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書了】黑犛牛犄角上的潔白哈達　火日丹

《黑犛牛犄角上的潔白哈達》與我的生活、激情和真誠

   趙 旭

　　小時候我到外祖父家去，外祖父經常熬制香甜的酥油奶茶讓我喝，而在家裡父親有時也將炒麵用酥油和白糖拌了後捏成糌粑給我們兄弟姐妹吃，所以我從小就喜歡酥油的清香，當我看見穿著藏袍的藏族人時就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他們身上的酥油香味撲鼻而來令我心曠神怡。在農村十年插隊時，我家鄉積石山縣毗鄰的母親家鄉十世班禪的出身地青海省循化縣居住著藏族同胞，而我所在大河家公社黃河對面黑鷹溝裡整個兒是穿著寬袍大袖的藏族農牧民。每逢趕集藏族的男男女女就會到大河家集鎮來，尤其那些背著山柴賣柴禾的藏族女人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們略帶羞澀紅樸樸的臉，那銀鈴似的爽朗笑聲至今縈回在我的夢中。

　　1970年插隊期間我跟著當地的農民一起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可河林場當伐木工搞副業，這裡林海茫茫是青川兩省交界地區。記得我們剛到那裡的時候，場裡的負責人告誡我們，千萬不能單獨到跟前的莊裡去，去後就回不來了。說完這話跟前的一個人還對著我們嘿嘿笑了起來。我當時一頭霧水，為什麼一個人就不能進到那些房屋和氈房裡去呢？後來我才知道臨近的村莊只有一個大隊書記是勞改後從監獄裡釋放出來的成年男人，他也是“叛亂分子”，其餘除了未成年的娃娃都是女人，是個典型的寡婦村。那個人笑的原因是，年輕男人到了那裡就會被這裡的女人們關起來好吃好喝不讓出來了。帶著這個疑問，後來我問場裡年紀大一點的工作人員，這個村裡男人們都到哪裡去了？他們悄悄告訴我這裡的藏族男人都在1958年的叛亂中被打死或抓到監獄裡去了。

　　後來我們熟悉了這裡的環境經常到藏族人的村莊買酥油或換些其它的東西，可是並沒有發生像那位領導說的可怕事情。但這位領導的話卻讓我回想起小時候蘭州的馬路上經常有一車車的所謂“甘南叛匪”，他們穿著臃腫的皮襖橫七豎八躺在敞篷大卡車上被荷槍實彈的軍人押著，這裡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滿臉稚氣的小青年。有一次我還看見一隊弓著腰好似背著全部家當的藏族男女，他們頂著烈日蹣蹣跚跚走在蘭州的土路上。由於突然間有這麼一些不速之客的到來，人們都站下來進行觀望。聽周圍的人悄悄議論說，這些人是甘南的叛匪正被押往勞改營地。我當時想，這些叛匪怎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藏族同胞呢？因為我的腦海裡叛匪就是壞人，壞人應該是眼露凶光滿臉猙獰的夜叉式的人物。

　　十年的農村生活讓我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尤其結交了一些藏族、保安、撒拉、回族等眾多朋友，在這裡尤其讓我難以忘懷的是藏族朋友。他們樸實大方，熱情開朗，對朋友格外的講義氣。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喜歡上了他們的鍋莊舞和悠揚動聽的拉伊，並對厚重奇異的藏族文化產生了極大興趣。但我在這個時候，也親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讓回族教主養豬，鬥活佛，毀寺院，燒經卷等一系列極左的瘋狂舉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常有 “火燒木” 從甘南（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運到蘭州的，這種木頭由於被火燒過，外面一層都碳化了，所以防腐防蟲，很受人們的喜愛。人們說這是1958年“叛匪”進入甘南迭部的原始森林後，解放軍為了剿匪燒了森林而遺留下來的。我聽到此話，眼前好似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心想當時的戰爭是何等的殘酷。在採訪大躍進三年災害以及夾邊溝農場和反右運動知識份子遭受的迫害時，我聽到了很多關於藏族同胞在那個極左年代被槍殺被關押後活活餓死的故事，我的朋友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尕藏才旦上雪域、下草原，通過採訪當年的活佛、幹部、軍人、喇嘛、牧人，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後寫成《雪域泣血記》，其中記述原甘南州委副書記道吉才讓說道“平叛結束後緊接大捕人，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是要一鏟子解決問題。指示說，借平叛徹底消滅不穩定因素。捕人的具體數子是州上定的，給各縣下達任務。卓尼全縣六萬多人口，捕人二萬，迭部不足二萬，下達七千，全州總共抓人4到5萬人，全省達到十一萬來人。在剿匪中，各個部落男女老少，舉家帶牲畜逃跑，部隊在哪裡追上就堵截濫殺，把男女老少一鍋端，很慘的。宗教方面的改革，把上層多數抓了，把僧人趕回家還俗，還勞改了一部分，但寺院沒有留，都拆了，只留極小部分僧人守寺，但把寺院作為反封建的主要內容來搞臭，說寺院是叛亂的根據地，是封建堡壘。”人們說，藏族人都是吃慣了酥油和肉的“肉肚子”，哪裡能受得了每天的清水菜湯湯，當年成千上萬被勞改、勞教關在監獄裡的大多數都餓死了。西北師範大學著名教授胡德海告訴我，“我弟弟胡德南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的弟弟胡德南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騎兵團當獸醫，1957年他路過蘭州時目睹了當時西北師範學院鳴放情況，回到部隊將看到的情景對一起的戰友們談了。但主要原因是當時甘南平叛時，有些部隊幹部對藏民鎮壓太殘忍。他在鳴放會上說，有些軍隊幹部竟然將藏族孩子兩腿抓住撕裂成了兩半，是不是太過分了。於是，將我弟弟被開除軍籍，打成右派分子送甘南夏河縣獸醫防治站勞動改造。我弟弟直到1980年才恢復軍籍，給以平反。”當時任甘南州委書記的謝占儒曾經說道：“騷活佛要不是我們留下他當教材的話，他的狗命早不在了，活佛不過是人給他安了個活佛名字。我說你們都可以當活佛，你們生了孩子起個名字叫活佛不成嗎?我看可以。只要把它的畫皮揭開了，群眾看清了，婦女都把鞋子脫下來往佛爺頭上扔著哩。”於是，我慢慢地認識到，在那個極左的年代不僅給廣大漢族同胞和知識份子帶來了土改、人吃人的三年災害和反右、文革以及一系列的人禍，而且給東鄉、撒拉、回族、藏族同胞帶來了刻骨銘心的災難。尤其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封建反迷信運動，用強權剝奪世世代代人們的私有財產和宗教信仰，牧民們失去了一切，牛羊、草場、生活、工具、包括寄託現時和未來精神的寺院，讓世世代代自由放牧的藏族同胞遭遇了其後的滅頂之災。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聲言能夠建立“人間天堂”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恰恰消滅的就是人類最美好天性對自由的嚮往，而反封建反迷信剝奪的就是人們對大自然的敬畏、信仰和人倫道德起碼的約束。

　　邱吉爾說：“我們現在的戰鬥是為了我們的人民的私有財產不被剝奪，如果現在為了這個目的，而去剝奪了人民的私有財產，我們的作戰還有什麼意義？”對這場種族滅絕的大劫難，發出最強烈、最憤怒譴責的是第十世班禪大師。班禪大師在青海視察時，親眼看到青海一些地方，公共食堂解散之後，老百姓窮困到連吃飯的碗都沒有，更不要說民主改革後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他很氣憤，自己掏錢買碗，送給群眾。他嚴厲批評地方，甚至拍桌子發脾氣，叱問道：“過去只有俗人向僧人佈施，群眾向活佛奉獻，沒有聽說活佛買碗給群眾。舊社會要飯的手裡還有個破碗。蔣介石、馬步芳統治青海幾十年，藏族老百姓也沒有窮到連個碗也買不起的地步。”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班禪大師深思熟慮、反復斟酌，從人性、人道、人權的角度出發，從1961年年底到1962年5月醞釀草擬，洋洋灑灑寫了七萬字的書面意見書，題名為《通過敬愛的周總理向中央彙報關於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群眾的疾苦和對今後工作的建議》。

　　尕藏才旦在他的《雪域泣血記》中說道：“漫漫四十餘年的歲月差一點抹去了這段充滿野蠻、殘忍、恐怖，令雪域悲傷欲絕、淒慘難睹的歷史；差一點遺棄了近百萬拋棄在曠野荒灘、深谷急流中的冤魂寒骨；歲月也冷漠地留下了悲劇還可重演的氛圍和綽餘的舞臺；這是一段充滿血腥和眼淚的歷史，是被人塗去又重新粉飾的歷史；上蒼對這片土地，對藏民族真是太不公平了!”現在仍然有些人強詞奪理說三道四，找出各種理由不願意承認是極左路線的錯誤政策導致了以後對藏族同胞的血腥鎮壓；也有人談起漢族在極左路線下遭受的苦難時還可略說一二，但對於少數民族在極左路線下遭遇的屠殺卻不敢談及。可我想問一問這些當權者，你們有一千一萬個說明你們正確的理由，但有什麼能比人的生命更為珍貴，而且你們剝奪的大多數都是勤勞放牧的貧苦農牧民的生命。

　　《黑犛牛犄角上的潔白哈達》是我经過大量實地實人採訪後多少年徘徊在我心中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裡的每一個人物和細節都有我親身的感受和真人真事的素材，他們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我的眼前。“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個兄弟姐妹是一家……”每當這首歌唱響的時候，我都深深地感受到祖國民族大團結的溫暖。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和璀璨文明，五十六個民族共同歌唱企盼自由幸福美滿的生活，可是極左年代可怕的瘋狂卻讓我們有了深深的裂痕，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上下撥亂反正，被無辜槍殺的所謂“叛匪”得到了平反，為民族團結做出傑出貢獻的一批活佛、頭人從監獄釋放出來得到了昭雪，喇嘛們又重新穿上了袈裟，眾多寺院恢復了往日的輝煌，廣大信教群眾也有了一定的自由。改革開放進步在哪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說道：“倒不是因為恩賜給了老百姓多少錢，而是因為歸還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但我們不能忘記，在這片綠色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駭人聽聞的慘痛悲劇，因為改革尚未成功，各族人民還須繼續努力。歷史雖然已經過去快六十年了，但只有不忘歷史才能創造未來，只有讓人們知道歷史的真相才能讓歷史悲劇不會重演，而撫平創傷的最好良藥就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黑犛牛犄角上的潔白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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