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第一手回憶錄。--《抗戰回憶錄--上海報人的奮鬥》

20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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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的第一手回憶錄。--《抗戰回憶錄--上海報人的奮鬥》

對日抗戰中有各種不同的回憶錄,上海《申報》名記者趙君豪寫下當年上海報人抗戰的忠實報導,不為日軍威脅利誘,甚至犧牲生命的英勇事蹟。其中有為大眾所熟悉的如《大美晚報》的主持人張似旭被暗殺;《大美晚報》記者朱惺公公然撰文抨擊漢奸,導致頭部遭轟擊而死;《申報》記者金華亭也遭敵偽漢奸狙擊而亡。此外,《申報》被敵偽投彈四次,還有許多報館自己築成堅固的堡壘,自行雇用巡捕在門口巡邏。然而,在這樣戒備森嚴之下,報社依然揮其如椽之大筆,從事忠實客觀地報導,對敵偽作無情的打擊,在世界新聞史上,是空前的。
本書作者趙君豪為知名新聞記者,以忠實的態度以及詳實的新聞手法記述在對日戰爭中親聞的事蹟,內容易讀,歷歷如繪,生動體現動盪大時代的真相,是了解抗日戰爭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內容試閱

第二章
十八個月的幽閉
非但我自己,恐怕任何朋友都想不到,自民國廿九年二月二日搬入報館後,直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發生,才得脫離了這桎梏。一共是一年零六個月,我始終被無形拘禁著,好像被「判」了有期徒刑的樣子。
一切艱難困苦和當時緊張、恐怖、卑劣的氛圍,只有親身遭遇的人去親自體會。不在這圈子裡的人,絕想不到如此困難,即以我自己而論,事隔了二年多了,影子漸漸地暗淡下去了,真有一些懷疑,何以竟會把這個艱苦時代度過,自己覺得是一個奇蹟。假使在當時,環境能夠允許我寫上一點,一定比現在所寫的要生動得多。
很率直地說,我們不怕威脅,不怕死,無論如何,是要與敵偽奮鬥到底的,何況租界的畸形勢力,在此時尚足以維護我們呢?但是,有不得不令我們提防的,是敵偽策動暗箭傷人的方法,門口有手榴彈了,書櫥裡也放進定時炸彈了,而被收買的無知份子會時時刻刻站在你的身旁,記錄你的一舉一動,總而言之,環境所造成的神經戰,會使你從清晨到深夜,沒有一刻的安寧。
一、報館武裝起來
報館大門口的戒備,很值得回憶,如臨大敵的情景,猶歷歷在目。最大的目的,是要把底層的設備,格外加強起來,使得一切人等,必須經過嚴密考察與搜檢,方得到二層樓而後直達內部。當時我們的看法,可分為兩種:一,或有成群的暴徒,持著軍火,在夜半或凌晨一擁而入,把我們傷害;甚至用綁票方法將大家帶走。二,是無恥份子以訪間戚友的名義,暗中運入武器如定時炸彈等等。但是後來事實的答覆,成群的暴徒並沒有來,而定時炸彈卻被運進。
美國密梭里大學新聞學院已故院長威廉博士在十餘年前,曾到過《申報》館,說我們的建築和設備,很適合於一家新型的報館。現在雖然陳舊一點,但灰白色的五層大廈,高牆上鐫著一八七二年創刊字樣,也就很夠表示這張報紙的歷史和地位了。
玻璃大門上加裝了鐵柵,下半層完全用鐵皮包著,只留了一方塊玻璃,可以用眼睛向外面張望。本來我們只有兩個徒手巡捕,日夜輪流,在門口維持交通和招呼一切,現在他們非但是武裝起來,且從兩個人擴充為六個人,八個人,就是上海所謂「雙崗」,由雙崗而成為一小隊了。工部局當時還要臨時派巡捕來抽查。這些武裝巡捕的工作,是對任何人等施行全身搜查,以阿樂滿名義所出具的布告,張貼在牆上,說明事非得已,請求來客合作和原諒。在門首還放著一張小桌子,坐了一個職員,專司紀錄來客和出入職員的姓名。如果來了一個訪客,必須親自寫明訪問何人和事由,經過了通報,由被訪的人在單子上簽字,這樣,才准許訪客登樓。到後來,有許多親戚和朋友,因不勝門首搜查的煩苛,傳報和等待的嚕囌,又以報館為危險之地,假如適逢其會,遇到炸彈爆炸,豈非以身嘗試,因是,大家來了一次之後,就有點不敢再來,我們反而寂寞起來。
和大鐵門正對的,是上二層樓的扶梯,在梯的盡頭,我們又裝了第二道鐵門,上面有兩個小孔,可以居高臨下,向外窺視,一覽無餘,如果發生什麼問題或大門外衝進了暴徒,則第一道防線不守,第二道防線還可以很牢固保持著,同時,打電話,掀警鈴,將有充分時間向工部局警務處求救。
這是文化崗位,是一個堡壘,是我們的報館;我們的家,又是我們被「監禁」的牢獄。
在四層樓上一共住進的有十幾個人,原有住在這一層的,也有十幾個人,一共是二十幾位。從早至晚,我們有舒適的三餐,晚飯後,還有一個茶會,咖啡和紅茶,任人選擇(那時的S.W.和Maxwell咖啡,每磅不過三四元),坐在走廊的一角,便海闊天空地談論起來,有時開無線電收音機,聽聽中外音樂。大約九時左右,我們便到編輯室,開始一夜最緊張的工作。
當然每夜總有幾件情勢嚴重的新聞,需要解決,我們既有了一定主張,任憑環境如何險惡,總把它設法表演出來的。
二、自由中國的畫冊
天氣很熱,長日如年,通常以午後為最難消磨,別人會去尋求午夢,到薄暮再起來,惟有我,還要替中國旅行社編輯稿件,這是我十餘年不曾脫離過的一個兼職。我好像從家裡到中國旅行社一樣,當午飯既畢,稍微休息一下,約摸兩點鐘的光景,我從四層樓走到三層樓,有一只檯子,專放《旅行雜誌》稿件,我便坐在那裡工作,這個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是我自己的,我便認真地計晝一切。好在桌上有電話,許多事件,可以數語和中國旅行社同事商決。
在這個時期內,我為中國旅行社除編輯每月出版的《旅行雜誌》外,又編成了一本《西南攬勝》,把大後方抗建根據地的情景,如名勝風景,交通建設的全貌,用圖畫來表現其成就和偉大。是以貴陽為中心,沿著公路路線,向北到重慶,西至昆明,南至南丹而柳州和桂林,東至衡陽長沙,無不儘量搜羅。所有圖畫材料,除採取原有的一部分外,係由各分社搜集供給,而關於四川的一大部份,都是名攝影家郎靜山先生的作品,故為全書生色不少。此中所搜集的,大約總有好幾百幀圖片,以銅版紙和糙米色道林紙精印,分成精裝本和普及本兩種,全書約為二百餘面,當時因上海一切物質設備,都非常便利,所以印得相當精緻,書面尤其美麗。我們所定價格,不過八元和四元,書成之後,不到一月,便完全銷完,當然有一部份係經由香港運到內地來的。我們馬上又擴充材料,繼續再版,也是歷時不久,完全售罄。上海的人士對於這本書的觀感,我不敢妄自評價,但據我的朋友說,大家讀此畫集後,才對西南有深切認識,一致認為大後方有豐富的資源,算是了不起的地方。後來第二版銷完,因環境關係,已無法從事第三版之印行,而讀者尤紛紛索購,舊書攤上不知如何,預先購存不少,竟有黑市價格,每本索價達一百餘元之鉅,去年年底,我到桂林,友人見告,如此時在內地有此書出售,那代價總要在五千元以上了。
我們曾經以此,送給英大使寇爾爵士、美大使詹森,因為畫中除有中文簡單說明外,並有英文註解,寫得很詳盡。寇爾爵士在惇信路官邸中親筆寫了一封覆信,只有一句句子,非常幽默而有價值,他說:「你們用這種方法把自由中國表達出來,使我非常感動。」詹森大使的覆函,也極端讚美。法大使戈思默,這時剛從北平到上海,我們也送了一本去,可是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回信。中央宣傳部駐滬專員馮有真先生一共買了幾十本,分送美國和英國大使館的情報處,獲得一致的美評。路透社遠東總經理親自對我說,他很喜歡這些畫的美麗,尤其是每一張攝影的章法,都很不差。他的夫人是一位畫家,對於美術書籍,極端愛好,他說有許多照片,可以描繪下來作為水彩畫的。
在出版此書之前,我們花了很久的功夫,製成許多精緻的宣傳品,於幾個月前分寄歐美南洋群島一帶的使領館請他們代為推銷,我們並不是從營業方面著想,我們是希望把自由中國的全貌介紹到外國。這個計畫不是徒勞的,許多定單紛紛寄來,並且有幾個使領館來了急電,希望我們趕快寄出,務於十二月前送到,俾用以作為耶誕和新年的禮品。
這本書可說是相當成功的,當時我想,如果在抗戰勝利以後,我們有一本定期刊物,完全用英文撰述,把中國古代美術和近代建設,再加一點新聞價值的時事照片,完全用圖畫表達,像美國的《生活雜誌》一樣,認真地去幹,使得每一期裡都有其中心資料,在對外宣傳上,一定可以得到偉大的收穫,同時,可以吸引許多歐美遊客,聯袂牽裳,到我國來遊歷的。關於這,應該擬具一個詳細計畫,在這本書裡,無庸多說了。
此外,我又為《旅行雜誌》編了幾本專號,如南洋群島專號,西南專號,四川專號,又因菲律賓特別重要,出了一本菲律賓專號。我個人的身體,雖然關在這個「牢獄」裡,而我的神魂卻飛越萬里,和大後方聯繫在一起,換句話說,我的精神和思想,是完全自由的。老實說,以上海開埠歷史的悠久,地方的大,民眾愛國情緒的熱烈,敵人雖控制了四郊,根本沒有用的。電報局被「接收」了,我們可以到美商通訊社去打電報,郵政局有敵人的檢查員了,我們仍舊收到祖國寄來的書報。有一天,我們收到一本綠色土紙印的《戰麈集》,是陳樹人先生的詩集,裡邊有許多動人的詩句,已經陸續轉載了。我們更從去香港的郵船上託戚友寄遞書信,大後方始終不曾和我們隔離。
儘量地工作著,努力著,興奮著,把全副精力寄託在工作上,一日不過二十四小時,每天幹了十幾小時的工作,到黎明時,精神萎頓萬分,也就很容易入夢。像這樣的生活,十餘年來從未經歷過,有時我退一步想:萬一我被敵偽們逮捕去了,受著酷刑,我還是要忍受下去,現在禁閉於文化堡壘中,無論如何,總比在正式「牢獄」好一點。
三、員工的被「逮」
有一天,我午後入浴,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桌上,等到浴罷,忽然發覺一只亞米茄的手錶不見了。一工友的報告,在這極短時間內,只看見過一個很年輕的工友到房裡來過,大家認為他的嫌疑最重大。於是我就囑付管理事務的職員來偵詢一下,小工友氣急敗壞地極力否認,可是他形跡慌張,總不免可疑,但是也沒有什麼證據,也就罷了。不料這個小工友卻有一番來歷,後來有許多事情,都是他幹的。他皮膚白淨,生得一表非凡,平時大家也不十分注意他,可是近來服裝整潔,舉止豪奢,大非昔比,自從手錶失竊以後,一般人的注意力,便不免對他集中。大約經過二個星期以後,小工友忽然自動告退了。在第二天的晚上,我們便得到報告,他早已參加歹土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裡工作,所以我們內部人員的一舉一動,他每天總做一個報告,甚至於樓上寢室的位置,方向和「黑單」上列名的人所住的房間,他都清楚地繪一張圖送過去,他原是偽特工總部的第五縱隊。自從手錶被竊以後,他有點不好意思,索性脫離報館,正式參加偽方,反而可以公開活動,肆無忌憚地去幹。其實我們心裡暗暗好笑,像這個知識淺陋,意志薄弱的青年工友,究竟能曉得些什麼呢?他不過想拿幾個錢去揮霍,而偽「特工總部」的卑鄙無恥,也就灼然可見了。
小工友離開報館後,在我們門禁森嚴狀態之下,當然不許他再來,因而他的情報反形缺少,簡直一點都沒有,偽方開始對於他不滿,認為這個人已失去作用,似乎無需再加以豢養,於是小工友起了極大恐惶,竟泯滅了天良,進行第二步的工作。
偽方認為被「通緝」的人,深居簡出,大門口戒備又如此嚴密,實在沒有方法下手,於是更定一毒計,準備把我們未遭「通緝」的重要職員(他們不住在館內)「拘捕」了去,用威脅的方法,叫他們打電話給我們,說請我們到秘密的地方去吃一餐飯,或許我們貿貿然去了,可以一網打盡。這個毒計,確是想得周密,他們非常高興,便按著預定步驟去做,當然小工友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他計畫如何下手,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最適當,經過好幾天的準備,便開始行動。
第一批被「捕」的,是排字工友,果然利用電話請客,把營業部的一個職員騙了去。第二天,兩處同時出發,由小工友領捉,先把我們的代理董事長從家裡「拘捕」了,幾個聲勢洶洶的無賴,手裡擎著盒子砲,邊說邊推,說「汪先生請你去幫幫忙」,這個所謂「汪先生」,當然是指汪逆精衛了。我們的代理董事長年紀已經六十多了,他是一個具有十足舊道德的典型人物,平生酷愛正義,不畏強權,當時只好隨著他們走,一直走到七十六號,奸偽們高興極了,立刻開始談話,小工友站在旁邊,他們先說一套十分仰慕,希望幫忙的鬼話,馬上就提出一個要求,請他立刻以電話邀請住在館內的同人,到秘密地方去飽餐一頓,並且「貢獻」了許多技巧,說住在館內太煩悶了,不妨出來透一口氣。
我們的代理董事長很平淡地拒絕了,奸偽們所問他的話,他概答以不知。後來奸偽們見無計可施,老羞成怒,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把盒子砲向桌上一摜,大聲呼咤道:「你如果再不老實說出,我們真要不客氣了。」
「我年紀活到六十多,已經算夠了,如果為了正義而死,是光榮的犧牲……」代理董事長一點不畏懼,格外覺得氣壯。
枉費了一番心機,結果等於零,奸偽們真是徒勞。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庶務主任,在另一處也被他們「逮捕」了去,說來好笑,一句話也問不出。
我認為七十六號最卑劣而無恥的行為,是把館中副經理的全家,在黑夜中從床上「拖」了去,其中有七十幾歲的老太太,十幾歲男女小孩,一共「捉」了五個人,這是洩憤,這是不是納粹所採取的所謂「人質」辦法?幾天之中,我們館中被「捉去」的有十餘人之多。
這個認賊作父的第五縱隊—小工友,他的父親早把他驅逐了,在歹土中無惡不作,究竟金錢的來源有限,而個人的揮霍和慾望是無窮的,最後他果然在歹土中立不住腳,實行上海一句俗話「開碼頭」的辦法,到外埠去尋出路,大約不過幾個月的工夫,據確實消息,他在滬杭公路一帶被游擊隊所槍殺了。
四、擲過四次手榴彈
在我們住進報館半個月後,有一天早上,大約不過七八點鐘光景,我方躺在蓆子上熟睡,因為一夜的工作,到黎明方始登榻,所以睡得很酣熟。忽然聽得兩次巨聲,我從睡夢中驚醒,立刻從床上坐起。這時樓下人聲鼎沸,說是我們大門口被偽「特工」拋入手榴彈了。
這是奸偽對於我們首次實施襲擊,因為「通緝」無效,「警告」無效,我們的言論和新聞記載,始終沒有變更,而抨擊的進度,格外加大起來。我現在回想從前,這時候一股勇邁之氣和赤誠愛國的同工,大家好像從內心中發出一種力量;而這種力量是不可忤的。我們前總主筆陳景韓先生常說:「……報紙之一方面,固可指導輿論;而另一方面,亦當受輿論之指導。……」這就是說辦一張報紙,固然可以拿好的見解和批評去指導社會;同時社會方面也不是盲目的,他是否肯接受你的見解和批評,就要看你的言論的本質而定。社會上有無數的讀者,時時刻刻在注視著你的報紙,如果你的言論並不能代表大眾的意見,你的報紙馬上會失去了群眾,馬上便沒有力量。在此時,上海民眾的情緒是怎樣?—就是一直到現在,上海同胞熱愛祖國的情緒,還是和從前一樣—我可以說一句:我們那時的力量,就是讀者的力量,我們所要說的話,也是社會所要說的話,我們有社會潛在的力量做我們的後盾,我們還有什麼疑慮和什麼恐懼!
我在人聲鼎沸中,拉了我的同伴嚴君服周直奔下樓,走到扶梯口,看見了一大堆的血跡,坐在簽名簿桌畔的一位同事,他身上穿著一件白夏布長衫,上面全是血污,我一見駭然,問他受了傷沒有,他坐著發怔,一句話都說不出,向我搖搖頭。
我們再走到營業部的角落一看,真使我吃驚,地面上有更大的血跡,還有許多彈片,在櫃台裡面的幾個職員,個個面面相覷,好像在戰塲上中了流彈,一時癱軟了,還無法恢復神志似地。再向大門口一看,一個印刷部的王姓工友,滿身血污,已經倒在地上,我們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還有一位編輯部的同事石君,坐在長椅上呻吟,大概已經中了彈片。
五分鐘後,警務處的紅色救護車開到,把幾個受傷的人,立刻送到仁濟醫院去救治。經過半日的擾攘,血污全部揩去了,一切恢復了平靜。我當時有異樣的感覺,心中無限悲痛!人生是太渺茫了,假使我早上起來,也坐在那一張長椅上不是也受了傷麼?雖然這是一點幼稚的思想,毫無價值不過目擊著同人流血,眼前的慘況,終是不能去懷的。
午後,派人到醫院打聽消息,知道印刷部的那位工友王君在到院不久以傷重而因公殉職了。編輯部同事石君受了一點彈片傷,似乎無甚妨礙,大約經過一個時期休養,當可康復,不料這個診斷是錯誤的。此外,馬路上還有幾個行人,好像有數人受傷,一人殉命。我們對於死傷的人,非常哀悼!尤其工友王君在凌晨從機器間捧著一大堆的報紙到門口去,交與發行部,準備批售與報販,竟適逢其會,在職身亡,家境非常蕭條,除報館中優予撫恤外,我們同人也捐了一點錢給他的遺族。像這樣就結束他的生命,大家都覺得悲慟,但是他因公殉職的意義,是永久不能磨滅的。
事後據各方面的調查,偽「特工總部」首先要對付《申報》,因為如果把《申報》弄屈服了,其他各報便容易應付。這一回的襲擊,卻經過相當準備,先派人來窺探了好幾次,然後相機下手。這一天早上,他們派了好幾個暴徒帶來兩個手榴彈到大門口,又不敢從大門拋入,乃爬在窗口,把這兩個手榴彈用力向地上一擲,他們於事畢後,便分頭逃走。他們之所以揀在早晨來襲擊的緣故,是因為這時候路上行人車輛不多,門口的巡捕稀少,擲好手榴彈後,容易逃命。不知道彈片四濺,非但傷害了我們兩位職工,同時又使行人死於非命。
於這種情勢之下,非特列名「黑單」的人有危險,就是其他職工,也覺得慄慄危殆,朝不保夕,有許多人甚至於要辭職。結果館方再加緊戒備,又於櫃檯上加裝了一道很厚的鐵柵,大家只得暫時安定下來。
編輯部的石君,原在某中學擔任教職,這一天特別早起,趕往學校上課,不料為彈片所傷,他進醫院後,醫生於洗滌腿部傷口後,認為並無大礙,豈知兩星期後,傷口果然平復,但腿部疼痛異常,甚至不能行動。再請醫生用X光照視,發覺內部有一樣極小的東西,經過了開刀手術,方始箝出一塊小紡綢,原來石君的紡綢長衫,被彈片擊穿後,有一塊小紡綢一併射入腿部,醫生只看了外表,並不知道一塊小紡綢在內部作祟,倘不及早箝出,後患真不堪設想。
於此可知漢奸們手段的毒辣和所用彈藥的猛烈了。
隔了不久,又有第二次的投彈。記得是初秋的天氣,已有一點寒意,這一天薄暮,忽然降了一陣雨。上海的黃昏,和重慶不同,很容易使天氣黑暗下來,我正站在四樓的窗口,向著對面外國公墓廣塲上凝視,見許多樹葉已開始微黃了,心中有無限蕭疏之感。在出神的當兒,又聽見幾個極大的響聲,實在因為上次的印象太悲慘了,不願再下樓探望。一小時後聽同事們說,這回偽「特工」投了三彈,不曾傷害了一個人,而他們的暴徒於擲彈後,拚命四散奔逃,反被我們矮腳巡捕追獲了一個。當時我們聽了很覺高興。
這個暴徒立刻送到工部局警務處,經過審訊後,已確實供明是滬西七十六號所指使,據說他們每次「行動」的報酬,不過幾十元,說來也真可憐。第二天,警務處還把這個暴徒送到我們的大門口,重行表演了一次。
以上都是民國廿九年的事。三十年正月,偽「中央儲備銀行」正在準備開幕,潘公弼先生寫了一篇〈中日貨幣戰〉的社論,揭發敵人的金融陰謀和偽幣窘態,漢奸們憤恨萬分,又於一月四日下午在《申報》門口人行道上放了三枚手榴彈,所幸發覺尚早,並未爆炸,當請捕房移去,據說這是恫嚇性質。此可謂為第三次投彈。
偽「中央儲備銀行」在開張前,送來一張大幅廣告,威脅恫嚇,堅要我們登載,當然報館當局堅決拒絕了。可是因為這一件事,竟把同事金華亭兄犧牲了,執筆至是,懷念亡友,無限辛酸!關於華亭之死,當於下章詳述。同時我們又被第四次投彈。在偽「行」開張的次日,漢奸們看不見大幅廣告,覺得太沒有「面子」,其實他們還要什麼面子麼?在一月六日的黃昏,又在大門外連投了三彈,只有一彈爆炸,傷了四個路人。
老實說,上面所說的四次投彈,在我個人並不覺得什麼,因為我始終留居在文化堡壘內,不願意走出去,所以危險的成分比較少。我認為最危險的,是廿九年度夏秋之間的一個定時炸彈了。
在我們編輯室的外面一間屋子裡,有一張比較大的桌子,上面放著象棋和圍棋,我們一有閒暇,便聚到這裡下棋。相隔不到五呎的地方,放著一口書櫥,內邊放著很多參考書和舊報紙。漢奸們不知用什麼方法或者在什麼時候,把一枚定時炸彈,運到編輯室中,而這一枚定時炸彈,便放在這書櫥中。假使不幸爆炸的話,我們這許多人必定死於非命,尤其是我的辦事桌子,就在隔壁的房裡,距離定時炸彈的地位,最多不過十五呎,那我個人真有間不容髮的危險。
中國有句老話是「命不該絕」,又有一句比較體面的句子是「吉人天相」,我大概是屬於「命不該絕」的一類了。這個定時炸彈,做的並不精巧,或許由敵人供給的,始終失去了時間性,所以靜靜地在書架上躺了若干時間。
有一天,我們圖書室的主任楊君看見書架上堆了這許多書,便想把它清理一下,於是叫工友把許多書都移到他的辦公室裡去。楊君在整理的時候,看見有一包並未拆開的書,便用剪刀把繩子剪開,不料在檢視之際,忽然有一根彈簧向他面上一射。楊君心知不妙,立到從辦公室中逃跑,另方面通知警務處人員來查驗。據查驗的結果,是一個定時炸彈。
偽「特工」的方法很巧妙,他們用四五本西裝書,把書的中部挖空了,恰好放入一枚定時炸彈。後來我去看過,這些書籍中有一本是威爾斯所著的《世界通史》。阿樂滿先生認為是一件大事,特地邀請美聯社記者到報館去拍一個照,送到美國去登載,但是我後來尚無法看到。
五、辛酸的回憶
從七月到十二月這六個月中,我們在驚濤駭浪中過著生活,時時受到直接威脅,上海有許多新聞記者被暗殺了,其中不少為有名人士;各國記者同樣遭逢痛苦,甚至於也要被敵偽們所謀害。血淋淋的事實,在不斷演進中,我們雖以身許國,義無反顧,但是我們有家,有妻子兒女,像這樣困處報館,半載不歸,館外槍林彈雨,館內發現定時炸彈,誰也不能保證誰能夠獲得安全。家裡的人愁腸百結,一夕數驚,而敵人又於每黎明闖入人家。任意「搜檢」,無論男婦老幼,隨時有被抓去的可能,上海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呀!我到現在身居自由祖國的重慶,猶不時想起四年前艱危的處境,每當夜半清醒,輒深深地為自己慶幸,同時又為許多留在上海的朋友擔心。
我的家這時在愁雲慘霧中,大家都沒有一絲笑容,每逢館中大門外投過一次炸彈,必轉輾秘密託人來館探視一次,看見我安全無恙,方始釋然。平時也不敢多通電話,就是說幾句,卻很知趣而是酬酢的話,好在彼此都會心罷了。每逢星期日,家裡的人來探視我一次,帶些食物,有時和妻子相對黯然,不知何時方可出此「牢籠」,從下午談到黃昏,細訴家常,說不完的凄苦滋味。於此時期內,所有家中一切瑣屑事務和子女讀書問題,都由我妻獨任其勞,我到現在還非常感激她。在這一年又半中,她著實辛苦,使我無內顧之憂,能夠完成我所應負的使命,在這裡有一提的價值。
暴風雨的來,多出於預料,有好幾次,據館中的消息,說偽「特工」對於我沒有辦法,將要到我家裡去捕人,形勢緊急,好像馬上就要發生事故,我只得叫家裡人暫時到親戚家躲藏起來,攜了一點米和簡單行李,住在一間小房間裡,住過了十天廿天,然後再回去,像這樣就有了好幾次。
正當這個時際,香港幾成為上海人物的集中地,美英的郵船一星期要開上好幾班,每一條船出發,總有許多人,秘密上船,隱姓埋名,脫離了萬惡淵藪的上海。
很感謝在香港的一般友人,如潘恩霖、唐渭濱、葉秋原諸先生來了好幾次懇切動人的信,勸我早日南行,不必以有用之身,和槍彈去奮鬥,並且他們給我保證,供給我在港費用,叫我不必再留戀在上海。更使我感慰萬分的,有一位朋友替我領了一張外交部的護照,勸我趁這個機會,到美國去一趟,至於旅費等等,他們已有一個打算。信裡的話,十分委婉動聽;而且有正當理由,讀了好幾遍,深覺於此患難之中,友情的溫暖可愛。此外浙江阮毅成、徐聖禪兩先生,亦迭次來電,叫我到永康去,盛意彌足感佩!
有了這個赴港;赴美國的問題,著實使我徬徨了好幾天,考慮後再考慮,熟思後再熟思,最後方才決定:
我應該把握住這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這是一個大時代,我應當堅守崗位。如果我離開上海,敵偽們一定以為我是被嚇走了,非常可恥;或者我去了以後,也許會影響到一部份奮鬥的同工。再進一步說,萬一我南行以後,所做的工作,不一定比現在的工作更緊張!更有意義。
相反地,香港關係方面所來的指示,卻堅決叫我留滬,而館中當局,更誠摯地挽留我,不放我走。
其實我根本不預備放棄崗位,於是乎由夏而秋而冬,我一直住在四層樓的小室中。
先父德齋公這時居住故鄉,關於我本身被「通緝」及所受威脅的事情,根本不敢在家信中提起隻字,因為引起老人的憂慮,是絕對無益的。我僅於信中的約略提及因為環境不靖,為免往返奔走起見,已移居館中。然而此時惡劣的消息,老人終於偵悉了,每次來訊,有些憂傷的辭句,時時使我哭泣,使我晝夜不安。
我父是一個史學家,他對於歷代興亡,有精闢的見解,他說,這一次中國發動神聖抗戰,必定得到最後勝利,可使民族復興,是毫無疑義的。後來故鄉淪陷了,父親特別關心時局,叫人帶口信到滬,和我約定,以甲乙丙丁等字樣,代表中美英蘇;而代表敵人的一個字,卻是亥字,大概是為害匪淺的意思。我父希望我時時用隱約詞句,報告戰事的推移,和世界大局的動態。父親感傷世事,復憂慮我的處境,加以故鄉淪陷以後,受盡了敵人的氣惱,數年以來鬱結憂傷,於民國三十一年的夏季,便棄我等而長逝了。我們弟兄並不曾能夠見到父親的一面。據家人事後見告,父親在臨終的幾天,嘗嘗慨歎,以不能見到最後勝利為恨,並且閱讀放翁「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詩句,想到父親的逝世情景,真使我終身飲恨。在最後勝利來臨的前夕,我將虔誠地寫一篇祭文,候我回故鄉後,到父親的墓上禱告,我父在天之靈,一定引為快慰的。
廿九年在館中幽閉了六個月,三十年的春天,上海的局勢,一天壞似一天,美國和英國,紛紛勸告僑民撤退,一切都顯得緊張,我們明知美日之戰,絕不能免,個人的行動,只好看情形,再相機應付,其實局勢如何轉變,誰也無法預料,當時個人出走的計劃,根本談不到。
偽「特工」壓迫的程度,視昔為甚,館中的人員,漸漸地少起來,潘公弼先生因事去港,其他重要職員,都紛紛離去,編輯部的重大責任,也推到我們幾個人身上來。艱苦支撐,必須到最後一天,我們既決定不走,自然拋不下這一副重擔。
因過分勞苦或者幽居太久關係,在七月間,我有過一塲大病,纏綿床笫,人事不省,復無法出外就醫,痛苦情形,真無可言說。經過一個多月的醫治和調養,方始復原,已在中秋節左右了。在病榻中極端想念父母,虔誠研究宗教,我嘗說,人在最痛苦時,惟有呼父母,呼蒼天,我病中卻有這種情景。我至今還不曾信奉宗教,不過因為和天主教方面太接近的關係,稍微懂得一點天主教的教義,關於怎樣使我自己得救,還需要下極大的功夫。
一年零六個月的「幽禁」,在時間上不能算長,可是也不能說太短,我蟄居斗室中,有時很會自尋樂趣,每當郵船到滬時,我可以看到美國的《生活雜誌》、《觀察雜誌》和《地理雜誌》,我躺在床上細細欣賞,好像到電影院中去看一張簇新的片子。有一天,收到美國寄來的許多新聞照片,當中有一幅是陳光甫先生和美財長摩根索合攝的一影,見光甫先生的近影,如親教益,心裡著實興奮。
我也曾很秘密地離開報館幾次,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有一回,是參加英國大使館情報處在巨潑萊斯路所開的茶會,在那兒遇到不少中外友人。三十年的春天,阿樂滿先生邀我們到跑馬總會美國商團俱樂部去喫了兩頓飯,從早晨出去,一直到薄暮歸來,遠望跑馬塲上綠草如茵,心懷都爽。還有一次,也是應英大使館之邀,在深夜到華懋飯店八層樓去觀電影,看到總裁在陪都演講的一幕。
突然走出去,不說明地點,漢奸們就是得到情報,在三小時以內,也無法對付我們,這是屢試不爽的,然而我總是小心翼翼,不輕易出門。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的黎明,敵人進佔了租界,我才離開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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