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從張資平到關永吉：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百談》

▍從《沖積期化石》到《貓城記》，從《財主底兒女們》到《子夜》，選取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剖析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自一九二二年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張資平《沖積期化石》，至一九四九年王林出版的《腹地》這段期間，共出版了新文學長篇小說三百餘部。
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反映著不斷變化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沖積期化石》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二○年代末三○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藉此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更反映出三○至四○年代不斷上升的民族及階級矛盾。《戰血》、《大上海的毀滅》、《間諜夫人》等書則忠實記錄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段戰火紛飛的時代。
本書選取新文學中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大部分，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這二十七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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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積期化石》：新文學第一部長篇小說】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浩如煙海，許多作家和作品的創作已無法得知具體的年代。但是，新文學卻非如此。「第一」往往是一個確定的概念：第一部白話詩集是胡適的《嘗試集》，第一篇白話小說是陳衡哲的《一日》，而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則是張資平的《沖積期化石》，出版時間是：1922年2月15日。
　　1918年，在日本留學的張資平有感於自己的留學生活，遂通過文學的形式將其表現出來。最初他將其定名為《他的生涯》，郭沫若認為太俗，作者便改為現名，1921年11月脫稿後寄郭沫若，郭轉交鬱達夫，鬱將其列為「創造社叢書第四種」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
　　「沖積期化石」是一個地質學名詞，原指保存於第四紀時期形成的陸相沉積物地層中的古生物遺體、遺物和它們的生活痕跡。借用張資平的自釋是：「人類死後，他們的遺骸便是沖積期的化石。」作者在扉頁題「此書為紀念而作」並以此為書名，意在借喻地質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關係，既表達自己對逝去的父親的思念之情，又刻下現實生活中具有歷史文物性質的人與事的印跡。因此，這是一部帶有很強的自傳色彩的長篇創作。小說以「我」和韋鶴鳴這兩個孩提時一起在私塾蒙學、少時同受新式教育、青年時同去日本留學的年輕朋友的成長經歷為線索，描寫了留學生鶴鳴在故國和異鄉所遭受的冷遇、歧視（愛日本女子如嫣不可得），以及中日青年在學習生活中所建立的雖短暫卻真誠的友誼，批判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裡特別是瀰漫在教育界、政治界和家庭婚姻制度中的種種腐敗行為，諷刺了外國宗教勢力及其依附者的虛偽本質，又表現了日本社會種種不平和吞噬生命的醜惡現象。
　　作品刊行後，冀野很快就在1922年3月27日《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沖積期化石〉之後》一文，雖然沒有說出什麼所以然來，但這是新文學公開發表的第一篇長篇小說評論。朱自清、茅盾、成仿吾等均從技術的層面指出小說的不足，如朱自清在同年3月26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說：「《沖積期化石》結構散漫，敘次亦無深強的印象，似不足稱佳作。」茅盾以「損」為筆名在上海《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37期發表《〈創造〉給我的印象》一文，認為：「今年春看《沖積期化石》，覺得反差些，那中間原有幾段極能動人，但是那回憶太長，結構上似乎嫌散漫些，頗有人看得嫌膩煩。」成仿吾在1927年8月25日《創造季刊》第1卷第3期致郭沫若的《通信》中也認為：「這篇小說，Composition上有大毛病，首尾的顧應，因為中間的補敘太長，力量不足。並且尾部的悲哀情調，勉強得很。作者的議論也過多，內容也散漫得很。」的確，從小說形式的層面上講，《沖積期化石》結構零亂，人物性格亦不鮮明，議論頗多且遊離主旨，難怪沈從文多年後仍認為，《沖積期化石》頭緒極亂，若不是一些感傷情緒的描寫，因體驗深刻而寫得真實可信，似乎無所可取了。
　　其實不然。
　　首先，小說的選材與描寫視域極富新意。作者以留學生為主人公，在較為廣闊的背景下展示與比較中日兩國及兩國青年或同或異的社會現狀、生活境遇、人物命運，拓寬了新文學長篇小說的表現域。其次，小說的敘述支點具有劃時代意義。表面看，張資平通過回憶主人公鶴鳴求學時期的種種往事，諷刺了社會的不平，抒發了對親人的深厚感情，但其根本在於以「人的生活為是」，以「人道人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首次在長篇小說創作領域得到了真切的落實。雖然作者的人道主義思想尚淺，但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遍的思想與事實，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的「平民文學」觀，即直面人生的勇氣和服務現實的「為人生」的「五四」精神，卻實實在在地流貫其中。再次，小說的敘述手法具有現代特徵。《沖積期化石》用倒敘、預敘、插敘、補敘等多種藝術手法表現主題，儘管不很熟練甚至有枝蔓之嫌，但它畢竟使小說在敘述結構上與傳統小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因此，《沖積期化石》雖然在思想藝術上尚顯稚嫩，但作為新文學第一部長篇小說，其開拓之績功不可沒。而後人談及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時，張資平和他的《沖積期化石》都將是一個定被提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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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城記》：老舍的轉向之作】

　　「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小說月報》因商務印書館被炸毀而停刊，《現代》便成為戰後上海唯一有影響的文學刊物。主編施蜇存約老舍寫一個長篇給他，老舍答應了下來。1932年8月1日，《貓城記》始刊於《現代》第1卷第4期，至1933年4月1日《現代》第2卷第6期刊畢。1933年8月20日，老舍的《貓城記》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初版2000冊。這是老舍的作品在商務以外的書局印行的開始。
　　小說寫「我」乘坐的飛機碎了但「我」落在了火星上。「我」被火星上的「貓人」抓住，和他們一起生活。貓人國有二萬多年的文明，但居民懶惰，不衛生，而且無知。他們把從外國進口的「迷葉」作為「國食」，人人上癮且因之萎靡不振。「我」被叫作大蠍的「迷葉」樹林的大地主雇傭做了看林人。大蠍的兒子小蠍是一個對貓人國各種各樣的矛盾有一定認識，同時對吃「迷葉」也有所懷疑的知識分子。但他說結果除了敷衍了事沒有別的辦法。群眾並不瞭解貓人國的危機，每天漫不經心地生活著。他們沒有人格，生性懼怕外國人，常常利用外國人來欺壓本國同胞。他們的大學入學第一天即畢業，教育就是校長侵吞公款和學生毆打教員的鬧劇。貓國有許多政黨都打著為民的口號，但所謂的政黨在貓國都改稱「閧」。這些叫「閧」的團體不斷鬧事。貓國領導有革命意識沒有建設知識，人民有階級意識但愚笨無知。上下糊塗，一齊糊塗，這就是貓國的致命傷。不久，外國軍隊入侵，人們爭先投降，紅繩軍的首領也精神百倍地前往投降。貓人國亡國，貓人滅絕。半年後，「我」遇到法國一架探險機光榮地回到中國。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寓言小說，小說所揭示的貓人國的生活、習俗、教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病入膏肓的情形，實際上象徵當時中國整個社會制度和國家組織的種種「病象」，由之體現出老舍對國民劣根性的深入思考。如果說《趙子曰》是老舍立足於國內從傳統與現代的角度批判國民的劣根性，《二馬》立足於國外從東西方的角度對國民的劣根性進行雙重文化的觀照，那麼，《貓城記》則是老舍拓展視野──到外星對國人進行整體的全方位的俯瞰式的思考，因而，老舍才將考察的觸角觸及到貓國的方方面面──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等領域，批判國民性中愚昧、無知、敷衍、怯懦、保守、僵化、冷漠、勾心鬥角等阻礙貓國前行的因子。這與他考辨國民性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也是他從外視角審視國民性的一種持續努力，只是此時多了他對政治時局的自我認識，多了他對歷史未來的悲觀感悟，有的見出深刻，有的露出淺顯，但它是作者埋藏以往的啟蒙主義的思想和改良主義道路的轉向之作，是老舍長篇小說由喜劇性的幽默向悲劇性幽默發展的轉向之作，也是老舍創作開始自覺地從悲劇的角度審視歷史與現實的轉向之作。
　　小說剛出版時，老舍較滿意，在《序》中認為「寫得很不錯」。梁實秋也附合說，《貓城記》「借了想像中的貓國把我們中國現代社會挖苦得痛快淋漓，而作者始終只持一種冷肅的態度。文字的優美一如以前諸作，而內容情節之穿插較以前作品進步極多。這本小說是近年來難得的佳構。」讀者姒也認為，小說寫法雖然不新奇，「但是情節卻有獨到，他藉了貓的對象，很勇敢的，憤懣於社會現狀，把和貓一樣的中國現代社會寫得是痛快淋漓，與其說是貓國，無寧說是這個社會的本來面目。」「老舍先生所以藉著『貓城』來寫他一個國民對於現社會的觀察和見解，我們可以猜想他是沒有寫人間的自由的。……老舍先生是苦惱於這社會制度的。」
　　但王淑明並不認同，他在1934年1月1日《現代》第4卷第3期發表的《貓城記》一文中指出，作者「太把貓人諷刺得有些過分了，如果這個貓城，要真是代表著一個現存的東方式的國家的話，那麼，這樣的武斷，更有些不合於事實，在那個國度裡的人民，不是沒有希望的，定命論的為一個將近滅亡的民族，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別有其新生的一面。作者這樣的論斷，有些以偏概全，以部分涵蓋全體，所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了。其實即使如作者所說貓人能造反，能搶迷林，則為死者復仇，在理亦是可以的事。」他認為貓國沒有復興的一天，「是作者由於無視客觀的現實所得的主觀見解罷了。」但是，「比這尤其歪曲著事實的，是作者在這篇作品裡一味將它塗滿了悲觀的色調，我們不知道大鷹為什麼決心自殺，和小蠍為什麼要死的理由。還有小蠍的小兒―那個被作者所企圖認為有望的青年，為什麼後來沒有下落了？是作者將他遺忘了呢？還是因為有了他，貓城就不會滅亡，而這卻是作者自己所不願意的，因而就有意的給他一個沒有下文呢？」「這是作者在本篇中所沒有解決的一個謎，而也是使我們讀者引為苦惱的地方。」他還認為：「作者在《貓城記》裡，是要刻意的諷刺一個非現實存在的國度，而所採用的，卻是象徵的手法，這樣，作者似乎以單只客觀的描寫而不夾入主觀的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暗默的體會，為比較的易收藝術上的效果。然而《貓城記》的作者，卻不時的在作品中間，按下自己的判斷，如近似判斷的一些主觀解釋。」「這樣的主觀解釋，是會有妨害於作品底客觀的藝術價值的。」「此外，在作品的後半裡，作者的特有底幽默味，似乎已漸漸的減少，而易為直觀的敘述。每一個聰明的讀者，都可以從它裡面所描寫的事，如按圖索驥似的，從現實的諸相中，來給它比附上去。」李影心也覺得，「《貓城記》的寓意並不太低，在風格上亦並不傷於表現；但那理想的人物和理想的事實支配了故事之全般的進展，內容的不調合與事項之太多的臆想，卻足為那全書的致命傷，因而，我們只能見到一些人在扮演著一出無意義的戲。」這與李長之感受相同：「說到文藝，我不承認《貓城記》是好的文藝。我覺得它是一篇通俗日報上的社論，或者更恰當一點，它不過是還算有興味的化裝講演。」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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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緣與福分：魯迅與葉永蓁的《小小十年》】

　　能與魯迅交往是一種福緣，能得到魯迅的獎掖更是一種福分。葉永蓁就是一位既有福緣又有福分的人。1929年夏，曾因投稿《奔流》與魯迅相識如今卻聽候派遣的青年軍人葉永蓁，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將自傳體長篇小說《小小十年》初稿呈送給魯迅，不料魯迅不僅為其校讀，刪改，讓他增加時代內容而不是側重寫戀愛，還親自寫序並推薦到上海春潮書局，這讓正處於苦悶彷徨期的葉永蓁喜出望外。查《魯迅日記》1929年5月3日，魯迅記：「寄還陳瑛及葉永蓁稿並覆信」。1929年7月28日，魯迅作最後校讀後，欣然寫下《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將這位年輕人的新作「極欣幸」地介紹給讀者。
　　葉永蓁（1908－1976），原名葉會西，字永蓁，筆名葉蓁，葉永蓁，浙江樂清人。1926年在溫州第十中學畢業後，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5期，畢業後入廣州燕塘之炮兵團，不到一周即隨師北伐。1927年1月入武漢軍校，7月畢業後任第一路軍連營參謀。大革命失敗後，他痛感自己受了「革命領袖」的騙後脫離軍隊，由武漢而轉居上海。《小小十年》即是他此時居上海時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寫的一部自傳體小說。1934年冬，葉永蓁深感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再次回到軍隊投入到抗戰救國的行動中。抗戰時期，他參加過台兒莊戰役，曾任第59軍炮兵團團長。抗戰勝利後升為59軍少將炮兵指揮官，後任166師少將師長。1949年去臺灣，曾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副參謀長，國民黨陸軍第54軍副軍長。1964年退役，1976年10月7日病逝於臺北。
　　《小小十年》1929年8月15日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小說分上下卷兩冊，上卷249頁，下卷續至479頁。全書寫我少年喪父，祖父認為只有讀書才能出息，說服母親讓我讀書。在學校，我看到茵茵很可愛，就對她產生好感。這時，家裡給我訂了婚，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祖父去世後，母親仍然供我上學。一天，我給茵茵寫信，茵茵也回了信。但我隨後聽說茵茵許給了趙泌，痛苦萬分。同學們都鼓動我大膽去愛，但「妻」的羈絆使我淺嘗輒止。為反抗包辦婚姻，我在革命熱潮的感召下，來到廣東，考入黃埔軍校，投身北伐革命。後來我發現自己作了「革命領袖」一年的走狗，便退出軍隊來到上海。在上海，茵茵雖經常與我通信，但表示她無力反抗現實，這使得我異常苦悶。我認識了一個叫月清的女子，其實是別人的小老婆。我於是墮落並學會了嫖娼。一天，家裡來信說母親病了，我只得回家探望。回家後才發現這是母親騙我回來結婚的計謀。我不甘這樣埋葬我的幸福，幾天後就告別了家人，再次來到上海。在上海，我與茵茵熱烈地愛戀著，但不久，茵茵悄然離去，並寫信告訴我她與趙泌暑假結婚，勸我另求幸福。我恨茵茵又原諒了她。我覺得應該結束自己的過去，為推翻這個矛盾的現社會，重上征途。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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