一書,作者以第三人稱的視角作為敘事主軸,藉由主角黎耀南的身分,透過書信內容的開場,逐一展開自我意識的旅程與對話。黎耀南本身就是躁鬱的存在,他在政治體系裡產生一種無法適應的狀態,並且急於闡述自我內心的焦慮與沉悶。從個人的變化來說,作者意圖塑造黎耀南矛盾的心境,一方面凸顯官場文化的裝模作樣,另一方面則刻意營造社會氛圍乃至人民意識茫然迷失的荒誕面目。單就書中的結構而言,依循主角的步伐呈現線性式的敘說,雖然沒有在層次上多作安排,但可見到篇章有聚焦的範疇,從政策、經濟、種族等問題進行陳述。若以語言敘事作為觀察,書中敘述的方式顯得隨興鬆散,雖然貼近現實生活,但有多處情節連繫不夠扎實,使得語詞無法彰顯出獨特的指涉與意涵。因此,在人物塑造方面,黎耀南的表現不如賴索的鋒利特色,反而有一種刻意存在的意味企圖使政治生態的議題荒誕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從〈賴索〉到《躁鬱的國家》,敘事面向自執政前到執政後的觀察,無論是國家或個人,在本質上都無多大的變化。人民對於政治的期許與社會信仰式的認知,是流於感性而盲從的訴求,依照媒體傳播的「真實」自我編輯「假性真相」的社會意識與道德正義。然而,國家的組織型態的運作,也就理所當然的附和或討好民意的需求,導致政治制度的原則與權力被操控在政客的手裡,任憑掠奪政府資源,對於真正應該落實的建設與教育應付了事,只要安撫民情與轉移新聞焦點,政治文化就可以繼續私吞龐大的利益。作者在《躁鬱的國家》中真正揭開的實相,實際上就是政體貫穿社會文化到人民意識的連鎖關係。就內容的意義與價值來看,《躁鬱的國家》的確展現出「荒誕」命題的效應,將一封封書信撞擊現實後回傳一波波的巨響,只是聲音隨著時間不斷更新而逐漸微弱。不禁要問,振聲疾呼之後,究竟能改變甚麼?或許這就是作者書寫「躁鬱」本質的企圖,透過誘發「躁鬱」的根源與經過,闡釋現實生活裡不斷滋生的「躁鬱」行為與思考。若是我們無法從中尋找理性的建構,或是無從建立一套對應時代的原則構成,那麼,「躁鬱」將是無法避免的侵入到每個個人、群體、甚至是制度的實踐。

  綜觀以上,黃凡試圖在《躁鬱的國家》中解剖執政體制內的問題,以及探詢人民在現實生活裡的態度,內容有著針貶與省思的意念。但是,在小說的書寫手法上沒有掌握住架構的層次,使得文字鋒利性不足,讓本書產生一股「有志難伸」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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