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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蜀水潤隆溪 ——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外籍院士張隆溪教授印象(中)
圖片來源／《世界華人週刊》
隆溪觀點：不薄今人愛古人
隆溪先生認為：「國學這個概念很模糊，錢穆先生早年說過，『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如果把『國學』定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固然是好事，但要防止把『國學』簡化為儒學。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元性是很強的。」說得實在有道理。隆溪先生還說：「對於今天的社會來說，以君臣父子這些尊卑名分的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早已失去存在的可能，但傳統文化中的審美和倫理的價值、文學和哲學思想，依然能超越時間而與現實共存，而且在今天仍然是中國人重要的精神資源。我們可以從《詩經》、《楚辭》等古典作品中汲取營養，這些作品在我們的審美經驗中都存在於此時此刻，與我們沒有隔閡。當然這祇是我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出發，更偏愛文藝些，但絕不是說古代的政治、經濟等思想不重要。」
「中國在近代以來的遭遇，使如何處理傳統和現代的關係變得特別尖銳。但其實這兩方面並非截然對立。自古至今，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包容性特別強，所謂『過鋼者易折，善柔者不敗』，所以得以綿延幾千年。陳寅恪先生舉過一個例子，中國律詩理論中四聲等音韻的確立，是南齊時沈約等人對佛經中的聲調運用而形成的。『五四』以來，西方文化也成為中國文化的養分之一。杜甫曾作詩《戲為六絕句》來總結詩歌創作的傳統，我借用兩句：『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也就是要既不否認傳統，也要注重現代，好的東西，我們都要接受。如果能採取這樣一種開放靈活的態度，那麼我們就可以樂觀地看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
關於如何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作為一名從事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者，又長期在國外生活，隆溪先生說：「以我的觀察，西方真正敵視中國、持『中國威脅論』的極端分子很少。我更關注的是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另一種誤讀，即『停滯的中華帝國』，說到中國，不是孔夫子，就是兵馬俑。包括我知道的一些漢學家們，對中國的研究凝固在古代，看中國還是出於舊有的思維模式。」
「我不太主張過分強調文化的獨特性和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事實上，偉大藝術的秘密就在於能讓全人類的聲音在個體心中產生共鳴，一個西方人不懂東方的儒釋道，他也能看懂《紅樓夢》中對人性的描寫。我曾經出過一本小冊子叫《走出文化的封閉圈》，希望我們能超越一切學科、語言、文化和傳統的局限，使視野儘量開闊。一旦跨越文化差異，我們就會發現過去不曾注意的細節，找到文化源源不斷的創造力。」
2014年7月19日，在廈門召開的“第三屆國際東西方研究論壇暨2014年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年會”上，張隆溪教授（中）發言，右為美國加州州立科技大學丁子江教授
隆溪評書：夏志清與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在訪談中，我還向隆溪先生請教了幾個附帶的文學問題。我提到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部分現代小說家作了重新評價，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超越政治立場及門戶之見，「發掘」了不少當時並未受論者注意的作家，如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李劼人、張天翼等，而這些作家卻從不為國內正統話語中的幾種中國現代文學史版本所青睞與關注，是鮮少著墨的幾位現代作家。原著英文版初刊於1961年，面世三十多年後，第三版1999年由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翻譯本自70年代分別在臺灣與香港出版後，隨即成為港臺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生案頭必備的參考書。具有滑稽意味的是，在國內與境外的文學評論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不同的評價標準與價值取向。該書的簡體中文版直到2006年，才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刊印了國內版，得以與國內讀者見面。
何以如此？隆溪先生作了精彩的評述。他認為：「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的社會體制造成的，顯然與其不符合當年大陸官方宣傳口徑有莫大的關係。夏志清先生所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確實是中國現代小說研究中一部極出色的論著。時隔半個世紀，仍舊具有極鮮明的個性特徵和極精闢的理論闡釋，尤其是在大陸這樣一個長期祗有一種聲音、一個理論的文學批評環境中，可以說是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誠如斯言，關於此書的鮮明個性，可以張愛玲為例，是夏志清一手捧紅了張愛玲，此後各種版本的文學史祗要提到港臺和大陸的「張愛玲熱」，便略不去夏志清這一筆。而夏志清之吸引我，部分原因也是其赤子之心。現代文學評論極少有這麼熱情洋溢，帶有這麼強烈的偏好。這種特點讓夏志清的評論少了許多學究氣，多了幾分人情味。一個文學批評家如果沒有偏好，就等於沒有文學審美上的趣味。
由此，我想起了在隆溪先生的文集第二卷裡讀到的一段文字，「在討論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篇文章裡，劉康批判了三位學者所代表的三種不同批評模式。他認為夏志清的著作使用形式主義模式，李歐梵使用歷史主義模式，劉再復使用人道主義模式，而這三家都自以為擺脫政治的干預，其實他們的模式下面卻又暗含了政治假定和目的。」言之鑿鑿，事實上情況確實如此，歷史的撰寫很難擺脫政治的干預。如果能擺脫這種干預，堪稱真正的史書。
毋庸置疑，夏志清是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和權威。英文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作者以其融貫中西的學識，寬廣深邃的批評視野，探討中國新文學小說創作的發展路向，尤其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發掘並論證了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使此書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之窗，影響深遠。
關於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推崇的錢鍾書，我知道曾是張隆溪的「私塾」先生。於是便特地請教嫡傳經歷。隆溪先生說道：「在做學問方面，我受到錢鍾書的很大影響。也許本來我是自學的，沒有分科分系的約束，因而興趣非常廣，我想這也許是我很喜歡錢先生文章的原因，因為錢先生寫的東西是包羅萬象的，他的《管錐編》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從語言學、文學、哲學、歷史、經學，甚至科學等各個方面都講到了。在做學問的方法方面，我也受到他的影響。譬如他給我寫的第一封信裡面，說要敢於獨立思考，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縛，要兼採眾家之長。這對我來說，在後來的工作和學習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另外呢，就是他在《談藝錄》序言裡有一句話，說是『東海西海，名理本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說的是無論東西南北，在學術思想上都有可以互相融會貫通的地方，不能夠截然地分成什麼南派北派，東方西方。」聆聽隆溪先生如是說，我感悟到了夏志清何以要在小說史中極力推崇錢鍾書的原因。錢鍾書先生海納百川，穿越古今，貫通中西的學術視野，就是因果關係。
隆溪治學：從修身走向立言
張隆溪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道與邏各斯》，因為曾獲得列文森書獎之榮譽獎，又譯成中文出版，所以國內學人知道得比較多。書中針對傳統的萊布尼茲和黑格爾式的把非拚音文字漢語視為不同於西方語言之語言的觀點而發，也針對當代對黑格爾偏見的批判以此為前提而發。張隆溪認為：「當代批判的錯誤前提清楚地表現在德里達對西方哲學傳統及其在語言問題上的種族優越和語音中心觀點的解構主義批判中。」德里達把這種語言觀視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見並名之曰「邏各斯中心主義」，形而上學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又表現為語音中心主義。按照德里達的說法，西方拼音文字作為對生動聲音的完整複製，鐫刻著一種邏各斯中心的偏見，這種偏見賦予言說以高於文字的特權，把邏各斯的真理視為「聲音和意義在語音中的清澈統一。」
德里達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是純粹的西方現象，僅僅祗與西方思想相關聯；而張隆溪顯然傾向於《論文字學》英文譯者斯皮瓦克（G.C.Spivak）在譯者前言中的意見，認為那幾乎是「一種相反的種族優越論」。這即是說，張隆溪既反對黑格爾和萊布尼茲等人的傳統的歐洲偏見論，同時認為如今反對黑格爾和萊布尼茲歐洲偏見論的德里達式的當代批判仍是歐洲偏見論，是一種新形式的歐洲偏見論而反對之。
張隆溪反對歐洲偏見論無疑是對的，也是比較有力的。於是，他要「回答黑格爾的挑戰和處理所謂東西方之間沒有可比性的說法」，於是，他要思考「一個更為基本但必然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否邏各斯中心主義僅僅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外在徵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學是否確實不同於東方的形而上學？它會不會是一切思想賴以構建和工作的方式？」處理所謂東西方之間沒有可比性的說法，尋找「一切思想賴以構建和工作的方式」，即尋找東西方之間的共性。這裡衍生出一個方法論問題，有必要予以澄清。從比較文學、比較詩學和比較哲學的學理看問題，不同文化間概念的溝通很重要，亦即不同文化間共性的追尋很重要，但差異性的探索對把握不同文明的真諦，瞭解它們之間的異同似乎更重要；從差異出發，也更有利於找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共性。貫通是差異研究的結果，而不是前提。這樣找到的共性才更扎實，更站得住腳。
除了上述這一本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術專著之外，後來張隆溪另有三部英文著作出版。其中2005年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的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諷寓解釋：論東西方經典的解讀》），討論東西方經典的解釋和注疏傳統，在隆溪自己看來頗重要。此書已譯成日文，2015年可望在日本出版，另有阿拉伯文譯本，也很快將進入翻譯過程。據他告訴筆者，2015年初還有一部新書出版，書名暫時不向外界透露，我們期待著新作的問世。